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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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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摘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由土耳其回国。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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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曾会见托洛斯基，请示机宜，回国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
由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并指控说：材料证明，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
代表来往较少，与瞿秋白来往独多，这些指摘，弄得秋白面红耳赤，无法答辩。参加会议的
季诺桑诺娃和米夫，都在简单发言中将自己的责任轻轻推开了，更使秋白感觉很窘。
我看到这种情形，曾为秋白抱不平。我替他辩护：瞿秋白同志，毫无疑问是忠实拥护共
产国际路线的人。因为他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脑，所以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情也多。托派小
组织没有揭发以前，谁能断定某些学生是托派，某些学生不是托派。所以，不能因他与这些
学生来往独多，而受到指摘。我的辩护虽使秋白松了一口气，但对他究无多大帮助。会议没
有甚么结论便散会了；瞿秋白从此便成为应负中大托派事件主要责任的人物。
中大清党事件，米夫得到完全胜利，清党委员会认为米夫与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是正确的。
所谓“二十八宿”正式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一部分学生被当作托派清除了，其他曾反
对这支部局的学生，都被认为有嫌疑的分子；如我的太太在清党中的结论是要她将来回国后
从工作中证明她的忠忱，并曾罚她到工厂中去工作了一个时期，以资考察，这种对我太太的
结论，无异是对我处罚的象征。瞿秋白的太太杨之华和其他多数学生，也得到和我太太类似
的批评和处罚。
在柏金斯基办公室会议之后几天，米夫曾约请我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四人（王若飞
那时已不参加代表团工作，并在列宁学院经过了清党的考验），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
以从未有过的骄傲神态，扳起面孔向我们宣读一件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这
个简单的决议文大致是：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采取助长学生间的纷争与妨
碍中大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进行，是一种恶劣的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曾助长托派小组织
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活动，从未改悔。其
中少数人如张国焘，犯有同等的错误；直到后期，才未积极参加，但亦从未反对过这种分裂
活动。
我和瞿秋白心中都很明白，这是上次在柏金斯基办公室内举行秘密会议，在我和瞿秋白
等当事人退席后，共产国际的少数巨头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所作出的谴责决议，米夫
只是受委托向我们宣布而已。这个会议，当无改变这个决议的可能，争论也是无益的。可是
邓中夏和余飞并不知道经过的内情，因而邓中夏立即起而抗议，声言他反对这一决议，将向
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控诉。余飞几乎急得要哭了，声言他在留住莫斯科将近两年的时间内，
牺牲了他的学习，主要是从事中国学生的考察工作，并曾将考察所得，一一告诉中大支部局，
这于清党有很大补益，但结果反得到一个从事分裂活动的罪名，心实不服。
米夫曾以教训的口吻向余飞说：“余飞同志，你是一位年轻的工人，本应当专心学习，而
不应当去做自己不应当做的事。现在你们向上级控诉，也是无益的。”瞿秋白听了这些话，以
懊丧的神情说：“算了吧！我看这个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了，我们就无言的接受好了！”我看瞿
秋白那种神情，也只有默默的向他点点头。邓余两人望望秋白和我，似已无话可说。因而在
秋白向米夫用俄语说了一句表示接受的话之后，会议就算结束了。
这个谴责决议案，无异是对中央代表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清党。这对中共代表们的打击
是非常严重的。实质却是俄共党内米夫的官僚主义对天真的中共代表团的一种压制行为。这
个谴责决议案，也等于是米夫的凯旋之歌。从此，米夫便可以为所欲为，中共代表团则只有
销声匿迹，丧失了它的发言地位。
米夫乘胜直追，企图夺取中共的整个领导。他于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
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陆续将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的大部分人，派回
中共中央工作。那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李立三的领导，已有不满。米夫就准备将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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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
瞿秋白、邓中夏和余飞等，都在纷纷请求回国。共产国际对于他们的请求，似无理由拒
绝，因而他们也陆续获准回国了。在他们回国之前，余飞这个小伙子，曾这样向我表示：“现
在斗争的战场，移到国内去了。在莫斯科我们斗不过米夫，到了中国，看他还有甚么更大的
本领。担任东方部长的枯西宁，似也知道一些中共代表的愤慨心情，曾在瞿秋白离莫斯科之
前，特别加以抚慰；他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以后，必然与共产国
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密切合作。瞿秋白那时似乎只想迅速的离开莫斯科这个苦海，再也无意表
示甚么意见。只有我则仍留在莫斯科。据说，共产国际的首脑们，认为我还是不满共产国际
的，有点不放心我回国去。因此我只好泰然自若的继续住下去，也不作回国的请求。
我曾到黑海之滨的雅尔达去作夏季休假，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所应做的工作，我都
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当我在八月间回莫斯科之后，发觉情形有变动的迹象。米夫到中国以后，
似曾遇到李立三的反抗。他所带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似也因为是一批新手，在国内的地
下工作中，并不能有所表现。这些情形，米夫曾去函告他在莫斯科的党徒。因而他的这些党
徒，对我的态度便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前他们是不理我妥不敢和我来往，这时他们却特别对
我表示好感。共产国际的行政机构，也对我客气起来了。他们要我从新领取共产国际的薪金，
即使我还在列宁学院念书，也照常将薪金发给我；并且发给我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
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的要人和外国驻俄大使，才能享受这种
权利。
我仍旧在图书馆中埋头学习，非接到共产国际正式约请，也不轻易到它办公大楼去。有
一位米夫手下的“二十八宿”之一，终于向我说出一些实际的经过。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似乎很多。他告诉我，他曾看过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议案。
他向我说到，在清党中关于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很多；可是关于我的却很少。那位供出我
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人，并不能说出是甚么时候和甚么文件，也只说我的反应“很好”两字，
此外并无托派分子说到我与他们有甚么秘密联系。我平素与一般学生谈话，与我公开所表示
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清党委员会认为我与托派有关的供词并不足信。而且认为我并无所谓
两面派的作风，因此，那个谴责案特别表明，我的情节较轻。他认为这样将我与瞿秋白等分
别开来的谴责，隐含重大的意义在其中。现在共产国际除认为我仍有不满共产国际的想法外，
已无别的误会。
他继续告诉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结鲍罗庭反对米夫，在中大进行派
系活动，又主张联络富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应反对富农的决议相对抗。
在清党中，许多材料证明瞿秋白公开的表示和私下向学生们所说的话有许多出入之处。
因此共产国际怀疑他故意放走刘仁静。再则，从旁的材料中，也发现瞿秋白曾与德国一个右
倾领袖有三小时以上的密谈，在这次密谈中，瞿更表示了反共产国际的意向。因此遣责案将
主要责任归之于他，他也许还蒙在鼓里，其实，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知道的。
我听了他这些话，有点毛骨悚然。似乎任何外国共产党代表，都在被监视之中。他又告
诉我：米夫到中国以后，发现李立三并不是执行国际路线，而且排斥莫斯科派回去的“布尔
什维克分子”。
米夫信中也认为有些同学在中大表现得很好，但对中国的实际工作，究缺少经验。他们
须与过去有工作经验的一部分好同志相结合，才能建立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他并说到我如
果能积极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将来共产国际是会派我回国去的。
我听了他的这些内幕消息，更证实了我一向的想法，米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玩弄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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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认为目前主要的对手是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了和他们对杭，想暂时联络我，以收个别
击破之效。我仍采取不理会这些事情的态度，照常在图书馆阅读资本论。
这一切一切，就是中共代表团和米夫之间斗争的一个大概经过。米夫在中国表演了一番
之后，似已登峰造极。据说几年以后米夫也就失势了。后来斯大林也用他所用过的手腕，将
他清算掉了。
①拉狄克曾著《中国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文本系克仁译，上海新宇宙书店一九二九年版），对于中国
社会结构，有较详细的分析，可以参阅。
②详见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们谈话》，载《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泽，第四十四页至第七
十六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亦称二十八宿），是那时在中山大学支持米夫领导的二十八个中国学生，
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样等。
第三章 斯大林与立三路线
斯大林的独裁权力目渐膨胀的结果，共产国际完全变成了他的御用机构；这在共产国际
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及其后尤为显明。共产国际初期的理想主义是褪色了，它为苏俄的需要所
左右，它对中共的领导，更是随着莫斯科的政治气候而摇摆不定。我前面所说过的罗明那滋
与鲁易门，在中国的蛮干行为，和米夫顽强的控制中大和中共的手段，都不是个别的偶然例
子；而是斯大林主义的构成部分，甚至后来的立三路线虽为斯大林所反对，但事实上也是由
斯大林的蛮干作风所诱发起来的。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揭幕；主要议
程是：（一）世界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二）殖民地问题；（三）共产国际的党纲等。大会
的公开主持人是被斥为右派的布哈林，他担任第一项议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共产国际的党
纲草案，东方部长枯西宁则为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人。斯大林从未出席这大会，但却在幕后操
纵一切。
我是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之一。在中共第六次大会闭幕后，我搬到
莫斯科市内一个代表招待所居住。中大等校的中国学生川流不息的来访问我们这些代表，彼
此异地相逢，特别亲切，其中有些还是我的患难之交。我的住房里挤住了八个人，谈话虽不
方便，但他们仍设法告诉我一些莫斯科的真实情况。
曾有朋友说，现在的莫斯科已今非昔比了，斯大林支配一切，任何人发言如果与他的话
稍有抵触就是异端。也有人说现在共产国际主要是反右倾，布哈林被视为右派，已经失势了。
外间传说我是布哈林所支持过的，因而也是布哈林的右派。甚至有朋友要求我在这次大会中，
不要表示任何意见，以免惹是生非。
这些留俄学生认为托洛斯基色彩万万不能沾染。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的十
周年纪念日，托派曾在莫斯科散发反俄共中央领导的传单，曾被俄共中央判定为反革命的行
为。从此，托派再也不是党内的一个派系，而是反革命的集团。托洛斯基本人被放逐到西伯
利亚去了，因托派嫌疑被捕的人为数甚多。他们曾以中国问题来攻击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
导的错误，如果现在有人再认为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领导有关，那就
难免有托派的嫌疑。
另一位熟悉德共情况的中国同志向我说到共产国际在欧洲的活动是失败了，德共所受共
产国际之蹂躏情况，不下于中共所受到的。德共由李布克拉西组织起来的“斯巴达团”那些
老党员，都受到排斥，现在德共书记泰尔曼，领导能力不足，惟斯大林之命是听；曾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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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广州暴动的鲁易门是他的唯一灵魂，也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的打手。鲁易门虽为德共老
同志们所瞧不起，但在这次大会上，他要起重大作用。因此，我的这位朋友认为我是鲁易门
的对头，要我小心防备他的袭击。
朋友们这些话，一引起了我的诧异。我怀疑人们在表面上都拥护斯大林的领导，而暗中
却有许多不满，难道共产国际真的变质了吗？这些窃窃私议之由来，是独裁制度的结果，还
是私议者的偏见呢？当我在大会中体验了几天之后，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话，并非无的放矢，
而是现实的写照。我的同志们向我忠告，出自于不计利害的友谊情感，在我个人来说弥足珍
贵！
我经常出席大会，耐心听取经过翻译的冗长的报告和发言。如果遇着有重要人物发表演
说，会场就挤得满满的，否则，出席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多数代表往往离开议席，在会场
周围的宽大走廊或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踱来踱去，东一堆西一堆的，细语聊天，或者放言
高论；有时，我也间或厕身其间。
大会情况的不健全，实是我所少见的，会场内外的气氛迥然不同，除大会在正式举行外
参会场外尚有许多小会在进行。而那些小会，因为有斯大林的势力作怪；比正式大会还重要
得多。大会内布哈林以俄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发表动人的言论，受着会众的欢呼，但会场外则
以罗明那滋和鲁易门两人为主角，他们一个是俄共代表，一个德共代，表，顶着斯大林的招
牌，作打击布哈林的活动。
布哈林代表俄共一致的意见，向大会宣称世界革命已进入了第三时期。所谓第三时期，
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有一个革命高潮时期，被称为第一时期；由于西欧各国革命运动
的失败和西欧各国经济的复苏，又有第二时期的说祛，这是以国际资本主义的统治获得暂时
稳定为其特征的；现在这个稳定时期业经过去，开始了第三时期。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
总危机时期。这种国际形势的估计，显然是共产国际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其实所谓资本主义发生总危机，资本主义各国矛盾加深，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和苏联在国
际间的地位更形重要等等说法，都不免言过其实。但这是斯大林脑海中的幻影，而且斯大林
由这些想像出发，拖着共产国际和俄共急剧的向左转，这是以后几年共产国际和俄共许多史
实可以证明的。当时布哈林似不完全同意这种夸张的说法，可是他为了尊重斯大林和俄共多
数的意见，也就这样报告出来，平心而论，他不应该再受到挑剔，可是，他还是未能免于被
清算的命运。
所谓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斯大林所耽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国
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也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
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布哈林除赞成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进攻，严
加戒备外，也曾主张应当由苏联主动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斯大林却不重视这种见解，认
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他除了在苏俄施展他的铁腕以外，并在国际上加紧反对各国的社
会民主党，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和“社会法西斯蒂”；在各国共产党内，更疯狂的反右倾。
这就抹杀了各国的实际情况，似只有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个真实的共产主
意者。
布哈林虽从未公开表示过他与斯大林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而且大体上还是迁就斯大林
的。但罗明那滋与鲁易门对布哈林的攻击，却是有增无已，他们向代表们游说，指摘布哈林
的某些话某些行动是右倾的，甚至赤裸裸的说，反右倾就要反布哈林。他们在代表中制造分
裂，在那里甄别那一个是忠实的同志，那一个是布哈林派。他们强调斯大林的权力高于一切，
任何不尊重斯大林的都是罪恶。他们这些活动简直是非法的和破坏性质的，也是远离共产主
义的权力崇拜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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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罗明那滋和鲁易门在中国一些胡作胡为的事实，因而对斯大林也有不满之感。我
觉得这两个宝贝居然是拥护斯大林的健将，足见斯大林手下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人物，我讨厌
斯大林的玩弄权力，为所欲为。我惋惜权力主义将毁灭一切，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
主义者的道德，以及党内民主的原则均遭受蹂躏。
然而，我明白我并无回天之力，而且我很易于受到攻击，我只有采取消极的防御态度。
在大会举行的头几天，我曾用这种态度挡住了鲁易门对我的挑衅。鲁易门将我看作是中国的
布哈林，曾找我作过一次试探性的谈话，他说了一些惋惜在中国没有机会和我见面的客气话
之后，便问我是否愿意与瞿秋白合作，共同去反右倾，我回答他，我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
党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暂时不能表示什么意见，至于中共内部问题，已由中共六次大会解
决，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我是拥护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的，如果有人反对这个决议，
那我可能给他一个反击。不过我不挑战，只是应战，鲁易门明白了我的意思，也就没有在大
会上发言攻击我。
罗明那滋和鲁易门的活动是令人侧目的，其他的代表们，包括其他的俄共代表在内，大
都持稳重态度，所有发言，多系就事论事，不去播弄是非。曾有一位我不认识的某国代表笑
着向我说：这两个宝贝，是斯大林的打手，专门制造纠纷。也许是由于这两个宝贝的活动太
离谱了，后来他们先后都为斯大林所唾弃。
这次大会的决议是根据第三时期这个根本看法而制订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造成
的灾害，不亚于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在中国，这在德国问题上，尤为显明。当时德共书记泰尔
曼曾出席中共代表团的会议，发表一篇冗长的演说，企图说明共产国际和德共政治路线的正
确，他曾指出德国是资本主义统治矛盾的焦点，德国内部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剧烈冲突，
在国际关系上，又有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多种矛盾；因而认为德国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
条件，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障碍眷革命的发展，如果德共起来积极反社会民主党和党内对社
会民主党的妥协倾向，德国革命将很快的获得胜利。
我曾向泰尔曼提出质问，表示他并未明白指出德共的势力究竟已壮大到什么程度，也瞬
有证明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权被推翻，就等于德共的胜利。泰尔曼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详
细置答，却以惊奇的眼光盯着我，也许他觉得我与布哈林的见解如出一辙。
其实，事先我并没有与布哈林交换过有关德国问题的意见，我的这些疑问，只是根据我
的直觉。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泰尔曼的看法是错了，德共反社会法西斯蒂的政策，无异替希
特勒铺平了统治德国的道路。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反共反苏联的政策，这些显然是共产国
际六次大会政策失败的明证。后来，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不得不改采人民阵
线反法西斯蒂的策略，也无异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的悼歌。
瞿秋白不满意布哈林对他的盲动主义的批评，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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