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鳞开-第1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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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番光复张家口之战，擒拿通虏之家三十三户，首恶皆以正法，余从家眷皆分发教坊司、苦役营。收缴赃款”朱慈烺读到此处，故意停了停。
　　　　崇祯的双眼迸发出灼热的目光，仿佛要将儿子融化一般。
　　　　“赃款现银肆仟又肆佰万两！”
　　　　崇祯登时头晕目眩，幸福得几乎就要昏阙过去。
　　　　——天下八分之一的银子竟然都在张家口！
　　　　——天下八分之一的银子竟然都归我所有！
　　　　——祖宗立国以来，谁见过这么大笔银子！
　　　　——慢着，一群商人就能有这么多银子，这大明到底是谁的天下？
　　　　崇祯猛然间从云端跌入了深渊，张口结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未完待续）
　　　　ps：注：文中引用的明朝历代银课数尚有争议，大致就是如此这个数值，请大家不用较真。对于嘉靖九年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三亿两是最低估算，较为主流的貌似是三亿五千万两，小汤采用三亿两这个有根据的数字，有百分之七十的信心指数。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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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九　祸乱初平事休息（十二）
　　　　在职场中，最基层的办事员需要知识；中层管理人员需要知识和阅历；高层管理人员需要知识、阅历、人脉；达到了合伙人、老板的位置，这些要素就全部都要为思想让步。
　　　　思想的来源就是思考。
　　　　大明到底是谁的大明，作为皇帝、皇太子这样的老板、合伙人，到底该如何引领这个庞大的帝国，如何确定正确的方向和策略。
　　　　这些绝不是靠书本知识和年资阅历就能解决的问题。
　　　　崇祯对知识的渴求在整个中国历史都排得上号，十七年的皇帝职业也给他积累了一定的阅历和见识，起码现在对于党争更加敏感了。然而关于帝国、皇帝、天下四方这些务虚问题上的思考，崇祯还停留在最低级的阶段：人云亦云。
　　　　圣人云，则亦云。
　　　　圣人说天子当胸怀天下，为万民君长，长养百姓，视百姓如赤子。所以崇祯也只是在脑中一遍遍重复，从未再深一步去思考：百姓到底分了几种，各类百姓之间如何平衡。一碗水端平，有人渴死有人呛死，雨露雷霆到底该如何分配
　　　　这回的四千四百万两赃款打开了崇祯思考的大门，让崇祯发现自己面对天下事竟然如此陌生。曾经只知道没银子的日子难过，现在真有这么多银子，却发现自己竟然不会用！
　　　　当年九百多万辽饷砸下去，连个水花都没有，最后吴襄竟然说只有三千精锐能够勤王，而且还得先拿百多万的军饷出来。
　　　　这四千四百万的银子，该怎么用？
　　　　“这些银子，你可有甚想法？”崇祯问道。
　　　　“儿臣已经与阁部商议了主意，准备用这笔银子开办一家银行。”朱慈烺道。
　　　　“银行？”
　　　　“是发行宝钞的衙署。”朱慈烺道：“其位与户部持平，又**行事。”
　　　　“宝钞一向是户部发行，为何要**出来？”崇祯问道。
　　　　“因为宝钞这个名字不能用了。”朱慈烺叹了口气。
　　　　大明的宝钞几乎与后世的金圆券齐名，简直遗臭万年。
　　　　太祖高皇帝当年沿用宋、元制度。以为宝钞可以节省人力和金属货币，却根本不知道纸币诞生本意是解决流通不便、以及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的问题，进而错误地认为通行宝钞就是一座挖不尽的金银矿。
　　　　大明通行宝钞作为一种不可兑换纸币，本身不能换成真金白银，靠的是官府权威和信用。而官府竟然不许百姓以宝钞纳税，一定要缴交实物，这简直是要将宝钞推向绝路。
　　　　更绝的是。残旧宝钞要兑换新钞另要加钱，就连纸币替代天然货币减免自然损耗的功能都剥夺了。
　　　　光是如此还不能说明国初的“经济掌舵人”的花样作死。为了保证宝钞的地位，朝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禁止白银流通，直到嘉靖之后大量白银涌入才渐渐解禁。这就导致了市场一边需要宝钞，一边宝钞又因为信用不足而持续贬值。
　　　　如此种种原因相叠加，宝钞除了作为一种货币符号。在宫中也指代帝室用的手纸。
　　　　估计百姓们也这么看。
　　　　天启年间就有人提出重新发行宝钞，以解决国库不足用的问题。崇祯十六年，蒋臣在国家最为难的时候旧事重提，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升为司务，参与宝钞发行事宜。只是很快就迎来了甲申国变，连制造宝钞的木材都没买到就流产了。
　　　　崇祯帝听皇太子有意要发行宝钞。很是奇怪：“既然已经有了银子，为什么还要发行宝钞？”
　　　　当然是赚取利息！
　　　　朱慈烺本身不是金融、经济专业出身，对于货币市场的了解只能算是小瓶子水晃荡。但他知道一点，铸造银币、金币就是为了掺入其他廉价金属，博取面额与实际成本之间的孳息。比如用半两的白银掺上铅，铸造出来的银币上写着“一两”，当做一两白银流通，朝廷就赚了去除成本之后的银子。
　　　　这种小聪明很早就为古人所用。王莽将之做到了极致，小小一枚铜钱上可以当五、当十地用，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被史家冠以剥削百姓的恶名。
　　　　纸币比金银币成本更低，所以本身能取得的孳息也就更高。薄薄一张纸，你说它能当一百两银子用，它就是一百两银子。傻子都知道这是一本万利。甚至是几乎近于无本买卖的大好事。
　　　　关键是得有人信。
　　　　“为了日后溢出本金发行，首先得建立信用。若要建立信用，无疑是用真金白银换钞票最有说服力。”朱慈烺道：“给百姓一两银子的钞票，就要让他能够切实换到一两银子。而且还要真正让他相信钞票能够当银子用！如此过个十多年，百姓觉得钞票和银子没区别了，自然就会使用钞票。”
　　　　“如果百姓拿了钞票就换成白银，最后国库里岂不是只有一堆废纸？”崇祯大为不解。
　　　　“所以重点还要流通。”朱慈烺道。
　　　　这回张家口抄到的银子并非奸商的所有资产。因为东虏逃窜之前，已经将大量货物出售给他们，真正带走的是白银、粮食、布帛等日用品。周遇吉抄到的白银，只是奸商为了购买夏粮的留存款，还有很大一部分古董、文玩、家私都在仓库里堆着。
　　　　“儿臣以为，可以去江淮、湖广一带采购粮食、棉布，令其运至张家口囤积。商人势必不愿空车而回，正好将缴获的赃物库存低价卖给他们，但是只收钞票。”朱慈烺道：“为了获得钞票，这些商人只能从银行兑换，或者接受朝廷用钞票购买粮食和棉布。”
　　　　崇祯的手指忍不住轻轻跳动，总算理清了钞票流通的示意图。
　　　　“这只是流通的一个方面，如果朝廷收税只收钞票，则农民只能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官仓，获取钞票。只要官仓收粮的价格公道，又有多少农民肯低价将粮食换成银子？”朱慈烺道。
　　　　崇祯脑中不由将皇太子提出的钞票与大明通行宝钞做了一番对比。发现通行宝钞只有两个环节，制造、发行。而这种钞票却形成了一个从官府到民间，继而又从民间回到官府如此循环不息的回路。
　　　　——只从易理上分析，钞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更符合大道循环往复之理。
　　　　崇祯心中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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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零　春来雨露宽如海（一）
　　　　崇祯十九年六月初，辽东与云贵的战事仍旧处于相持阶段。
　　　　相比辽东不断增兵增饷运送大炮火药，朱慈烺反倒更担心云南那边。
　　　　先是，张献忠放弃重庆进入贵州，继而其义子张定国（李定国）、张文秀（刘文秀）率部进入云南，扩大声势。四川总兵官刘宗敏挂了平西将军印，率忠贞营追入云贵，克期剿灭献贼。
　　　　云南看似边陲，然而其白银产量占了全国银产量的一半，近乎吝啬的皇太子实在难以忍受如此宝地沦在敌手。只是忠贞营的战斗力与战斗意志还是堪忧，或许还存了一份养寇自重的心思，所以云贵战事久拖不决。
　　　　好在云贵地处高原，土地贫瘠，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太多的人，这也保证了张献忠不能扩军，不至于使西南局势溃烂。
　　　　在中央方面，第一、二两期共五百名河南行政学院肄业的学员按照考试成绩分入舍人科，又从舍人科中挑选办事勤勉者十数人，升为文华殿舍人。东宫侍从室这个临时机构在短暂的三年之后，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恐怕只有日后历史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才会偶然触及。
　　　　这回挑选的文华殿舍人还有一个共性，都是平日与户部有工作往来之人。朱慈烺拨出更更多的时间与他们灌输各种经济概念，作为即将到来的货币改革的生力军。而现在作为朱慈烺币制改革先锋大将的，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主事，蒋臣。
　　　　蒋臣是安庆府桐城人氏，后世安徽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安庆与徽州。在那个地方，最多的就是文学家和商人。朱慈烺对蒋臣的文采不感兴趣，但从蒋臣所进呈的《足国三议》中还是能够看出他对国家经济所进行的思考。
　　　　“殿下。若要行钞票，手艺上的确不成问题。”蒋臣已经是第二次登上传说中的平台了。在崇祯朝，平台召对属于皇帝的特别问对，充满了机会和危险。比如袁崇焕就是在此处一飞冲天，受帝解袍相加，恩宠无双；也是在此处被捕。打入诏狱，寸磔于市。
　　　　“万历时朱墨套印法已在江南传开，色泽分明。如今较少有人能做四色套印，银行只需将能够进行四色套印的作坊买回来，再严禁民间用朱墨套印之外的套印法，伪造的问题便无需担心。”蒋臣道。
　　　　朱慈烺点了点头：“油墨和棉纸我已经分别让陕西和苏州去试做了，应该不会耽误太久。”
　　　　“如此更加可靠了。”蒋臣放心道。
　　　　纸币防伪与纸币流通是孪生兄弟。宋元时以严刑峻法来抑制伪币，朱慈烺非但要从法理上扼杀伪币，技术上的垄断也是必须的事。想他前世。国家为了防止伪币，连彩色复印机都要控制，何况这个时代还没能做到技术上的明显代差。
　　　　用先进的四色套引法、以棉短绒为材料制造的钞票纸、用焦油配置出的油墨，分别来自三个省份的最高级别的保密技术，三管齐下，让制造假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尤其是陕西的油墨，其原料是石油。提炼猛火油之后留下的焦油在别处不可能有，属于朝廷控制物资。分量都是要入册的。除了纸币厂和朝廷控制的印刷厂能拿到油墨，民间印刷作坊不可能拿到。除非他们肯花海量的资金去研究煤焦油。
　　　　对油墨的控制会影响金属活字印刷的推广普及，但相对文化的进一步爆炸，纸币显然更为重要。朱慈烺有时候甚至觉得有必要将所有印刷作坊都收归公有，就如前世的国家一样。但考虑到江南民间的抵制，终究还是将这个计划放在了后面。
　　　　“最初发行纸币，范围一定要控制好。建立信用为第一等要务。宁可慢些，不能求快！”朱慈烺关照道。
　　　　蒋臣觉得皇太子对纸币过于谨慎，划定的流通范围也太过狭窄，根本不能体现出纸币的优越性。像这种利器，就应该拿到南直去大量抛洒。换回白银然而皇太子划定的范围是：军中与犯官，以及少部分职官。
　　　　张家口属于“特区”，是民间商贩唯一可能换取纸币的地方。
　　　　朱慈烺有自知之明。首先是他的经济金融知识不足以自成一家，充任货币之父。其次是通货带来的社会影响实在太过巨大，必须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他虽然背得出发行量的计算公式，即：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但是这两个关键的数值又是如何来的，他就完全不能揣摩和统计了。
　　　　军中较为封闭，战士不到退役或者因伤转业看不到自己饷银，故而用钞票与银子的效果一样。朱慈烺决定先设立军中特供商铺，只收钞票，让战士习惯用钞票购物，建立对钞票的信心。作为最忠诚于自己的力量，战士对钞票的抵触和怀疑应该是最少的。
　　　　犯官从最初就领取粮票形式的生活费，直接换取粮食，并没有听说有大的瑕疵和纰漏。如今用钞票给他们增发半薪，对他们来说钞票若是能用，则是福利改善；若是不能用，自己也没损失，继续煎熬生活，等待脱罪之日，所以犯官群体的排斥性也不会过大。
　　　　最后便是少部分东宫侍从室出身的职官。
　　　　他们原本都是小知识分子阶级，在原来大明体制之下绝不敢想象能够穿上官袍。这些人跟着皇太子走已经有了一定的惯性，就算不信任纸币，也该信任皇太子；就算连皇太子都不信任，也得装出信任支持的姿态。用钞票可以优先买到马车和平板玻璃，少量的官窑瓷器，以及平价粮食，这对于他们来说应该足够了。
　　　　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办事积极性，朱慈烺仍旧决定以奖金的方式发放钞票，其他俸禄不变。这也是沿用国朝惯例：官员的工资中有白银、实物，以及少部分的宝钞。
　　　　张家口有大量积存的货物要出手，满足流通环节的必要因素，故而属于特区。商人卖了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之后，收取了钞票，转而在张家口再花出去换成他们需要的廉价货物，没有任何风险，但信心就是在这个循环中得到了建立。
　　　　“殿下，能否提前将钞票缴税办法通告全国州县，即便他们见不到钞票，也该有个印象，以免未来失据。”蒋臣道。
　　　　若是有商人将钞票带出了张家口，而偏偏又跑去本地官府那里纳税，如果能够缴纳成功固然是平安无事。如果当地官府不认识钞票，那麻烦就大了。
　　　　“待样钞做好之后，可以每县发一套，让县中有个底子。”朱慈烺道：“你可以向姚桃要些人，但主要还是得自己培养些人。大明两京十三省，十五个分行行长得谨慎甄别，确定人选。”
　　　　分行设在省级布政司，下面的府县还有支行、营业所，如何保证人力资源的充沛才是最大的问题。蒋臣面色凝重，缓缓躬身称是，接下了这个沉重的任务。至于向姚桃要人，蒋臣想了想还是算了，那个年轻的女官比最护窝的母鸡还护窝，根本不容别人从她手里挖走任何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
　　　　或许可以考虑一下西商的账房。
　　　　蒋臣将主意打到了那些被发配苦役营账房丈夫身上。张家口有巨大金额的货物交易量，理所当然也有足够数量的账房丈夫，以及符合社会生态需求的学徒数量。这些人对数字和规矩并不陌生，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启用，打入苦役营实在浪费。
　　　　尚未冠名挂牌的银行是部寺一级的衙门，用这些囚徒难免伤害朝廷颜面，而且他们的确助纣为虐，罪有应得，因为一技之长而减罪免刑说不过去。更何况他就算想要，也未必能够从苦役营里挖到人。
　　　　苦役营也需要大量识字的人处理日常事务往来，绝不肯轻易放手。而且在蒋臣之前，户部新近派往张家口的专员也已经瞄上了这些人，还有那些大小掌柜、伙计，用以对清剿的赃物进行登记在册，并且拟定价格。皇太子说那些货物要廉价卖给运粮来的商人，但没说要贱价出卖。
　　　　如今在整个帝国缺乏的不是粮食、白银、布帛、人口而是能够出任公共事务的人口。新的一批专门学校很快就在顺天府成立，除了时下紧缺的会计、明法、行政专业之外，还有适用性更广，专业性稍弱的秘书专业。
　　　　早在去年六月时候，河南行政学院开学，朱慈烺颇为兴奋，幻想着一年之后能够收获多少人才。然而现在，他却发现人才的培养并非呈阶梯状上升，而是渐渐进入瓶颈，在之前一批可堪教育的苗子之后，出现了一个断档。
　　　　这个断档就是国家动乱造成的人口低谷，适龄儿童的数量锐减，以至于各府县的村学、里学都很难召到学生，甚至有些人觉得每村开设学校是一桩十分浪费的事。而且国家安靖之后，也不能长时间采用速成式教育方式，仍旧还是要放慢培养速度，让大明的下一代充分茁壮地成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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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一　春来雨露宽如海（二）
　　　　崇祯十九年六月初十，萧陌站在了山海关城头。
　　　　看着这座失而复得的雄关，萧陌百感交集。
　　　　当年修筑这道关卡实在太过用心，以至于近卫第一师调集了全师二十余门火炮对着城门猛轰，以及挖地道放火药爆破，竟然都没有将关门轰开。作为城墙最为薄弱的环节竟然都没打破，其他包砖夯土墙段更是没有什么指望。
　　　　眼看东虏两红旗在山海关守得固若金汤，两黄旗主力绕过了山区，从锦州杀向宁远，一时间辽东局势风云突变，第二师反倒成了深入敌军包围之中的孤军。
　　　　而且宁远不同天津，可以建立水城与海运通道直接连通。东虏在将近十里的空白区域保持绝对优势兵力，导致守军只能从外围据点撤退，婴城固守。
　　　　两白旗最终还是与两黄旗取得了联系，从绝境之中杀出一条血路，迫使萧东楼退守大营。在付出极大代价之后，多尔衮带着侍卫亲随渡过兴城河，与两黄旗合兵一处。
　　　　常志凡和朱睿死守宁远，依靠热气球带来的先机，掌握了清军进攻节奏和主攻方向，一次次打退了东虏的进攻，最终打得东虏战意消退，又见河西残存的大部队已经被明军主力击溃、俘虏，只得退回锦州，抓紧时间修整一番，分配粮食，为过冬做好准备。
　　　　如此一来，两红旗算是被抛弃了。
　　　　失去了与多尔衮的联络之后，代善知道大事不妙，在山海关蠢蠢欲动。然而萧陌拿厚厚的关墙没有办法，代善也不敢出城与士气旺盛的第一师野战。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萧陌顾惜战士性命，一直不肯用人命去填，代善未必能撑得到今日。
　　　　最终。代善与博洛派出了亲信，悄悄前往萧陌营中，劝萧陌效仿辽镇，养寇自重，并且还用上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典故，显然也有挑拨离间之计。
　　　　萧陌连人带信送去了北京，只等皇太子的命令。
　　　　朱慈烺正全身心地投入在政治改革之中，挑选值得信任的部寺堂官，每天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人谈话。辽东战果对他而言，只有大小的区别，而非有无的问题。从最初决定渡海作战开始，这个项目就不会亏本。
　　　　“可以许诺他们：只要投降，可以不杀一人。”朱慈烺特别强调道：“包括代善、博洛。”
　　　　两红旗在山海关的旗丁、包衣、余丁、家眷。加起来足足十万人，在如今到处需要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又是一支奴工苦力队伍。
　　　　因为这句承诺，年迈的代善和年轻的博洛最终放弃了孤守山海的壮举，选择投降。
　　　　萧陌允许旗中夫妇相聚，登时将最后一点反抗的苗头掐灭。只要有“家”在，谁都不愿意当出头鸟被人第一个干掉。
　　　　在原历史时空中，郑成功正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以至于都打到了南京城下，却因为送去了战士的家眷。导致战力崩溃，被满清反扑。
　　　　两红旗从旗主代善、博洛到最下面的各个牛录额真、拔什库，却被一网打尽，统统关入囚车，押往北京。最后再将各牛录打散，总参谋部就可以根据各总部、营伍、苦役营的需求进行劳动力分配了。
　　　　这些旗丁、包衣中的绝大部分得以留在了他们熟悉的关外。因为宁远有铁厂和矿厂，需要大量重劳力，而他们正好能够胜任这种需求量大而且技术要求较低的工作。另外一部人被送上船，跨过辽海，直接送到了辽南。陈德在那边修筑城堡。开山修路，对于壮劳力来者不拒。
　　　　被解救的难民没有必要再数百里路赶回去，近卫一师将他们尽数安置在辽西走廊，开始新的生活。
　　　　安置难民的一幕足堪经典，十个局从山海关齐头东向，身后跟着的是上万难民。每到一地，军中文书就高喊一声：谁愿在此世代耕种？
　　　　因为开始的土地离山海关更近，都是熟地，所以应者如潮。文书再报出这些地的租税，筛掉一批，让剩下的人自报税额，额高者得。确定之后就发与田地契，制定户口，算是安顿成功。
　　　　如此一路东进一路安置，等到了兴城河西岸，难民也就安置的差不多了。原本这一块养活了六万居民的土地，现在分到一万难民手中，人人都宽裕得多。尤其难得的是这些土地十分干净，没有任何财产权纠纷，可以放心地制作契约。
　　　　因为这些土地全都属于吴家为首的辽镇武官集团，而他们是再也不可能回来的。
　　　　当日崇祯得知辽镇做过走私粮食、资敌叛国的事后，恨不得一刀砍了吴襄吴三桂父子。若不是皇太子劝说时机尚不成熟，说不定杀人抄家的旨意已经跑在半路了。
　　　　至于辽镇留在关外的家人、亲戚、故旧在满清大军扫荡之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是很常见的事。没人知道他们是否被东虏残害，或是掳掠而去。就算过个十年八年，他们突然从某个铁厂、矿厂钻出来，那也是极端小概率的意外。
　　　　更何况大明还没有制定《国家赔偿法》的计划，而且他们恐怕也不会被法官认为属于“无辜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