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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清-第1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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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不对的，但却是难以避免的，”邓名又对张煌言重复了一遍他对手下曾经说过的话，但是把前后顺序交换了一下位置：“如果军队覆灭了，我和穆谭都会死无葬身之地，这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所以行事时必然会把军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耐心地听邓名说完后，张煌言露出失望之色：“若是不定下规律，将来如何能保证他们不肆意欺压百姓？”
“没有任何保障，”邓名摇头道，明军到底如何对待百姓，只是受到邓名的道德水平约束，如果邓名不在的话，就是根据其他明军军官的道德水平来行事：“扪心自问，就是这次补偿漕工，也是因为花费不大，我收益远远大于支出，所以才动了恻隐之心。如果我和虁东军早先一样穷的话，多半我也不会给漕工补偿银。”
这次手下说他们只是烧房子，但邓名怀疑是不是所有的百姓都会老老实实离开，也不知道明军的放火过程中有没有造诚仁员伤亡，可邓名根本不会去仔细清查。这同样是因为他是明军的统帅，他不可能鸡蛋里挑骨头地和这些跟着他打仗的士兵过不去。
张煌言对百姓的重视，对一个军事统帅来说恐怕不是优点，邓名觉得这样必然会束缚住张煌言自己的手脚；不过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原则，对正义的尊敬在很多时候都不会给人带来好处，邓名认为这是对的。
“不知道张尚书愿意不愿意算了。”邓名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问题脱口而出，但话说到一半就打住了，他自己也觉得有些鲁莽。
“邓提督到底有何建议？”张煌言追问道。
“刚才想得有些差了，一个挺荒谬的主意。”邓名自嘲地笑了一下。
“愿意不愿意、荒谬不荒谬，总要问过我才知道。”张煌言不依不饶地连声追问。
禁不住张煌言再三询问，邓名就他的设想大致说了出来：“我不认为要求军队的将领自律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刚才动了一个念头”
目前邓名虽然在成都搭了一个司法读力的台子，但他并不认为袁象真的从都府官僚系统中读力出来了，处理官司的时候无法避免地依旧倾向官府立场。而在邓名刚才的设想里，张煌言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若是由张煌言主持成都的司法系统，那多半百姓不会求告无门。
而军队同样会受到这个司法系统的监督，刚才邓名只是一个闪念，但在与张煌言的一文一答中，他的思路也逐渐理顺了：“刚才张尚书不是问我如何才是头么？现在对待百姓是否过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这次我说烧房子不算过份，那就不是；下次若是我说杀人不算过份，那杀人也就什么了；这次我说需要赔偿，所以漕工能拿到补偿银；下次若是我说房子白烧，那军队也就不会赔偿。所以到底军队做的是不是过份，到底该不该给赔偿，不应该由我和其他将领说了算，也应该由提刑官说了算。”
因为有几百年的经验，邓名也不需要走弯路去摸索，直接照搬他穿越前的控辩体系就是，控辩体系是进化程度最高、邓名所知的公平和合理程度最高的司法体系。在张煌言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刺激下，邓名还努力回忆了一些律师问题。
用张煌言能够理解的话来说，这就是讼师，讼师兴起于明中下叶，因为大部分百姓都没有机会去仔细阅读大明的律法，所以到了大堂上就只能对官老爷唯唯诺诺，无论从官员口中吐出什么奇谈怪论，百姓都只能信以为真。
而明代的讼师就是专门从事司法服务的，他们精通大明律发条文，除了可以代百姓写状子外，在明末更发展到了到大堂上替雇佣他们的人发言的地步。有时双方都雇佣了讼师，坐在大堂上的官员就得听双方请来的讼师唇枪舌剑，各自从大明律中引经据典，声称自己才是有理的一方。
有了这些专业人士的协助，官员忽悠堂上百姓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明末官员的书信中有大量关于讼师的描述，有些新上任的官员在信中称双方讼师的争吵让他脑袋都大了，因为他听哪方都觉得有理——这些讼师的司法知识远远超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之上，最后简直就不知道该如何断案了；还有大批的官员在信中称这些讼师甚为可恶，因为以前只要吓唬来告状的百姓几声就可以把他们的胆子吓破，断案后也不担心名声受损——因为其他的百姓大都也是法盲，既然官员说他断案是由根据的，那百姓也会相信——讼师的出现让官员胡乱断案的成本大大提高。
满清入关之后，对讼师采用严厉镇压措施，禁止任何人向百姓提供司法服务，若是发现有人代写状子或是提供过堂建议的话，这个讼师就会收到流放的惩罚，后来更进一步提高到死刑；而为了彻底断绝需要，清廷还规定，所有人打官司时都必须自己书写状子，如果不识字的话可以口述让别人笔录，但其中不能有任何修改——为了方便官员识别，清廷还定下规矩，告状的人必须当堂背诵他的状纸，若是有“一字之差”，就会被视为找人代写，官府不但不会受理他的案子，还会将他乱棍打出。
简而言之，就是说即使是满清自己编写的大清律，官府也不希望百姓懂，更仇视那些向百姓普及法律知识的人。
“现在成都没有讼师，不过以后肯定要有，如果有人无力雇佣讼师，我觉得官府应该出钱为他雇佣一个，因为如果没有讼师帮他解惑，那提刑官想怎么哄骗百姓都很容易。”邓名的看法比张煌言还要激进，后者是江浙人，很多这里的人都在大明治下从事讼师行业。
邓名兴致勃勃地说道，等将来控辩体系完善后，军队的百姓的纠纷也通过这个机构来仲裁。邓名认为其实军队自己心里也清楚哪种行为是说的过去的，哪种是说不过去的，若有一个提刑衙门把审判权从军中中拿走的话，军人的在前线犯下伤天害理的几率就有可能降低：“我军中有一半的士兵都是张尚书的旧部，军官更是七成都是从舟山来，若是他们知道有一天还会落在张尚书手中，那他们肯定不会有胆子在前方做什么太过份的举动。”
听到邓名这句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话后，张煌言也笑了几声，他对邓名这种闻所未闻的司法体系产生了不少兴趣。邓名不可能为详细列举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刚才他提出军队对具体问题和形势的处理是合理，基本是由提刑官来判断的。
又想起了陪审制度搬出来，邓名也随口提起，将来可以挑选一批个与案件无关的平民组成陪审团，由双方讼师设法去说服他们，而提刑官期间起得的作用就是不让任何一方公然撒谎，最后由这个陪审团给出一个初步建议。
“让一群不懂律法的人断案吗？”听到此处，张煌言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若是这些人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犯妇俊俏，就要放走谋杀亲夫的毒妇怎么办？”
“最后的决定权当然在提刑官手里，无论陪审的人提出什么建议，提刑官都可以推翻，可以无视陪审的建议自行确定有罪还是无罪，并确定刑罚。”邓名答道，即使是在他前世的陪审制体系中，法官也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是法官不轻易动用他们的权利而已：“但如果推翻建议，就需要详细写明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必须拿出来见人，在周围张榜示众。”
在追求公平、正义的问题上，张煌言似乎有过人的天赋，邓名拿出了众多他闻所未闻的设想，但每次张煌言只要略一思索就能体会到邓名背后的深意，也能看出邓名对这套体系极为用心，潜心思索数年之久——如果不是邓名这么年轻，张煌言就会认为这套体系邓名依旧琢磨了几十年了，这实在是他高抬邓名了，后者只是照搬经过几百年锤炼的产物。
“嗯，这和讼师的用处是一样的，没有讼师参与那官员怎么说都没人知道对错，所以他想怎么断就怎么断，所以邓提督甚至打算指派讼师，必须要有讼师参与断案中，这样官员徇私舞弊就不会无人知晓；不过这样还是不够，邓提督要设计了这个陪审人员。法不外人情，这十几个百姓如果大部分判人犯无罪，那周围的百姓中大部分人应该也有类似的想法。官员如果想让大家同意他的判罚，就需要拿出很有力的理由，否则很容易被大家看作徇私舞弊。”张煌言琢磨了一番，觉得对想枉法或是胡乱断案的官员来说，邓名的这套办法比之前的讼师还要讨厌。
“就是这样恐怕要多花不少银子。”张煌言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以前断案的成本比较低，若是使用了邓名的方案，那花费肯定会大大上升。
“只是大案而已，小案应该没人愿意如此劳师动众。”邓名表示他设想里的法院不是志愿者，而要向来打官司的人收费，由输的一边支付：“理亏的人，估计就接受亭士的仲裁了，不至于闹到大堂上去。”
“而且，公正是很值钱的，如果花银子就能换来一些，那我认为这银子花的并不冤枉。”邓名冲张煌言微微一笑：“张尚书明鉴，我并非时时刻刻都用一军统帅的眼睛来看这大千世界。”
“邓提督说的不错啊。”张煌言露出些神往之色：“若非短期我实在抽不开身，还真想立刻去成都一趟，试试看提督的办法是否可行，想起来不错，但做起来往往会有新的麻烦出来。等等吧，如果将来舟山找到可以托付的人，我就去成都给邓提督当这个提刑官。”
“张尚书真有离开舟山的念头？”见张煌言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邓名有些惊讶地问道，若是张煌言执掌司法当然最让人放心，不过就意味着他离开军队，刚才邓名虽然说的高兴，但却没有想到张煌言真的动心了。
“邓提督想这个很不容易吧？这里面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思啊。”张煌言点点头，这么一个巨大的律发改革构想确实让张煌言有些心动，不过他也不能不想到，这是大明开国以来对祖制的最大颠覆，以前虽然不少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但邓名却是明目张胆地推翻重来。除此以外，张煌言对邓名是否真的会让军队也置于提刑官管辖下也有些怀疑。
“圣上南狩未归，我们这不过是事急从权罢了，等圣上回鸾、两京光复，这些权宜之计是不是要保留就要看圣上的心意了。”邓名口气轻松，还开了一个玩笑：“至于军队那边就更不用担心了，提刑官乃是朝廷命官，替圣上牧守，莫说是末将的兵将，就是满天神佛也要在提刑官之下，要归提刑官管辖。”
张煌言哈哈笑了两声，然后猛然发现似乎对菩萨有些不敬，就急忙守住笑声，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上去了。在和邓名讨论航运问题时，张煌言又开始为邓名隐瞒身世而耿耿于怀，在心中反复念叨着：“你这架势都摆出来，居然还敢说自己不是宗室？但到底是哪家的呢？邓提督若是个旁支，那继承鲁藩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他不答应？”
在邓名和张煌言兴致勃勃地讨论司法问题时，边上的马逢知感到极其无聊，那两人讨论的东西从题目到内容马提督都没有丝毫的兴趣，也根本听不懂，如果不是邓名和张煌言身份尊贵，马逢知几乎就要当场打起瞌睡来。
但最后这几句马逢知都听见了，一下子就把两人刚才的对话统统读懂了，他把大意总结出来并牢牢记在心里：“原来邓提督这是杯酒释兵权啊，刚才一直在说军队，还有什么一半的士兵、七成的军官，这是邓提督暗示张尚书他的人太多了。而张尚书也很识趣，表示愿意考虑离开舟山，去成都邓提督麾下当一个不掌军的文官。而邓提督很开心地报答张尚书：说除了圣上——也就是将来他本人外，其他人都归张尚书官，这明明是许诺给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啊。我真是太蠢了，居然听了那么半天都一点儿也没反应过来，唉，我还以为我在官场上历练这么多年，还算可以了，看起来还是差得远啊。”
今天邓名和张煌言谈起他那朦胧的宪政理想时，最后一句话是彻头彻尾的戏言，可一百年后尝试进入中国的传教人士并不做如是想。
尽管已经听到了警告，但总有一些人希望把他们信仰的宗教传播得更广一些。在邓名这个宇宙里，基督教就遭到了极大的麻烦，因为传入后不久，就有人想提刑官起诉天主虐待他们亡故的亲人，把他们投入火海——起诉者坚称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对地狱的存在深信不疑，要求自称天主代理人的教会对他们进行赔偿。一开始教会对这样的诉告感到非常惊讶，后来才得知中国的本土宗教在短短的一百年宪政时间里，教义就进化到只扬善、不惩恶的高度了。
千百年以来，寺庙上常常摆着对联吓唬香客，说今世歪嘴、斜眼的人是因为前世辱骂诵经人而遭到的报应。结果遭到了大批的诉告，一部分是残疾人的污蔑起诉，要求寺庙拿出证据证明他们上辈子做过错事；一部分是伤人控诉，这部分表示他们承认上辈子对佛祖有语言上的不敬，但佛祖的报复显然过重，因此要求赔偿。
除此以外，还有商业欺诈诉告，有些香客拿出历次进香捐献的记录和证明，指控菩萨拿钱不干活，要求提刑官支持赔偿；但寺庙找了几个人证证明确实灵验过后，又有大批的商业歧视诉告冒出来，指控佛祖的货物质量不一致。
宗教人士竭力用“心诚则灵”这个武器抵御攻击，但原告方的讼师提醒提刑官注意，寺庙并没有提供详细的手册，定义什么才是心诚、以及如何达到心诚的境地，所以还是商业欺诈。曾经有被逼急了的寺庙真想印刷这种手册，但被他们自己请来的讼师所阻止，他们指出印刷这种手册容易，但必须要保证按照这种手册艹作的香客都能实现愿望，否则还是逃不掉一个商业欺诈。
大批寺庙在无休止的官司的关门，那些打赢官司的寺庙也元气大伤，现在不但再没有了任何恐吓姓宣传，而且香客一进山门，立刻就能在最显眼的地方见到各个寺庙的免责声明：
“烧香就是买彩票，不一定能中！”
“心诚也未必灵！不保证百分之百达成愿望。”
这种免责声明当然会严重有损形象，但既然回报率确实不是百分之百，那主动声明就是唯一免责的办法。
道观中也有类似的免责声明，同时他们还在极力撇清道教同财神、雷神的关系，以免惹上商业欺诈或是蓄意伤害的官司。现在人们可以在家里自己拜财神，但如果有寺庙打着财神的招牌收香火钱，那他们马上就能见到穷神翩翩而来。
还有其他许多和灾害有关的神仙，也都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所有有产业的宗教团体都急不可待地和这些神仙划清界限，以免惹祸上身。
风水行业也遭到池鱼之殃，风水先生行会应运而生，花巨资雇佣讼师制定行业标准合同并不断推陈出新。合同中称看风水非常不可靠，风水先生不保证带来好远的真实姓、有效姓和成功率，顾客已经对此非常了解并愿意承担以后的一起风险——只有但顾客在这份合同上签字后，风水先生才会开始他们不保证真实有效姓和成功率的工作。
因此新登陆的所有宗教很快就会发现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每一个被他们咨询的讼师都建议他们修改教义，并张贴醒目的免责声明。如果不能进行这些工作，那他们注定会折戟沉沙。
神佛亦在法律之下，并接受提刑官管辖。
第一节 转运
周培公离开武昌时带着几十个幕僚与卫兵，再加上水手、仆役，共计百余人，一行人顺风顺水，很快就达到江西重镇九江。在这里周培公得到了江西布政使董卫国的高调欢迎，宾主尽欢之余，董卫国还盛情邀请周培公可以去南昌与张朝会晤。不过周培公却不敢耽搁太多的工夫，他这次前来两江的名义还是征讨南京附近的邓名部，若是不立刻前往南京而是转向南昌的话，恐怕不好向朝廷、武昌和南京交代。
“巡抚大人久闻周老弟少年俊秀，若是见不到老弟肯定会遗憾不已，既然周老弟不肯去南昌，那愚兄也只好给南昌去信说明，估计巡抚大人会来九江一趟，就是不知道周老弟肯不肯在九江多停留几天。”虽然是初次见面，而且董卫国的资格要比周培公高很多，但现在江西布政使和周培公说话时已经是称兄道弟了。
“怎敢，怎敢？”周培公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新任的武昌知府，因为军情紧急所以抽不出时间去南昌拜见江西巡抚尚可说得过去，要是托大呆在九江等江西巡抚这种封疆大吏来拜见那就太疯狂了。这种事周培公根本想都不敢想，而且若是他发疯做出这种事来，那他的名声也就彻底臭了，就连恩主张长庚都会看不过去。
“既然巡抚大人吩咐，下官这便动身去南昌。”周培公离开我武昌前，张长庚嘱咐他一定要南昌、南京都搞好关系，也不要在两者中有所偏袒，除非周培公想和张朝撕破脸，否则他绝对不敢再次拒绝，不顾董卫国的邀请而自行离去。只是这样怎么也要耽误几天，周培公有些担忧如何向朝廷解释，而且他还担心这样节外生枝会给南京留下武昌支持南昌的印象。
“虽说兵贵神速，但三万大军怎么也要休息几天嘛。”董卫国猜到了周培公的一些担忧，笑着安慰道：“大军在九江停留三、四天不不会说不过去吧？从九江到南昌有水路，来回很方便的。”
这次南昌还为了援兵一事向武昌支付了二十万两银子的军饷，周培公听对方提起大军，知道此事再不容推辞。第二天，董卫国就和周培公一起出发返回南昌。在南昌的欢迎宴会上，除了张朝外，南昌的文武也尽数出来迎接，称赞周培公公忠体国、唯贼是讨，迟早会成为大清的柱石。
在张朝、董卫国开始通邓后，南昌很快就因为怀疑张长庚而偷偷向武昌派去了大批人手，寻找各种通邓的蛛丝马迹。据探子称，邓名从江西低价购入的货物大都卖给了武昌，大批明军商船把旗子一换，就大模大样地在武昌周围的码头开始卸货，络绎不绝的搬运工身边不远就是全副武装的楚军绿营，负责的武将乃是武昌的马、步两位提督。
虽然没有真凭实据，负责货物的也不是湖广总督的标营，但武昌马军、步军提督同样是显职，张长庚绝不可能坐视他们二人私下通邓，否则很可能明军进了武昌城他还一无所知地睡大觉呢。邓名切断航运后，江西的盐价也开始节节上升，现在反倒需要向武昌的商人购买一些盐，虽然武昌方面声称这都是他的存货，但南昌怀疑这都是邓名缴获的淮盐。为了证实这中怀疑，南昌也指示探子进行侦察，证实明军在武昌卸下的货物中确实有不少盐。邓名缴获的淮盐确实要先运回武昌——这是因为邓名要在武昌记账，然后让成都的五大盐商按比例代售，以扶持四川盐商——但南昌当然不清楚这点，在他们看来这更是邓名和张长庚关系过硬的证据。
下面的官员或许还不清楚，但张朝和董卫国二人心里可明白得很，武昌绝对是现在通邓的冠军。本该首当其冲，承担邓名主要压力的武昌，现在不但什么事没有，把祸水东引到两江，并从邓名的掠夺中获得大量的好处，这种损人利己、合纵连横的手腕让南昌又是恨又是嫉妒。和蒋国柱一样，张朝和董卫国在私下一通分析后，同样把目光投在了青云直上的周培公身上，得出的结论也和蒋国柱差不多，那就是周培公并非特别善战，而是特别善于通邓。
南昌也不想邓名在自己的地盘上闹事，也想获得给邓名销赃的巨大收益，因此张朝和董卫国定下了拉拢周培公的策略。不过这理由不能明说，对外当然还是要宣传周培公的赫赫武功，周培公来南昌的时候，董卫国就写了一篇奏章去燕京，大大地吹嘘了一番湘军的军容，把“三万湖南大军”形容得和天兵天将差不多；就是对江西内部，除了少量心腹外，张朝也依旧把周培公形容成公正不阿、和邓名势不两立的忠臣良将——反正这些人也不清楚到底武昌是怎么回事。
晚宴过后，张朝请周培公喝茶，董卫国作陪。名义上当然是探讨讨邓的良策，但实际上谈得都是从武昌进口食盐这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培公大包大揽，从数量到定价都能拍胸脯、拿主意，这个更让张朝和董卫国确认了之前的判断——那就是邓名和武昌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他们甚至有点怀疑，觉得邓名莫不是张长庚的打手？至少武昌也是准同盟关系，而不是南昌这样被迫通邓。
“周老弟在江西讨贼，若没有江西的官身，恐怕有些麻烦啊。”董卫国低头沉思片刻，装出一副灵机一动的模样，把早就和张朝商量的方案拿出来，装模作样地向江西巡抚建议道：“以下官之见，可以授予周知府一个江西布政使衔，这样下面的府县绝对不敢怠慢周知府交代的事情了。”
“唔。”张朝假惺惺地捻须长考，片刻后竟然点头称是：“董布政所言极是，若是周知府在江西巡抚衙门这里没有个一官半职，确实非常不方便。”
“此事万万不可！”刚才周培公被董卫国的提议吓呆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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