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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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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同意陈先生建议的前一部分，不同意他的后一部分。这样，这个案子就只有待第三次大会
作最后的解决了。
这项争论成为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题。大会于六月中旬举行，共有十七位有表决权
的代表出席③，代表党员约四百余人。大会开幕后，首先由陈独秀先生作报告。他的报告内
容，是中共中央一年来工作的经过和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他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
后的种种情祝，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
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
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
在讨论陈独秀先生这个报告的时候，激烈的辩论便正式展开了。我在上面所述的具体的
分歧点都一一被提出来了。支持陈独秀先生发言的主要是瞿秋白，他不承认中国有显明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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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化，他认为反帝反封建都是全民性质的，无产阶级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陈、瞿当时这
种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论调，引起了不少代表们的不满。
我和蔡和森、毛泽东是反对陈、瞿这种论调的主要发言者。我的发言是概括性的。我说
明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虽不多，但精干而有团结，必
将成为国民革命申的主要力量。我强调中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职工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
独立运动，中共在现阶段中虽以国民革命为其奋斗的主要目标，但不能因此使工人阶级及其
政党—中共—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蔡和森的发言是陈述中共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
由的重要性。他引证共产国际已有的决议，不能因加入国民党，就牺牲这些原则性的立场。
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
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上述这些争论之点，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
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
中共第一个著名的农民运动者彭湃，于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就在广东的海陆丰成立了第一个农
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他的工作已收到相当的成效。但海陆丰那时正在陈炯明的统治之
下，一切消息不易外传，他的工作也未引起重视。陈独秀先生和中共广东区区委虽曾鼓励彭
湃这种活动，但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未提到这项农民运动，而且还慨叹农民人
数虽多，但太落后了，一时不易发动起来。
毛泽东当时对于彭湃的这种活动也是毫无所知的。但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
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
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
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
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毛泽
东这种思想，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旁门左道，此地暂不论及。但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
是不能抹杀的。
这个辩论继续近一个星期，马林终于亲自出马参加辩论了。他向大会发言，表示支持陈
独秀先生的报告，强调他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
原有主张。他指责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他素来瞧
不起农民，对农民问题更是只字不提。他最后用威吓式的口吻说：陈先生的报告是否获得通
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
当时陈先生和我都曾企图经过协商以获得谅解，但这些努力终告失败。最后在结束这一
辩论时，即以我提出的一个修正案交付表决。这个修正案是就未获得谅解的部分而提出的，
其内容大致是：一、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福须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并在工人中发展中
共的组织；二、中共在职工运动中须与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和工会中的国民党员，密切合作。
但工人中的中共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三、工人运动既是中共
所领导的独立运动，中共虽不能阻碍国民党在工人中的活动和工人加入国民党，但不应采取
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这个修正案付表决的结果。是八票对八票，于是担任主席的陈独秀的一票，起了决定的
作用，换句话说我的修正案被一票的多数所否决而宣告失败了。这个修正案的被否决，等于
通过陈独秀先生的提案：中共应在工农群众中（尤其是农民为最），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
响。当时，我们这些反对者认为，在农民中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还是无关宏旨的，因为
中共在农民中尚无实力存在，至于在工人中无限制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就等于放弃
了中共的主要阵地，这也等于取消了中共的独立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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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的主张终于胜利了，但他也知道这主要还是得于陈独秀先生的支持，而且也觉得这
种胜利是不够稳定的。他加强压力，大肆宣传我反对陈独秀先生的领导，违反共产国际的训
令和破坏党内的团结，应当予以严重的惩戒。
同时按照共产国际的成规，持反对意见的人须向大会表明态度。我们这些反对者表示出
来的态度，却不是完全一致的。首先，支持我修正案的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
多数的决定。继之而起的蔡和森则仅沉重的说了一句话：“服从多数的决定”。我则向大会发
表一个声明，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见。由于反对者所表示的态度程度不
同，以及我强调保留原有意见，使一切攻击都集于我的一身。马林声言，我的保留意见意味
着我仍将发表反对言论，将会引起党内纠纷，非予以制裁不可。
这时候，一位来自哈尔滨代表东三省中共组织的代表陈为人起而发言。他声称他投票赞
成陈独秀的原提案，是表示对陈所领导的中央的信任，但并不赞成因加入国民党政策而牺牲
中共独立的观点，也不相信陈先生会这样做。他诚恳的号召党的团结，要求陈尊重反对者的
意见，他特别说到我不特不应当受处罚，而且此后仍应负责领导工作。这位一直没有卷入争
辩游涡的陈为人发言态度非常诚恳，当即转变了会场的空气，使陈独秀先生觉得须适可而止。
这样，马林的高压政策便无法施展了。
中共内部第一次意见分歧的大风浪过去之后，大会旋即恢复了平静，继续讨论其他的问
题。值得特别说到的是陈独秀先生还提出一个党团问题的提案，主张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内
工作者都应组织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
响。陈先生提出这个决议文的原意，似是要表示一下他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安慰一下我们
这些反对者。其实代表们受着这场争论的震动，心情都有些不安，因而大会气氛也有些无精
打彩，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也就一致通过了。但后来它却成为国共纠纷的一个主题。
最后大会所通过的宣言，系表示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之领袖地位，并希望社会上的
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来。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各项革命工作都是国民党工作的一
部分”，这些马林所说过的很响亮的话，在宣言里并没有提到，这也是顾到党内的团结的结
果。
中共中央改选的结果，我以落选的方式被排出了中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
东、瞿秋白五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陈仍任书记，蔡仍任宣传，毛泽东则接替我任组织部长。
后来中共的记载多宣告我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或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被第三次
代表大会开除了中央委员，这些记载多不免有些似是而非④。我自信我上面所述是合乎当时
真相的。现在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尚在人间者，除我以外，似只剩下毛泽东一人，如果他
愿意保持历史的真相，他当不会否认我在上面所说的话。
在中共历史的发展上，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西湖会议不过决定中共少数
人加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才进而采取在国民党内实现国共全面合作的政策。因此，共
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历史家们往往着重描述这次大会的重要性，企图多方面证明共产国际领
导的正确。其实，这个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论从那个角度上看，都不能说是恰当的。在推
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虽然因这一政策的执行获致可观的成就；但不能证明如果国共合作
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至于国共混合终于招致了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
使中国陷于内乱和外侮交相煎迫之中，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共两党，都陷
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
后来，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国际还以“天子圣明”的态度，强调这加入国
民党政策的正确；并诬指一切错误都出于中共执行之不当。许多记载往往说共产国际主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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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采取加入国民党，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政策，是绝对正
确的。只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在执行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时，放弃了领导权的夺取，
才使中国革命归于失败。同时也批评我初期反对这政策的主张，是不愿去争夺国民革命的领
导权，犯了左倾的错误。其实，当时所讨论的，是中共应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
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在这里，恕我要批评瞿秋白几句，他有点舞文弄墨的积习，在那次大会中他极力为马林
的主张找理论根据，因而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
瞿氏这种议论发展下去，可能比马林还要右倾，即是说中共根本无存在的基础。可是他在后
来继陈独秀而领导中共时，再也不提他过去有过的主张，断章取义的说他人都错了，都是机
会主义，只有他自己正确，即是他主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其实“国民革
命”和“国民党”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两个政党（例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
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
先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
说不通的。怪不得当时汪精卫就曾说过，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指导，事实上是很
混乱的。首先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些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只知“国民革
命的重要”和“革命势力必须集中”这两个空泛的原则，不顾国共两党的实情，硬要将它们
混合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还强调中共的独立性，但后来似受着
越飞、马林等人的影响，它的四月训令显然改变了方向，认为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是
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独立性却成为次要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的四月训令是中共趋向右
倾的起点。
马林个人的见解比共产国际的训令还要右些。他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人身
份，在广州长住下来，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之实施。
可是他不够幸运，，遇着了重要的障碍。国民党方面对他的主张似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最感
兴趣的，只是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点，
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当前的急务。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
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国民党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马林的主张虽大体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但却从未实现过。在我看来，即使实现了，
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国民党一般老党员多具有门户之见，他们对党内的后起者也往往抱有轻
视的观念，即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完全放弃原有的共产色彩，循规蹈矩的为国民党工作，
也不免要被视为是身家不清白的异端，那里会允许他们在国民党内自由活动？而且一般共产
党员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还是原具有国民党籍而转加入中共的。当他们过去在国
民党时，多对国民党的成规表示不满，现在这些中共党员又都加入到国民党去，那里会做安
分守己的“小媳妇”？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说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观的幻想。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主要政
策的正确性。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
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
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共
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
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
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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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
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
味着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们的主张被搁置
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
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
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
与权势。如果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形成正常的多党的民主制度，这样，也许中国的现代史
就会换一种写法了。
① 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一一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三年第二版。
② 例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就曾指出：“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
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③ 到会代表人数也许不只十七人，但有表决权者，我确实记得只有十七人。
④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九页及第十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初版）和胡华
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四十五页，都有这类似是而非的记载。
第三章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关系的争论，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组织。也许国共两党混
合为一这种办法的漏洞太多了，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它一直是争论不清的焦点。中共中
央的负责人员和我自己于第三次大会后，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由广州赶来了。于是
在我们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纠纷，又在上海展开。
当时我们党内很重视友谊和团结。领导人之间虽有过严重的争论，但既不愿使艰难缔造
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
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
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
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
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用意无非是针对中共党内一团和气
的气氛，防止中共中央对我有所让步。
可是，马林很快的就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离去，似乎因为他掀起了中共党内
的大风波，共产国际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调他回去；后来并解除他原任的职务。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显然并未为共产国际所接受。从此，他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也
再没有见过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第三次代表大会时，
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可是到了上海，情
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
示怀疑和责难。不少的党员批评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硬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
而且指斥马林胡闹，并且发出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他的呼声。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
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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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
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
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
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闲居了一个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参加中共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清闲。我对
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在第三次大会上有过保留自己意见的声明，因为我对自己主张的正
确有强烈的自信，不愿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积极赞成的表示。同时我也遵守服从多数
的诺言，不继续表示反对的意见；这就只有沉默了。虽然那时传说纷纭，说我反对共产国际，
反对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辩。我不愿让我与中共中央间的关系恶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马林的主张能够始终贯彻，我在等待陈独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转变。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来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马林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陈独秀
先生一直不赞成马林那种排斥反对者的态度，而且他也受着党内反对意见的压力，在逐渐改
变原有的主张。他还说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党内团结问题为虑，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项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这样就是证明我和中央之间并无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
示，我愿意服从中央的决定，无论分派我那一项工作，我都会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见，
遇有适当时机，再行提出讨论。
由于我和蔡和森谈话的结果，不几天我被邀参加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陈独秀先生以亲
切的态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从速建立起一个全国铁路
总工会。我接受这个指派。这样，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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