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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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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侵赋觯巳霉沂啄蕴油言鹑危ㄍハ苷露急恍薷模罂税⑸婊砻饬颂旎屎凸沂狄到纭⒉平绲牧煨洌苹盗怂痉ǔ绦颉Ａ硗庖恍┞砜怂贾饕謇费Ъ乙舱返刂赋觯蛭笈惺沟贾抡秸墓瘫涑闪恕耙约司饕逭哂胛冉〉恼沃傅颊叩亩钥刮行牡墓獭保虼怂刀┥笈兄ち司⒄问饭邸Ｈ欢谘Ы缰猓�1948年8月的一份美国军事情报报告，大多数日本国民对被指控的国家领导人持“消极”态度，但还是认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判决下达后，民众对审判的肯定反应，表现在对重建、改进和将日本变成一个真正的“和平国家”所投入的持续努力中。
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这些被告因违抗天皇的“和平精神”在日本法庭受审的话，很让人怀疑他们能够受到同样公正的对待。这是通过在牧野伸显的文书中发现的、被认为可能是币原内阁时期的一份没有标明日期的文件——为审判和宣判死刑而制定的紧急敕令草案——推断出来的。
更为重要的是，东京审判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抗性诉讼，使胜者直接与败者对立。帕尔的“胜者的审判”的激烈批判极端简单化，而且现在仍然存在这个问题，阻碍了人们理解东京审判的实况。实际上，东京审判是一个美日合作的政治审判。在审判的准备阶段，裕仁与身边的人就在幕后进行了参与，帮助选定将受到战争犯罪指控的人选，并对他们施加了影响。天皇的亲信寺崎和松平充当了草拟被告名单的ＩＰＳ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情报提供人。试图保护天皇和重臣的其他随从也是如此。宫廷高官和外务省官员指示巢鸭监狱的Ａ级战犯嫌疑人该如何发言，同时，他们还培养了与基南及许多法律家的关系，其中既包括辩护方也包括检察方。
皇室成员，特别是高松亲王和宫廷内侍松平等人邀请美国律师参加鸡尾酒会、招待会和皇室的“猎鸭”活动，目的是为了赢得他们的欢心，培养合作者和获取情报。裕仁个人也为这种娱乐批准了增加宫廷开支。他的官员们积极配合审问，宣誓作证，因为他们希望将侵略责任推到一小撮军阀身上——同时给人留下天皇和国民完全是被欺骗了的印象。投降后不久就重新组织起来并得到扩展的宫廷集团，在美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官方见解中，成功地插入了虚伪的说明，遮掩了裕仁在延迟投降中所起的作用。这些被基南称作“和平的爱好者”的保守派精英，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起诉的过程、法庭程序甚至于最终判决。
东京审判成功地揭露了战争领袖们的谎言，和他们不愿意为在职期间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事实。它第一次在日本国内公开了暗杀张作霖，和关东军的阴谋导致了满洲事变的事实。审判还为在亚洲和太平洋许多地区发生的虐待杀害盟军俘虏及平民的事实提供了资料证明，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军”和横跨桂河的缅泰铁路等最著名的事件。有关南京大规模暴行的证据得到了承认，在审判松井石根大将时，正值新闻报道了南京战犯审判，其中谷寿夫和矶谷廉介陆军中将因1937－1938年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处死刑，这些都强化了日本国民对证据的认识。日本人在马尼拉对平民的杀戮也得到了详细的介绍，美国在那里的无差别炮轰也导致了大量死亡。另外，对女性囚犯和占领地区女性强奸的证据的提出，以及在国际战犯法庭对强奸罪的起诉，都为后来建立了积极的先例。
东京审判长期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态度。许多日本人从被当做国策的战争中汲取教训，下定决心要日本永不再战，将自己投入到使民主主义理想和国际规范运作起来的工作当中。由于东京审判加强了公众对军国主义与战争的憎恨，因此也促进了人们对新宪法的接受。日本的和平运动引用东京审判的证据批判了日本帝国旧的价值体系。在ＣＩＥ的要求下，日本的媒体连日报道了审判的进行情况，尽管受到占领军审查机关的监督，但是在关于日本走向战争的过程上，所报道的内容还是比一般日本人被引导相信的内容要精确得多。此外，检察方和辩护方所收集的大量的文件材料被保留，直至今天仍作为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被人们所利用着。
尽管如此，在当时和之后的某些日本及外国批判者眼中，东京审判存在着无法挽回的缺陷。法庭没有充分地保护国际刑事法规定的被告的权利。在起诉过程中，检察方把重点放在了共谋罪上——以欧洲的自然法传统和盎格鲁－萨克逊的习惯法为依据的这个法律概念，让大陆法的专家来说，这是一个不明确的、不熟悉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已经落后时代的法律概念。基南和麦克阿瑟遵从杜鲁门的政策，故意遗漏了一个在整个17年的所谓共谋期间（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9月2日）掌握着权力的人物，从而使日本的决策过程变得让人困惑不解。那个人就是天皇：只有他一个人能使共谋的意愿结合起来、发生效力，去发动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一场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誓约的战争”。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销毁证据和歪曲历史
此外，同盟国也犯下了战争罪行，但是却拒绝将纽伦堡原则应用到自身行为上去。在审判进行的31个月里，美苏之间的冷战逐步恶化也影响了审判的进行。在亚洲，西方的殖民主义仍然健在，这意味着东京审判使帝国主义和国际法之间难以解决的关系凸现出来，而这是纽伦堡审判没有涉及到的领域。没有来自于“荷属东印度”或前殖民地朝鲜的法官，这个事实就说明了问题。更有力的证明是法国和荷兰的动向，这两个国家试图恢复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还有美国的动向也能说明问题，它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每个角落都有影响力。杜鲁门政权向正在与越南作战的法国提供经济援助。在中国，它认可了投降的日本军为蒋介石方面战斗，并为蒋的军队提供装备和军事顾问，在重新开始的与共产党的内战中援助蒋介石。在亚洲和太平洋不发达地区，美国领导人似乎在追随日本的先例，要给各个国家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使其“各得其所”。
最终起诉书，与详细记述了被告所有被指控罪状的5份“附录”一起，于1946年4月29日，正式提交给法庭。起诉书明确指出了日本的毒品生产和销售问题，附录Ｄ的第九节指控日本在中国的毒气战违犯了国际法。检察方对毒品问题进行了追究，但是中止了对毒气使用的指控。
由基南指派负责调查“1937－1945年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的法务官托马斯·Ｈ·莫罗上校，1946年3月来到中国，对毒气问题进行了调查。他4月16日给基南的报告引来了美国化学战部队（ＣＷＳ）的秘密反击。ＣＷＳ列出一大堆法律理论，主张日本在实施化学战时没有不法行为。ＣＷＳ开发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毒气兵工厂，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获得使用其新武器机会，因此它希望法庭不要对使用毒气作出有罪认定，特别是在他们相信与苏联的战争即将来临之际。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是不是麦克阿瑟或某个美国陆军指挥系统身居高位的人下达决定，实际上中止了追究日本陆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不过，在开庭之后的两个月之内，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了下来。缺乏想像力的杜鲁门总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关键，罗斯福曾经谴责毒气为非法、残忍的战争手段，杜鲁门事实上认可了对罗斯福这一战时政策的推翻。染指化学战的日本军官们和不希望国际法束缚手脚的美国陆军领导人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同时，世界却失去了阻止化学武器扩散的机会。1946年8月12日，也许是因为这个问题，失望的莫罗上校辞职返回了美国。
麦克阿瑟和同盟国以国家利益为由对许多人免于了起诉，其中就有应对中国的细菌战承担责任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和731部队的官兵。据估计，有3000到1万人在石井的生物试验所被杀害，多数为中国人俘虏，而这个事实却被东京审判所忽视。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和麦克阿瑟认为得到与杀人有关的实验数据比审判更重要。
许多日本人中挥之不去的“圣战”意识和旧价值观的延续，无疑缩短了战争犯罪被揭露后的反省时间。多数日本人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现象，国家之间即使没有过错也可能发生，这种认识妨碍了他们对在中国发生的战争暴行的反省。在某些日本作家看来，个人主体性差、过度依赖他人观点的民族性也是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之一。但是日本战争犯罪被如此之快地遗忘的主要原因与裕仁本人有关。除非裕仁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他没能而且也不想要求日本军队遵守比忠诚和功勋更重要的道德行为标准，而受到法庭审判，或被质询，否则，侵略战争的合法性——日本入侵亚洲太平洋各国是为了解放他们的信念——就不会彻底失去市场。毕竟，许多日本人在参加战争时都与天皇有着共犯的关系，全体国民都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不负有责任，他们也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日本国民开始极为认真地面对战争的负罪感，可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不公正地分摊责任的早期决定，让木户和东条做了天皇的替罪羊，缩短了这种反省认识的时间。杜鲁门1947－1948年戏剧性的政策转变更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在被分割的德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由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执行的杜鲁门政策，通过重新定义非纳粹化计划的范围，使适用对象仅限于少数几个德国犯罪者，从而限制了计划的影响力。东京审判与并行的剥夺公职运动，没有解决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多方面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保护天皇和重塑天皇形象是复杂的政治任务，只有通过大肆夸张日本社会巨变造成的威胁、操纵证言、销毁证据和歪曲历史方能达成。不知裕仁是否因这种对正义的歪曲而感到过不快，是否将这些情况在他向皇祖皇宗的神灵禀告时提到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直到处决东条为止的整个审判期间，裕仁从没有忘记过自己更大的目标，那就是摆脱国内外要求他退位的压力，保留君主制并因此在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中维持稳定的领域和正统性的原理。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命天皇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占领进入第5个月，迎来了1946年新年，此时的日本国民似乎被扯成了两半。一方面，复员军人和失业平民源源不断地从亚洲大陆被遣返回来。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与之相伴的是，食物配给失控，各地黑市兴起。农民为谋求村镇政府的民主化，展开了政治斗争。土地改革尚未开始，但佃农和小自耕农已在表达对地主阶级——明治以来，战前天皇制的社会支柱——的不满。另一方面，早已明显存在的混乱和士气消沉开始为精神上的骚动和亢奋所替代。不只是左翼，就是许多平民也认为，战败和占领将很快带来根本的、彻底的改革。大规模制度变革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1月13日，学习院教员、ＧＨＱ民间情报教育局非正式顾问的雷金纳得·布莱思写信给裕仁的侍从长藤田尚德。他认为食物配给制度很快就会崩溃，建议天皇对这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
只有天皇有能力为粮食不流入黑市得到适当的分配，提供一种感召力。天皇应该巡回日本，访问煤矿和农村，倾听人们的诉说，与他们谈话，向他们了解情况。归来后，他应当针对如食品囤积、现在正是需要与战时同样的牺牲精神等问题，发表一份声明。他应该以情动人，呼吁日本民众互相分享存粮。①
裕仁为改善岌岌可危的现状开始了他的“巡幸”，这一举动得到了麦克阿瑟和ＧＨＱ公共关系顾问的积极支持，他们希望他表现出“真正关心国民”的姿态来。②最初与民众见面时，裕仁一方是窘迫至极，民众一方则是震惊和半信半疑。
3月26日，记者马克·盖恩在群马县高崎市一家治疗战争负伤者的医院见到了巡幸中的天皇。时值裕仁刚刚走下神坛，并希望推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盖恩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我得以仔细地观察天皇，我们亦叫他“查理”。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大约五英尺两英寸那么高，穿着一件剪裁糟糕的灰色条文套装，裤子短了两英寸。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右肩不停地抖动。走路时，右腿稍微向外撇，似乎控制不了它。他显得很兴奋和不安，拿不准该如何摆布他的手脚。
起初，他拖步走过伤患者，偶尔停下来阅读病历。之后，显然觉得此时有必要说点什么。他问了几个问题，但似乎问得都很不适合。最后他固定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你是哪儿的人？”。他走向一个又一个患者，问着他的问题，当病人作出回答时，他就会说，“哦，是吗！”听起来似乎他对患者们来自秋田和歌山或北海道感到很惊讶。他尖锐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细更高。
现在，不敬的美国人都在等着他那声不像人声的“哦，是吗” ，然后，互相轻推着、笑着并模仿他的声音。但是慢慢地，玩笑的心情消失了。我们看到了本来面目的天皇：一个疲惫的、令人同情的矮个子男人，被迫做着自己讨厌的工作，他绝望地试图控制自己不听话的声音和肢体。很热也很安静，除了天皇尖尖的说话声和他的陪护人员重重的呼吸声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③
然而，国民很快就习惯于看到穿着“民主的”、 不合体的西装，作着机械式的应答，有时甚至会微笑——一种现人神不应有的身体动作——巡回中的天皇。由忠实的官僚作“托”，在ＧＨＱ和新闻检查下的日本新闻界的协助下，巡幸的意义被不断夸大，公众的狂热也在逐渐高涨。这一年，一方面是宫内省发放了（得到麦克阿瑟的批准）金钱、土地、房屋和木材用于公共目的，以此寻求与国民的沟通。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在这个已经把名字从强硬的“大日本帝国”改为柔和的“日本国”的国家里，新的君主制正在诞生中。④
策划了巡幸的宫廷官员——宫内次官大金益次郎和宫内省参事官加藤进——强调说巡幸是“陛下的主意”，并举出明治天皇1872年到1885年的大巡幸作为先例。然而，这个类比却是不恰当的。明治天皇是在一个以暴力动乱和政治争斗为特征，新兴君主制处于危机的时期进行巡幸的。他的巡幸是让民众认识到他的存在，属于树立其实权者权威这样一个更大过程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是为了构建具有他的统治特色的天皇与臣民之间强硬的、非个人的关系。
与此相反，裕仁本人形容他的意图在于治疗。他希望“安慰正处于苦难中的国民”，并“鼓励他们为复兴而努力”。他认为（见1946年3月31日木下日记）一年之内他能快速走遍全国，完成任务。他希望通过扭转和缓和以前天皇制与国民之间的僵硬关系，使君主制更大众化和“民主化”，以预防共和主义情绪。当然，在比较裕仁和明治巡幸异同的时候，还有一个不该忘记的要素是，没有麦克阿瑟的强有力支持，就不会有任何巡幸。
4月30日，GHQ命令天皇停止参拜或代拜靖国神社、禁止纪念战争亡灵的国家仪式，天皇最初的巡幸就是在这时开始的。随着巡幸逐渐占据了公众的心理，裕仁及其身边人员抓住机会，不仅证明了他在国民中的声望，借此向总司令部和远东委员会表示了裕仁的有用之处，而且还恢复了一些裕仁已经失去的权威。在每天要为食物和住所而艰难挣扎的城市地区，对天皇的反应普遍比较冷淡。但是在各阶层民众中，许多人对天皇仍然怀着旧有的敬畏和信赖感，同时对输掉战争、现在需要麦克阿瑟庇护的天皇也充满着怜悯和同情，这使他们对天皇的情感变得复杂。⑤另外，被否定了神格的裕仁，在相对自由的言论条件下，被暴露在民主主义的光照中，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裕仁还是近臣都无法轻易地阻止裕仁与国民日益增加的接触。
1946年10月初，裕仁与麦克阿瑟进行了第3次经过精心准备的会面。他首先感谢将军在5月份提供的大量的食品援助，然后指出与ＧＨＱ内的友好情感相比，美国国内的对日情感“还很不好”。麦克阿瑟回答说，经过“再教育”，美国的舆论会好转的。他微笑着补充说：“我一直对美国的访问者说，天皇是（这个国家）最讲民主的人，但是谁也不相信我。”麦克阿瑟提到了新的和平宪法。裕仁则援引动乱的国际形势，表达了对可能危及日本的担心。麦克阿瑟预言说，终有一天新宪法会获得世界的称赞，一个世纪内日本将会成为“世界的道德领袖”。随后，裕仁谈到了对工人运动的忧虑。他声称，作为国民，日本人的教养水平还很低，“缺乏宗教心” 。麦克阿瑟告诉他不要担心：“通过对你从来没变的尊重和热爱中，日本人的健全性得到了体现。”会面结束时，麦克阿瑟鼓励裕仁继续巡幸。⑥
在这次及1946年的其他会见中，裕仁都向麦克阿瑟吐露说日本国民就像小孩子一样，“缺乏镇静”，“符合雷同” ，总是想模仿外国的样子。另外，他对为他编辑战争秘录的稻田和木下也说过同样的话。他私下里又补充说，由于有了修正后的宪法，“虽说这是战败的结果，但从宪法得到修改的现状来看，对我国民来说，与其胜利后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还不如说现在这样更幸福。”⑦裕仁热切地想给战败点燃希望之火，他反复地告诉国家领导人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实：如果他们能与敌人合作推进稳健的改革，战败就会带来积极的后果。投降1周年时，他在叶山的夏季住所告诫阁僚们说，记住，“这不是日本第一次战败。很久以前（7世纪）出兵朝鲜，因为白村江一战一败涂地，结果从半岛撤兵。从那以后，我们进行了许多改革，而这些改革构成了日本文化发展的大转折。”⑧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冲绳口信
在发展裕仁作为“人间”天皇，与人民共患难的“民主”天皇的新形象过程中，1947年是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这一年，文部省编辑出版了一本影响极大的教科书辅助读物《新宪法的故事》，它一方面强调了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国民主权、放弃战争的理想，同时又对天皇使用了最高敬语。⑨日本的大众传媒也就涉及天皇时使用最高敬语的规则与政府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宫廷方面恢复了战前荣誉授予的惯例。天皇通过首席检察官约瑟夫·Ｂ·基南，曾致函杜鲁门总统。1月2日在皇宫的二重桥，他接受了国民的新年参贺。
1947年，裕仁巡幸再开，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狂热的群众活动，远远超出了计划者的预想。巡幸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府县和市区，与每天出现的战争犯罪审判和逐步恶化的美苏关系报道形成对抗。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声明（Truman Doctrine）的发表，标志着欧洲冷战的正式开始。随着冷战的深化，美日政策逐渐保守化，政策的重点也从改革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转为重建和发展经济，以及恢复经营者特权上面。⑩
美国的赔偿政策出现了软化的征兆：3月17日，麦克阿瑟对外国记者团说，美国没有摧毁日本工业力量的意图。他在写给吉田首相的信中，指示吉田准备一份全面重新启动经济的计划。1947年4月25日举行的战后第二次大选之前，ＧＨＱ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指标：日本必须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才能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重建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裕仁看来，这些进展似乎预示着ＧＨＱ正在放松控制，暗示着他可以独立行事的可能性——这是从前不被认可的。1947年5月6日，新宪法颁布的3天后，裕仁再次与麦克阿瑟会面。与民主主义的深化相比，他更关心安全保障问题。据前外交官松井明所述，天皇向最高司令官问道：“美国离开日本后，谁来保护日本呢？”对日本的国家独立漫不经心的麦克阿瑟回答道：“就像保护加利福尼亚一样，我们会保护日本的，”然后进一步强调了联合国的理想。裕仁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承诺。但是6月，在会见美国记者时，麦克阿瑟宣称：“我想日本人将不会反对美国保有冲绳，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其实，麦克阿瑟早已想到，宪法上“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的日本，可以通过将冲绳转化为巨大永久的美国军事基地而得到保护。
1947年夏，裕仁又开始了巡幸。御用列车和汽车行列变得更加庞大。每一次出行都更加精心策划、更加耗资巨大，也更加受到大众的欢迎。保守派议员和地方政治家们判断，与天皇关系紧密将有利于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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