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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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蒂固，只与何东等少数华　人巨商交往。当时流行一句话：“要想获得外国银行磅水（贷款），最好先　叫何东爵士干爹。”　　　　　银行家出身的包王刚，对香港外资银行歧视华人，尤其是歧视沪籍华　人的做法强烈不满，他更下会卑躬屈膝去做何东的干儿子。包玉刚当时主　持上海四人贸易公司，朝鲜战争爆发，他急需资金购买内地奇缺的物资。　　　　　　包玉刚绕过广东人这一关，直闯最大的外资银行汇丰，包玉刚声称原　是内地一家国家银行的要员，居然如入无人之境，进入汇丰进口部办公室，　进口部的正副经理，是盖伊·塞耶和桑达士。他们都即将升迁，塞那将任　汇丰主席，桑达士将任项目经理。　　　　　　包玉刚是个默默无闻，并且在香港毫无商业实绩与不动产的商人，受　到这两位英国人的冷遇在意料之中。也许他们为包氏的不俗气字所吸引，　都耐着性子听完包玉刚的英语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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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桑达士说：“我佩服你的胆识，你不用讲明，我们也能猜出进口　这批物资的用途，它们将会转运到中国去，因此，我们不能贷款给你。你　也许会认为我们出于政治的考虑，这完全错了，战争是危险的，战争风险，　就是保险公司也拒之门外。”　　　　　　包玉刚虽未获得贷款，却认识了未来汇丰的两大巨头。不日，塞耶接　任大班，桑达士出任项目经理——负责在香港的借贷。桑达士并没因为华　商纷纷卷入内地贸易而断绝对华商的交往，他认真考察过包玉刚的四人公　司，仍未贷款给包玉刚。　　　　　　桑达士回忆道：“在1952年，包玉刚的公司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　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帐目管理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　　　　　　包玉刚做过银行，深知谨慎是银行家的职业“通病”，他很理解桑达士，　也力能与桑达士交上朋友而欣慰。包玉刚同时感到，外资银行歧视华人的　一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买办人为造成的，他们既是中外商务交流的　桥梁，又是两者间的鸿沟——他们为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在某　些时候，中国人歧视中国人，更甚于洋人歧视中国人。　　　　　　桑达士负责在香港的借贷，在港商眼里，是个比大班还更有权势的人　物。众港商莫不嫉羡包玉刚，某些银行买办对他恨之入骨。事实上，在很　长一段时间，包玉刚并未从桑达士手中借到一分钱。　　　　　　1955年，初涉航运业的包玉刚，购买了第一艘金安号旧船。桑达士未　给四处碰壁、几乎山穷水尽的包氏一分钱支持。其后，包氏的船队扩大到7　艘旧船，将其中一艘押给汇丰，才从桑达士手中获得小额贷款，作为流动　资金。　　　　　　桑达士很欣赏包氏低价长租的经营方式，也为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感　到高兴。他知道包玉刚梦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当时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下成文的规矩，行中人称之为“黑书”：请不　要投资于航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几个行业风险极大。　　　　　　1961年，桑达上与包玉刚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这次会晤，把汇丰　与环球都推向顶峰。　　　　　　会晤地点在名叫“香港会”的西人俱乐部，两人坐在蓝厅临窗雅座。　包玉刚开门见山：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订造一艘新船，排水量为7200吨，　船价为100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谈妥，船造好租给他们，期限　为5年，第一年租金为75万美元，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这使桑达士甚感为难。最后两人敲定，如果包玉刚能从日本银行开到LC　　（银行信用证），桑达士就兑现借钱。结果，包玉刚开到别人都断定开不到　的LC，桑达士君子无戏言，终于打破“黑书”行规，借钱给包氏造船。　　　　　　关于这件事，本书第三十章曾有记述。在此仍需作说明的是，桑达士　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开不到LC而贸然与包氏打赌。当时世界航运业蓬勃　发展，市道看好，拥有船只，犹如拥有一座海上金矿，高额的盈利足以抵　消船只的风险。　　　　　　包玉刚的保守经营作风，与银行业如出一辙，桑达士熟悉包氏，亦熟　悉包氏的环球，所以，他敢与包氏打这个赌。事实上，“黑书”并不是一成　而不可变的。汇丰与环球，联手打破“黑书”中不可投资航运的禁忌。其　后，汇丰与国泰，又打破“黑书”中不可涉足航空业的先例——贷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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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更昂贵的大型波音喷气客机。　　　　　　1962年，桑达士被提升为汇丰银行首脑，两年后，汇丰不但不视贷款　造船为大忌，还与包氏联手合作，直接投资参股航运，到70年代后期，包　氏旗下的船只排水量高达1300万吨，列全球航运业之冠，这也成为另一位　华人船王董浩云指责包氏拥有的船只吨位“煲水”的把柄。　　　　　　董浩云指责的是事实，这正说明包玉刚与汇丰的关系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晓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借用一句话，　形容包玉刚与桑达士以及汇丰的关系：　　　　　　　“桑达士的最大功绩，是发掘了包玉刚。包玉刚的事业，是凭藉汇丰　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刚发达，包玉刚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　行跑赢渣打银行。”　　　　　　桑达士的另一大功绩是，他打破了外资银行不贷巨款给华商的陈规。　六七十年代，正是华商迅速崛起、英商徘徊不前的时期。贷款资助华商，　既成全了华商，又为汇丰带来惊人的盈利，银行与客户，从来都是相依相　存、互惠互利的。　　　　　　　　　　　　　　　　　　　　　　　　　　　　　　　　　　　　　同步起飞　　　　　　1971年，沈弼就任汇丰银行总经理，1986年沈弼卸去汇丰董事局主席　一职，这一时期被称为汇丰的沈弼时代。汇丰银行在沈弼手中获得更惊人　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沈弼的身世作一些简介。　　　　　　沈弼的英文名Michae1　Saindberg，“沈弼”是他来华工作取的中文名。　沈弼1927年5月31日出生于英国，父亲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职　员。　　　　　　1945年，沈弼18岁，刚从高中毕业。那时盟军已获得欧洲战场的全胜，　不过世界仍不太平，参军是热血青年的义勇行为。沈弼回忆道：　　　　　　　“那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爱国精神。如果你提前志愿参军，你就　有选择到什么军队服役的机会；如果拖延时间，在最后的时刻彼征入伍，　你就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可能被派遣到你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沈弼在英国受了装甲兵课程训练，之后，他选择了到印度服役。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是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是一片充满神秘的地　方。沈弼去时，正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之时，印度人民在圣雄甘地号　召下，进行非暴力抗争。事实上，暴力活动不断，局势动荡不安。英国人　的至尊地位受到动摇，沈弼领略的军营生活，并无大多的浪漫色彩。　　　　　　沈弼分配在英国驻印第六长矛骑兵团，驻扎地点在与阿富汗交界的科　哈特。英军骑兵中队和锡克族骑兵分队共同守卫。锡克族人更能吃苦，沈　弼在科哈特，增长了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　　　　　　1947年，沈弼调往北非的利比亚，英国的皇家龙骑兵守卫军，驻扎在　濒临地中海的班加西。这是一个海港小城，城中有夜总会，是英军官兵寻　欢作乐的地方。　　　　　　沈弼的嗜好是沙漠狩猎，沙漠中有一种黑背豹，擅长跑。沈弼特意买　了一匹阿拉伯马，马名叫乌尔兰，乌尔兰不是英国人眼里的骏马，但适应　沙漠的干燥气候及灼热的流沙。　　　　　　沈弼常常单人匹马，烈日晒得他像非洲人一样黑。黑背豹很少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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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弼常骑马作横穿大沙漠的冒险。　　　　　　1947，沈弼再次调防，他把乌尔兰卖了。数十年后，沈弼仍对此事律　津乐道：　　　　　　　“我用18英镑买下了那匹阿拉伯马。6个月之后，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去。　我把那匹马卖了，得回20英镑，在6个月内获利10％，很不错。那是我平生　第一笔成功的商业交易。”　　　　　　1948年，沈弼退役回国，发现英国的一切都死气沉沉。军戎生活使沈　弼的心变野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安下心来上大学。于是他选择了就业。　　　　　　选择什么职业，沈弼却一片茫然，他父亲是英格兰银行职员，但这对　沈弼的抉择及日后的发展影响都不大。吸引他作出抉择的依然是东方。　　　　　　　“到远东去？到远东去！”英政府鼓动青年的口号，在二战时冲淡了许　多，依然魅力不减。一天，沈弼在地铁车站邂逅军营中的一位老友，两人　去咖啡店叙旧。沈弼说起他正在找职业，老友说，香港汇丰银行正在伦敦　招聘职员。　　　　　　沈弼喜出望外，他一直向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中国。他立即去汇　丰银行伦敦分行，马上就被聘用了。见习期的月薪是20英镑，不算太低。　　　　　　1983年，汇丰大厦尚未竣工，沈弼在香港英国海军部中心的临时大班　办公室，接见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这家银行急需聘请人员，补充人手的不足。战争期间，这家　银行的人员损失10％以上，幸存下来的许多人员因年老而退休了。我前往　应征，接见的情形比今天随便得多。当时要我回答的问题，同我猜想今天　要求职者回答的问题相比，简单得多了。”　　　　　　沈弼在另一场合又说：“当时他们没有间我的学历，按今天的要求，我　是根本没有资格进汇丰的。大概他们猜想像我这种年纪的年青人，不可能　拥有牛津大学的文凭，也许是我参过军，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他　们未将我拒之门外吧。”　　　　　　在格雷斯丘奇街的伦敦分行受训6个月，沈弼登上一架飞往香港的水上　飞机。飞机白天飞行，晚上降落在航程中的城市。飞机共飞了5天，当时的　感觉，认为快得令人难以想象。　　　　　　飞机于1949年5月31日降落在启德机场，正是他22周岁生日，真是惊人　的巧合。　　　　　　在机场，在沿途，处处可见内地来的战争“难民”。他们的衣着，大多　还算体面，可神色，个个愁眉苦脸、惊惶且迷茫。汇丰银行的员工宿舍在　山顶种植园道的英式洋房。　　　　　　4个月后，沈弼被派往日本横滨的汇丰分行。　　　　　　当时，日本处于盟军的占领下，盟军最高司令官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　英国也是盟国之一，汇丰的英籍职员名正言顺受到盟军的优待，他们的物　资供应均来自美国，并可免费乘坐火车，并进盟军俱乐部享受奢侈生活。　　　　　　日本人的处境使沈弼感到痛心，东京一片废墟，粮食紧张，每一个西　方人身后，都会跟随一大群乞讨的人群。日本还有希望吗？连“大上皇”　麦克阿瑟都不是很有信心。沈弼回忆道：“当时日本整个国家患了炮弹休克　症，毫无生气，像一具死尸。”横滨分行几乎没什么业务可做，当时所有的　外国银行都不敢贷款给日本人，认为钱贷出，就像给患绝症的人买几片镇　痛剂，无济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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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经济死灰复燃，出现奇迹。银行加速运转，如润　滑剂启动日本经济的巨轮。沈弼在日本呆了4年，亲眼目睹日本这个经济巨　人率先在东方站起。“东方人并不愚蠢，他们在许多地方优于西方人。”这　是沈弼在日本获得的印象。　　　　　　1954年，沈弼调回香港总部，主管进口部。　　　　　　1956年，任出口部经理。1967年提升为会计部主任。他先后两次派在　海外工作，回来都得到提拔。与沈弼同一年进入汇丰，后来任汇丰副主席　的鲍约翰回忆道：“汇丰是一家很看重能力的银行，不像英国国内的银行那　么看重文凭。我与沈弼都是行武出身，点滴经验都是实践中摸索出的，战　后汇丰的发展很快，不断扩充新人，像我们这批稍老的职员，只要干得好，　就有提拔的机遇。”　　　　　　沈弼在进出口部从事押汇业务，他对香港的工业家如何从海外进口原　料，加工后，又如何返销海外市场了如指掌。　　　　　　当时很多华人工业家，求助沈弼贷款给他们办厂。对香港地区的投资，　归项目经理负责。但对申请贷款人的信誉，沈弼的态度起关键作用。沈弼　不像某些职员那样，对华人待有偏见，他以在日本所见的事实，来说服同　事对东方人修正看法。　　　　　　在这点上，沈弼与项目经理桑达士颇为接近。后来桑达士升为汇丰大　班，沈弼又与桑达士的后任紧密配合。　　　　　　沈弼走访了许多山寨工厂，结识了许多华人朋友，也支持了他们中的　许多人。手表、塑胶花、电筒、玩具、纺织、针织、成衣、假发众多　的行业都有沈弼一手扶植起来的山寨工厂。他们的产品行销欧美市场，促　使了香港经济的起飞，使香港经济由转口贸易转为工贸并举。　　　　　　沈弼扶植的工厂，成功的多，失败的少。即使是血本无回，对一家大　型银行来说，山寨厂的投资微乎其微。因此，投资加工业这一项，为汇丰　赢得巨额利润。　　　　　　有记者问沈弼升为汇丰大班的秘诀，沈粥说：“是我运气好。”诚然，　一个人的巨大成功，运气是很重要的，但沈弼独具杰出银行家的慧眼，不　能下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1971年，沈弼升任为汇丰银行总经理；1972年任常务董事；1973年升　为副主席；1977年起担任主席。这一年，沈弼正好50岁，是西方银行界最　年轻的大班之一，也是杰出的银行家之一。　　　　　　沈弼大权在握，即对包玉刚贷款采取收缩政策，渐渐断奶。这迫使包　玉刚转向日本银行贷款，更迫使春风得意的包氏静下来沉思。　　　　　　世上任何事物，有盛必有衰。全球航运业发展过速，船只必会饱和过　剩，这对船王级船东，不啻是一场灾难。包玉刚急速刹车，弃舟登陆，逃　避船灾。在这点上，十足的银行家沈弼，比曾是银行家的包氏，似乎更沉　稳冷静。　　　　　　如果说，沈弼斥巨资辅佐包氏登陆，是因为汇丰与环球有太多的利害　关系——一损俱损，一荣共荣。那么，地产巨子李嘉诚建立庞大的地产王　国，沈弼及汇丰就是其强大后盾。　　　　　　沈弼对包氏、李氏的资助，动辄以亿计数，堪称当代银行史上的大手　笔。　　　　　　无独有偶，包玉刚、李嘉诚在系列收购大战中的“敌手”，几乎都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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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这就是说，纯英国血统、从小在英国长大的沈弼，已突破狭隘的民　族观念。　　　　　　沈弼还打破非执行副主席邀请洋行大班出任的行规。19S0年，委任包　玉刚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1985年，又邀请另一位华商翘楚李嘉诚　担任这荣誉职位。　　　　　　沈弼是中国人的友好使者吗，　　　　　　答案是百分之百肯定的，沈弼所做的一切足以说明这点。但是，这绝　不是沈粥的出发点，沈弼的出发点仅仅是：我是一个银行家。　　　　　　沈弼很清楚一点：受银行业之外因素的干扰，是非常有害的。沈弼曾　谈到这件事：六七十年代南美和东欧都出现过民选政府或民主共产党人执　政，西方各国领导人，动员银行贷款支持。汇丰首脑，在感情上很亲近这　些民主派，但在行动上毫无表示。事实证明，这些国家政局非常不稳，汇　丰避免了政治灾难带来的银行危机。　　　　　　　“银行不是政治机构，不是民族堡垒，更不是慈善团体，银行就是银　行。”沈弼常对思想激进的年轻下属教诲道。　　　　　　　“在商言商”——沈弼的观点，与华商这句口头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沈弼的思想已深入汇丰员工的灵魂，一位叫托马斯曼·莫里森的主管　说：“两条船，一条是同胞的，一条是外族人的。同胞的船正驶进狂风巨浪　之中，外族人的船在风平浪静的海域。我们肯定是资助那条更安全的船继　续行驶。”　　　　　　现在再回到香港的英商、华商。平心而论，香港的有钱人都对内地敏　感，英商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就是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也有几十处让他　们选择。他们走资离港，折翼恃羽后又回港，回港后又三心二意，寻机会　走资。这样反反复复，徘徊不前。而华商没有英商这么优越的条件，反而　　“因祸得福”。他们只能死心踏地在香港发展。事实证明，在任何地方投资，　回报率都不及香港高，近二三十年，正是华商迅速崛起、急剧壮大的时代。　　　　　　汇丰对这一惊人变化，从未熟视无睹。它愈来愈明显地把在港投资重　点向华商倾斜。汇丰同华商同步发展，同香港经济同步发展。香港对汇丰　的回报，是成全汇丰稳唐同业之冠。　　　　　　1982年，通过一系列成功收购的汇丰银行，在香港拥有300家分行，在　海外拥有800家分行，银行资产总额为4280亿港元，员工数共4万名，在香　港的存款占同业总额的60％。　　　　　　这一年，在世界500家最大银行的主席的投票选举中，沈弼当选为“本　年最杰出的银行家”。　　　　　　毫无疑问，沈弼是汇丰历任大班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香港开埠以来　最伟大的银行家。　　　　　　浓弼承认，同业中，并非人人都对他有好感。汇丰有巨大的储备金，　几乎所有的同业部想得到汇丰的支持，沈弼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借款要求。　沈弼对传媒发表讲话时说：　　　　　　　“上帝不是派我们到这里来资助与我们竞争的人。借钱给我们的竞争　对手，使他们有能力抢走我们的客户，看来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　　　　　　沈弼永远是一个银行家。　　　　　　　　　　　　　　　　　　　　　　　　　　　　　　　　　　　　　渣打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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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汇丰，不能不谈另两大英资银行渣打和有利。　　　　　在本世纪，汇丰、渣打、有利在香港银行业处三足鼎立之势，汇丰的　实力甚于另两家，但优势并不很明显。　　　　　行家普遍认为，汇丰资助环球航运，等于掘到一条富矿脉。同时，也　标志汇丰把在港的业务重心倾向华商，为汇丰赢来丰厚的回报。　　　　　渣打紧赴汇丰后尘，亦改弦易辙，唯汇丰马首是瞻，业绩亦不俗。就　香港的货币发行量，1980年共104。64亿港元，汇丰占70。5％，政府占10。4　％，渣打占剩余的19。1％。1988年，香港共有银行分支机构1397家，汇丰、　渣打分别占其中的27。41％和8，45％。　　　　　1988年，世界100家大银行排行表（按资产总值计），汇丰排第30位，　渣打排第99位。　　　　　香港银行公会，一直是汇丰、渣打两家大班轮流坐庄任主席。汇丰和　渣打，被誉为香港银行业两大巨头。两大银行，皆同时有人出任香港两局　议员，对香港政界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利来港的历史比渣打、汇丰还长　（1857年），中文全称是“印度伦敦　中国三处汇理银行”（The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lndia，Australia　＆　China）。100年后的1958年才将中文名简化为有利银行。　　　　　从名称这点来看，有利是不想跟华人做生意。改名意味着有利改变政　策，由于积重难返，有利的方针仍是亲英疏中，加上经营不善、放款失误　等因素，有利不利，锗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陷入被动局面。　　　　　有利于1911年，正式获得港府授于的货币发行权，与汇丰、渣打井列　为香港三大发钞银行，平分准中央银行之秋色。1978年，港府鉴于有利的　现状，将其发钞权收回，有利地位一落千丈，风光不再。　　　　　有利力摆脱困境，曾将银行牌照押给美国万国宝通银行。1987年，日　本三菱银行宣布从万国宝通手中购入有利牌照。有利数次易帜，足见实力　之薄，财力之单，已是穷途末路。　　　　　　“顺势音昌，逆时者衰”——银行业竞争之残酷，不逊于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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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章挤提风潮　廖宝珊欲器无泪　　　　　　1961年，香港爆发二战后最大的银行挤提风潮，主角是廖创兴银行，　存户排成长队，三日三夜有增无减。该行创始人廖宝珊是个精明能干的潮　汕籍商人，他炒金，炒得盘满钵满；他炒房，炒得身价百倍；他开银行，　成为“鼎新革故”的杰出银行家。缘何挤提风潮偏偏对着他？而且令他一　命呜呼！　　　　　　　　　　　　　　　　　　　　　　　　　　　　　　　中资银行与华资银行　　　　　　中资银行在港有近80年历史——1917年中国银行在港设立分行。1950年归新的中　国银行总管理处领导。1983年正式建立中银集团，统一领导港澳地区14家中资银行。　　　　　　中银的成员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交通银行、广东省银行、　新华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国华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盐业银行香港分行、　南洋商业银行，宝生银行、华侨商业银行、集友银行，1988年中银集团的分支机构303　家，占当年全港银行总数的21。7％。存牧业务占整个市场的20％左右，在香港已成为　仅次于汇丰银行的第二大银行集团。　　　　　　华资银行又谓之当地银行。华资银行的黄金时代是1946年至1964年。华资银行虽　资本较小，但分支行数量较多，在香港华人尤其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企业中，具有相当　的影响。　　　　　　1965年以后，华资银行经受了重重打击而走向衰落。它们中的一些银行或因竞争　力不强，不能抵受银行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