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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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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人。代表以来自广东、香港两地的占多数；其中比较出色的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
黄焕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邓中夏，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香港海员工会正
副会长陈炳生和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会长朱宝廷，京奉铁路工会会长邓培，京汉铁路工会
代表史文彬等。从党派关系来说，以国民党人占多数，共产党人次之，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
二人参加。那天，我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报告召集大会的经过
以后，即提议推举主席团主持会议。大会推举黄焕廷、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英伯等五
人为主席团③，由于广东与外省言语的隔阂，能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谭平山始终执行着主席
的职务。谭的成名，便是从这次的表现开始的。
全国劳动大会假广东机器总会举行。
那时广东机器总会对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虽表示赞助，但未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于
是劳动大会的领导权便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谭平山以主席的身份公开主持大会的进行，更是
大出风头。我则为避免刺激国民党工运人物的情绪，退居幕后，但大会的种种决议多半是由
我拟定的。
一般说来，劳动大会的进行相当顺利，成绩也很显著。大会通过了中共党员所提议的“打
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政治口号，作为工人参加民主革命的基本方针。对于工人切身
利益方面，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要求劳动立法以保障劳工利益”等
案。此外，又通过了“工会组织方案”，反对“行会”，“帮会”原有陋习对工人组织的影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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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工人应按照工厂和企业，全体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形成全国产业性质和职业性质的工会。
同时，每一省区和重要城市的各种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各省和重要城市的总工会；再由全
国性质的各业总工会和各地区的总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总工会。
这次大会认为全国工会组织还不算普遍，组织全国总工会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决定在
全国总工会没有组成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为全国各地工会的总通讯处；并负
责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这一决议标志着中共在全国工运中开始获得了领导地位。
在劳动大会以外，各地工会代表的活动也非常积极。当时广州市国民党组织及其所领导
的民众团体，对于劳动大会的举行极表欢迎，纷纷举行联欢大会。
劳动大会曾邀请孙中山先生往会讲演，但他婉词谢绝了。在大会将告结束之际，我曾率
领外省工会代表，到观音山总统府去谒见他。他听了我们关于大会进行情形的报告后，除表
示欣慰外，只说大会的成绩很好，希望能切实执行决议等。我从他的神情上观察，似有重要
的事情急待处理；果然，第二天（五月六日）他就到韶关去处理军事问题了。
香港海员工会经过上次罢工的锻炼，虽同系国民党所领导，与广东机器总会比较起来却
大不相同。它显得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急途的年青工会。它的代表也与各地工会的代表相处得
很融洽。香港其他的工会代表也很少像广州工会代表那种老爷的派头。他们以海员工会为首，
联合邀请外省各工会代表，到香港去与各工会举行联欢。大会闭幕后，我和各省的代表约三
十余人到了香港。
首先我们参加了海员工会所举行的盛大的欢迎筵会，香港各工团代表出席者在五百人以
上，会场内外扎着鲜花缤纷的彩牌，在一片爆竹声后，各工会代表相继向我们致欢迎词。我
们也相继发表答谢的演说。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员的苏兆征那时担任海员工会的总务主
任，表现得十分活跃，招待我们尤其周到。此后，各工团联合举行的欢宴大会，情况也同样
热烈。
在这些联欢会中，“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高唱入云，事实上也大大增加了香港
工人与国内工人的联系。前此，各工会多半受到国民党的影响，中共在香港工人中那时连一
个党员也没有，就由这次我们访问香港开始，中共的影响初步到达了香港和海外。后来，海
员工会也逐渐转到了共产党手中；所以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始终能由共产党人主
持。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按预定计划结束了。另一个中共所领导的会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开始（大约是五月五日马克思的生辰那天开幕的）。这年四月廿六日
上演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到五月三日，奉军在西路战败，退往关外，直系获得了胜利。为了
应付北京政局的变化，我和各工会代表在香港只盘桓了三天，即分别逗行返港。陈独秀先生
则仍留在广州，指导青年团大会的工作。
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也是中共的预备队。
中共的方针是不愿青年团成为与它分庭抗礼的第二党，要求它能完全遵照中共的领导来进行
工作。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即采取过一些步骤，调整青年团的工作，淘汰一些不稳定的
分子；形成了各地区的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定名为干事会。各主要地区的青年团干事会（如
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于一九二二年初还创办了青年刊物。一九二二年三月间，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干事会为了对杭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于四月四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
第十一届世界大会这件事，发动北京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宣言。后来，这个
同盟又扩大成为反宗教大同盟，分支组织遍于全国各地。在这一反宗教运动中，各地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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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曾发生一些开除学生的事件，这就给予青年团学生鼓动的机会，更使这一运动趋于激昂。
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已有了十七个单位。即北京、
天津、济南、太原、西安、开封、上海、杭州、南京、芜湖、南昌、武汉、长沙、重庆、成
都、广州、福州等地区的组织。这些地区组织的团员人数，多的有二百余人，少的仅十余人；
合计起来，总数约两千人。
这次有十五个单位派代表出席大会，其中主要的人物为：施存统、高尚德、恽代英、刘
昌群等。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团纲和团章两个议案。团纲的要点是：一、政治主张方面：
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的武力专政，力争工农的普选权，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
罢工等自由等等。二、经济斗争方面。维护青年工人利益，改善童工女工生活，十八岁以下
的童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六小时，工资平等，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争取每周连续休
假三十六小时，废除学徒制，禁止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担任繁重而有危险性的工作，女工产
前产后应给假二月，工资照给，改良工厂卫生设备等等。三、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在各地设
立青年工人俱乐部，举办讲演会，出版通俗的青年刊物宣传共产主义，在青年农民和一般失
学青年中进行补习教育和政治教育等等。
团章的要点是：（一）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的青年，接受团纲团章，并愿为团服务
者，得按规定手续加入青年团为团员；（二）基层组织为小组，设书记一人负责，各地区组
织设地区委员会，全国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三）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书记处、经济部、宣
传部等；（四）确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五）规定团员
须遵守纪律，无故不出席小组会或三月不缴纳团费者，即受除名处分等等。
这次大会并选举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被选为中央书记。后来新选出的中央委
员回到上海，便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构。同时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也有了明
确的决定。青年团正式承认受中共的领导，中共中央派代表一人参加青年团中央的会议，随
时予以政策上的指导。青年团中央亦经常派代表一人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陈述青年团方面
的意见。青年团各地区委员会亦以同样方式接受中共同级地区委员会的指导。
当时一般同志多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仍应是一个较广泛的青年组织，所以应当仍用“社
会主义青年团”的原有名称。到了一九二五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因共产
主义教育已有相当成绩，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经过这次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有了确定的政治主张，并规划
了注重青年工作的特定工作范围。此后，它在青年中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今日注重学习的作风，也就是由那时青年团开其端。但青年团与中共的工作往往纠缠在
一起，一般党员与团员也常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因而青年团总不免有些与中共发生互相竞
争的第二党的倾向。这样，保持青年团独立性和反对第二党倾向两个对立的意见，就成为以
后青年团会议的讨论焦点。
陈独秀先生经常参加了这次青年团的大会，一切规范也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我在离开广
州以前，我们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
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他在青年团大会结束后，曾应陈炯明之邀，偕同陈公博等前往惠州
与之晤谈。陈先生此举的用意似乎是企图从旁劝说孙、陈之间避免火并。但这种活动为时已
晚了。他觉得事不可为，很快的率同其他青年团的代表返回上海。
① 据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上海《申报》载．三月四日罢工工人两千余人准备步行回广州，行至九龙附
近沙田时，遭英军开枪限击，死工人三人，伤八人。
② 一九一六年我在上海与国民党人士交往时，即与林伯渠相识。也是湖南的一位国民党要人，为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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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先生的嫡系。他的胞兄林修梅曾任谭延辏Р渴Τぃ救嗽蚝吞费雨＇竞争湖南地盘的程潜相友善。这次
我们会面，他虽已加入中共，但支持孙先生的热诚，往往超过一般纯正的国民党员。
③ 关于主席团人选问题，据邓中夏说：“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这名
单之中，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内。就中有谢英伯的名字。谢英伯隶属国民党，为一无聊
政客，但此时他为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确已包括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举为主席团之一，确也应当。
可是就因谢英伯的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党人，那时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
英伯”（见邓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六九—七○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中
共原拟定的主席团人选，其中黄、林、谢三人系国民党籍，邓、谭则系中共党员，谢英伯遭受反对后，这
一争论就以不了了之的办法搁置下来了，实际上就由谭平山一人执行主席的任务。
第三章 从联合战线到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先生和我于五月中旬分途回到上海，即面临着北方政局的变化。奉系势力被驱逐
到山海关外，直系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权。
这个时期，中国的形势的确有些使人乐观的征象。华盛顿会议主要虽是解决英、美、日
等列强在太平洋区域的冲突及限制军备；但其决议案也规定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协议改
善关税制度暨治外法权等。当时一般人多抱乐观，认为华盛顿会议开辟了减轻外力侵凌的途
径。奉系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日本在华势力受到实际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是反日爱国的军人
吴佩孚等。他们觉得循此发展，可以扭转第一次欧战以来日本灭亡中国的趋势。
因此，北京的一般名流学者如胡适等对吴佩孚寄予厚望，希望由此励精图治。他们在《努
力》周报上发表了“好人政府”的主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
个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财政公开，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实行联省自治，停止内战，
以实现和平统一等措施。
这年六月初，北京政局的变化表面化了。六月二日徐世昌通电下野，黎元洪主张以废督
裁兵为其复职的条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传，获得一般舆论的支持。李大钊先生致函我们，
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发
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这就使中共中央觉得应根据远东
劳苦人民大会所制定的方针，联系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当中
共中央讨论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华盛顿会议决不能开辟一条改善中国国际地位的道路；外
力始终是在阻碍中国的进步；日本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代之而起的仍是列强共同宰治中国的
局面；废督裁兵是不能的，军阀战争和军阀统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
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上海的一般同志对好人政府一致讥讽，
这也许是上海的环境使人易于看出北京的黑暗面。当我们将这一问题提交上海全体同志会议
讨论时，到会者多采取激进的态度，要求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必顾虑到与蔡
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并推陈独秀先生起草。
当时中共还没有共同起草一个文件的习惯，陈先生在会议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拟的这项文件完
成之后，欢迎所有同志不客气的修改，使之成为一个集体作品。
陈先生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它指出了国民
党过去因妥协倾向而失败的种种经过，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并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
提出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现在看来，这个文件是富于中国情调的。
这个被题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主张》的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建立革命联合战
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
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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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
争。”
这个文件于六月十日通过之后，我即于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
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
并与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
孚都受到排挤，那里说得上废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当李先生与他的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在一个会议上会面的时候，将我交给他的印
刷品分送给这些朋友们。当时即有人说到仲甫（陈独秀的号）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
调；但有些人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仲甫的主张不能说是无见地。
李先生将上述这类反应欣慰地告诉了我，并说他曾向他们指出：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
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才特别分送给大家看，希望获得
谅解。这样，中共的主张开始在他们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
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体党员的会议上，我报告中央慎重发布这一对时局主张的意义，到会者都表示
拥护。一般较年青的同志更是特别左倾，他们对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认为中共中
央的态度还是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革命的，中共应自为主体，放
手大干。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场，在北方群众中进行宣传，以期打破一
切依据现实企图改良的幻想。同时这次会议也决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较自由的空气，要求劳动
立法，废除治安警察法，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活动的具体办法。后来，
北方同志们的这些活动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
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
恰好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国驱逐回国。他们两夫妇受了欧洲共产主
义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而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曾受到法国政府的压迫，又与主持
当时勤工俭学事宜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生过争吵，因而满怀愤恨，准备回国来大干特干一
番。刘少奇、袁达时、陈为人等留俄学生也在这时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们受过共产国际
的相当锻炼，都准备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
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虽一致赞成，但也觉得有些不满足的
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
来。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
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
他们在国外的时候，总以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气，那知回国一看，事实上
却是相当松懈。他们对于党员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一点最感苦恼；开始强调我所主张过的
统一意志和思想训练的重要。他们觉得我所主持的工人运动比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
尤其是政治活动，要向工人运动看齐。
陈独秀先生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他表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
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
期赶到①，使会期展延了几天。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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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
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个人。陈独秀、李
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
包慧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
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这次大会首先听取中共中央的报告。陈独秀先生报告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所发表的政治主
张；我报告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施存统
报告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的决定。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
这些报告，决议追认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发表的时局的主张，以及劳动、青年两次大会的决
议案等。我们鉴于上海环境的限制，决定人数众多的大会不必经常举行，以免遭受麻烦。大
会旋即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我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侠起草完毕后，再召开大会讨论
通过，并选举新的中央。
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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