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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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　
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　
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　
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　
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　
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　
　“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　
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　
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　
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　
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　
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　
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　
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　
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　
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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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　
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　
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　
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　
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　
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　
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　
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　
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　
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　
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　
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　
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　
恕的罪恶。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　
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　
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　
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　
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　
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　
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　
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　
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　
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　
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　
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　
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　
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　
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　
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　
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　
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　
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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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　
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　
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　
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　
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　
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　
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　
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　
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　
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功夫　
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　
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　　

　　　　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　
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三个主要阶段，其　
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　
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　
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　
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　
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　
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　
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　
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　
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　
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　
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　
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　
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　
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　
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　
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　
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　
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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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　
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　
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　
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　
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　
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　
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　
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　
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　
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　
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　
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　
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　
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　
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　
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　
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　
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已达更进一步之精诚　
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　
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以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　
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　
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　
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　
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之上之原则下，均有放　
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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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　
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盘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　
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　
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至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的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　
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　
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　
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　
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　
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　
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　
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　
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　
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　
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　
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　
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　
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　
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　
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　
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　
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　
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　
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　
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　
民主义的本质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　
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　
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　
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　
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　
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　
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　
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　
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　
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　
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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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　
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　
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　
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　
的变化，已经不是甚么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　
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　
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