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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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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终于被否决，要求立刻实行自治的原有动议获得通过。时机恰到好处，殖民部大臣波蔼一星期后就要来到，正好可以对他施压。然而进步党采取这个步骤，却毁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个稳健可靠的政党了。如今在新加坡，不再有结合得紧密的右翼政治势力或是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势力。由于劳工阵线接连发生危机，内部大乱，新加坡人民只得在共产党人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之间作出选择了。
波蔼抵达新加坡，会见马绍尔，然后续程到马来亚。8月3日，立法议院议长向议院宣读总督的一封信，声称殖民部大臣已经同首席部长讨论过新加坡的问题，8月15日他从马来亚回到新加坡之后还会跟首席部长继续商谈。马绍尔被波霭抚慰后，看起来和说起话来都表现出同情的态度。他说：〃也许我们应该暂时把这件事搁在一边，继续进行一般的讨论。〃我不同意，而且指出从总督的信看来，他的立场自上次会谈以来，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除了那一天，我们的首席部长变得更加凶猛以外〃。我接着提出动议，阻止马绍尔感谢总督的提案在议院通过。我得到议院的支持，马绍尔气得脸色发青。
可是，8月18日那天，议长却宣读了总督的另一封信，表示除了议院闭会和解散的问题以外，其余一切他将依照首席部长的意见行事。这封信也说，英国政府欢迎新加坡派出一个代表团，在适当的时候到伦敦商谈宪制问题。马绍尔宣称，〃这的确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喜日子，我们争取自由的第一阶段斗争就此结束。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从此开始〃。马绍尔一时兴奋起来，他再度提出动议，由议长〃请求总督代表大家，感谢殖民部大臣对我们的愿望表示同情〃。我可不来这一套，我扬言退席。我需要时间研究这个感谢动议的含义。马绍尔暴跳起来。不过，我的反对动议遭否决。
跟马绍尔过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头却有更严肃的事情急须处理。中华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旧是个严重问题。在这之前华文中学的骚乱暂告平息，各政党委员会则〃吁请〃政府不要开除学生，也不要有关学校提出不应关闭的理由。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一个严重的面子问题。政府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好办法，通过私下协商，使双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问题搞僵。如果公开商讨的话，任何解决方案中只要有缺点，华文报就会加以报道，以致成为争论、讨价还价的课题和宣传的得分点。
各政党委员会的建议，颇有成效，对华文教育有好处，对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也有好处。局势似乎逐步好转，却潜伏着危机，因为共产党人势将面对进一步的压力，从而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新加坡大约90％的华族成人，如果受过教育的话，都是华文教育。可是，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问题变得更棘手
由于许多家长也热爱中华文化，对华校引进英文科目并不热心，这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面对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如果他们要政府负担所有华校的行政费用，学校本身就必须在课程和纪律方面遵守政府的条例。
我认定不管是否切实可行，唯一在政治上说得过去的政策，就是实行三语制度，以马来语，即马来亚未来的国语，作为共同语，并以英语作为国际贸易和科学方面所用的语言，同时规定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泰米尔语、印地语或旁遮普语则是印度人的母语。各政党委员会主席由教育部长周瑞麟担任，其他七名委员中包括一名马来人，即地方政府部长哈密·裕末。在往后九个月里，我跟他们两人一起工作，他们颇能接受我的意见。我们一起草拟了包含我的意见的报告书。报告书也建议重新编写华校所有教科书。以前华校采用的教科书，都是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所采用的。
这期间，林清祥和方水双并非无所事事。他们继续采取典型的统一战线策略，我不久便对这种策略了如指掌。林清祥使自己获选为一个华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代表16个工会和新加坡华校学生家长联谊会。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开端。他手头有一份人数更多的名单，凡是他能号召的人物和组织都列在上面。
然而这只不过是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的一面而已。林清祥也要把华人许多传统的宗乡会馆吸收过去。由于这些会馆都附属于中华总商会，他便设法争取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支持。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林清祥得到他的同意，在1955年6月6日那天，中华总商会和它的附属宗乡会馆，以及林清祥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大会。
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叶平玉是个受英文教育的买办式人物，在华侨银行任职。他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所以设法把大会压缩成一个只由六个教育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备忘录，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华校和英校。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规定开会那天不进行辩论，也不提出新议案，而是直接对有关建议进行表决。然而尽管事先小心安排，预防会议被操纵，主席却不敢对亲共分子坚决执行会议条规，因此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此外，他要求让华人自己修改教科书，政府不要插手。
当主席力不从心地设法执行会议的条规时，方水双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发言，主席拒绝。方水双随即直接对听众讲话。当时会场里挤着一些林清祥的支持者，他们发出赞同的喧腾欢呼声，表示彼此团结一致，同时借此吓唬主席。主席不得不就范。于是，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控制了整个会场。
在这样的气氛中，礼堂挤满了宗乡会馆的代表和亲共工会的活跃分子，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他后来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反对修改中华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他的反对意见受到热烈支持，林清祥被迫放弃了主张把教科书改为具有马来亚背景的建议。除此以外，其他对共产党有利的提案全都通过。林清祥获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且也得到了说华语或方言的团体的传统领袖的支持。
各政党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把中华总商会的备忘录放在附录的最前面，却只字不提它的建议。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议院针对这份报告书发言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份报告书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党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周瑞麟答应稍后在教育白皮书提交议院讨论时，才针对这个课题展开全面的辩论。全面辩论于1956年4月5日展开，周瑞麟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讲。他事先跟我讨论过讲稿的内容，还把草稿给我看，我建议的几个要点也加了进去。他说：〃推行双语和三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培养一种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意识和共同效忠马来亚的精神。〃
有关建议的内容其实很简单。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语华人学华语、马来人学马来语、印度人学泰米尔语或其他几种印度语文。华校生在小学里必须学英语或马来语，到了中学，两种语文都要学。马来学校的学生在小学也得学英语，上了中学，如果学生喜欢的话，可以学第三种语文。这项建议完全符合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分子的要求。
在语文和教育的争斗背面，是共产党人也是非共分子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斗争。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希望借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财富。他们过去曾经向林德委员会提呈一份备忘录，建议立法议院采用多种语言，结果被拒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1819年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时候，在第一份市区规划图里，就划分了几个地区，让不同的种族分隔而居，就连华族不同方言群也分开居住。接着英国统治者引进大批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让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里使用各自的语言而不加干涉。
如今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却给马绍尔带来麻烦。不出所料，在民众的压力下，他在1956年2月9日向立法议院提出这么一项议案：〃本议院认为，为方便口头辩论起见，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应当成为议院的通用语言；议院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检讨各政党委员会报告书，并提出必要的建议。〃马绍尔晓得他这么做可能被指为不切实际。他说有一次一个马来亚人告诉他：〃如果实行多种语言制度，你将把我们奉送给华人。他们会把我们淹没。〃他回答说：〃不过，先生，我们必须接受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华人占我们人口的76％。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这是马绍尔的典型作风。他一半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半（也许超过一半）是个机会主义者，急于证明他自己比华人更具有华人色彩，从而使华人把他当作他们的斗士，至少让他再做一任。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我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接着我引述尼赫鲁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由于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我可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头发，不乱撕纸张，也不扯掉自己的衬衫，但是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我的儿子不准备进英校，他将不会成为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当然我希望他学懂英语，足以跟父亲谈谈天气以外的事。〃
这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想，这番话对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是中听的。
马来亚共产党很担心政府对华校执行纪律。他们担心政府的行动会使学生今后不再〃被政治集团利用，以不合宪制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是，通过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和电影，英文将在学生眼前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将以双筒望远镜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单靠一只眼，以华人的望远镜看世界。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岁半的龙送到南洋幼稚园，这所幼稚园是用华语教学的。一天，我和各政党委员会的委员到学校参观，他以为我到学校去找他，便拿起书包准备跟我一同回家去。他这个举动逗得在场每一个人都笑起来。过后华文报刊登了一张龙在幼稚园上课情形的照片，使华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华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凭证，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我那两个较小的孩子玮玲和显扬也跟着龙，先进南洋幼稚园，然后升人南洋小学。后来，龙和扬都考进公教中学，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中。他们三人完全受华文教育，但因为在家里用英语跟母亲交谈，所以他们讲起英语来，跟讲华语一样流利。他们从6岁起就补习马来文，因此也掌握了马来语。
当时我并不晓得我和芝是多么幸运的父母。后来，我才发觉一个人要能有效地运用两种语文，他的智商至少要达到l10（三语的话则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语和华语两种语文，要比精通英语和另一种欧洲语言困难得多。学习两种语文带来的难题，在往后40年里一直纠缠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第17章 宪制会谈始末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0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
马来亚联邦的巫统领袖东姑的个性跟马绍尔正好相反。他言行一致，绝对可靠。他不会自作聪明，也不会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他是一个很纯朴坦率的人，对人的评断一针见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运用权力。他父亲是吉打苏丹。在父亲王权庇荫下，他学会如何使人们遵从他的指示行事。其次，作为一个王子，他也得到联邦九州统治者的绝对支持。这些统治者一致反对1946年英国政府所提的关于成立马来亚联邦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东姑是个名副其实的亲英和反共分子。他年轻时在英国度过九年的学生岁月，其中三年在剑桥大学攻读法科，另外六年设法但从来不很用功使律师考试能顺利过关。他的法科学位简直是剑桥给的。他很讲究饮食，善于交际，经常向我谈起当年在英国的美妙时光。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个转折点。英国人发现，他是位能够获得马来人的坚决拥护和得到许多华人与印度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领袖。
1955年7月，马来亚联邦举行大选，东姑拉赫曼领导的巫统同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获得全面胜利。接着，东姑和一些同僚便成为英国最高专员辖下行政议会的议员。这时候，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获得有限度的自治。但是，他们跟我们不同点是，他们正同马共游击队作战，只有依靠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协助，才能够平定叛乱。此外，英国要求在马来亚获得独立之前，必须结束紧急状态。
东姑上任几个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说服巫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保证马来亚最迟得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这加强了东姑对付马共的实力。他向马共提出大赦建议：如果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准备宽赦他们。这项建议促成东姑和马共领袖陈平于1955年12月28日在吉打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小镇华玲举行会谈。会谈只有一天，东姑拒绝陈平的要求，不肯正式承认马来亚共产党。陈平坚持说在东姑的条件下实行大赦，等于要马共投降和蒙受耻辱。因此，他说：〃我们将继续斗争到底。〃东姑则表示他决不让步。
〃结盟〃与〃合并〃
1956年1月，东姑乘搭意大利邮船〃亚洲号〃从新加坡启程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宪制会谈。途中，他告诉记者，马绍尔认为新加坡如果同马来亚结成联盟，就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同意马绍尔的看法，假使新加坡获得平等的地位，〃马来亚本士的马来人将会感到惊慌。英国人之所以把两个地区分开，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联邦马来人的利益〃。不过，他同人民行动党看法一致，就是新加坡和联邦的领导人应该举行会谈，讨论两地未来结盟的问题。《新加坡虎报》刊登这则新闻时，拉惹勒南在新闻导语中把〃未来结盟〃理解为〃未来合并〃。拉惹勒南确实大错特错了。东姑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要的不是两个领土的联合，而是安排两个不同实体的联盟。他不想要新加坡成为马来亚的一个州，因为这会打乱马来亚的种族均衡。他也不想新加坡成为独立邦，而得以同马来亚平起平坐。他要英国照旧支配，让新加坡自治并同这样的新加坡政府结盟。
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于1955年8月访问吉隆坡，以便对当时的局势和东姑本人作个评估。他发觉东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所以答应把马来亚的独立日期定在1957年8月31日。此外，从1956年2月会谈结束后开始，东姑便从英国官员手中接管行政议会的所有职位，马来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自治邦。
联邦的政治进展改变了新加坡的前景。在这之前，马来亚必须在新加坡成为它的一部分之后，才有机会获得独立。可是现在，新加坡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人的计划是，准许马来亚独立，由马来人进行统治。新加坡则无限期保留为殖民地，因为新加坡对英国和旧共和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具有战略上的价值。这样一来，新加坡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自治地区，徒有独立的外表，却没有真正的主权。防务、内部治安和外交政策的最后决定权还是操在英国人手里。
可是，马绍尔对实际的情况认识有限，他抱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能够从波霭那里获得跟东姑一样好的东西。4月4日，他在立法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列出他希望在下次宪制会谈中能够向英国政府争取到的条件。这项决议案的执行部分是：〃本议院训示各政党代表团设法给新加坡争取到在共和联邦中独立的地位，同时建议联合王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一项协定。在协定下，联合王国政府将控制新加坡的对外防务，同时对贸易和商业以外的外交关系予以指导。〃
在马绍尔提出上述决议案之前，我私下跟他进行过多次辩论。我说，只要英国在防务方面有权告诉新加坡应该怎样做，不论做出怎样的安排，都不算独立。然而他还是不肯偏离他的目标争取表面的独立，轰动一时的独立。在支持他的动议时，我说，草拟的决议案〃等于委婉地说我们了解英国不会给予我们完全的独立，因为如果那么做，将会搅乱整个世界防务战略中的国际安排和国际基地〃。
因此，在伦敦会议召开前，我要尽量做到确保未来的宪制不会把大门打开，让共产党接管政府，而是使它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让一个非共政府养精蓄锐，不做英国的傀儡，而做人民利益的保护者。马绍尔始终不明白我们需要这种微妙的平衡：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盾。林清祥也绝不会明白，如果新加坡获得近乎独立的地位，却掌握不到主权，那便意味着主权仍然操在英国政府手里。他所要的，或者说他奉命争取的，只是一种能够让共产党成长和壮大的宪制。
东姑谈了有关马来亚和新加坡〃未来结盟〃的问题之后，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月。我和林清祥搭乘亚尔古客机动身前往英国参加宪制会谈。代表团由马绍尔所领导的各政党13人组成。出发前夕，我发表一份人民行动党的正式声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已经有所修订：〃我们甚至希望在实现自治之前，就同马来亚合并不幸的是，联邦首席部长不同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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