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日-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时针已指向了晚10点。
　　　　他一坐上车，就觉得司机把车开得慢，便亲手握着方向盘用劲踩油门，把车子飞快地驶到平壤。
　　　　已故的战士安祥地躺着，他走到灵前，久久地凝视着死者的面孔。
　　　　他竭力抑制由于极度悲痛要喷发的呜咽，低声地叫了几次死者的名字。沈昌琓同志如在往日，一听叫他，就会象弹簧一样跳起，立正报到，然而此刻，他一声不响，静静地躺着。
　　　　金正日同志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悲痛，用手帕掩着脸转过身去了。
　　　　哀乐声，使人肝肠俱裂。在场的战士们脸颊上，扑簌簌地落下了眼泪。
　　　　忠诚的战士虽已停止呼吸，但他生前的夙望，如愿以偿，将永远活在他最亲近的人的心里，活在象大海般宽阔无边的金正日同志的回忆的海洋里。

　
　
革命烈士子女

　　　　1967年8月下旬的一天，有一位干部出乎意料地接到了金正日同志打来的电话。
　　　　“我已向金日成主席做了报告，他老人家也指示，要把你送到外国去治病。你要赶紧做出发准备。”
　　　　接着金正日同志告诉他，主席得知你患病，很担心，总放不下心，并把他老人家所说的一席话转告了他：我就怕他学他父亲的秉性重蹈他父亲的覆辙；他的父亲本来秉性清廉耿直，得了重病却瞒着人，到头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没办法救治，我担心他也走他父亲的老路，弄得我们连他也失去，所以要求你们赶紧采取措施，给他治病。
　　　　金正日同志接着说，听说你的夫人也天天发低烧受折磨，这次要同去受治疗才好。同时给他指定了起程的日子。
　　　　那位干部是抗日革命烈士的子弟。他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革命家，从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到解放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一直为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竭尽忠诚，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位干部和妻子忙着准备行装，但因为不能带孩子们去，不得不思虑安置的办法，最后，决定把孩子们暂时寄养在亲戚家。他们留下五岁的小女儿出门，心里不免有些挂牵，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狠狠心离去。
　　　　出国那一天，他们夫妇到了机场。
　　　　金正日同志却先到了一步，他象打发儿女出国的父亲一样，亲自上飞机检查一下起飞的准备情况，并叮嘱乘务人员好好照顾他们夫妇，然后走下了飞机。
　　　　他们夫妇走前一步，正要向他致意作别的时候，他抬眼向四周搜寻，好象在寻找什么人。
　　　　他们以为可能有人和他们同机出国，他在找他，可是出乎意料，他问他们：
　　　　“怎么不见秀英？”
　　　　他问的是他们的小女儿秀英。
　　　　“我们把秀英寄养在舅舅家啦。”
　　　　他一听这话，现出惊诧的神色问：
　　　　“你们把那孩子留下来了？”
　　　　接着，面带忧虑的神色焦急地说：
　　　　“我没有跟你们说，抱着秀英照一张相片起护照？糟糕，我竟忘记告诉你们”
　　　　他自言自语，心里在万分焦急，过后向他们说：
　　　　“就算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你们不是可以向我提一下吗？做父母的，哪有象你们这样狠心的。就算安同志是过得去的吧，大嫂丢下还不懂事的小女孩儿出远门，心里能安然无忧吗？治病，不能光靠服药啊！”
　　　　他们夫妇听到那句句饱含着深情厚爱的话，喉咙梗塞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在金正日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他们夫妇到某国受医术高明的医生的诊治。
　　　　他们夫妇到离祖国有几万里的外国去治病，金正日同志常常给他们挂长途电话，了解他们治病的情况，还告诉他们国内的各项消息。
　　　　他们受完第一阶段的治疗后，他挂长途电话了解情况，高兴地说，这一阶段的治疗效果很好，那就可以放点心了。
　　　　他们在外国，随着时间日多一日，随着病情好转，想念祖国的心情也就越发殷切。他们惦念着寄养在亲戚家的孩子们，尤其惦记刚五岁的可爱的小女儿，对她更是没有一刻不放在心上。
　　　　他们无论听到掠过此地白沙滩上的松树梢的风声，或见到开在草原上的一朵不知名的花，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祖国山清水秀的风光和芳香馥郁的花朵，感到时光难耐。
　　　　这样等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新年前几天的一天，驻该国的我国使馆一位外交人员忽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那位外交人员首先告诉他们，金正日同志刚才挂长途电话了解了他们的治疗情况和他们在国外的心情，接着转告了金正日同志满怀深情的话：“他们是会思念祖国的。怎么会不呢？留下刚五岁的女孩的母亲，心里更会难受的。叫他们继续留在外国，恐怕会招来相反的效果。让他们回国，跟孩子们一起过年，受治疗是会更有帮助的。请你转告他们，我要派专机接他们回国。”

　
在大同江畔观日出

　　　　在党中央委员会某部工作的一位革命烈属出国执行公务回来后，接连忙乎了好几天：要写出国工作总结报告，还要处理在这一段时间积压在部里的日常工作。他熬了几夜，两眼带血丝，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疲乏极了。
　　　　这一天，他跟往常一样；在办公室熬夜处理工作，不觉过了凌晨四点。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金正日同志挂来了电话。
　　　　他在电话里，责怪他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下班回去，并告诉他说，要马上收拾好文件到正门等他。
　　　　这位干部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便立刻收拾一下，向正门走去，不料，金正日同志已坐在轿车上等他。
　　　　“今天，搞得太晚了，快上车吧。”
　　　　他亲手打开车门，亲热地邀他上车。
　　　　车子驶离党中央办公楼转到大路时，金正日同志象谈家常一样问他：
　　　　“你现在回去，还能熟睡吗？”
　　　　那位干部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睡不熟啊。再说，我那小儿子不睡早觉，天不亮就起来捣乱”
　　　　“是吗？
　　　　他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惊异地这么反问一句，忽然把方向盘一拧，汽车转向大同江方向弛去。
　　　　“那么我们到那边，呼吸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等一会儿，在大同江畔看一看日出怎么样？”
　　　　“那样很好啊！”
　　　　轿车沿着大同江畔徐徐向上游驶去。
　　　　“这是清流壁，再过一两小时，太阳就会从东方升起的。”
　　　　说完，刹住车，为难地说：“怎么度过这一段时间才好呢？”想了想便继续说，我们索性躺下来谈谈话好不好，便亲自动手放下座椅靠背躺下来，叫那位干部也学他放下靠背躺下。
　　　　于是那位干部学着他，躺下来，把全身深深地埋在椅子里，金正日同志深情地望着他，轻声地谈起了话。
　　　　四周夜幕笼罩，天上晨星闪烁，大同江水蜿蜒流去，那水声犹如摇篮曲。
　　　　车里，暖和舒适，象摇篮一样。
　　　　金正日同志谈了一会儿，故意装着疲乏，用睡意蒙眬的语调说，困了，我们打个盹儿。
　　　　那位干部生怕打搅他睡觉；极力压低呼吸声，静静地躺在那里。他已熬了几个通宵，睡魔袭来，不知不觉地熟睡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位干部在睡梦中忽然感觉到阳光在透过车窗射进来，睁开了眼。
　　　　不觉天亮好久，太阳已经升的老高，可是金正日同志却不在车里，只有他铺过的毯子盖在自己的身上。
　　　　那位干部慌忙起身，打开车门走下来。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就起来了？”
　　　　从背后响起了他的声音。那位干部回头一看，他满面笑容地站在那里。
　　　　“睡了一觉，觉得怎么样？”
　　　　那位干部毫不拘束地回答说：“浑身有了劲，头脑也清醒多了。可是”
　　　　“可是又怎么啦？”
　　　　“没有捞着看日出”
　　　　那位干部搔着后脑勺说。金正日同志见他发窘，呵呵地笑着说：
　　　　“你贪心可不小，还在惋惜没捞着看日出。”
　　　　说完，他又豪放地一笑，说：
　　　　“在大同江畔观日出，这是我所需要的，而你呢，是需要睡一觉。”
　　　　他脸带开朗的微笑接着说，我不久前看过一出革命歌剧要把它的几个场景修改一下，怎么也想不出合适的方案，可是，今天坐在大同江畔吸了新鲜空气，脑子一下子开了窍，想出了好的方案，而你呢，在这里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么看来，我们在大同江畔观日出，对你我都大有好处啊！

办喜事

　　　　1980年1月中旬的一天，抗日革命战士柳京守同志的二儿子要办喜事了。
　　　　当天，为新郎新娘摆宴席时，他们的亲戚都来参加。金正日同志也亲临贺喜。
　　　　在儿子娶亲的这一喜日，新郎的母亲——抗日女战士意外地蒙受这一光荣，激动不已，不禁流下了热泪。
　　　　其实，今日的喜事，是由金正日同志亲自给筹办的。
　　　　前些时候，金正日同志召来一位干部指示说，他要给柳京守同志的二儿子娶亲，叫他去物色一个相当的姑娘，接着说：
　　　　“老实说，假如要给你或者给在我身边工作的其他同志们的儿子娶亲，我决不会提出这样严格的条件。”
　　　　过后，等那个干部物色到一个姑娘，他就亲眼看过她的照片，又一一了解她的爱好、性格、品行、家庭教养、组织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不止这样，今天他还给新郎新娘摆宴席，又亲临婚礼。
　　　　金正日同志满意地望着幸福的新郎新娘，感怀万端，向他们的母亲、抗日女战士说：
　　　　“有一次，金日成主席谈过大娘和柳京守同志在山上结婚的往事。那天，他谈到，当时我的母亲拿出全部留着备用的大米给你们摆了婚宴，还曾向柳京守同志说，眼下在这山上什么也弄不到，只好这样将就了，可是；等祖国解放了，你们养育好了儿女，给他们成亲时，我们再尽心好好给他们摆喜宴。
　　　　“
　　　　“那天，我听了金日成主席所讲的这一席话，心里想，今后要由我给这些孩子筹办成亲的喜宴。”
　　　　那位抗日女战士听了他那饱含深情厚意的话语，不由得回想起他们几十年前在白头密林的木克棱里，摆上朴素的喜桌举行婚礼的往事，真是感慨万千。
　　　　那天，金正淑同志用备用的大米做大米饭，拌几碟山菜给他们摆了喜桌，热乎乎的米饭，冒着热气，绿油油的山菜，鲜美香甜。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和金正淑同志亲手把匙子和筷子放在他们手里，对他们说的话，如今还记忆犹新，仿佛还萦绕在她的耳畔。
　　　　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深情地教导他们说，祖国解放了，还不能说我们把革命干到头了；你们在革命的路上倒下了，要由谁来接你们的班继续搞革命呢？一个革命家娶妻，也是为革命着想的。金正淑同志则说，男女之间，百年好合，乃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可是现在国家沦亡，没能摆一桌象样的喜桌让你们成亲，我心里也难过；等祖国解放了，你们养育好儿女，给他们成亲时，再尽心如意地给他们摆喜桌，连你们今天没能摆上喜桌的份儿也都添上去
　　　　今天亲爱的金正日同志遵照他们两位当年的意愿，不但给她二儿子选了配偶，而且还亲自筹办喜宴，这怎能不使抗日女战士感激涕零呢？
　　　　那位女战士激动不已，好不容易抑制住要涌出来的老泪，心想应该让金正日同志高兴高兴才对，便说，如今不比往日，也不是靠儿孙过活的年头，用不着赶早儿抱孙子啊！
　　　　他听了她的话，爽朗地笑了笑说，过去人们认为，儿孙满堂，家业兴旺，老来享清福，赶早给儿子娶亲，盼多生子女，可如今，家庭也好，后一代也好，都是为革命所需要的嘛！稍作停顿，他接着又说：
　　　　“革命，它是需要一代接一代地搞下去的，不能没有后代呀。
　　　　“不论是已去世的柳京守同志或大娘你，都不是很早以前就一心拥戴伟大领袖走上革命征途的嘛。这一条路还没有走完，可惜柳京守同志已经去世，大娘你也已上了年纪。你们还没有走完的这条革命之路，该由谁来接班，继续走下去呢？
　　　　“那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孩子们。如果，在他们一代不能完成革命，就应该由他们的儿子来接替，继续干下去。如果到孙辈也搞不完革命，应该再由他们的下一代延续把革命干到底。”
　　　　金正日同志满意地望了一会儿坐在大喜桌前的年轻的夫妻，再次强调说：
　　　　“革命，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革命家的一代代也是这么承继下去的。如果一个革命家只在自己的一代为革命尽忠，就不能算完全尽到了自己为革命应尽的本分。
　　　　“一个革命家庭的后代，他同时也正是革命的后代啊！”

　
依依难舍

　　　　几年前，金正日同志曾到黄海南道信川郡视察一个合作农场。
　　　　他同着头发已经斑白的老管理委员长视察农场的各个角落，了解了农场的工作情况和农场场员们的生活情况，并亲自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困难问题。
　　　　太阳偏西的时候，他才结束现场指导。随行人员即刻把轿车开到他的跟前，等他上车。
　　　　但是，他依然站在管理委员会的院子里眺望着夕阳照射的田野和幽静地坐落在山麓的农家，那里袅袅升起的炊烟，根本没有上车起程的意思。过一会儿，他轻声说，我们再看一看脱粒场再走吧。
　　　　随行的干部都疑惑不解，面面相觑，只好随他去脱粒场。
　　　　其实，他一到这个农场，就先去观察脱粒场做了指示，不会有再去看一遍的必要；再说，这一天的现场指导日程计划里，除了这个农场外还有几个地方要去，就是现在离开这里到那些地方转一圈，也需要费很长时间，很晚才能回去。
　　　　金正日同志好象把这种情况忘得一干二净，从容不迫地跟管理委员长谈着话，在脱粒场转了一圈。
　　　　过了一阵，他才回到管理委员会院子里。随行的干部以为他要启程离去。可是，他还是那么站着。
　　　　他们都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有一个干部提醒他说，该起程的时间已过很久了，而他只轻轻点头，还是不想上车。
　　　　随行人员感到焦急，同时也感到不明究竟。
　　　　他们想，他处理工作，一向争分夺秒，雷厉风行，而今天为何这么迟迟延延呢？
　　　　这时，又发生一件事，更使随员左右为难。
　　　　金正日同志象想起了一件令人快活的事，脸上现出明朗的笑容，拉着老管理委员长的手边向汽车走去，边说，我们一起吃一顿饭再分手吧。
　　　　随员们都感到惊异。就是此刻，已够晚了，再跟管理委员长一起用饭，那到什么时候才能起程呢。
　　　　金正日同志把菜碟推到老人面前，给他夹菜，劝他多吃，说说谈谈，不慌不忙地用饭。
　　　　吃完了，他跟管理委员长走下了车。人们以为这回他可能跟管理委员长作别上车起程，可是，又猜错了，他好象要送管理委员长一程，跟他谈谈笑笑，在夜幕已降临的田间路上漫步。
　　　　到这个时候，随员们才领悟到，他这样难于跟老管理委员长分手，如此三番两次地推迟起程时间的理由何在，不由得心潮起伏，肃然起敬。
　　　　这位管理委员长是在战争时期蒙受了极大的心灵上的创伤，而坚强地活过来的耿直的老人。当时，美国鬼子一下子杀害了包括他的三个儿子在内的一家九口人，他孤零零地只身活了下来，他心里埋着这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为经营管理农场的大家当，拖着年迈之身，不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冒着风霜雨雪，东奔西走。
　　　　毋庸赘述，由于党和国家悉心照顾，阵亡者家属和被害者家属都过得很不错，无忧无虑，加上农场的底子也挺厚实，生活上不会有困难。再说，他身为管理委员长一向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在他们中间，无暇回顾心里的创伤。
　　　　但是，不难想象，他干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家，跨进门槛时，难免会生出凄苦之感的。家里，听不到孩子们琅琅的笑声，也没有一个孙子叫声“爷爷！”跑过来投到怀里来呀。
　　　　金正日同志洞察到了他那心里的苦衷，所以他虽已做完该做的工作，还是不忍心跟他分手的啊！

　
　
救济物资越过钢筋混凝土障壁南送

　　　　1984年夏末，汉城等南朝鲜各地由于连下几天倾盆大雨发大水，灾情严重，有350人丧命，灾民有20万7千多人，疾病与饥饿严重威胁着灾民的生命。对这些急待救济的灾民，全斗焕集团熟视无睹，只醉心于长期维持统治，于9月6日动身到日本去干卖国的勾当。
　　　　这一切情况，都及时报告到金正日同志那里了。
　　　　当天晚上，他跟几位干部一起用便饭。他坐在饭桌前放下拿在手里的筷子说，据说，由于这次下大雨，发洪水，南朝鲜的很多同胞蒙受灾害，房屋被冲，弄得无家可归，你们想一想，我们该采取何种措施。
　　　　接受此项任务的干部，立即给各有关单位挂电话商讨，交换意见，大致取得意见一致。
　　　　第二天早晨，他向金正日同志汇报了他们所取得的一致的意见。
　　　　金正日同志听着他的汇报，脸上显出大为惋惜的神色。那位干部心里不免着慌了，因为他看出他们的决定完全不符合金正日同志的意图。
　　　　金正日同志面带忧虑的神色，沉默一会儿说：“常言道，难时见知己。我们要把渗有温暖的骨肉之情的救济物资送到南朝鲜的灾民那里去。
　　　　“
　　　　“为做到这一点，就不要趁此机会一味抨击南朝鲜傀儡集团，而应该拿出耐心，以博大的胸怀去劝诫他们，使之接受我们提出的给予救济的提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于是通过第32号决定公布，将提供给南朝鲜灾民以包括有5万石大米、50万米布匹、10万吨水泥和大量医药品在内的大量救济物资。
　　　　这项救济物资其量之多，在120余年的国际红十字救济运动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这项救济物资，它与全斗焕的美日主子丢给他的2万美元及10万美元相比、甚或与曾轰动全球的人们称之为国际上第一巨额救济金的1983年瑞典为印度的水灾难民提供的75万美元相比，实有天壤之别，这就不能不使世人为之惊叹！
　　　　“我们送给南朝鲜灾民的救济物资，数量确实够多。可这是救济同胞的物资，再多，也没有什么可惜。
　　　　“我们动用我们储备的东西，用来救济南朝鲜同胞，难道不是应当的吗？
　　　　“不管怎么说，最亲的还是同族同胞。除了我们，不会有人这样真心帮助他们。”
　　　　金正日同志还亲自筹划了救济物资的交接工作。
　　　　为了商讨我方提供的救济物资的交接事宜，北南红十字团体在国家分裂四十年后第一次在板门店进行事务性接触。
　　　　但是，由于南方有意采取不诚实的态度和阻碍活动，会谈一开始就遭受到了挫折。
　　　　南方慑于国内外舆论，早已表示同意接受我方提供的救济物资，但一到会谈场所，他们就摆出种种借口，企图推翻自己亲口许下的诺言。
　　　　他们抛出的借口之一，便是交接物资的场所问题。
　　　　为了早日把我方的救济物资直接提供给南朝鲜灾民，起初我方建议：以灾情较严重，而且便于物资运输的汉城、束草港、仁川港和釜山港等四个地点做交接地点。这次提供救济物资的用意，是为了救济难民，所以我方提出要求，把物资运到灾民聚居的地方，以便直接送给他们，这是对任何人来说，都可以接受的正当方案。
　　　　但是，南方拿出不合情理的借口，说什么遭水灾的地区都象居丧之宅凄凉不堪，不宜接待北方客人，主张救济物资只能船运，限于仁川港一地交接。后来，由于我方光明正大地据理力争，南方自感理屈词穷，才只好同意救济物资由海上和陆上两路运输，但他们死命反对我方把救济物资直接运到灾民聚居的汉城。他们说，北方一定要用公路运输，那他们只能开放板门店，要我们运到板门店为止。双方经几次磋商，最后才达成协议：以板门店、仁川港、北坪港三地为交接地点。
　　　　南方的故意刁难，其居心是再清楚不过的。他们害怕我们把救济物资直接运到遭水灾的地方送给难民，会在南朝鲜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反响。再者，就是用胡搅蛮缠的手法，拖延会谈，迫使我方撤回提供救济物资的建议。
　　　　南方抛出的另一问题，是交接时间和交接程序问题。
　　　　他们提出建议说，救济物资，要把全量一揽子交接，时间须在九月中交完。提出这种要求，也有他们自己的计谋，他们以为如果在还没有收秋的九月份要我方一揽子交出救济物资，我方就会由于不能同时筹备那么多物资，自行作罢，使我方陷于失信的境地。
　　　　其实，就救济物资的交接问题来说，在其数量已确定，加上又不能一下子消费那么多东西的情况下，根本无须一揽子交接，只要在十月底以前，把物资陆续运往南朝鲜，使救济灾民的工作不受影响就可以的。
　　　　南方，本是接受救济物资的一方，该向提供救济物资的我方道谢，而无须多费口舌。
　　　　然而，南方却向我方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说什么要在何时何地交接、要一揽子交接、须怎么包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