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去云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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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他们讲故事，阅读他们的思想。这些年养成了看书的习惯，更结交了一些杰出的作家朋友，朋友们和出版社都会送书给我，日积月累，竟不知数量如此可观。
　　手指滑过书架，停在蒋勋的《孤独六讲》上。记得这本书内有一张秋瑾的照片，她挽起日式发髻，一身和服，戴着黑手套的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英气逼人。书上说秋瑾有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她手上那把剑就是徐锡麟和朋友凑钱买给她的，因此耗尽千金以至于付不出酒钱，秋瑾为了让大家喝个痛快，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换酒钱。她和徐锡麟之间是革命友情，也是爱情。在她听到徐锡麟起义失败，惨遭清官活活地剖开胸膛掏出心脏祭奠满人时，立刻起义。她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在被捕后受尽了酷刑，被逼写下参与革命者的名单时，她先写一个“秋”字，表示只有秋瑾一人，顿了一下，接着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蒋老师形容她的美是一种把生命活出极致的美，真是贴切极了。看完她的故事我久久不能释怀，知道鲁迅的小说《药》夏瑜一角是以秋瑾做蓝本，赶快找来看，更是震动。那患痨病的小栓吃的血馒头，不会就是秋瑾被斩首的血吧，那血还是热的呢，千万不要是秋瑾“洒去犹能化碧涛”的血啊！这样一个烈女子，怎一个“恸”字了得。
　　手指滑过龙应台的书，忆起她在香港大学教书时与我所结的缘。在交往的过程中，眼见她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如何下笔而苦恼，眼见她大江大海地奔波而心力交瘁，阅读的时候，真是大珠小珠落纸上，为她笔下的亡魂落泪，为离乡背井到台湾的老兵落泪，她的文字深深地感动了我。
　　书架上也有章诒和的书，读《最后的贵族》时，亲切得仿佛跟她一起经历“文革”的浩劫。因为喜欢她的文字，她来香港时我特别早起去听她演讲，很欣赏她直话直说的性格，她讲京剧泰斗梅兰芳和程砚秋的真实小故事，兴起时还会站起来表演，有趣得不得了。想不到她坐了十年冤狱，还是那么爽朗健谈。那晚我在床头读她的第一部小说《刘氏女》，写的是和她一起坐牢那些女子的悲惨故事，我被情节吸引得姿势都没换，歪在床上一口气把它读完。读到刘氏女杀夫那一幕，吓得头皮发麻。后来好奇地问她这小说有多少真实性，“百分之百”，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她小名叫小愚，我称她愚姊，有时跟她电邮往返，虽然她很忙，但看了我的文章后却从不吝啬赠我几句。
　　这些文化界的翘楚不断有新作面世，我也乐得收到好书，读完还可当面讨教。看着书架上一排排书，虽然遗憾不能生在李白、李清照和曹雪芹的年代，与他们把酒言欢，但是生在这个时代也不错，我也有许多知心的文化界朋友，也常跟他们把酒言欢。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巴黎·卡地亚
　　巴黎大皇宫
　　巴黎变了吗？
　　车上心直口快的Amy直嚷着：“巴黎变了！怎么街道这么暗！晚上灯光都不一样了！凯旋门也看不见了！亚历山大桥头上的金色雕塑也不亮了！教堂反射出来的灯怎么是刺眼的绿和白呢？以前夜巴黎的灯火暖暖的，很有罗曼蒂克的情调，现在……”她曾经到过巴黎一百六十多次，巴黎的任何转变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在场的巴黎人说：“政府支持环保，所以节省开支。”我想，现在用的可能是LED灯，省电但缺少情调。虽然如此，我还是被香榭丽舍大道两旁树上为迎接圣诞节的小灯所吸引，许多银色小灯造型别致，有的像巨大的透明花，让人看得出了神，仿佛自己是树上的小精灵。
　　夜巴黎是暗淡了，大部分商店的橱窗都黑黑的，这样反而更突出了几个特殊的亮点。代表巴黎标志的铁塔还是晶莹剔透地闪烁着，Lafayette（老佛爷百货公司）旋转的圣诞装饰橱窗也还是引起许多路人的围观。最吸引我的灯光是香榭丽舍大道上大皇宫的屋顶，因为屋顶是玻璃制成的，大红灯光由里射出，远远地望去就像切割完美的巨大红宝石，它的光束射穿了夜空。
　　追寻着红宝石屋顶，到了大皇宫，那里正以卡地亚风格史诗为主题举办一场高级珠宝展，展品包括卡地亚一百六十多年以来六百多件艺术创作首饰。走进展览厅正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圆柱式玻璃柜子，里面架子上摆设了许许多多充满贵族气息、设计高雅的钻石皇冠。我最欣赏的是唯一的一个花环式皇冠，原来那是拿破仑的侄女结婚的时候戴的。每一件珠宝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最触动我的，是伊丽莎白·泰勒那一套红宝石的故事。看着橱窗里的红宝石戒指、手镯和链子，发现那条链子的圆圈好小，心想她脖子真细，应该个子不会太高。旁边电视荧幕上，见到她的夫婿在游泳池边为她戴上项链，她一只手拿着耳环贴在右耳上，素净的脸上透出喜悦的光彩，对着镜头的眼神充满着惊喜，这时候的她比化了什么妆都美丽。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伊丽莎白·泰勒和她新婚的制片人丈夫迈克·托德，在法国租的别墅里游泳，迈克在池边拿着三个红色卡地亚珠宝盒说：“等你游两趟回来，这个礼物就是你的。”我叹息着，如果那一刻的甜蜜能够永久凝住，停留在那里该多好。可惜她的爱人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泰勒后来忆诉：“那是一个完美的夏天，完美的爱情日子。”
　　我落足眼力欣赏珠宝设计的艺术，像海绵一样地吸吮背后的故事，偶尔抬起头来看看玻璃天花外的夜空，环顾打在墙上和屋顶的灯光，真个儿地不知今夕何夕，那种氛围是一种说不出的美好。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阅读了卡地亚的风格、史诗，仿佛暂时拥有了这些珠宝艺术品，这样已然满足。谁说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你可以永久拥有的呢？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八日
　　伊丽莎白·泰勒与夫婿
　　我与何佐芝先生
　　何先生再见
　　何佐芝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创办了香港商业电台，为香港市民发声数十年，是香港传媒的先驱，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去年有幸与何佐芝先生一同到日本旅游，见识到这样一位具有品位和绅士风度的特殊人物。
　　二零一三年旧历新年期间，施南生约我跟何先生、俞琤一起到东京旅游，起初很讶异，以他九十四岁高龄，竟然愿意舟车劳顿到寒冷的日本度假，见了他才知道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我们第一餐是在一间二楼餐厅吃韩国烤肉，虽然他带了两名护士小姐，但我看到他是自己爬上楼梯的，没有轮椅、不用人扶，护士小姐说这趟他坚持不要坐轮椅。因为过年，我每次敬他酒，必定以四个字的祝贺词“龙马精神”、“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逗他开心，而他总是微笑地双手举杯并真诚地望着我才饮酒。他耳聪目明、谈笑风生，吃得比我们多，喝得也比我们多。饭后，我发现他竟然自己静静地到柜台把账给付了。何先生对吃很有研究，这个旅程每天午餐和晚餐都是他事先交代并预定好的，每餐都有特色，都色香味俱全，配上他特地从香港带去的红酒，平时对吃不讲究的我，跟他一起吃饭，才知道什么叫美味佳肴。那真是一趟完美的飨宴之旅。
　　樱花盛开时节我们原班人马又相约到京都去赏花。在开满樱花的公园里，他在前面走，南生和俞琤随侍在侧，树上的樱花偶尔飘落，淡粉的花瓣洒在他们的肩头、洒在他们走得沙沙作响的碎石子路上，我欣赏的风景不仅如此，我看到他们三人交织成密密麻麻厚厚浓浓的友情、恩情和亲情（他与俞琤亲如父女）之网，这张织了四十多年的“情网”，撒在满是樱花的公园里，让我为之动容。
　　赏完樱花，在开回酒店的车程中，何先生请司机在一家小店门前停下，他要亲自下车买一样小礼物送给他心仪的女友，那是日本最好的面油纸，他真是我见过最有绅士风度和最懂得疼惜身边女人的男士。
　　记得十多年前何太太还在世的时候，我在施南生家的饭局中与他们见过面，何太中风之后脾气不是很好，何先生总是很有耐心很小心很乐意地呵护她。在他身上我见到的是“珍惜”，他珍惜生命、珍惜他所爱的人。在他身上我看到岁月累积的智慧，学到即使九十四岁都可以不老。
　　左起：施南生、我、何佐芝先生、俞琤
　　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十一月三号），两个人都属马。他九十五岁生日那天，俞琤精心为他设计了一个surprise　party，约了一班他喜欢的朋友到半岛酒店二楼酒吧为他庆贺。大家在那儿唱歌、跳舞、说吉祥话令他高兴，但他关切的却是我那站在一角的女儿邢爱林，他招手请爱林坐到他身边并握着她的手，女儿羞怯地望着他笑，他慈祥地和女儿对望，那真挚的眼神，是整晚最温馨的画面。
　　那晚最后一个镜头是何先生的道别，他在前面走，我和南生、俞琤走在后面送他，他进了电梯转身挥手，我们目送他直到电梯门关上，这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个画面。
　　如今他睡了，或许到另一个世界才苏醒。何先生，再见。
　　窗外的风景
　　搬进新屋将近五个月，从来没有打开房间的窗户，好好看看窗外的景色。或许是刚搬进来的时候正值严冬，看见窗外的枯枝和正在施工一团凌乱的道路，很是惆怅，索性紧垂窗帘眼不见为净。前两天朋友来参观我的房间，拉开窗帘，突然发现枯树的末梢长出了新芽，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本还以为那是棵枯死的树。我雀跃地跟家人分享我看到的情景，他们并不如我这般惊讶，都说：“是啊！春天到了。”
　　是啊，春天到了，新芽绽放，枯树开花了。我看到生命，感觉到希望，立刻拉开落地窗。凉风吹衣，嫩芽的清香更随风拂面，不觉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空气清凉甜美，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
　　窗外的景色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那青青的小树叶从树梢慢慢往树干方向延伸，愈来愈密，愈来愈密，几乎布满了枝头，好像一顶大花伞。风吹树摇，小鸟们也飞上了枝头，偶尔看到一辆红色货车从枝叶的缝隙中穿过，树后修建的路面本来杂乱无章，现已接近完工，清理得干干净净，那条公路宽大弯曲，看起来像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划上一个大S，将来通车的话，看着各种款式、各种颜色的车子从我窗前划过，窗外的风景将会变得更有声有色有动感。
　　现在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欣赏窗外的风景。今日又与往日不同，不在雾霾的笼罩下，一幢幢耸立的大厦中居然看到一湾维多利亚港，远处一座翠绿的大山横卧其中，更远处，隐隐见到层层叠叠的高楼，像极了海市蜃楼。之前眼里只见到近处那巨大的枯枝和杂乱的公路，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所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现在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了，原来心念一转，豁然开朗。
　　窗外的风景
　　到黄昏，有如火柴盒叠起来的大楼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望着渐次增多的灯火，心想，灯下必有不少故事，这能写多少篇小说啊！金圣华、白先勇和章诒和老师都经常鼓励我写小说，那天我和金问白老师，小说应该从何着手，他说先要有人物和故事，那就好写了。小时候爱幻想，性格敏感，像林黛玉一样，没事就哭，很容易受到伤害，年龄渐长，经历的事多了，几乎没了幻想没了梦，也刻意让自己神经线变粗，免得因太敏感而受苦。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势必要找回那敏感的神经线，多幻想、多做几个梦了。
　　以前有人问我来世投胎想变成什么，我说做一只会唱歌的小鸟。看着窗外鸟儿们吱吱喳喳快乐地穿梭在满布嫩叶的枝桠上，只稍一停又飞走了，小翅膀上下飞快地舞动，身子笔直地往前冲，飞得又快又远，转瞬间就隐没在眼前的景色里。它们快乐的鸟语是否向窗里人传递春的信息呢？
　　夜幕低垂，太阳已去，橙黄的月亮高挂在树梢上，无风无雨，仿佛一切都静止了，张爱玲婚约上那四个字“岁月静好”浮现在我脑中，桌上时钟的秒针在耳边滴答滴答滴答……
　　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
　　我与甄珍
　　一个好女人
　　小时候可曾想过，你最喜欢的电影明星，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你的朋友？我从不曾想过，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朋友，她的名字叫甄珍。
　　初高中时期看过几部她的电影，每一部都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几个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看她的第一部戏是《缇萦》（李翰祥导演），缇萦家里有五姊妹，因为父亲被冤枉判了死刑，见到囚车里戴上脚镣手铐的父亲（王引饰演），姊妹们上前哭哭啼啼，缇萦的父亲黯然叹了一口气：“生女儿有什么用，只会哭。”他最小的女儿缇萦，有一天在皇帝坐轿出巡的日子，半路拦轿，两手高举申冤的状子，一路跪到轿前喊冤。看着甄珍那张稚嫩无邪的脸蛋，看见地上跪出的两道血路，见她一脸泪水勇敢激动地跪求皇上饶命，我的心都揪了，就只看这一场戏已经值回票价。
　　《几度夕阳红》里她演一个没有母亲的刁蛮女儿，戏很少。有一个镜头，被杨群演的父亲严厉地教训之后，狂奔上楼梯，大叫一声：“妈！”那声“妈！”让你心碎，这个镜头完全表达出她的委屈和倔强。
　　白景瑞导演的成名作，也是甄珍的成名作《新娘与我》，有一个她穿结婚礼服戴头纱的特写，那个美是无法用言语或文字来形容的。我拍过许多唯美文艺爱情片，有一次拍琼瑶的电影，摄影师想拍我一个美丽的特写，灯光师花了很长的时间打光，摄影师慨叹道：“女明星中只有一个是最好拍的，很容易打光，每个角度都好看，那就是甄珍。”
　　有一段时间甄珍拍了许多小淘气的片子，这些片子都是专门为她精心打造的，卖座得不得了，因为她本身就是淘气善良的女孩，观众就是爱看她。
　　白景瑞导演拍出她的俏皮，李行导演拍出她的善良和纯真，甄珍在他们的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是在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也是她最红最盛的时期。
　　在白景瑞导演的《白屋之恋》里，有一个镜头，她穿一袭白纱裙，趴在小白屋外的草地上和邓光荣甜蜜地谈情说爱，那是许多少男少女的梦想，也是我当时的梦想。李行导演导过她许多脍炙人口的文艺爱情片，像是《心有千千结》、《彩云飞》……每一部都创高票房纪录。
　　读中学的时候，台湾没有很多消遣节目，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那时候的明星比较神秘，不像现在随街可见，因为还没有狗仔文化，所以也不容易知道他们的行踪。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在台北“中华体育馆”观赏晚会（我们都坐在水泥石阶上），当时最出名的主持人包国良介绍甄珍出场，她短短的一头黑发，穿着一身鲜桃红绉褶子伞状迷你裙，我远远地望着她，心里直赞叹她的甜美、可爱。
　　你绝对想象不到，我第一次见到最喜爱的明星，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候我十九岁，已经拍过几部电影，还算小有名气，正在拍与邓光荣合演的《翩翩情》。有一天要求女副导演王玫带我去见甄珍。王玫带我到统一饭店甄珍入住的房间按门铃，许久之后，门打开了，一个戴着浴帽、身上围着白色毛巾的女人探出头来，我定睛一看，那不就是甄珍！王玫尴尬地把我介绍给她，她关上门叫我们等一下，我以为她是去穿上衣服再请我们进去。门很快地又打开了，一瓶香水从门缝里递出来，“送给你。”我慌忙地接过香水，门已关上，我拿着香水对着门发呆，过了一会儿，王玫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瞪着我：“你在干什么啊？”我这才醒过来：“哦，我们不是要等着跟她见面吗？”“走吧！她不会出来了。”王玫笑着拉我走。
　　正式跟甄珍见面，是在台湾“中影”片场，她与谢贤正在拍戏。王玫带我进场探班，远远见她从布景里翩翩走来，贵为超级巨星的她，平和亲切得像个邻家女孩。我见到心爱的明星，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那时候我刚学会开车，她正好收工，王玫建议她坐我的车回去，一路上车子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有惊无险的，好不容易才把她送回统一饭店，见她一脸惊愕、劫后余生似的下了车，当时很是过意不去。
　　第三次见面是在美国洛杉矶，她嫁给刘家昌导演，刘导演为她开了家甄珍酒店，在开幕酒会里，她一头俏丽的鬈发，身穿一袭乳白雪纺飘逸洋装，料子上有点点白色丝绒，脚踏米白缎带高跟鞋，笑盈盈地站在刘导演身边和来宾寒暄、拍照。这些年来参观过刘导演在台北汐止盖的法国宫廷式房子、大陆昆山的三座大酒店。刘导演盖的建筑物一座比一座雄伟，一座比一座大，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他一手打造的王国，甄珍也总是陪着我们参观，那王国再大再雄伟，只要甄珍往那儿一站，你就感觉她是理所当然的女主人。我总忘不了每次参观那些大建筑物的时候，她脸上挂着的满足笑容和怡然自得的神情。
　　第四次见到她是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大巴士上，刘导演两手空空地上了巴士，甄珍却拎着大包小包地走在后头，我怪刘导演怎么可以让天皇巨星拎那么些东西，自己也不帮忙，可是甄珍却毫不介意。
　　甄珍生下刘子千后，全副精神都摆在儿子身上。她说她洗奶瓶把手都洗破了。听刘导演说，子千还是baby的时候，有一次患了感冒，甄珍不眠不休地守在床边，刘导演从门缝里望见，想哭。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见甄珍已经容颜憔悴，眼圈发黑，还坚持地坐在那儿用白布挡着冷气，怕吹着孩子。又有一次子千发高烧，甄珍半夜把刘家昌叫醒，刘导演见子千脸色发青、口吐白沫，吓得他一路跌一路爬地到沙发旁找电话，甄珍却能冷静镇定地打电话叫救护车。子千小的时候只要出国，她都会不厌其烦地带大瓶大瓶的饮用水，怕他水土不服。每次和我们吃完午饭，她总是匆匆忙忙赶回去照顾儿子，我问她：“你为孩子牺牲那么大，如果孩子大了不孝顺、不听话，你会不会很伤心？”她毫不犹豫地说：“没关系，我不在乎。”
　　这十年孩子大了，她才有时间跟一些好友聚会，我也跟她接触多了。跟她夫妇俩在饭桌上吃白灼虾，她总是先把虾头咬掉，虾壳剥了，放在小碗里交给刘导演，刘导演也吃得理所当然，或许这也是他们夫妻俩的情趣。饭后付账永远抢不过她，刘导演笑说她最喜欢付账。我想“温、良、恭、俭、让”每个字用在她身上都挺合适，有时候我们坐七人座的汽车，她总是客气地抢着坐最里面的位置，我也总是抢快一步，把靠边容易上落的座位留给她。她很幽默，也很会自我解嘲，记得有一次七八个女人聚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嫌自己胖，嫌自己小腹大，吵着要减肥，她突然站起来，摆了个姿势手顺着肚皮一滑，甜美地笑着说：“你们觉得我怎么样？”全场静默了几秒，然后大家笑成一团，再没人敢提减肥的事。
　　那天朋友约吃饭，甄珍和子千也在座，子千大了越发是个小帅哥，他彬彬有礼、虚心求教，也懂得母亲为他付出的苦心，我们一众阿姨细细叮咛，多多鼓励，子千惟惟点头称是，甄珍欣赏着儿子，甜在心头，眼神里写的尽是爱。因为子千第二天要早起，所以他们母子先离席，我望着她挽着儿子离去的背影，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好得让人心疼。
　　或许你们会说我把甄珍写得不像超级巨星。我感觉她对于超级巨星的光环并不留恋，她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姊姊、好妻子、好妈妈和我们的好朋友。
　　金马奖今年的终身成就奖是属于她的，我认为她除了在电影方面有卓越的表现，在做人方面也该拿终身成就奖。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
　　云想衣裳
　　我这一生中许多时间是花在衣柜里。女孩子都喜欢穿漂亮衣服，我从小就爱把衣柜里的衣服拿出来东配西配，配出一套满意的服装就对着镜子扭着腰地跳起舞来。
　　小时候喝喜酒穿的裙子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到了初高中，会自己买布请裁缝师照着服装杂志做。高中毕业签第一部戏拿到的定金两千元台币，第一件事就是逛委托行。那时候在台湾还没有什么名牌，要买漂亮衣服就得到委托行，那儿的服装都是舶来品。
　　七十年代拍的时装文艺爱情片，戏里的服装都得自己准备，一年拍十几部戏，服装需求量很大，一有空就得逛街买衣服。导演说明天准备十套衣服，晚上就在家把一套套衣服、鞋子、包包配好。尴尬的是，有一次电影公司招待记者看我的电影，看到一半他们都笑了，说我戏里的衣服跟另一部戏一样。说的也是，两部戏都出现过一条白底黑线条长裤。
　　一九七五年到意大利罗马拍《异乡梦》，演员一休息就上街血拼，个个大包小包地搬回酒店，所以那部戏的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