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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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挨站传达过去了。　

　　　　工会方面虽作了这样急促的退却，但萧耀南的压迫仍是继续不已。他派军队占领了武汉　
所有的工会，封闭了素来同情工人罢工、国民党人士所主办的汉口真报，下令通缉其职员。　
他不理会工会正在协同恢复工厂秩序，照旧通缉和捉拿工人领袖以及和工会有关的人物。当　
时被捕的人物中，以施洋律师为最著名。施洋原系国民党员，在中共成立后，又加入中共为　
党员。他从未参予党的秘密工作，专以律师的身份为穷苦人民作辩护，乐此不倦。一九二二　
年间，他又任各工会的义务法律顾问。他活跃而能干，武汉法庭中常能听见他那义正词严的　
雄辩。他在社会上的声誉日隆，也更成为官厅的眼中钉。就在军队向江岸工人开刀的七日下　
午，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被捕，并于二月十五日未经审判，即遭枪决。他的死使我十分悲　
痛，使我忆起了从一九二○年以来我们间许多次交往的旧事。在萧耀南压迫的紧急状态中，　
武汉的中共组织开会也是十分危险的。我无法与住在武昌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会晤，只　
能约集项英、林育南和汉阳铁厂工会秘书许白昊等中共党员商讨今后所应取的步骤。我们商　
讨的结果，认为罢工虽已停止，但反对吴佩孚的斗争却正在开始。目前我们应广泛揭发吴佩　
孚等军阀的罪恶，以引起国人的共鸣。我们详细计划加强中共的秘密工作，在各工厂中组织　
秘密的工会和工厂小组。我们估计多数工会领袖大致没有被捕的危险，但工会负责人被工厂　
开除，因而失业的将为数甚多，急须设法妥为救助。经过这样一些的安排，我决定赶回北京　
向中共中央报告一切。　

　　　　我不能搭京汉车北上，这似是太危险了。八日晚我搭上了开往下游的长江轮船去南京，　
由那里再乘津浦车转北京。我利用在浦口停留的机会，与津浦路工会浦口分会会长王荷波等　
策划工会秘密存在的办法。浦口分会是当时铁路工会中没有受到摧残的唯一单位，这也许因　
为浦口不是吴佩孚的势力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我旋即循津浦线北上，于十二日到达北京。　

　　　　是时，北京和它四周的地区，也同样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下。长辛店铁路工会于六日深夜　
为军警所封闭，捕去职员十已名，七日晨又有大队军警向工人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　
居民数人，重伤三十余人。其余各地工会均遭查封，职员被拘捕。信阳分工会执行委员胡传　
道因拒绝军警强迫开车的命令，竟被断去一臂。此外，各站的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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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人俱乐部等亦遭封闭。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办的《劳动》周刊等刊物，也被禁止发行。　
北京城内并有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　

　　　　中共中央面临着这一严重打击，虽曾发动一个反吴佩孚压迫工会、屠杀工人的宣传运动，　
甚至有些国会议员也曾向国会提出查办这一压迫工会的案件。但这种反抗的力量究竟太小　
了，并不能抑制吴佩孚等军阀的为所欲为。由此，我们中共的领袖们更认识到工人罢工并不　
能抵抗军阀的武力，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军阀的武力。对于国民党在广州扩大革命的地　
盘与武力的做法，也寄予更多的期待。　

　　　　当时职工运动是中共的主要本钱。在我们研讨二七罢工失败后职工运动的实况时，我们　
觉得这股本钱已经是十去其九，仅仅湖南方面因地处南北之冲，提倡联省自治的赵恒惕依违　
于南北之间，而且在他杀害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之后，因遭到物议而有所顾忌；他或　
许不愿也不敢对工会作过分的压迫。因此，湖南的工会大致可以保存，但一时也不能有大的　
作为。我们指示湖南的同志们应严加戒备，尽量使那里的工会不遭受到同样的摧残。除此以　
外，其他各地都只有从事于秘密工会的组织。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现在应当加强上海、广州等处的工作，如　
果中共中央仍留在北京，易于遭受军阀们的暗算。我们决定中央机构立即秘密搬回上海，以　
便加强南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当中共中央根据我所作的二七罢工的报告，研讨领导方面的得失时，陈独秀先生于痛惜　
这次失败之余，在发言中曾表示这样的疑问：我们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这次的屠杀？马林却　
表示完全支持我在这次罢工中的领导，他认为这次争取自由的罢工是无法抑制，而且是应当　
积极促成的，在遭到二七屠杀之后，实行迅速退却，也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就在马林这　
种称许之下，中共中央判定我的领导是适当的。　

　　　　马林还进而提议，在中共中央搬往上海去作重新秘密布置的同时，应派我去莫斯科报告　
二七罢工的经过。他认为：中共已迅速长成起来了，它能将大量的工人组织在工会里，能发　
动争取自由的罢工，又能作适当的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凡此都证明中共的领导日趋成　
熟，中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前途。这些实情，应让共产国际了解。马林这个提议为中共中央　
所接受了。　

　　　　在旧历年刚过不几天（约在二月二十日），我冒着严冬的风雪，从满洲里的旧路，很顺　
利的再度越过了苏俄的边境。这正是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下飞进行恢复经济秩序而获得　
一些成绩的时候。列宁曾很兴奋的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说明苏俄通货膨胀已成过去，现在　
政府已积有二百万卢布的储备金。我经过西伯利亚时所目击的情形，也证明比前大有改进，　
火车已能准时开行；物质虽仍感缺乏，但物价大体已告稳定；生产也正在恢复之中。　

　　　　我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长沙发洛夫、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和赤色职工国　
际的主席罗卓夫斯基等人报告二七罢工的实况。但我的报告似并未如马林所预料的受到应有　
的重视。失败的消息之不能引起人们的兴奋，本是人之常情；这在共产国际也不能例外。不　
久以前，陈独秀先生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也未能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这与陈独秀　
先生讲话爱老老实实，不愿夸张一点似有关系。我的讲话也与陈先生有同样的格调，不愿就　
此后发展的远景作过分乐观的描述。何况共产国际那时并无人预料到中国革命大规模的发展　
就会在最近的将来降临。一般人只不过想到中共是在那里切实工作，已在斗争中有所表现而　
已。　

　　　　而且当时共产国际正为别的更重要的问题在忙碌着。我到莫斯科后的几天，共产国际即　
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议程是西欧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和苏俄问题。由于西欧工人多数是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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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党影响之下，共产国际所提倡的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并未收到预期的成效。因此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是很热烈的；并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所谓苏　
俄问题，是因当时联共党内有三十二个高级负责人所组成的反对派，向共产国际联名控告联　
共中央领导的错误。拉狄克代表联共中央答辩，向扩大会议声明：联共中央曾犯了上千条的　
错误，但不是根本性质的，它已领导革命获得胜利，而且目前情况已日渐好转，这就证明反　
对派的控告是不应当的。拉狄克这个声明，多少反映出苏俄当时的实况。我也曾向扩大会议　
就中国问题发言，主要是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但未引起讨论，似仅是这次大会议程中的一　
个插曲而已。　

　　　　我在莫斯科住了约三个星期，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和我在一起，草拟了一　
个如何在中国各地组织秘密工会的办法，其内容却是很普通的，多半都是我们已采取过的步　
骤。它们（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还答应为二七受难工人和被开除的失业工人葬集一笔　
救济金，陆续寄来中国。至于国共合作问题，因孙中山先生返回广州不久，情况还显得不很　
稳定，故未加讨论。我这次赴苏的任务，至此告一结束，又匆匆的回国了。　

　　　①《向导》周刊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创刊后，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在印确中或在贩卖中），　

即处罚印剧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开幕。　　　

　　　③　劳动法大纲全文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④　厂方接纳的条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给半个月工资；三、　

工人在工作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负担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⑤　这个命令以后由湖北工团联合会据以作成该会紧急通知，全文见《二七工仇》—载《近代史资料》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　
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　
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　
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　
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　
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　
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　
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　
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　
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暄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二月七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　
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　
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治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　
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　
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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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先毫无警告的阴谋袭击的屠杀行为。这种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误会’二字来掩饰的”　
我这斩钉削铁的回答，使这次的晤谈迅即结束。　

　　　　这样一来，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　
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几天后，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们的来信，告以他在　
北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图书馆去了。　

　　　　这年一月间，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了。他由北京来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　
开活动的人。他以记者身份回来，共产色彩尚未表露出来。他的肺病那时似乎停止了发展；　
满腔热忱，很想一显身手。他爱好文学，住在闸北区，屋内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书屋；　
出入于他那里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的老作家于右任过往颇密。他们计议创办　
上海大学，由于右任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不久这所大学终于成立了，成为一所有名的革　
命青年训练所。当时，中共因职工运动遭受挫折，对瞿秋白的这种活动多方予以赞助，认为　
这是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而且能与国民党的名流们建立较广泛的关系。　

　　　　失败的苦味是罄竹难书的。有些国民党人物讥讽我们，打击我们；他们讥笑我们对吴佩　
孚存有幻想：指斥我们对吴佩孚政策的不当；因而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运　
动工作者，更想乘机夺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阵地。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反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活动。一部分国民党人的这种活动，还得着湖南劳工会王光辉等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响　
应。他们大多不满意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气焰，因而组成一个反中共职工运动的联合战线。　
他们标榜工会应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应与政党发生关系，尤其不应受中共的利用。　
他们提出“穿长褂子的共产党人滚出工会去”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二七罢工失败是中共　
领导的错误”、“工人们应向中共要求赔偿损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甚至有些素来同情中共，因　
罢工而失业的工人领袖们对中共也表示怀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们因为你的领导而罢工，　
现在失业了，要请你负责。还有少数人向我说：听说你去莫斯科为我们募集了大量救济我们　
的卢布，为何不发给我们？幸好多数的工人领袖们还是信任我们的，因而这种挑拨并未造成　
严重的纠纷。　

　　　　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的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　
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进行顺利的时候，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　
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出来。邓中夏对陈独秀先生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在他后来所著的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倾向，指他“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　
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①　

　　　　当时埋头编辑《向导》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满意陈这种言论。不过中共中央的会议这时是　
大大减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会议讨论；尤其是陈先生所写的文章，蔡纵然有不同意的地方，　
也无法加以讨论，只有仍然按时发表出来。我虽是饱尝罢工失败苦味的人，也不以陈的言论　
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点的暴露，就失去我们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但我们这种　
不同的看法，终未得着详细研讨的机会；因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一齐爆发出来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间，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携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一个特别训令。　
根据这训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他的要求，立即筹备大会的举行。　

　　　　我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工会的一些紧急问题，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时候，马　
林已赴广州，中共中央的人员也正在陆续前往。我于六月初赶到广州，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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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就绪。　

　　　　为了第三次大会的举行，中共中央临时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房子。我们中央的　
职员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里；大会也就以那里为会场。马林住在附近一幢较为华丽的房子里。　
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来，马林准备在广州作久居之计，他房子　
里的布置美仑美灸，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　

　　　　我们的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这与前两次大会偷偷摸摸的在上海举行的情　
景显然不同。我到达后首先在马林的住宅里看到了共产国际那个著名的训令。它已由瞿秋白　
译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是　
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实现推翻帝国　
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　
治批评的自由；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我看完这个很短的文件后，马林即向找说明，他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曾组织一个由　
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这个重要文件就是这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草定的。　
他向我解释这训令的主要内含，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主要论断，所有的共产　
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　
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一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训令中只是附　
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　
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傅能接受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共　
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解释，认为依照他的解释，那是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　
马林对于我的反对意见立即发生强烈反应。他隐满着在莫斯科的讨论经过，不提在莫斯科已　
有过的争论。他在中国工作已有两年，自以为已有足够的权威来实施高压手段。他认为反对　
他的解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训令。这样，我与马林之间，就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在大会举行以前就在热烈的进行着；为了寻求相互间的谅解，曾使大会推延了　
一个多星期。争论的主要之点大致如下：　

　　　　第一、我声言赞成国民革命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在事实上，当职工运动遭受二七罢　
工的失败后，中国反帝运动的怒潮正在激荡上涨之中。一九二三年三月间，曾发生收回旅大　
日本租借地的反日运动。四月间，津浦路临城土匪劫车，一些外国旅客被掳，外人盛倡共管　
中国铁路的论调，曾激起反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运动。五月初，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残杀中国　
人的事件，又激起了各地反日抵货运动。凡此一切，都是明证。我相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　
动有其急切的需要，并能形成广大的革命势力。　

　　　　我进而声称，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这即是说，除国民　
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职工运动，现虽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但仍有　
其本身的阶级斗争的任务。　

　　　　马林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认为国民革命既是中心任务，就几乎包括一切，事实上也能　
包括一切，剩下的只有中共的阶级教育。如果在国民革命之外，再强调阶级斗争，无异就是　
放松国民革命。　

　　　　第二、马林声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是脆弱的。他讥笑我：　
　“你的职工运动那里去了？早被吴佩孚几条枪杆子打垮了！”他断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　
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他讥笑，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　
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的工作，中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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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特是没有意义，反会在国民革命中成了唱高调的破坏者。　

　　　　马林这种论调使我大为愤怒。我推控他的论点违反共产国际历次的决议②。我声言，中　
共的长成与发展是值得骄傲和满意的。它现在虽遭受打击，但将很快的爬起来，它将在国民　
革命运动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它经过较长期的艰苦奋斗，终将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更彻底的胜　
利。　

　　　　第三、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比印尼的回教联　
盟要高明得多。他盛赞孙中山先生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认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而且其　
中有些还是深通马克思主义的人。三民主义是完全可以接纳的，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　
的政党。中国优秀的革命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即工人阶级中的优秀者，也大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