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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看中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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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对那些本来不太“也是人”而自己又偏偏大喊“也是人”的某些领导来说，到底“是不是人”其实倒是一个大问题。
护士下岗与官员退休
邢小群
自己没下岗，很难体会下岗人的无奈和焦灼。
报载湖北新洲一家医院搞“优化组合”，僧多粥少，只好抓阄决定，以致优秀护士、中医专家纷纷落马，每月领取90元生活费回家歇着。这事情让人哭笑不得。我虽然非常同情那个终日以泪洗面的优秀护士，但转念一想，这事情放在谁身上也不好处理。一个科室，就那么三五个人，谁下谁不下？谁又比谁强多少？抓阄恐怕也是为了避免当面竟争，撕破脸皮，不得已而为之。在人力资源再配置的动荡时期，老百姓一方面默默地承担着改革的阵痛，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一碗饭”而争夺，生存的艰难无法回避。
又听说，某省领导在机构改革中为了安抚退下来的官员，宣布厅局长退休，办公室五年不交，专车五年不收。这个做法固然可以解释为一种“人情味”，不搞“人一走，茶就凉”，但我又想，这些办公室、小轿车以及专职司机的费用从何而来？说到底还不是来自纳税人！而这些钱，又能解决多少人的衣食之忧！官员在职，履行公务，办公有楼，出门有车，还有其说得通的道理。退下来以后，不履行公务，再享用这些，有什么道理？中国废除干部终身制约的过程，一直注意照顾退位官员的物质利益。比起下岗职工，离退休官员无论是住房、医疗，还是其他生活待遇，都已不是一个档次。再慷财之慨，给他们锦上添花，就难免如朱总理所说——“不堪负担，民怨沸腾”了！
能不能成立农会
桂林 秦兴旺
我长年工作在基层，深深感受到农民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太多了，尤其是来自行政部门和执法部门的侵害，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乱下行政命令，对不服从者随意抄没家产、不许子女上学、甚至进行殴打、拘羁（如本报登载过的《为了吃饭的权利》）而农民们或因无文化，或因法律知识缺乏，或因“无社会关系”，或因遇不到“青天”，常有屈不得诉，有冤不得伸。
我就想，农民要有个农会多好。
工人有自己的工会，同为劳动者，农民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农会？欧美许多国家也有农会的。
想本世纪上半叶，农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
当然，时代不同了，农会的含义和使命也应不同。九十年代的农会不应再是贫农协会，它应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协会。它也不是与村民委员会重合的行政机构，它联合农民，代表农民抵制一切伸向农民的黑手。反抗一切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我相信这个农会一定会大受农民的欢迎和拥护。
工友们，谈判去！
鄢烈山
1月22日本埠报纸刊载了一则很不起眼的“北京消息”：国家计委最近正式提出，今后国有企业工资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在分配中推行“谈判工资制”。“据了解，这主要是指企业工资水平依据单位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市场供求情况，通过集体协商、谈判来确定。”
我想，毫无疑问，既然在国有企业里也将推行工资谈判制度（这里且不追问谁与谁谈判，谁代表劳动者集体），那么在资方（老板）与劳方（打工者）已经“阵线”分明的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现在就应建立和落实工资集体谈判制度。
在公有企业一统天下、实行8级工资制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存在集体谈判工资的问题。而令搞市场经济，资本与利润分享关系密切，构成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各方都本能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在建立利益激励机制的同时不注重各方利益的协调，势必造成尖锐的劳资冲突或经营者（集体）与所有者（国家）利益的严重失衡。老板奴役打工者、克扣或拖欠工资，打工者以恐怖手段报复老板、毁灭工厂店堂，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如果不进一步建立、健全调整劳资关系的规章制度与法律，可以断言，劳资关系将日渐恶化，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
从工业革命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冲突是很尖锐的，这在左拉、德莱塞等欧美作家的小说中有相当充分的表现。但时至今日，发达国家为缓和阶级冲突与劳资矛盾已采取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应当承认，这些国家为了社会稳定所立的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令，有不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比如，美国国会1935年颁布了《全国劳工关系法令》，1959年又制定规范工会活动章程的《劳工管理报告兼公布法令》。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规定受管辖的一切雇主都必须与他的大多数雇员所指定担任他们代表的工会，谈判工资、工作时间及其他工作条件。在这里，集体谈判遵循的是“团结就是力量”的信念，不然，个别劳动者向老板讨公道，后者可能睬都不睬。为了防止老板对工人“各个击破”，美国劳工关系法律还保障雇员们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基础上采取“一致行动”，即可以使用罢工、抵制和设立纠察队阻挡被资方收买者上工的办法。
虽然在我们的有关法令中已有“集体谈判”的字眼，但迄今仍只是一种“提法”，甚至不为社会大众所知。对于我们的各类企业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用民主的办法建立真正代表雇员利益的有权威的依法行事的工会组织。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会作为党委领导下，比“行政”低半级的“群众团体”，搞点慰病吊丧之类“亲民”的事儿，也说得过去；如今，工会如果仍是管理者和所有者（老板）的附庸，那是决计行不通的。岂有靠工农运动起家，工人阶级的政党及其领导下的行政机关、管理部门与管理人员怕工会、怕工人的道理！
有位参与中外合资企业筹建过程的朋友告诉我，外方代表按照国际惯例提出的一些有利于工人的工资分配方案与福利措施，竟为我方代表否决了——他们认为中国工人好打发，可以根据“中国国情”，尽量节省劳动工资成本。这种事看起来很荒唐，倒也合乎当下的“逻辑”呢。
投鼠忌X
鄢烈山
最近读到两篇报道，使我忍不住还是要谈反腐败问题，哪怕谈不出新意，仅仅是宣泄我的愤怒与焦虑。
一篇是《法制日报》3月28日披露：山西运城地区有个叫刘海勤的贪官，1994年8月因贪污案发，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9月被批捕，在他办公室当场搜出毒品300余克。尽管铁证如山，运城地区的“个别领导”仍要为刘海勤开脱，并迫使检察机关于次年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随后，刘当上了正处级的地区体委主任。刘不愿坐“清水衙门”，地委的“个别领导”不顾上下一片反对之声，决定任命他为地区劳动局长。经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干预，检察机关重新立案审查刘。而在逮捕之时，刘却闻风潜逃了。2月12日，检察机关通过省公安厅向全省通缉刘海勤；3月19日，运城地委（原文如此）才正式决定免去刘的局长职务。至发稿时，刘仍拒不归案，同时四处活动，扬言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另一篇见于4月10日《中国青年报》：宁夏盐池县交警队长余谦，是陕甘宁晋内蒙五省区闻名的恶棍，肆无忌惮嫖娼、调戏妇女，滥用警械殴打司机，“手头沾满司机的鲜血”，当众辱骂公安局长和主管政法的副局长。这个恶名远播的穿制服的丑类，不仅不怕群众举报、组织调查，还差点上报为“学济南交警先进个人”。凭什么呢？就凭他与“原县委个别领导”有特殊关系！
对于刘海勤、余谦二人我无话可说，两个行若狗彘的家伙不值得我们为之耗费情感和笔墨。我想痛斥的是运城地区的“个别领导”和盐池原县委的“个别领导”；想弄清他们与刘海勤、余谦到底是什么“特殊关系”，以致如此一往情深，不惜为了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被广大干部群众戳脊梁骨？
甚至对这两个“个别领导”，我也懒得多费口舌，我现在最想不通、最关切的是：事情的原委既然如此清楚，没有“个别领导”的包庇、纵容、重用，刘、余二人根本不可能这般作恶多端，怙恶不按。我们的传媒（姑且这么说吧）还要为“个别领导”讳个什么？莫非还怕指名道姓影响了这两个完全丧失了党性和良知、公然践踏民心、一掌遮天的土皇帝的政治威信和官场前程？
中国自古就有“投鼠忌器”一说，怕的是在追打神庙里的老鼠时，连带击破和碰坏了大家供奉的偶像和敬神的器物。可是，这两个“个别领导”并非在什么“神庙”里，揭露他们嘴脸无损干任何人或组织的形象，除了他们自己及甘作他们后台的人。
现在不是在讲反对吏治腐败，说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鼓吹建立用人失察责任制吗？刑法中不是有妨害司法罪吗？为什么到了“个别领导”头上就不管用了？
这两个“个别领导”在自己心中、在他什］的土围子里是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在我看来，不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鼠辈，顶多算是较大个儿的老鼠。如果我们投鼠忌鼠，连暴露在大街上的老鼠也不敢追打，还谈什么加大力度反腐败？
《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报道，标题叫“群众要集资买他（余谦）人头”。这个标题令我触目惊心。也就是说，群众曾一度丧失了对国家机关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心，打算以黑灭黑，与那个恶棍同归于尽。“时日易丧，及汝偕亡”，这种愤恨与绝望的情绪太可怕了，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全。这种站在群众与法纪对立面，重用败类的“个别领导”显然是动乱之源。岂容他们恣意妄为，把群众往犯罪的黑道上逼！
雨花台下
吴非
在晴朗的一天，到雨花台去。我喜欢独自倘祥在雨花台下，在南京，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是个比较宁静的所在，自然也是可以让思想自由翱翔的空间。算一算，从童年至今，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这里了。
照例参观了烈士纪念馆。不能忘怀的事情很多，感触也多。可爱的青年的死，从来都是时代的悲剧。如果你站在烈士的遗像下，算一算他们的生年年月，可以发现，倒在这里的人，很少有人活到35岁的。多数人只有20多岁，有的甚至只有十七八岁。这样的年龄，在今天，有的人还在受家庭的供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甚至撒娇。而他们，竟在同样的年龄倒下了，为了信仰和理想。他们没有享乐，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恋爱，但是却倒下了。如果他们活到今天，就能看到情侣们相拥着徜徉在绿色的雨花台的林间；如果他们活到今天，就能够和我们一样，听见“两个文明一起抓”，知道什么是因特网，知道新中国也不排斥夜总会；当然，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一定会认为，为一个平等富裕的社会浴血奋斗是值得的。
但是年轻的他们倒下了，不瞑的眼中甚至还闪烁着稚气。
如果你到过雨花台，如果你参观过烈士纪念馆，如果你是一位勤于思考的人，那么你可能还会为一件事怅恨不已，这就是：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叛徒？
几乎大部分死难烈士都是因为叛徒的出卖才被捕而牺牲的，我这里不打算一一举出他们的姓名了。突出的有顾顺章出卖挥代英，而顾当时竟然是政治局委员！领导人叛变的情况并不少见。搞过地下工作的人回忆说，最怕的就是上级叛变，因为当时地下工作多是单线联系，只有上级才能掌握全部人员情况。如果上级叛变，造成的损失都是他人的。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被捕叛变，接着川东临委书记被捕叛变，然后又波及成都，造成川康特委书记被捕叛变，这4个叛变的书记出卖了自己掌握的全部下级，造成130多位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捕，其中53人牺牲，35人下落不明（估计都被秘密杀害了）
我估计，这些烈士在倒下之前，最痛恨的就是出卖了他们的叛徒领导，至于敌特，可能倒在其次。请想一下，当拿枪的敌人无法战胜自己的时候，自己的营垒中却埋伏着第五纵队，这怎能不让人痛恨？！
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老虎凳加上的一块砖上，铁炉中拎出的一块烙铁下，就能见出高低。敌人也许是用一顿毒刑得到叛徒，也许是用恐吓，也许是用女色和金钱，总之，代价并不大。但是如果当年的敌人也都活到今天，他们可能会惊叹，当年想使一个领导叛变还得架老虎凳，烧红炉子，挥舞皮鞭，费尽心机；而今天想找一批这样的叛徒却不必这么费事了。你看，乡党的一顿酒菜，清客的两条香烟，阔佬的一个红包，三陪女的两声媚笑，就能让今天有权的角色守不住丹田，把原则出卖，把机密出卖，把人民利益出卖。在金钱女色之下，不该做的，全做出来了，不该说的，都说出去了，可怕也正在于此：他们已经叛变，可是却仍！日像“同志”一样生活在我们的周围
离开雨花台时，暮色苍苍，山林无声，我在想，如果一个时代可以和另一个时代沟通的话，我们该向他们诉说些什么呢？他们又会告诫我们些什么呢？
养鱼捕捞
古今（合肥）
前些年，国人的陋习颇多，在公共场所常遇到“哼一噗”这样的二重奏，特别是车站候车室一类的人流集散地，因此遍地痰迹斑斑，污秽不堪。于是有关部门下决心加以整治，便常常有戴红袖章的人手持一本罚款单，在大街小巷转悠，看见有人犯贱了，便毗啦一声，撕下一张罚单，直冲冲地递过去，吐痰者也只好乖乖地掏钱。后来，一些人学得精了，吐痰之前都要环顾四周，只在确信没人值勤的地方才吐。于是逼得执法者魔高一丈，往往在值勤时，把袖章掖在腰间，发现有吐痰意向的人，也并不声张，而是尾随在后，一旦有人忍不住吐了，便“刷”地掏出袖章往胳膊上一套，犹如神兵天降一般，罚他个措手不及。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违者罚款便开始变味，也颇为人们所诟病。因为法乃德之辅，立法和执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犯罪（错），既然明知他人有“作案”动机，而不及时提醒或警告，却眼睁睁地看着他实施犯罪（错），然后再加以处罚，这岂不是一种放纵犯罪（错）的行为吗？令人不得不怀疑其执法的目的是为了罚款。以至于被某些执法圈内人戏称为“放水养鱼，随时捕捞”。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人们见惯不怪的腐败现象了。
然而，事情还在不断变化发展中。最近，在报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今年年初，吉林省榆树市大坡镇派出所根据往年春节前后都要处理一批赌博者并罚没一定数量的赌资的惯例，所长安军萌发了在春节前向大坡镇中的好赌者提前收取赌博罚款的“意向”。于是在全镇治安防范会议上，他向各村村长和治保主任提出动议，让各村先集点钱，春节派出所就不下去抓赌了。当时商定每村5000元，截止到大年三十，派出所所辖的9个行政村有5个交了款，计2。28万元。这一事件后来因为有人向公安部信访办举报，而受到公安部长贾春旺的重视，最终得到处理。处理结果不必说了，单是这种提前罚款的做法就令人大开眼界。看来，“养鱼捕捞”的做法又有了新的创新。
我想，有两个简单的问题颇值得思考：何以至此？事情本身说明了什么？
巧言如簧
丛连日（北京）
电视曝光本是舆论监督的一种手段，不料却培养出一些说假话不脸红的人民公仆。低层次的，如前些日子那位因乱收费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县工商局长。记者问，你为什么乱收费呢？局长一脸的无奈，一脸的无辜：“为了给老干部报销医药费。你知道，我们的老干部一年要多少医药费？”他憨厚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真让人感到同情。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看病报销不了的确是大问题。为老干部犯错误，倒也仗义。然而一采访老干部，根本就没那回事，个个都有几千元的医药费全在家里趴着呢。而局长收来的钱呢，全在小金库里趴着呢，单等局长一挥笔，把它们变成一只只甲鱼，装进自己的肚子里，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腐败？我是多年的廉政标兵、优秀党员，局长义正词严。
武汉“捆绑式”乱收过桥费的问题被中央电视台披露后，引起国家计委的重视，日前派专人赴武汉解决问题。我们看到在摄像机前，当着国家计委官员的面，他们信誓旦旦，表示一定要改正乱收过桥费的错误，可一转脸，却给自己的人民穿上了小鞋。据《经济日报》6月19日报道，江汉一桥，二桥和长江大桥的不合理收费停收之后，有关部门却大幅度提高了长江二桥的收费标准，在原来基础上提高了一倍。一辆货车要收50元过桥费，企业叫苦不迭。这显然是“堤外损失堤内补”。而为了确保长江二桥的高收费，长江一桥即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自6月16日起，实行42年来第一次的车辆单双号交通管制，一名曾参加修建长江大桥的技术人员无奈地说，修桥修路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市民，在长江二桥未建成之前也从未搞过什么交通管制。现在桥修了，路修了，反而还对过桥车辆实行单、双号管制，这不是让市民走“弯路”，走“回头路”吗？
武汉的某些公仆们当然不会承认这是“堤外损失堤内补”了。实际上面对多收费的事实他们并无愧色。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多收的过桥费，还使用在建桥上，并没有修楼堂馆所。相信如果中央电视台再一次对他们进行曝光，他们同样还会振振有辞。
克隆与科普
蒋少虞（内蒙古乌海）
从《新民晚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我国的科研人员早在70年代中期，就潜心在医药、农、林、牧、水产等多个领域中，开展了一系列克隆技术的研究，如今已取得了累累硕果。文章加上了这样一个副标题：“二十余年只做不讲，多做少讲”。这和曾一度被炒成了明星的绵羊“多利”相比，真还有一种真人不露相的味道。
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本是天经地义的美德。可如若把“讲”误解为一种炫耀，那可就要认真地说一说这默默无闻中的是非曲直了。对于科学，“讲”的价值并不见得要小于“做”。特别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科学知识和观念的普及往往要比克隆出几只绵羊来重要得多。把高深的科学用通俗的语言讲给民众听，让他们也能够触摸到人类智慧的脉动，并随着这种有力的跳动去一起展望未来。这样的民族，才是有有希望的。
流连琳琅满目的书摊，发现有关科普的杂志只是凤毛麟角。我不禁又要想了：就算是我们的科研人员边做边讲，可这要去哪里讲、讲给谁听呢？我看只能是在一些专业期刊上、用一些晦涩难懂的文字、讲给一些专业人士去听了。所以说在国人的头脑中形成一种科学只是少数人可讲、可懂、可做的概念，就不足为怪了。科学被我们敬而远之成为一种迷信，至少是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我们的科研人员似乎是默默无闻惯了，他们所做、所想、所讲好像从来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热点。日久天长，我们整个民族的想象力都随之萎缩了。当我们在讥讽美国因为没有历史才拍出了那么多的科幻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觉出这中间有一种酸葡萄的味道呢？当那些拾人牙慧、造型带有明显东洋味道的所谓原创科幻卡通，被中国孩子迷恋时，你能轻易卸掉科普滞后的责任吗？当我们的孩子看到站在宇宙飞船中的是一个黄肤色、黑头发的造型就会感觉到别扭时，又是克隆所能补偿的吗？在一个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飞速发展的社会里，失去对科学和未来的幻想，该是一种多大的悲哀！
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需要有掌握克隆技术的科学家，也同样需要有了解“克隆”为何物的民众，就像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需要有人在奥运会上夺金拿银，也同样需要全民体质强壮一样。夺金拿银有的时候说明不了全民体质的强壮；而全民的体质强壮，却能使夺金拿银的人层出不穷。
我们的科学，还是不要默默无闻的好。
自作孽之外
郑溢涛（广东汕尾）
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的大小群魔日前受到了国法的严惩。对于“地头蛇”、“硕鼠”陈同庆，某报的一篇文章写道：“陈同庆从一名党的高级干部沦为阶下囚，对晚节不保的他而言，无疑是人生的悲剧，那么，是谁制造了这场悲剧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陈同庆自己。”
答案只有这一个吗？非也。在我看来，这个答案，只是答对了一半而已。另一半是什么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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