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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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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困难重重。当时经费缺乏，我们在忙着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职务
的同志们，不择手段，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我们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同志们都要在
几天之内，依据他们的自己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驰赴
各地。这些人的任务和交通问题，都要一一具体为之解决。
毛泽东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启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我们
原分配他到四川去，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亦由于四川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尤其是关于
农运的发动。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
运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逼上井
冈山的起点了。
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
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
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我的大部分时间则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般同志有
逃亡的感觉。振奋他们的精神，乃属十分必要。我分别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虽然暂时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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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仍有胜利的前途。国民党抛弃了孙先生的革命理想，将会四分五裂；将来可能有汪记胡
记落记等国民党出现，国民党的军人仍将如北洋军阀一样，混战如故；统一中国、反对帝国
主义和解除人民痛苦等革命任务，他们是负担不起的。我们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
中央的周围，继续努力，是可以肩起革命的重任，而底于成的。
就由于我们这几天不懈的努力，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
勃勃起来了。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顺序推进。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
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
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他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
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
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
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
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
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
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
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质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
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
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根据周恩
来同志提出的上述计划，相机处理一切。周恩来约于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
看守。这也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
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返回广东去的想法。以第四军中
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哄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
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
最大，因而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样、唐生智等
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琛等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看不顺眼。他们
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返回广东的想法，除了思
乡和消极情绪外，还有脱离污浊气氛，先将广东情况改善，再图发展之意。这也就是当时南
伐之说的根源。
第四军是否会反共，说来似乎也是多余的。第四军将领中有一小部分人有共产党籍，如
叶挺、周士第等，大多数是老四军出身，置身其间，与众多的国民党籍将领，同系老战友，
一向并肩作战，从未显露出他们共产党人的特殊色彩。第四军一向都获得两湖工农运动的协
助，工农运动的过火，又与广东籍的军人家属毫无关系。因而第四军并不热心分共，甚至有
些人会觉得分共只是削弱革命势力，特别会损害第四军的战斗力，实无平地搅起风波的必要。
张发奎氏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
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
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他爱护他的袍
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井党员，在武汉分共的紧
急关头，他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然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下去。这似是时势所迫，
不得不赞成和平分共，但反对或不愿纵容那种杀害共党的行为，因强调保护之说。可是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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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虽标榜和平反共，人们都觉得和平其名，纵容杀害则为其实。因而人们纷纷猜测张氏究竟
会追随汪精卫到甚么地步。当时与张氏关系较密的俄顾问们，如加仑将军，即对这位难得的
革命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而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
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等所策划的南昌起事，是由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独立
团从四军系统中分裂出来为骨干的，这就意味着与张发奎氏直接冲突。周恩来所持的先发制
人之说，也是不计成败，不顾后果的孤注一掷，挺而走险的做法。加仑将军对之虽没有正面
反对，但他总觉得与张发奎氏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实行所谓“南伐”
⒀，胜算将会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对于加仑的意见也从未反对过，只对能否实现一点颇有疑
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减轻与张发
奎氏的冲突更好），束手待毙，将是下策。这就是南昌暴动一触即发时，加仑将军还向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和张发奎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粤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
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庭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莫斯科去，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滋，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罗鲍庭告诉他，罗明那
滋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要我们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
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
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
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
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
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
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
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他还告诉我，鲍罗
庭希望他和我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论的研究，要我主持实际工作。
瞿秋白这些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觉得在这个紧急关头，不去实际努力挽救中共的
危亡，却在责任问题上勾心斗角，未免太不成话。因而我向他愤怒表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
这次失败的主因，不真诚的去检讨，反而推卸失败责任，是不足为训的。中共中央全体本应
负联带的责任，如果我们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将被一般同志们视为违背道
义，那里还有甚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我们就这一问题作竟夕之谈，除了大事发泄积愤外，今后究竟怎样办是急待解决的大事。
我确是显得激动，大有不再理会共产国际，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则较为冷静，往往乘
机提出些难题，指出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秋白强调他和鲍罗庭的协
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我则不以为然，主张实际政治需要与真理和道义
同时兼顾。
我似难于自我抑制，积愫不吐不快，也顾环得说出的话会产生甚么后果。我们当时所谈
及的事是很广泛的，不好听的话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记忆的，约有下列各要
点：
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无论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
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国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
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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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拚揍起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
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甚么，所能做到的又是甚么。因此“盲人
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和“握苗助长”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
共产国际这种错误指导，主要表现在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上。我们不满共产国际的
指导，向来不愿多所牵涉。共产国际不应当轻率的废弃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为这
决定是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而又富于中国情调的。其次不应当利用孙中山先生笼罩和
统率中共的意图，乘势强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国民党去，企图混水摸鱼。等到这个政策之实行
发生了毛病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弄到不可收
拾。
国民党的领导人物汪蒋胡诸人，大致说来，干国民革命都颇起劲，而且是有深厚传统的。
他们和苏联做朋友，甚至“以俄为师”都可以，但不会让莫斯科牵着鼻子走。在国民革命道
路上，他们抱着提携后进心理，大概会容许中共党员为革命卖力，但不会容许中共在国民党
内兴风作浪。这些道理，说穿了，是极其明显的。可是莫斯科的好汉们硬是不安分，抹杀一
切，一厢情愿的企图使“国民党革命化”、“联左反右”，进到“拥汪倒胡”，“黄埔中心”，“革
命专政”事情弄糟了，还要“迎汪反蒋”。这一切不是自讨苦吃的画蛇添足之举，便是损人不
利己的胡闹行为。
这些错误的性质从实行的角度看是左倾蛮干，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国的代理人，
更是先后做了许多笨拙和胡闹的事。错误的结果是牺牲了中国革命，整个国民党都先后反了，
国内外反动势力气焰万丈，中共是血肉模糊一片，而且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下，
要图重振，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而且图穷而匕现，反动派的反击已打到苏联身上去
了。这就是瞻前不顾后，一味左倾蛮干的报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光明磊落的自
我检讨，寻找出错误的根源作为鲜血换来的教训，真是没有天理！
我们不能说共产国际指导错了，似乎中共中央就没有错，更不可有推卸责任的想法。主
要之点是幼稚的中共无论那一方面也不够成熟，它一直是从错误中学习而长大起来。由于幼
稚，发生了错误是不能过分原谅的，因为这会妨碍学习；不能正确的学习失败教训，那是错
误之尤。有人说过，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根本就干不起来，中国革命不会这样轰
轰烈烈，而且错误也会更多些。这种说法也对，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检讨共产国际的错误。应
站在国际立场上，严正检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错误，注视在中国所获得的教训，不再重蹈覆
辙，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样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
同样对中国革命认识不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在奉命唯谨的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了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
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在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中，我们犯过很多左倾幼稚病，中
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谅，马马虎虎，积累下来，酿成武汉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在紧急关头，
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汉反共的时候，又表现软弱无能，形成凌乱溃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撑，这
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充分暴露。
我们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党员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以及英勇奋斗的表现。这是我们
重整旗鼓的资本，应当珍视和爱护。譬如陈独秀，表现出的错误最多，不能执掌中共的领导，
而且应当受到指责；但他那种奋斗精神和对中共的劳绩，却是不可抹杀的。我们严格检讨中
共领导错误的时候，决不可损伤中共的光荣。轻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会大大危害中共。
中共是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么用处，因此，牺
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决不是甚么避重就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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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着上述论点，我作了一次尽情奔放的谈话，瞿秋白虽并不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但也
觉得理直气壮，颇有义愤难当之感。他那阴沉而惨白的脸上有时虽现出一些勉强的神色，但
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说法，有时也说到他自己的某些错误。我们议论激越，不免有情绪作用，
但由于局势危急，无形中对我们有所约束，走回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上来。
我们首先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的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的党员之紧急疏散工作，已经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
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无留驻武昌的必要。我们决定此时将中共中央搬回
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先作紧急布置，随即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因为改
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缓了。
我们两人在主要政治问题上，也获得一些谅解。我曾声明革命失败的责任由中共中央挺
身出来负担，决不要损伤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良好关系，在中共党员中维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威
信。瞿秋白也曾保证共同要求共产国际在检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明在国共合作的具
体政策上发生了偏差，策略运用也不够灵活。这样，既减轻中共中央的责任，也可鼓励中国
同志的英勇奋斗精神。关于中共中央改组问题，我们都认为陈独秀确是消极了，不能再任书
记。其余中央委员应沉重的引咎自责，誓愿戴罪图功，才能继续担负领导的职责，才能汲取
失败的教训。我们觉得这样的态度和决定，才能兼顾到道义和现实。这也是我们和即将到来
的罗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场。
不料这次谈话竟掀起了极大波涛，影响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后的一些动向。
后来罗明那滋从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见，因而我被他视作眼中钉—即是除陈独秀以外的中
共第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瞿秋白是应当将我的意见翻译转知罗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说
法则不得而知，至少他没有表明和我共同负责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关系从此恶化
了。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上，一向与我意见相左，也许我那强调道义的说法妨碍
他的现实作为，因而他主动的和我背道而驰。从此中共这两位仅次于陈独秀的人物大倒其霉，
我成为共产国际最不放心的反对派，接连不断的受着打击，被逼不得不脱离出来。瞿秋白虽
然一时得势，究竟有点出处不清白，何况又被逼盲动起来，不仅不能赢得信任，也从未解脱
掉被人怀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见独裁确是害尽苍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这是我有生以来印象
最坏的一次谈话。罗明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
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接着他并不询问我们目前的
实际情况，立即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你们两人如能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
谈不上的。
我问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错误，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弃了在中
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六月一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
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
分子所盘据，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
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
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罗明那滋这番话，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觉得他的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至少这种错
误的责任，不应当完全落在中共中央身上，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也应分任其咎。在我看来，
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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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并非完全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更不能被看作是沙皇治下
的农奴。
我抑制住我的愤怒，向他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
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或者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
央。我们的谈话陷于僵局。瞿秋白在那里说些调解性的话，似乎是希望我们不各走极端。
于是我撇开这个问题，另提出一个须要紧急处理的事件，请立即讨论。我向他们报告，
据刚才从九江来的人密报，周恩来同志等认为我和他所拟议的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
现。参加暴动的，预计为叶挺部贺龙部和第三军中的朱德的教导团等。他们要求我们立即指
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要求中央动员各地
工农力量，响应南昌的行动。他们要知道苏俄是否会予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他们急需苏
俄军事顾问们的协助，和一笔大数目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苏俄方面军火和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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