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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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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谭平山的心情颇为沉重，在归途中一言不发，他似已
预感到他将在翌日讨论党务整理方案会议被整肃掉；而这个面临被整肃的命运的人，竟要先
去拜会他的政敌，笑脸相向，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在戒备森严中揭幕。会议所要达
成的任务，是在准备北伐的名义下，通过党务整理方案，调整国共关系；确立国民党的领导
权。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
党务整理方案⑥的主要内容规定：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对三民主义不得怀疑和批评；跨
党党员不得任党中央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亦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设立国共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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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共产国际所给中共之指示和中共中央对在国民党内之中共党员所发的一切训令，
均须交由联席会议通过；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名单应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以及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等。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这些办法，绝非如人们所
说的由“容共”到“联共”⑦，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会议上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权，名义上是由张静江代替，实权则落在蒋氏的掌握中。在
蒋介石将军的提议之下，原任监察委员的张静江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辏Ы犹嫱簟�
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氏本人则接替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
这些改革都是蒋氏一手促成的，也许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中共党员之出席会议者，如谭平山、林祖涵等采取了保留的容忍态度。他们声称自己不
能作主，须待中共中央处理。
可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那次会议上暴露了出来。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
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琛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
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琛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大字，就退
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琛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
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
满浙江系⑧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琛之选胡汉民，可
予证实。”李济琛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党务整理方案公布以后，广州的中共同志无不万分激愤。有的说：“鲍罗庭被绑票了，张
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有的说：“为何不主动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
为党外合作？为何不退出国民党？为何要被动的受处罚、被整理？”
鲍罗庭当时也不愉快；但他故作镇静，作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说：“我们没有被驱
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
全错误的。”
他还透露五月十五日会议那一天，居然有罢市的传言；中央银行曾发生挤兑事件；“实行
共产”和“杀共产党”等类谣言，不胫而走。他认为这种情形反映出反革命派之蠢蠢欲动的
迹象，军事当局（指蒋介石）似乎箭在弦上，说不定又会发生第二个“三二○”事变了。幸
而我们有先见之明，一直静观其变。事先又与蒋、张获得谅解，在会议中也未发表反对言论，
是以我们并没有坠入敌人的陷阱里云云。
他又指出右派并没有占到便宜，他自己没有被扣留，而主张扣留他的胡汉民倒再被放逐
了，阴谋捣乱的吴铁城也被拘禁了；和香港勾结的伍朝枢更自动离粤了；西山会议派的人物
也不能插足于广东。这一切都证明受到重大打击的不是我们。他又透露，据他所知右派人物
都对那次会议表示失望。又称，会议宣言中既明白规定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与反动派奋斗，
我们大可据此发挥一番，鼓动国民党继续往革命方向推进。
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同志的
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有人认为如果汪精卫能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抢先提出完善的党务
整理方案，也许不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
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庭这个鲁仲连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
也是抚慰有加。
鲍罗庭不赞成多数中共同志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有违共产国际之意旨。中共既然加入
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的撤退出来。他肯定地说：“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愈迟
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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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庭认为中央不必重视此一党务整理方案，除了其中规定中共党员任国民党高级党部
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长等是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
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的片面决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将来的联
席会议中，提出异议。
鲍罗庭知道我快要回上海去，要我将他的建议转达中共中央。他主张用拖延手段来对付
国民党所要求的联席会议，如果不能拖延，中共中央应派代表来广州参加。他还说：“广州的
政情你多身历其境，不用说你将会是代表之一；如果是的话，不妨先来一步，先试探行情。
如果国民党真要举行联席会议，其他的中共代表再行赶来不迟。”
谭平山当时愤慨的向我表示，他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
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琛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
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在谭平山的要求之下，我陪同他与鲍罗庭密商。鲍罗庭在谈话
中，又无意中流露出他的另一意向。
鲍罗庭对于谭平山的意见，不特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他问谭平山：“你有甚么办法联络
李济琛？”谭平山进而表示如果我们不反对他的主张，他可试探。鲍罗庭至此再也不掩饰他
对蒋介石、张静江的反感；他指出国民党内部纠纷很多，尤其是顽固的张静江，的确使人厌
恶；如果有人反对他，也是理所当然。
这表示鲍罗庭对于蒋、张，表面虽极尽忍让之能事，实际是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
从反对张静江下手，来改变既成局面。从他此后一切行动来看，亦是如此。至于谭平山联络
李济琛的工作，似未收到显著成效，也许是李济琛反蒋而不亲共之故。谭平山不久就离开广
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斯大林
倒很重视他，似有让他代替陈独秀领导之意，也许就是他这种“联甲倒乙”的主张为斯大林
所欣赏的原故。
三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五日这段期间广州的一切发展，是国民党削弱苏俄控制，打击中共
气焰，强化资产阶级的领导的一种过程；中共似应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我向鲍罗庭表示，他的“中共命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代“团
结一切革命势力”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我建议中共党
员应逐渐退出国民党，转而注重工农群众工作的独立发展，不介入国民党内部纠纷。鲍罗庭
讥笑我这些想法为“退却步骤”，他认为如果在五月十五日以后，即行退出国民党，是经不起
打击的示弱表示。
我没有坚持我的意见，根本原因是我当时自信不够。我心目中仍相信鲍罗庭是比我见多
识广的老手，有神通广大的共产国际做后盾，不好将他与马林等量齐观；只有回到上海中共
中央去，再作详细的研究。同时广州一般的中共同志们也催促我从速返回上海，商讨今后发
展的全盘政策；因而我于五月下旬又匆匆的告别了这个是非之地的广州。
①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曾提出自请处分的呈文，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八十六页至
第八十七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蒋介石在汪精卫将离粤时，曾致函汪精卫提及此事（原函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二四六页至第二
五三页—上海大方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再版）；后来，我记得陈独秀先生也向我这样说过。
③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三年（未注明月日）自广州大本营致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说的话，全文见《中
山全书》，历年书札集第四十二页—上海光华图书公司版。
④蒋为这件事在黄埔的讲演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八十七页至第九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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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据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覆林柏生的一封信说：“鲍罗庭胡汉民于四月底始回到广
州，那时我已离国了。”（全文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三○八页至三二二页）这也许是他的记忆失实。汪
与胡同船离粤的事，是曾经到船上送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二号）也记载汪
胡同在五月九日秘密离粤。
⑥党务整理案共成立了四个决议案，目前坊间书籍，很少录载全文，即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所编辑的《革命文献》，也只载了一部分，比较录载多一点的，要算《张溥泉先生全集》，札记栏第四二○页
至第四二二页—民国四十年台北文物供应社版。
⑦由于党务整理案中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当时有些国民党人士就认为这是“容共”变为“联共”的政
策；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浮泛之谈。
⑧蒋介石张静江均为浙江籍。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北伐原是孙中山先生的传统政策，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进军，削平军阀以统一中
国。蒋介石将军继承总理遗志，以实行北伐相号召，虽一方面振奋了国民党的革命精神；但
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像孙先生那样的人望，使人觉得他只是在乘势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
这也就是后来革命阵营分裂的根源。
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沪以后，即获悉中共中央已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训令不可
退出国民党①。证明鲍罗庭的建议已获得斯大林的支持；那时的威金斯基只是奉令行事的人，
不敢有任何异议。陈独秀先生和我虽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国民党的利害得失，
但讨论结果，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得不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再三计议，决定了应付国民党的方针，即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和打击右派。我们
认为经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国民党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性，但仍拥有可观的潜势力。我
们同情左派希望汪精卫能东山再起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没有了汪精卫也无法团结左派。我们
这种尊汪抑蒋的想法，也不过是在于使军权不致过份提高，避免右派利用军人作怪，当时还
没有根本反蒋的意思。
我们对国民党要求组设两党联席会议的事，接受鲍罗庭的建议，不予重视。如果国民党
提出正式的邀请，我们决派代表前往广州出席，但主张会议必须有建设性，不必斤斤计较两
党的利害得失，而应以两党今后如何密切合作为主题。中共中央并推选瞿秋白、谭平山和我
三人为将来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跟着我们接到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信，报告张静江已口头通知邀请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联席
会议。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广州去，与国民党中央商谈联席会议举行的程序问题。我在上
海仅仅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又匆匆的在广州市出现了。
小别后的广州，有了显著的变化。北伐的声浪在各处洋溢着，两党的联席会议似并不为
人所关怀。据陈延年告诉我，除张静江曾口头提过以外，此后并未再接到国民党中央的书面
邀请。鲍罗庭也说，没有人向他提过联席会议。我访问谭延辏В硎荆骸跋衷谌嗣撬⒁獾摹�
是北伐，联席会议的事没有人再提了；这个会议如果举行，那里会从两党积极合作方面去着
手，必然又是为一些纠纷问题争吵一阵。”他并建议我不必为此事去找张静江。两党联席会议
就这样胎死腹中了。我也乐得不再闻问，暂时住在东山那幢花木扶疏的住宅里，享享清闲旅
客的清福了。
一般人对北伐寄予莫大希望。国民党人士尤为乐观，似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中下级军
人更在那里磨拳擦掌，要在挥军北进中一显身手；工农群众也寄望藉此解脱多年来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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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迫；商人和市民也为北伐而高兴，因为广东的军队北上了，他们的负担将可减轻。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
“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
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
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
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向外发展此一政策，既可减轻内部矛盾，当时北方政局混乱
也使人觉得北伐时机不可错过。
广东统一之时，蒋介石将军即不同意季山嘉派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主张，而提出了
从速准备北伐的要求。是故国民党的领袖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一九二五年冬，由于汪
精卫与广西军事领袖李宗仁的联系，李宗仁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从此不仅两广统一，也增加了北伐的资本。
前此孙中山先生北伐，赵恒惕所统治的湖南往往挡住他的去路。现在情形变了，湖南有
一部分军事实力自愿为北伐开辟道路打先锋。驻扎在湖南的唐生智师（系赵恒惕部第四师师
长），早与广西军人互相联络。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进兵长沙，逐走了亲吴佩孚的赵恒惕，
并继之为湖南省长。后因统一全省军事问题。原隶赵恒惕部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不愿就范，并
勾结吴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战斗结果是唐部不支；于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阳。唐向两广告急，
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间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先后入湘应援，唐生智本人
也于六月二日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职位。这样，北伐在事实上已经是开始了。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的内部纷争，也使他们陷于强弩之末之境。冯玉祥的国民军虽被逼
向张家口包头退却，北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却于四月九日被国民军所推倒了②；盘据关外的
张作霖和以京汉线为根据地的吴佩孚以及握有东南五省地盘的孙传芳正互相角逐。吴佩孚大
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务顿显空虚；他本人驻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在政治上与张作霖争
夺北京政府的操纵权；在军事上则以对付冯玉祥为第一目标；他当时似低估了两广的北伐力
量，以为在赣闽有孙传芳的实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叶开鑫，就足够应付了。
随着北伐准备工作的进展，蒋介石将军的权力也随之膨胀。六月五日，国民党中央通过
了出师北伐案，并任令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司令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国民政
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事实上都成为总司令部的附属品。接着在七月五日，他被任为国民党军
人部长，拥有代表国民党中央任免各级军事机关党代表的全权。六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
推选蒋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在出师北伐期间，由张静江谭延辏Х直鸫碇谐；岬澄裾瘟交帷�
的主席③；七日又颁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
司令之指挥④。这样，他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首脑。
蒋介石将军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究竟是个军人，他以指挥军队的方法来指挥一
切；似未注意到政治经济外交司法以及社会等等问题，不是以命令方式所能完全解决的。军
队的需求，还可以倚赖印刷机，多印制些军用票之类的纸币。其他政治、经济、外交等等则
不如是简单。他似不重视北伐政纲的详细规划，以为一切听令行事就够了。这些事当时曾引
起鲍罗庭的不快，认为是破坏了他前此所建立的一些成规；这也许就是蒋氏此后成败的一个
主要因素。
蒋氏自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倡导的风气，也使国民党开始变质。一般青年国民党员所抱的
革命理想和信仰，似已开始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名利权的观念。上面的领导者强调服从；而
服从个人的标准是无条件的，只要有人事关系或者经得起恩威并用的磨折，不管他对革命有
无贡献和能否贡献，就都可以提升的。风行草偃，个人前途的重要性就渐渐超过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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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在准备北伐中，开始就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矛盾。重返广州任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
主张北伐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他根据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立即北伐，打到武汉或可操
胜算；但要一气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因此应有一准备时间，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力
量，在战略上是合算的。加仑将军的客观分析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反驳。但蒋氏所注重的是北
伐时机不可失，坚持从速挥师北上。
鲍罗庭对于蒋氏在此阶段中的所作所为，也有许多不满。他那时已不再是甚么“导师”，
而只是“顾问”了。他比较清闲，也有点苦闷。他曾向我说到，他除同意加仑的军事见解外，
认为在政略上蒋氏也多欠考虑。他主张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将当时被困潼关以内冯玉
祥的力量接应出来，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以便再与沿海一带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周旋。
他不赞成蒋氏向长江下游东南各省发展的想法，认为会过早的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鲍
罗庭的这种观念，是他后来在武汉时期所提出的“西北主义”的张本。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
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经验，也含有为苏俄利益着想的成份。
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庭与蒋氏间的主要冲
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等列强接触，鲍罗庭对
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庭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
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这在鲍罗庭看来，如果修改了或取销了反对
帝国主义的政策，那简直就不是国民革命了。中共在广州的同志，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
还应该是革命政纲的实现。他们认为巩固广东根据地和实行北伐应同时并重；仅株守广东，
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损及广东的巩固，也属不智。中共这些见解，国民党部分左派人士也
有同感。
一般说来，广州的中共同志对北伐是积极支持的。五月初，中共党员叶挺所统率的第四
军独立团出发入湘的时候，我曾极力予以鼓励。叶挺原系粤军系统的中级军官，是当时中共
党员唯一握有军队者，而其中共党籍又未为人所觉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曾秘密调了
四十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中下级干部，因该独立团是中共可幕后控制的；也是后来
中共军事的资本。我曾召集该团的中共党员举行会议，鼓舞他们英勇作战；筹了一笔可观的
经费，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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