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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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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
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
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
讧，张少帅的生命就没有机会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
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
军人们誓言，中共绝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
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脑张
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见天日的生涯。当事人之一的中共，由与张杨共同反蒋，一变而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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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再进而南京谈判，以期达成国共间的和解。张杨共的三角联盟，
因内部的混乱，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动了，西安事变的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
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
代之而来的是抗日战争。
① 我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告国人书中，曾提到我是在西安事变以前十八天到达陕北的，那应当是十二
月二日。
②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详情，可参看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
九五四年版
③ “双十二”张杨等十余将领发表的通电全文见：《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第四十九——第
五十页，香港文化供应社，一九四九年再版。
④ 西安事变前，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已有改善这一点，David Dallin 在其所著《苏联与远东》
一书中（见第五章——国立编译馆民国三十九年版）曾加阐述。而西安事变时，英美各国与苏联对远东的外
交态度，渐趋接近一点，也可从王明这些话中窥其梗概。
第二章 延安百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氏脱险，由张学良陪同自西安飞返南京，此举使西
安的张、杨、共三角联盟立即陷于混乱，也令陕北中共内部大为震动，几乎无人不觉得将有
大祸临头。乘此时机，毛泽东氏玩弄其“买空卖空”的手腕，抛弃一切道德思想和共产主义
的原则观念，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为的企求达到他的目的。这种目的，是防止蒋介石返回
南京后继续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机发展。这些又与毛氏奸诈地追求个人独裁的
勾当纠缠在一起。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喘过一口气，但从此毛
氏也真正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基础。
只要约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处境，人们就能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其以后法上的
种种情况，都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日本的侵略，及其严重和迫切，使一切看来不可能的事，
都成为可能。这其中主要之点，是中共得庆起死回生。换句话说，苏维埃运动，是中共濒于
死亡的边缘，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还给予它自有向前发展的机会。
这些事说来话长，恕作者不能一一论及，只能就个人所接触到的扼要叙述。大体说来，
在西安事变以前，处于偏僻地区的中共，是被动的接受抗日的影响。譬如说，中共曾主动的
联络张学良，但也从这种联络，中共才从张学良那里了解了许多反日情况，特别是东北军人
的反日情绪。当时少数美国记者，访问陕北，也使中共的要人们对国际友人同情中国人抗日
的情况，略知一二。此外还有一些抗日消息和书刊流传到陕北，使张闻天辈模模糊糊的了解
到，陕北以外的情形是进步了。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抗日运动，开始由被动转到主动，能够逐渐脱出偏远的地区，渗
入到抗日的实际活动中去。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有
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蒋介石氏已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
便立即将原驻扎在保安的中央机构，向延安迁移。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乘此西安事
变刚结束之时，不动声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虽是一个县城，但地居陕北的中心，城内外的房屋与窑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之
用。这里对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来往，
就曾多次利用这个飞机场。当我们这些中共要人，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时，心胸都
大为开朗。一般人都认为延安市大有可为的地方，有人说，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边防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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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更说，这里可以招兵买马，广揽四方豪杰。
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
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
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
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
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
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
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
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
知。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
与抗日军政大学①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
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
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轻人的体育
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
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
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
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
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
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磨折，就忍
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
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
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
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
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
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
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
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
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
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
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
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
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
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
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
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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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
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
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
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
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
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
术上掌握这些控制，
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
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
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
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
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
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
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
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
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
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
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
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
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
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
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
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
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
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
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
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
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
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
有那些内容呢？如何鼓励士气呢？
当时在场的要人们都主张，先查明实况，再定大计。毛氏在这种言词鼓励之下，就接连
不断要发电报与周恩来，详细追问，周密指示，其内容要点，就是要找着蒋介石氏在西安的
亲信，疏通一番，着重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密谋，事后也是以调人身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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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平解决，使蒋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来与张、杨两方断绝明显的来
往，要处处表示不和张、杨共同负责。而且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可
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些证据。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尽
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
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
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
“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
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
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
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
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
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
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
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
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
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
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
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
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
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
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
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
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
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
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
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
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
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
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
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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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
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
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
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
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
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
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
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
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
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
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
讨西路军事件，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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