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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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风云动荡起伏变化均较大，星岛　报能保持中立，确实不易。　　　　　　正因为胡仙做到这一点，星岛集团才有今天这般辉煌的成就。　　　　　　　　　　　　　　　　　　　　　　　　　　　　　　　　　　　危难受命　　　　　　胡仙生于1932年，家境富裕，又深为胡文虎喜欢，胡仙是含着金钥匙　成长的。　　　　　　胡仙少年时就开始写文章，常去父亲的报馆玩，对报纸并不陌生。1951　年，胡仙进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书，她性格内向娴静，喜欢文学、绘画、　工艺品，她的理想是做一名作家或画家。她熟悉报纸，但并不熟悉报业，　也无此兴趣。如果不是三兄胡好死于空难，香港华文星报的重任，大概不　会全压在一个少女柔弱的肩膀上。　　　　　　有记者问她，在校读书时，是否想过将来要经营星报这样的大企业。　胡仙说：　　　　　　“没有，当时一点都没想到，也没兴趣。但是后来父亲去世了，我一　　‘跳’下海20多年了，开始时学了几年才摸出一点门道来。”　　　　　　胡仙受命于危难之中，她接手星报，正是香港星报第二次危机影响未　尽之时　（第一次危机是太平洋战争）。　　　　　　胡文虎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报业大王，很大的原因是处在幕后的林霭　民鼎助。林霭民任星岛日报、晚报社长，权势很大，功勋彪炳，但永远是　一个高级打工者。胡久虎是报业王国的绝对君主，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两报社长之位，不是那么好坐的。　　　　　　孰是孰非，很难判断。反正他们分道扬镳了。1951年，林霭民因“挪　用公款炒股”被革职，他去职时带走报馆10余名业务骨干，另创一家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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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日报》。林霭民与胡文虎20多年的宾主关系一夜断绝，这就是轰动香港报　业的“林霭民事件”。　　　　　　星岛元气大伤，一片混乱。胡文虎代理社长，动员子女全来临时顶班　或参与管理。因创痕很深，事逾3年，报馆仍人心浮动。现在老主人胡文虎　又死了，星岛前景如何，更是难于预测。　　　　　　胡仙走马上任，年纪才22岁，她与家族部分成员住在虎豹别墅。嫂子　怎么看都不放心，说要陪她去上班。胡仙苦笑道：“你看，经理还是个孩子，　要人陪着上班？”　　　　　　据老报馆的人回忆，那天胡仙很朴素，提个文件袋，像一名普通职员，　来到报馆。她沉着冷静，带有一点忧郁。她没有坐在经理室椅子上，召见　各级主管，发号施令。而是去各部门造访，说话很简短，也很实在。　　　　　　　“人真奇怪得很，一个年轻女孩子，几句简单朴实的话，居然使我们　想发泄的一肚子气不知道何时溜掉了。我们觉得她虽然嫩，但很实在，她　的面部表情告诉人们需要支持，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就这些也就够了。”一　位老星报记者回忆道，他接着又说：“当时一些人听了她的话，认为她很有　涵养，有城府，好像是一个猜不透的人。”　　　　　　胡仙为什么这样镇定？是她以先父的办报原则为底气。她重修的办报　宗旨是：“一份能够赚钱的报纸，就是一份好报纸。”　　　　　　她推行“事业部制”，层层负责，层层包干，指标落实，定期考核。实　施后的第一年，各部门的利润翻番。员工收益增加，对胡仙刮目相看，众　人说：　　　　　　　“这姑娘比她父亲厉害。”　　　　　　她把报纸同时销往台湾，并增发欧美航空版。后来采取比飞机更快速　的办法，利用通讯卫星传递，当日在纽约、伦敦、巴黎、堪培拉等地开印。　若论在香港的销量，星岛逊于东方、天天等报；若论在世界的总销量，星　岛日晚两报，销量高达100万份。1962年，胡仙独资创办《快报》。　　　　　　星岛的利润逐年上升，1973年，报业税后纯利1500万港元；进入80年　代，报业年利润逾1亿港元。这样的业绩，连欧美一些大报都自叹弗如。　　　　　　1972年5月，星系报业有限公司改名为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胡仙仍任董　事长。公司于6月上市，每股面额2港元的股票升水卖6港元，购者如云。胡　仙持有公司的86。7％股权，按高峰期市值计，她的股权值4，3亿港元。　　　　　　位于港岛北角的星岛新闻大楼，实用面积19。15万平方英尺。胡仙高高　在上　（办公室在顶层），管理着销量百万份的大报，还大举进军房地产。　　　　　　胡仙兑现了她的理想，她身家25亿，一度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　　　　　　　　　　　　　　　　　　　　　　　　　　　　　　　　　　　　　再论政治　　　　　　胡氏父女，是香港商人办报的成功典范。父女一脉相承：疏离政治，　以商治报。　　　　　　香港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独特，处于内地、台湾之间，要想超然物　外，根本没有可能。　　　　　　50年代末，金门炮战。一时香港风声鹤唳，传言“共产党要对香港采　取行动”。港九人心惶惶，市景萧条，报业亦在其中。星岛每天送出报纸，　又要拉头天没卖出的回来。报业赤字飚升，员工惊慌失措。同时，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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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要求中止发行合同。　　　　　　星岛危在旦夕，不问政治的胡仙，在政治危机中只有迎向政治。她亲　赴内地，“刺探虚实”。回来后向员工打保票：“中共不会对香港采取任何行　动。”并在报纸上大力宣传这一观点，对稳定香港的人心，起了很好的舆论　导向作用。　　　　　　胡仙客串了一回政治家，即告勇退。就她的政治行动而言，也是出自　商业目的。　　　　　　在香港，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若一份报刊，政治上过于偏激，往往　会受到某一方政治势力的干预。星岛未遇到过这样的事。实业愈大，愈持　谨慎态度；热衷政治者，较多的是一无所有的人。　　　　　　胡仙恪守中立。星岛在台湾销量很好，但胡仙从不在公开场合评论国　共的优劣、善恶。她始终把握一个度数——不要让人认为这是为台湾当局　办的报，要让人相信：这是为兼顾台湾读者而办的报。　　　　　　我们翻阅各时期的星报，并未发觉星报在取悦讨好台湾当局。星报对　内地台湾的好事坏事都登，相比下，台湾的内容要多得多，不少篇幅是介　绍其经济成就的。　　　　　　新闻本身就是政治。星岛抢新闻，在香港是很出名的。胡仙是如何疏　离政治的呢？用她常常敦促采编人员的话说：“客观报道，不带感情色彩，　更不要评论。”　　　　　　　“少谈政治，赚钱为上。”胡仙在另一场合又这样说。　　　　　　　“政治，我们不是不要碰，而是希望可以走中立路线，我们只是这样　希望。”　　　　　　　“只要香港有像水门事件（美国共和党的人在民主党水门总部安置窃　听器）那样的机会，我们当然也是一样做的；只是不同意　《华盛顿邮报》　和《纽约时报》处理水门事件的方式。它们应该报道，调查也对的，但是　不应该下判断，更不应在社论中说尼克松有罪，应该辞职。我觉得报纸不　可以压迫人，说某人怎样怎样，报纸没权去判罪，或控诉某人；我总觉得　它们报纸这样做是不对的。”　　　　　　无为而无不为。胡仙淡泊名声，疏离政治，但最后，她获得的政治荣　誉最多。　　　　　　她被港府任命为太平绅士。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称赞她是“非凡的女社会活动家、　作家、企业家、政治活动家、报业家、经济强人。”　　　　　　英皇室授予她BOE勋衔，伊丽莎白女皇称她是“女中豪杰”。　　　　　　胡仙是世界中文报业协会自创办以来的主席。　　　　　　国际新闻协会推举她为主席，她是出任该职的第一位亚洲人。协会在　她当选为主席时发表声明：“胡仙首先是一个报人，一个真正懂得报纸为何　物的人，她在当今报业激烈竞争中，一步一个台阶，不断把报纸推向时代　的浪峰，成为真正的喉舌，她是伟大的报业家、新闻女杰，她当选为主席，　是当之无愧的。”　　　　　　胡仙把家族事业发扬光大。父亲胡文虎，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为他这　个女儿深感骄傲。　　　　　　80年代，香港“走资”曾一度甚嚣尘上。作为一家大集团的老板，绝　不会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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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沉，虎豹别墅游人散去，月光下的花园如仙境一般。“走还是留？”　胡仙在月下花丛中徘徊着，徘徊着　　　　　　胡仙年轻时幻想做诗人，命运却把她推上报业集团的高位，她为她的　企业而奋斗，至今独身。现在，政治风云的变化，又迫使她再次作出重大　选择。　　　　　　　（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寄丹著《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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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文侠金庸执报业终成大器　　　　　　建国初年，一位操江浙口音的香港青年兴冲冲北上进京，欲进外交部　做外交官，得到的答复是：出身地主，受过国民党教育，政审不合格。这　青年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他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　香港《明报》创始人查良镛。金庸、查良镛，如巨人之双臂，擎起两片天　地，震惊世界。　　　　　　在香港；金庸（查良镛）有“大侠”之称号。以一支秃笔起家而成巨富，　在中国确属少有。　　　　　　香港的报人，商人文人参半。　　　　　　商人办报，最典型的是胡氏家族和马氏兄弟。《星岛日报》创办于1938　年8月，马氏兄弟的《东方日报》1969年方问世。他们都以较雄厚的实力，　以经商的方式，鼎立于报林不败。　　　　　　文人办报，较著名的有《大公报》费彝民、《文汇报》李子诵、《新晚　报》罗孚、《晶报》陈霞子，等等。他们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前三位，　是高级受薪人员；后一位陈霞子，文笔犀利泼辣，经营却略逊一筹，《晶报》　因难以维系而停刊（1991年）。　　　　　　再往前溯，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一代文化知名人士成舍我、胡政之、　邹韬奋、金仲华、乔冠华、夏衍、徐铸成等都在香港办过报。他们还不是　一般性的文人办报，而是把报纸当成宣传阵地。他们的最高追求不在金钱，　而在主义。40年代至50年代初，他们均先后返回内地。　　　　　　一般来说，文人办报，名气显赫，但财气往往稀薄。老一辈文人，重　义轻利。战后一代文人，通常是主义“于我如浮云”——更着重自身利益。　　　　　　谁都知道在商言商，真正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文人办报，成大气候　的不多。一旦成功，那便是文名财名集于一身。　　　　　　　《信报》老板林山木60年代还是《明报》资料室管理员，后赴伦敦学　经济，回港后不久创办财经专业日报　《信报》。《信报》以“信”生存，身　居老板的林山木，每天署名写《财经短评》，是香港著名的经济评论家。《信　报》读者文化层次高，销量较少。但这种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　发行量总在稳步上升，是一份潜质很大的报纸。　　　　　　谈到林山木，不能不谈到他的前老板查良镛。全世界的华人，很少有　不知道武侠小说大师金庸　（查良镛笔名）。对报业大王查良镛，知道者要少　得多。金庸创办《明报》，以12亿港元的身家跻身于香港10亿超级富豪之列。　全世界的华人作家，第一富翁当属金庸。香港文人办报，最成功者首推金　庸。　　　　　　　　　　　　　　　　　　　　　　　　　　　　　　　　　　　从政碰壁　　　　　　金庸原名查良镛，“镛”字一分为二，就成了“金庸”。　　　　　　1924年2月，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的封建世家。查氏宗词，有　一副康熙帝赐的御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自古海宁多才子。近代以来，国学大师王国维，大诗人徐志摩、查良　舒（笔名穆旦），都是金庸同乡。其中徐志摩、查良舒，分别是金庸的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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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兄。　　　　　　金庸祖父查文清，光绪丙戌年进士，曾任丹阳知县，也是清末的一位　大学者。父亲查枢卿是个乡绅，家中拥有土地3600亩，是当地数一数二的　大户人家。　　　　　　金庸读小学，来去有长工专门接送。若下雨下雪，长工就背着他。“宁　波出商人，海宁出文人”，海宁读书的风气盛，稍有钱的人家都有大量藏书。　金庸很小就看了许多古典小说，这为他日后创作武侠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　料。　　　　　　1937年，金庸考入省立嘉兴中学。读到高中，家乡沦陷，金庸随战时　联合高中流转于浙东山区。没有了家庭经济来源，金庸靠政府补贴生活。　在联合高中，金庸出于义愤，撰文影射训导主任，结果被开除。金庸只得　转入浙西的衢州中学念书。　　　　　　在中学时代，有一件富有意义的事。他与另两位同学编了一本初中升　学复习指南《给投考初中者》。他们自行印刷发行，销往浙、闽、赣三省，　赚了一笔较丰的利润。　　　　　　金庸少年时，就显示出难得的经商天赋。但他无意经商，只是好玩而　已。金庸的理想是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当大学教授。高中毕业，世界仍为　战争风云笼罩，留学无门，教授梦不得不泯灭。　　　　　　金庸起念做外交官，如愿以偿考进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这是一所培养国民党政工外交干部的学校，育一些很特殊的学生，他　们由政府各级机构保送上学，故叫职业学生。职业学生以“革命功臣”自　居，自诩经历过枪林弹雨，在学校横行霸道。　　　　　　金庸气愤不过，去校方投诉，责问校方如何容忍职业学生的劣行，并　同训育长展开激烈争辩。　　　　　　校方给金庸投诉的答复是：勒令退学。　　　　　　外交家之路嘎然中断，大学无转学之例，金庸到中央图书馆做小职员。　抗战胜利，他回到家乡。不久，到杭州《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这时的　金庸，仍未想过吃新闻饭，他没干满一年就去上海，通过堂兄查良鉴　（上　海市法院院长）的关系，进东吴大学插班学国际法。　　　　　　金庸仍想着圆他外交家之梦。　　　　　　1946年秋，上海　《大公报》在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这种　职业，便于了解国际形势，对以后从事外交工作大有裨益。金庸便去应聘，　3000报名者，金庸属千分之一的佼佼者。这样，金庸一边就读，一边兼职。　　　　　　1948年3月，总经理胡政之带人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不久，金　庸被上海　《大公报》派往香港。当时国内形势十分混乱，金庸中断学业，　欣然赴港。　　　　　　也许是走得太匆忙，飞机起飞后，金庸才发现连一分钱也没带！这样　连下机后搭巴士坐渡轮的钱都没有。金庸将口袋翻个遍，急得满头大汗。　　　　　　正巧，坐他身边的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潘公弼知情马上借他10　元港币，使他下机后得以顺利来到港岛的报社。1993年，金庸在一首诗中　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回首当年。金庸来香港创下庞大的基业，应　了“白手打天下”这句老话。　　　　　　　《大公报》是一家民办报纸，一直奉行“不党、不卖（不卖弄）、不私、　不盲”的中立方针。1948年秋解放战争后期，《大公报》积极向新政权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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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反蒋社评。自此，中间派的《大公报》转　为香港著名的左派报纸。　　　　　　金庸此时是左派分子。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声称存于香港的器　材归新中国所有。而台湾方面也发表声明，声称其合法拥有权。　　　　　　金庸赶写了一篇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发表于《大　公报》上，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篇论文，颇得中国国际法权威梅老的赏识，梅老曾任东京战犯法庭　中国首席大法官，声望极高。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外交部聘请他任顾问。　梅老从东京取道香港上北京，滞留香港时，特地与查良镛会面。他这才发　现金庸是这么年轻，英文极好，并学过外交学与国际法，是难得的外交人　才。　　　　　　梅老到职后，给金庸拍来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来京协　助他工作。　　　　　　金庸大喜过望，梦寐已久的外交家理想终于可实现了！不料，太太竭　力反对。金庸不惜离婚，匆匆北上圆他外交家之梦。　　　　　　金庸有股小布尔乔亚的狂热，而梅老也有几分书生意气。他电召金庸　进京，却解决不了金庸的工作。他方明白他位尊而无实权。不过他不慌，　金庸与乔冠华相熟，这点面子还是会给的。　　　　　　当时外交部长由周恩来兼任，乔冠华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在外交部　颇有实权。抗战时，乔冠华曾在香港从事过新闻工作。1946年，受中央委　派来港创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任首任社长。当时，乔冠华每周都要与采编人　员开会，金庸与乔冠华均是江浙人，两人私交还不错。1949年底，乔冠华　回京工作。　　　　　　对老友的到来，乔冠华当然表示欢迎，他又坦诚相告：“外交部的确需　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军政学校教育的地主后代，一个未经历过　革命考验的非党人士，恐怕很难进政审严格的外交部。”　　　　　　乔冠华的话如晴天霹雳，炸碎了金庸的外交家梦。他灰溜溜回到香港。　许多年后，金庸感叹道：“事后回想，深觉当时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岂可容纳我这种出身的非党人士？”　　　　　　　　　　　　　　　　　　　　　　　　　　　　　　　　　　　　　文坛侠客　　　　　　一次天真的北上求职，断送婚姻，还差点丢失饭碗——　《大公报》的　个别负责人拒绝他，几经周折，金庸才回报馆复职，做一名月薪才200港元　的小编辑。　　　　　　那时《大公》，业务会变成政治学习或思想会。金庸擅自北上，同事批　评他不安心工作。金庸心情不太愉快，他想去《文汇》，传说那里抓得更紧。　去其他报馆，又不懂粤语，很难跟广东人打成一片。　　　　　　　《大公》、《文汇》的第一代负责人胡政之、徐铸成早已调回内地，工　作由更可靠的同志接替。胡政之病逝上海，不久，徐铸成被打成右派。　　　　　　金庸于1951年调《大公》另创的《新晚报》。两报虽都是左派报纸，但　氛围不大一样。《新晚》面对的是市民读者，力求办得轻松活泼，不必像《大　公》《文汇》那样，肩负起与国民党报纸针锋相对的战斗堡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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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在副刊任编辑，并在副刊上写影评文章，月收入有1000港元。　　　　　　金庸结识了两位好友，一位是报社负责人罗孚，擅长写散文杂文；一　位是内地　（广西蒙山）来的大学生梁羽生。梁兄长金庸几岁，其时尚未涉　足武侠，不过爱看武侠小说。这一嗜好金庸亦有，两人常对白羽、还珠楼　主的武侠小说津津乐道。　　　　　　1953年，香港两位著名拳师吴公仪、陈克夫在澳门设擂台比武。港澳　为之轰动，虽比武不像旧派武侠小说写的那么精彩，但足让人大饱眼福，　未临擂台者只有通过耳闻或报章了解详情。　　　　　　各报均派了记者现场采访，《新晚》别出心裁，出了一期比武号外，瞬　间被一抢而空，罗孚灵机一动，何不趁热在报上搞一个武侠小说连载？这　不是招侠读者的绝招妙术吗？　　　　　　罗孚首先想到梁羽生，这个夫子，平时写国际方面的文章也喜欢夹几　句“之乎者也”，现在“之乎者也”正好派用场。　　　　　　梁羽生果然孚望，《龙虎斗京华》一出笼便“斗”得看官如痴如醉。梁　羽生开了新派武侠小说先河，《新晚》也一纸风行，成为畅销的晚报。　　　　　　其他报纸见猎心喜，纷纷向梁羽生“讨货”。梁羽生一连开了几家报纸　的连载，声誉日隆，又恨分身无术，他实在应付不了约稿者的穷追猛打。　　　　　　此刻，未来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尚在坐冷板凳。　　　　　　梁羽生和罗孚，同时想到武侠迷金庸，又同样吃不准金庸驾驭武侠的　能力。金庸的不少文章洋气扑鼻，还喜欢夹杂几个英文词在里面。这正是　他坐了一年多冷板凳的原因。金庸见梁兄一炮窜红，早就心痒难熬，跃跃　欲试。　　　　　　1955年的一天，罗罕找到金庸，说　《香港商报》急需武侠连载，我向　他们推荐了你，说你精通武道，文笔最最适合写武侠。啊，你可不能把小　说写成翻译作品那样的味道哇！　　　　　　金庸同样孚望。他把数篇稿子交给罗孚，罗革看后拍案叫绝。小说名　是《书剑恩仇录》，第一次用“金庸”作笔名。　　　　　　梁羽生、金庸，双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这成为本世纪最　奇特的文化现象。　　　　　　金庸偶试身手，不同凡响。自此，一发而不可止，成为本世纪读者最　多的华文作家。　　　　　　　　　　　　　　　　　　　　　　　　　　　　　　　　　　　创办　《明扳》　　　　　　1956年，金庸调《大公》，由原来的国际版编辑改做副刊编辑，除此，　一切如故。　　　　　　　《文坛侠圣——金庸传》作者冷夏先生，在书中对金庸在报社的处境　有一段结论性的评介：　　　　　　　“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既为他带来名气，也给他带来　很可观的经济收入，加上电影剧本、影评、散文等的犒酬，查良镛的经济　条件已非常优越。　　　　　　　“但是，经济条件的好转、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就，并没有给查良镛带　来太多的满足感，因为那段时期，他感到在《大公报》里束缚越来越大，　故他在精神上感到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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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查良镛后来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