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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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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那些熟读人面照片的日本暗探，穿戴着厚厚的皮衣皮帽，连面孔都遮盖着，瞪着眼睛，
注视着我们这些旅客，这似乎也引起了王某的反感，他向我说：这里各车站都布满了日本的
暗探。
我则别有感触，不觉向王某冲口而出的说：总算回到自己的国土了！王某并没懂得我这
话的真正涵意，却接着表示：这是我们的国土呀，南京国民政府老是将东三省当作特别区；
其实，这和别个省区相较，不都是一样的吗？他继续说了许多不赞成东三省特殊化和希望南
京与奉天消除成见的话。他也露出了他的要人身份，当地军警当局都来伺候他，为他奔走。
我这个同行者，也得着他的庇荫，避免了军警的盘问。我想起国内的政治矛盾，居然能为我
所利用，这不能不说是意外的事。
我们夫妇很顺利的到达了哈尔滨。王某曾表示要尽地主之谊招待我们，我婉词谢绝了。
在哈尔滨下车的时候，王某在一些官吏迎接和军警敬礼声中，步出车站，我们也随着他大摇
大摆的出来，避免了军警的检查和日本暗探的噜苏，坐上一辆的士，到了一家白俄旅社投宿。
我们由哈尔滨经大连，搭上一艘日本轮船直赴上海。一切都出乎意外的顺利。但船开航
后，一个日本侦探竟麻烦了我们约两个钟头。不知怎样，他似知道了不少我们的旅行经过，
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国际列车上坐头等，而此时竟改坐统舱的事，表示奇怪。他故意向我说起
官舱内住了一些南京政府的官员，要我去看看他们。这些，都被我一一应付过去了。于是他
拿着我们的护照，详细检视，似对护照的真实性有些怀疑。最后，他跟我讲：在大连和日本
船上，你们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你们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
这个日本侦探的种种表示，除令我心神不安外，还触发我不少的想像和感慨。那艘轮船
在平静的海洋上航行，我置身其间，不敢到舱面上散步，也不敢和我旁边的太太谈论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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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处舱内，那里说得上舒适愉快，但也不妨碍我发泄幻想的幽情。
首先我觉得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不会有危险的那句话，大致不会是假的。我想起以往瞿秋
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指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
了。我设想那侦探很可能也知道我的真姓名，只是在船舱中，众目睽睽，不便多说罢了。日
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杀。在他们看来，该杀的中共和那不肯就
范的蒋介石，彼此厮杀得更为热闹点，该是多有趣呀。如果中共能和李闯王一样打到对方的
首都，国民党内也爆出一个吴三桂，使“满清”得以因利乘便的入关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
那该多么好。不管时移势易，也许野心家们觉得满清可以这样做，日本皇军当然可以做得更
胜一筹。可叹那些勇于内争的中国人，对于外侮之来，觉察得未免过于迟钝。
日本人不仅在南满线上，而且在中东线上大小车站满布暗探，究竟是何居心？我在思考、
再思考。他们在这国际通道上的露骨活动，两年半前还不敢公开，现在为何明目张胆，不再
掩饰日本攫取东北的野心？果然，九个月后，东北的河山突然变色了。我躺在统舱内的铺位
上想起布哈林果有先见之明。我旅居莫斯科时，加拉罕和鲍罗庭都向我谈论过日本侵占满蒙
灭亡中国的野心。我又连想到从斯大林到米夫，似都没有重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猜测他
们不会毫无所知，如果不是有意做作，便是不敢触怒日本，或者另有打算，让远东的火山爆
发后再看风驶舵。
“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这句话老在脑海中打转转。我那时才确切的认识到，在
莫斯科住了两年半，对中国近况竟然隔绝得这么厉害，简直成了半聋半瞎，一切都有点惘惘
然。我有点后悔为甚么要直奔上海，为何不在哈尔滨多住几天，看看风色，再定行止，绕道
往上海，是有多种方法的。在上海上岸时会遇到甚么风险？总想不出头绪来，只有返回现实
来设想。我确认南京的断头台是在等候着我，脱离了莫斯科的樊笼，步入危机四伏的“自由
天地”，万一有一着之差，就是性命交关的事。我得聚精会神的观察四周的一切，要辨别是否
有人识破我们的行藏，要留心旅客们对上海的谈论，以期增加了解，并注意伪装以掩人耳目。
我必须竭尽心力，作死里逃生的设想。
真是运气，我们夫妇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达上海，住在东方旅馆。几天以前何孟
雄等十七个重要老干部就是在那间旅馆内开会被捕的，而我们又适于此时住进那里，真是无
巧不成书。幸好我的太太在我们住进这间旅馆以后的一个钟头，就在马路上遇着了沈泽民，
使我们很快的与中共中央联络上，并获知了何孟雄等被捕的不幸消息。我们立即离开旅馆，
搬到中央组织部暂住。在那里我会见了新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赵云（即康生）和秘书陈铁铮（现
名孔原）等人。
那些同志见着我，便向我叙述何孟雄等的被捕经过。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
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
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他们向我叙述的最初
谈话中，沈泽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说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党；赵云、陈铁铮等都为这些同
志的不幸而悲伤，也深恐牵连中共所有机构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们担心的，是一般同志
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同志竟树起了反中央的旗帜。主持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主持海员工会的
陈郁和上海区委委员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都不满四中全会的决议，反对米夫派的行为，
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动。这在显示，受尽折磨的中共似乎已频于灭亡的边缘。
我一到上海就遇着这次重大变故，不禁叫苦连天。我悔恨来迟了。假如我能早到两个星
期，那些不幸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何孟雄等都是我的老战友，而且是公开支持我的，如果我
在四中全会上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抑制一下米夫、陈绍禹等的胡闹，他们何至冒险，另行
秘密集会？现在事已至此，只有赶快了解情况，速谋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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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又会见了周恩来，他熟悉全盘情况，态度也颇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
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谈谈，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指出四中全会的政治决
议①是不错的，即何孟雄等对之亦无异议；他自己也在会上承认了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
的错误，他这一自白为会众所满意，因而继续担任中央工作。他说明何孟雄等所不满意的，
是陈绍禹等留俄学生毫无历练，就迳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因而反对四中全会关于中央人选
的决定。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
密而遭暗害。周恩来说话素来是四平八稳的，只说明事态的要点，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意见。
他那次也是这样，对何孟雄、罗章龙、米夫、陈绍禹等人都不加褒贬，对此严重局势，也保
持平静。但他也忍不住要求我向各方解释误会。
周恩来还告诉我，四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
是一位波兰同志。他要安排一个时间，约我和那位波兰同志会面。周恩来并未向我说明米夫
和陈绍禹为甚么匆匆的赶回莫斯科去，我猜想他们是将四中全会的结果，尽先去获致克里姆
林宫主人的认可。也许米夫这个小官僚所最注意的，是他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而不是真想
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他在共产国际内，居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中共中央内，他的亲信门徒已占据要津，在他身边又有陈绍禹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的资格与他互相唱和。从此他大可为所欲为，青云直上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周恩来同去看那位波兰同志—这个人我就只见过一次，名字也已忘记
了。他说明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后，便开始板着面孔向我说：你是何孟雄那些反党分子所拥
护的人，你是否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请明白表示。假若你不赞成，共产国际准备将你撵出
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在旁听着，似也觉得有点不象话，因此抢着说了几句为我解释的话。我
抑制住我的愤怒，故意面对着周恩来说：我回国是准备和同志们一道奋斗的，并不是来闹纠
纷的，共产国际也表示过对我信任。
那个冒失的波兰青年不看风色，又喋喋不休的说了一些反右派的话，他竟主张用暗杀手
段对付罗章龙。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不特毫无同情，反说那些反党分子是自投罗网。他认
为罗章龙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现在又发表反党言论，因而要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
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周恩来对此不置可否，但曾说到：现在党内意见纷歧，需要分别疏通，
不可逼使反对者走到反党方面去，张国燕同志回国了，我们正好在这方面一致努力。那位波
兰人听了周恩来的话，无词以对，我们的会谈，至此也就不欢而散。
我对那波兰人的印象十分恶劣，我叹惜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觉得他不过是米夫手下的小卒，只知玩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手腕，残害反对者。他们将
莫斯科的斗争作风硬生生的移到中共地下组织里来，这是会毁灭中共的。我想到共产国际对
我没有诚意，我不相信那位波兰人对我的态度是自作主张的表现；大概共产国际在玩弄两面
手法：当面对我表示信任送我归国，然后又给他的代表以另一种秘密指示。也许立三路线没
有纠正以前，它有求于我，四中全会后，便又觉得不再需要我了。而它那个蠢才代表，不过
对那个秘密指示冒失的向我背诵出来罢了。
这件事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讨厌共产国际，叹息它变质到了无可救药
的地步。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甚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
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米夫
不等我回国，就召开中共第四次全会，用独裁手段将陈绍禹等安置到中共中央及其各级机构
去，粗暴打击何孟雄等。他们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又在我回国到上海的前夕，急忙溜之
大吉。这一切的表现，是何等的丑恶。
我详加分析，便觉米夫等这些罪行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独裁专政的必然后果。共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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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度产生了玩弄权力的斯大林暴君，理想和道义早被淹没了，正人君子大多无法立足，高
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群鹰犬，来现实他的独裁权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权势的群小，象米夫那
样的小丑，任意胡作非为。那不信任我的共产国际和米夫这样的对头，他们决不会放过我这
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因而我的前途将会荆棘丛生。我觉得即使极度忍让，也将难逃厄运。我
在莫斯科时，曾以书面对共产国际表示过忠诚，我也曾决意谨守诺言。但现在共产国际，对
我这样背信弃义，我如果反抗，也是义正词严的。
我素来将中共和共产国际分别看待，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亲生的
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最初我觉得这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
我的期望减少了，有点觉得这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
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我最痛恨斯大林对待自己的同志采取残暴的手段，我向来是
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战友采取友爱和宽容的态度。因此，我一向不将陈绍禹与米夫等量
齐观。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
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
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
我当时采取的方针，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取决的。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
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会难于收拾。如
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因此我的答
案是“投鼠必须忌器”！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能使中共陷入更大的混乱，甚至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也曾反躬自问，我能脱离这些是非，置身事外吗？我能消极下去，甚至脱离中共的战线吗？
答案是：不可能！主要是不忍见中共就此完蛋。我的结论，是应当忍受牺牲，从事积极挽救
中共的工作。任何其他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当时要急救中共，就只有根据四中全会已有
的决议，号召党内团结，消除纷争。我明知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将会稳定米夫派在中共中
央的地位，但当时也顾不了这些，只有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共再说。
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向忠发一直担任总书记。因为他无能，他几乎被人忘记了。李立
三任宣传部长时，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决定。现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来
与陈绍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决于周恩来。我这次会见向忠发时，觉得他仍是遇事
说不出一个要领，除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外，便没有甚么确切的主张。
中共第六次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到那时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
员资格，由四中全会取消了；但我仍尽先去拜访他，请教他对党事的意见，他不愿多谈，只
表示将从事写作，意态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则在莫斯科，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资格也先后失掉
了。项英那时已到江西苏区。剩下的只有向忠发周恩来和我三人。四中全会将非中央委员的
陈绍禹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最为人反对的事；他又随米夫到莫斯科去了。四中全会也将
中央各机构改组：组织部长由老干部赵云担任，宣传部由留俄学生张闻天沈泽民负责，工运
由扬尚昆（留俄学生）代替项英，少共中央书记则由秦邦宪（留俄学生）接替任弼时（他已
去苏区）。
在这种局面之下，我遇事只有和周恩来商谈，而我和周恩来的一切商定，也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我曾向周恩来说明我要号召党内团结的意向。我不赞成将抱有不同意见或犯过错误
的同志斗争掉，主张爱惜他们，说服他们，信任他们。只有少数执迷不悟的，坚持反对四中
全会、破坏团结的同志，才应受到制裁，但也不能采用超纪律的手段。中央自身也应有所调
整，不要使同志们觉得有某些人在把持。周恩来赞成我的意见，并应允分别采取具体措施来
实现。
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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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以外，还有秦邦宪赵云张闻天杨尚昆等。（这种并非由政治局委员以平等权利参加的会议，
是四中全会后的创例）。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壳周恩来等三
人组成常委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会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
时得列席常会，讨论有关其主管的事务。这个提议很顺利的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
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
我和周恩来分别向一般同志进行说服工作。我与不少同志个别谈话。间或参加支部小组
会议。我向他们说明我的团结方针和努力的经过，对于他们有过的反对意见不予责备，但强
调现在同志们除团结奋斗外，别无出路。我这样做，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志间彼此不满的情
绪减低了，相互间的信任逐渐恢复。例如当时反对四中全会决议的陈郁，态度有所改变，就
是明显的例子。但罗章龙则极力避免和我见面，我想说服他的企图终于失败了。结果他仍是
被开除党籍，使我不无挥泪斩马谡之叹。
周恩来进行团结工作，所遭遇的困难远过于我。譬如黄警魂的事，就是一个例子。黄系
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
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周恩来进行说服无效之后，竟把他当作叛徒
处决了。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的述及黄警魂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
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当时的激烈残酷斗争，于此可见一班。
黄警魂的事，使我大吃一惊。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有一亲笔信，向
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仍倔强的坚
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先斩后奏”。但周恩来从未向
我叙述怎样搜到黄警魂的信件和用甚么方法处决他，这大概是周恩来所主持的特务工作的秘
密吧。我曾板起面孔向周恩来说：中共纪律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决不可像握有政权的苏
共那样动辄采取非常丰段。周恩来也曾向我解释，以前没有这样做过，这还是第一次。只用
以对付立即可能危害全党的叛徒，决不宜用之于抱有不同意见的反党分子。当时罗章龙那些
反党分子，没有受到超纪律的处置，也许就是这些话的结果。但这也仅收效一时，后来独裁
的毒手，特务的伎俩，还是以势不可当的气势发展下去。
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共暴露出种种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陈绍禹等之上台和何孟雄等被
捕。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是一般同志所不知道的。像黄警魂的被杀和那波兰人的态度，始
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也从未向外宣泄过。现在让我就许多同志向我谈到的，而我又大致
可以记忆的，概述一下，以了解当时中共内部的状况。
当时多数同志的谈论以何孟雄为中心。读者或能记忆何孟雄是最初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北京支部和中共北京支部的一员，虽然没有同我经常一起共事，但自始就是我的亲密战
友。一九二七年何孟雄在李大钊等被害后，不能在北方立足，调到上海工作扩历任上海区委
委员等重要职位，曾一度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与李立三常有争论，因而成为老干部派的
代言人。一般同志提起何孟雄就会联想到在莫斯科的张国焘、蔡和森，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
项英，以及在北方的刘少奇等，有点老干部的味儿。如果谈到反立三路线，往往会叙述何孟
雄是怎样怎样说过的。似乎在中共多数中坚干部的心目中，何孟雄一度是中共正统派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原系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的何孟雄，根据中共第
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责李立三没有遵照决议实行。一九二九年，蔡和森被撵出中共中央
的时候，何孟雄进而指责李立三违反了第六次大会的决议，其所作所为，实是瞿秋白盲动主
义的继续。到了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何孟雄更进而策划推翻李立三的统治。他指责李立三使
中共蒙受重大的损害。在何孟雄看来，这些年国民党内斗不已，军阀战争，愈演愈烈，实予
中共很多复兴的机会。由于李立三的错误，中共不但没有乘机获得充分发展，而且不断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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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挫折。何孟雄瞧不起李立三，不信任他的领导能力，说他只是一个煽动家，根本不能做
舵手，如果再让他胡闹下去，中共就会完蛋了。
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之要求苏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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