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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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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被占领3个星期了，外国人仍然不许进来，也不许离开。安全区内的街道上有许多人，不少小贩出售食品。看不到多少日本兵。今晚，我从南山公寓看到两处大火，一处在南门附近，另一处靠近东门。但大火比以前少多了。
登记工作一旦完成，日军当局就要催促人们回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遗憾的是，有那么多人无家可归，即使那些有幸家还在的人，其住所也屡遭抢劫。
1月5日，星期三由于登记，今天早上7时30分开早饭（我们一直是8时开早饭）。8时30分，当我站在那儿和一名中国警察说话的时候，有三四千人从我身旁经过。真是一个可怜的场面。妇女大多都是4人一排地进来，因为她们离开时也要这样列队走。虽然宣布说只有30岁以下的妇女需要登记，但有许多年老的妇女在这儿。通常4人中有一个有力气的人，拖着另外3个人，并催促她们，似乎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个看上去有病的妇女由丈夫背来，另一个年老的妇女被儿子扶来，还有一位显然有心脏病的妇女倒在我身旁，她说，这是第六次来登记了。
9时。当局的小汽车来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不是来为妇女们登记的，而是告诉她们不必登记了，于是，她们又疲惫而蹒跚地往回走。我们的门卫对我说，有些人凌晨4时就来排队了。我们仍然为那些登记时站岗的日本兵提供取暖的篝火，但是，我们的柴火就要告罄，陈中凡家的桌椅都拿来当柴烧了。取消妇女登记，使薛小姐和王小姐松了一口气。
情况略有好转，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今天下午，我的3个好助手——程夫人、布兰奇·邬和王小姐因感冒和劳累而躺在床上即是明证。然而，安全区外面的情况仍然很糟糕。今天，米尔斯带来一位来自户部街的56岁的妇女，她昨晚被强奸。
今晚在校园门口，有个男子想为住在我们校园里的女儿送些吃的东西。当被告知我们不让男子进来时，他说：“现在我只有这个女儿了。3天前的晚上，在安全区内，我的妻子因反抗日本兵时呼喊，被刺刀穿透了心脏，小孩也被扔出了窗外。”下午我在办公室时，一名刚结婚18天的新娘来问我能否帮助她找到丈夫。他是位无辜的裁缝，12月25日在家里被抓走，至今未归。另一位结婚两个月的新娘恳求我帮她找回12月16日被抓走的丈夫。虽然两人都不是当兵的，但找回他们的希望却很渺茫，因为，我听说在最初几天疯狂的日子里，许多年轻人被枪杀。在前一个例子中，那位男子是10口之家惟一挣钱养家的人，后者则供养8口之家。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悲剧。
我和王先生在五六时之间去了日本大使馆，请求继续派使馆的警察每晚在我们大门口站岗。
只要有一名使馆警察，对我们就很有帮助。
1月6日，星期四显然，日本人昨天傍晚改变了难民登记的方法。我们接到通知，妇女登记继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行，男子登记则在金陵大学进行。这次登记改由文职人员负责，而不是军人。刚到8时，又有许多妇女拥进来登记。然而，这次没有人训话。难民们约排成12行，在每行队伍前面有两张桌子，在第一张桌子前领许可证，在第二张桌子前领登记卡。所有的登记都由中国人负责，不过，有几个日本警察，还有几名日本兵在附近围着篝火取暖，今天天气很冷。
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我得到批准，带着5名工人和程夫人的儿媳及4名女勤杂工去登记。登记很快就办完了，这就免去了那些繁琐的程序，而这些程序令人厌烦。布兰奇及一名女勤杂工还躺在床上，但我没费周折就为她们拿到了登记表。
在事先通知了日本大使馆的情况下，上午11时，3名美国官员——我想是领事，来到了这里。他们在平仓巷3号吃了饭，今晚，日本大使馆将正式宴请他们。为此，日本使馆的高头先生来这里找一些鸡蛋，我是从他那儿得知这件事情的。我为晚宴找了10个鸡蛋，并很高兴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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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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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冈中佐于上午11时善意地来访，并带走我写给瑟斯顿、鲁丝、贻芳和吕蓓卡的信，他下午将飞往上海。我们希望鲁丝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信。这是封非常难写的信由于是通过日本人带信，魏特琳担心日本人看到信的内容。。令我惊喜的是，下午5时，斯迈思带来了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这是12月5日以来我第一次收到的来信，这些信的日期为12月19日和20日。请记住我最后收到的是11月14日的《字林西报》。此后，我连信箱都想不到看了。斯迈思还告诉我，明天中午之前送到大使馆的信，可由明天下午的船捎往上海。
今天下午，5个日本兵被派来站岗，现在他们都在门房——确切地说是陈先生一家住的房子。在我们这儿呆了8天的使馆警察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极不情愿由士兵来接替警察。我们的难题是无法区分哨兵和普通日本士兵，因此，我们常犯一个可怕的错误：试图把哨兵当做普通士兵赶走。
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的陶宝庆先生上午来访，他是个62岁的老头。他最后一次担任公职是在齐燮元北京政府时期任江苏督军。手下（大约1924年）。
我们这里年纪大一些的难民都陆续回家了，但是，大多数年轻的难民还在这里。在我看来，这样很明智。对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备感心痛。
1月7日，星期五妇女们的登记大约三天就结束了。最后两天的登记办法令人满意，这使得妇女们不那么紧张和恐惧，因为负责登记的都是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个日本兵在边上站岗。几名日本使馆的警察在这里配合中国警察执勤。中午，我遇见一小群匆忙进入校园的妇女，她们说，是从南京西面17里的地方来的，她们认为登记过了就会安全。
今天上午，一群日本军官和一名宪兵来访，他们自称与邮政服务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在离开办公室时，看见一些中文的福音书，并问我能否送给他们几本。
布兰奇感冒了，还躺在床上，但今天好多了。虽然很冷，但天气晴朗，充满阳光。人们都在房屋的南面晒太阳。
上午我在写报告，这是昨天抵达大使馆的3名美国人所要的报告。他们回来，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他们似乎还没有等到允许就回来了，原先，他们只是说会在某个时候到达。在送这份报告时，我还带去了给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因为有一班船今天将去上海，可以通过这班船带信到上海。由于不知道上海的新闻检查有多严格，我不知道在信中该写些什么。
今天，红十字会开始采取新的方法为校园里的难民供应稀饭，以前是在校园大草坪的两处开饭，而现在将在伙房里卖。伙房在北面，从我们教工花园穿过马路就是。
今天，我们第一次收到零星的无线电广播，听到了我们一直在担心的消息：在那几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日本飞机对汉口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据说与南京一样，杭州也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上帝可怜那些穷人吧！但愿他们不要经历我们这里10天来的恐怖！4时30分。我去了平仓巷3号，仍住在我们木工房的唐老板与我一道去了。我仍然认为，最好不要单独外出，以免发生不测。有几位先生非常担心他们的妻子（她们原先在牯岭，后来到了汉口），尤其是米尔斯和斯迈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工作都非常出色，他们为众多中国人的利益奉献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而他们自己的房子却遭到了抢劫。德国商人也非常了不起，相互配合得很好，委员会主席拉贝无所畏惧。
1月8日，星期六今天很冷，没有阳光。没有足够衣服和被褥的人们要受罪了。虽然外面的局势还不很稳定，但越来越多的人回家了。现在，校园里约有五千名难民。家住我们学校西面姓陶的邻居一直和家人住在校园的东院，他早晨回来说，即使是男人，现在也无法在他家所在的地区安居，因为日本兵随时都会来要钱，如果不给，就强迫他们去找花姑娘。他说，家里现在一无所有，他回家是为了保住门窗。下午，从校园可以看见三个方向的大火，这意味着抢劫仍在继续。
贝茨给我看了埃尔茜发来的电报，她在电报中说收到了我的电报，她还说，1月16日，金陵大学的办公室和职员迁到了成都。我希望得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武昌分校的消息，真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不知道吴博士在哪里。现在，我们的大使馆里有3个美国人了，这真让人感到宽慰。
午后，日本大使馆的高头来访，要我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学院的损失和美国公民的损失，他带来了翻译，翻译明确地说，他们不考虑中国教师的损失。学院的损失很小，我对他们说不要赔偿了，大概共毁坏了6扇门。至于私人的损失，艾丽斯是惟一有损失的人。其他外国人的财产均在南山公寓的阁楼里，没有被发现，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发现有损失。由于昨天给了高头10个鸡蛋宴请美国大使馆官员，他欠我的人情，因此，我大胆地请他帮忙，希望他婉转地让日本哨兵在汉口路和宁海路站岗，而我们自己守卫校园。昨晚9时～10时之间，两个日本哨兵到养鸡场，把里面的工人吓得要死。
谣言传播起来像野火一样迅速。据说，中国军队已临近南京城，并说，日本军队想借老百姓的衣服化装逃跑等等。我承认，日本兵想要老百姓的服装也许有上述原因，但我知道几个更接近事实的动机。我问高头，南京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安宁，让难民们回家？他回答说：“大概两天以后。”从农村来的妇女说，她们那里的情况可怕极了。严格地讲，她们只有将自己埋葬才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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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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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5时。王先生、程夫人和我乘汽车到格蕾（Gray）小姐家找王师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家如此乱七八糟。大部分东西扔在外面的院子里。我们不知道王师傅是死是活，既没有找到人，也没有找到尸体，估计他在12月13日之前去了芜湖。后来，我们去了新街口，主干道中山路两旁的许多商店被焚毁，剩下的商店好像都被抢劫过。我们看见街上有两辆卡车，日本人正往车上装掳掠来的物品。
6时30分～7时。在我们教会的团契活动之后，王先生、玛丽和我到大门口去拜访哨兵——他们每天都换。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明白我们在校园内执勤。
1月9日，星期天今天阳光灿烂，但却相当寒冷。池塘里结了一英寸半厚的冰。没有难民睡在有顶的长廊里，但有些人睡在大厅里。很多人晚上来，白天回家。可怜的贝茨在金陵大学农学系和金陵大学附中所遇到的许多麻烦，我们这里还未遇到——难民中的负责人相互争吵，然后到日本人那里去告发对方；难民将赃物带到难民所，然后为分赃而争吵；难民内部有告密者。
王先生、李先生、薛小姐和我去鼓楼教堂做礼拜。你们想象不出上海路上稠密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美国大使馆和金银街之间。路两边，数以百计的小贩开设了店铺。很遗憾，我不得不说，他们卖的东西大部分是从商店里抢来的赃物。我们的工人也开始买这些东西，因为，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教堂的礼拜做得很好，约有五十人参加。中山路上现在有不少车辆，主要是日本人的卡车和小汽车。安全区外还有许多日本兵。
玛丽在2时的妇女礼拜上帮忙。南画室座无虚席，由罗小姐布道。星期四，我们也为妇女们举行了布道会。在今晚为工作人员举行的礼拜上，南画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可能是出于好奇而来参加的。
4时30分。我们14个人参加了英文礼拜，礼拜由马吉主持。大使馆的埃斯皮（Espey）先生也来了。我第一次确切得知美国军舰“帕奈号”被炸沉，同时沉没的还有美孚石油公司的两艘船。这似乎是日本人故意干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与所有日军官兵的接触中，他们似乎对美国人很友好，并且无一例外地告诫我，要警惕俄国人和英国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3名英国官员抵达南京，除了我们之外，又增加了6个人，这说明现在的局势更加稳定了。
善良的程夫人今天“打劫”了伊娃的屋子，顺便说一下，这屋子还没有人进去过。她在屋里找到了一些油，并让老厨师陈本立（音译）做了蛋糕。晚饭时，我们将蛋糕吃了。她原准备将蛋糕送给平仓巷3号的人，当我对她说，他们那儿有一个很棒的厨师，因此，常有蛋糕和饼干吃。我这样说了后，她才让我们吃蛋糕。过一阵子，玛丽和我要请厨师做肉馅饼，因为，玛丽发现日本兵并没有将她屋子里的肉馅抢走。
特里默医生说，一家日本商店在中山路开张了。里格斯先生把他的时间都花在为粥厂运煤炭上，而索恩先生的时间则花在送大米上。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我怀疑很多人都得挨饿。
1月10日，星期一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啊，特别是最后的几小时。晚餐时，我发现鲁丝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日期是1月5日，这显然是由英国大使馆的人带来的。信中夹有一封吴博士12月20日寄自汉口的信，还有弗洛伦斯1月3日写给格雷斯特小姐一信的复写本。刚吃完晚饭，我们便围坐在起居室的圆桌旁，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得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分校正不断发展，这真是太好了！已来了4位新老师，估计还有更多的人会来。看了吴博士和鲁丝的来信，我们多么希望讨论一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远景规划啊！在校园内开办一所中学的设想目前还无法实现，但是，为那些丈夫被日军无情杀害的妇女们开设一所技能培训学校则非常必要，并且是切实可行的。今天上午，程夫人和我讨论了鼓励在明德中学开设一所小学的计划，但即使这样也不大可能，我们将视情况而定。
阅读了信件之后，玛丽和我到大门口的门房，认识一下新来的哨兵，并试图对他们表明，如果他们愿意到宁海路和上海路去巡逻的话，我们将负责校园内的安全。
此后，程夫人带来了一些蛋糕，想想看，这是自己做的蛋糕！昨天她“打劫”了伊娃的橱子，结果，今天我们就有烤鹅和蛋糕吃。今天的菜肴真够丰盛！在程夫人走之前，我们朗读了弗洛伦斯致格雷斯特的信，大多数得不到解答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对外界的情况也有了一些了解。在烛光下，玛丽和我吃了一大块蛋糕。我们不知道是否为今后留下一些蛋糕，但最终决定不留，因为今晚我们心情很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下午4时之前，我带几封信去了美国大使馆，希望通过使馆送往上海。想想看吧，城里已有9位外国官员——3名美国人、3名英国人和3名德国人。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不过，今天下午远方仍有浓烟，这无声地证明了抢劫还在继续。今天上午，离我们校园不远处，2名姑娘被强奸。
下午来了4个日本兵四处看了看，他们还不算讨厌。那个头目和我交换了邮票，并很自豪地给我看了他妻子和孩子的相片。但愿我能将所有的敌人转化为朋友，帮助他们认清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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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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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星期二你们很难理解我们对这些平静的夜晚是多么感激不尽。在这样的夜晚，我们可以好好地休息一整夜，同时，也对校园内大量女难民的安全感到放心。最近几个晚上为我们站岗的是新派来的5名宪兵。此前的8个夜晚，由大使馆的警察住在学校门房里。除了平时的守夜人，我们又增加了两名曾当过警察的人守卫校园，他们现在已身着便装。在此之前的5个晚上，我们这里有一大群普通士兵（约25名）站岗，我们对他们很担心，因为不论我们怎么说，他们坚持要在校园内及校园外站岗。就在他们来的第一个晚上，两名妇女被强奸了。这一事件发生不久，我们便让使馆警察来站岗。全城只有17名宪兵，如果多一些宪兵的话，情况会好得多，因为，他们似乎素质较高，我遇到的几个相当不错。
上午9时～12时。F·陈和我一起到国际委员会总部，这是第一次召集所有难民所的负责人开会。会议开得很成功。一开始，拉贝先生和我们在一起，他对各难民所负责人（大约20个难民所，35人参加了会议）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感谢。我们交流并讨论了各自的困难和问题。和往常一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比那些男女混住难民所的问题要少得多。那些难民所里的坏人——吸鸦片、赌博者招惹出不少麻烦。
下午3时。我带了一大包信件去我们大使馆。在我的劝说下，程夫人终于给纽夫人写了一封信，她以前不愿意写这封信。
4时～5时。我在办公室。来了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助寻找她们的丈夫，他们有的已失踪数周，实际上，从12月14日以来就再没有见到过。如果我直接对她们说，我认为他们永远回不来了，这未免过于残酷，但对那些被抓走的年轻男子来说，这是事实。在最初的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他们被枪杀了。
今天晚饭后，我和王先生到大门口与卫兵交谈。我们得到了他们头目的姓名，并让他们知道由我们负责校园内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样做更明智。东北方的天空闪烁着火光，又是一幢房屋被焚烧。
此后，我和薛小姐去巡视了艺术楼，我们原打算安排490人住在这里，有些人认为，我这样安排过于拥挤，但在人数最多时，我敢肯定那幢楼里住了2000人。
1月12日，星期三天气冷多了，我们担心要下雪。如果有可能，我们想把房屋后面的粪便打扫干净，否则，大雪融化时将使其蔓延。不幸的是，我们到处都弄不到石灰，因此，没有石灰作消毒剂。不可能让所有的妇女都将马桶倒进我们挖的粪坑里。自从校园外面每天提供两顿饭，以及登记工作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人稍多了一些打扫卫生的时间。
上午7时左右。我看见9架似乎是中国的飞机向句容方向飞去。
10时～12时。王先生在艺术楼会客室里统计丈夫或儿子至今仍无下落者的资料。今天下午，我将把这些资料送给福田先生，但愿他对此能有所帮助。要求获得红票免费吃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其部分原因是人们把钱用完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又有贫穷的人们进来了。此外，还有许多人要被褥。
今天下午，王先生、焦先生、夏先生和我到美国学校北面的寺庙仓库，看看能否为学校弄一些大米。我们能够得到大米，但没有办法运进来。
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正在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很显然，留下来的少数中国警察没有相应的权力，而为数不多的日本宪兵连自己的士兵都管不住，更不要说管老百姓了。
许多人从安全区回到自己的家，尽管他们的家还不安全，但这是保住房屋、门窗和地板的惟一办法。
今天，程夫人、F·陈和玛丽都感冒了。大家工作极为辛苦，也非常紧张。
菲奇和斯迈思今晚来访，并给我带来了一些黄油。黄油是大都会旅馆的经理送的，虽然不太新鲜，但这毕竟是黄油。大都会旅馆现在已成为日军宪兵总部。
今晚，王先生和我去结识新来的4名哨兵，我发现他们很聪明，并且很友好。军曹是个中学毕业生。每晚我们都记下日军哨兵头目的姓名。我觉得今晚将平安无事。我仍旧把自来水笔放在牙膏盒里，而不是放在抽屉里。
1月13日，星期四一个月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了。现在局势有了一些好转，抢劫、纵火少了一些，人们稍许多了一些安全感。安全区内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兵，而且强奸事件也几乎停止了。至于安全区以外的情况，我们只是听说了一些，但不知道事实。抢劫还在继续着，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还有老百姓。
今天上午，我花了很多时间设法解决5名年轻妇女的问题，她们是从短期护士培训班毕业的护士，来这里寻求庇护。我们认为，不能将她们集中收留在这里，这将会给她们、也会给其他难民带来危险。我们选择了包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内的5个难民所，让她们抽签。后来，我们为她们写了几封介绍信，派一名工人送她们去。
我们送信的小伙子魏，自从经历了那段苦难之后，不敢再走出学校大门了。
下午，我花了4个小时设法把米运到学校来，最后，总算运进来12袋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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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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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已把运送大米的有关事宜移交给了自治政府，而他们却遇到各种困难。他们在美国学校附近设立了销售点，但现在又被迫迁出了安全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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