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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挑战 [rising to the challenge]-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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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21世纪将成为美国的世纪,因为美国将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能力开启人们的潜能。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样的建国之本将赋予人们更多为自己、为家人追求幸福的想象力、能量、决心和创造力。美国所具备的这些素质其实恰恰是我们在21世纪的发展中最为需要的。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还没有完全发挥潜能的挫败感?为什么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下一代的未来并不乐观?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发展的走向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新世纪失去了领导权,而成为时代发展的受害者,为什么会这样?
还记得加州的寓言吗?美国正处于一个抉择的时刻。美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迅速发展、灵活应变、创新创业精神和果敢无畏的态度,但是政府的官僚主义却在国家的各个层面阻碍着美国的进步,遏制了能让美国经济得以发展、推动美国社区得以前进的精神和动力。
如今,美国正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时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倒闭企业数量多过新成立企业的现象,而且新成立的企业数量屈指可数。按照我们掌握的相关数据,美国消亡的小企业数量远远多于新成立的小企业数量。'1'小企业的创新速度比大企业快6倍,雇用了一半的美国劳动力,还创造了2/3的新就业机会。如果我们无法重建主流企业的活力,我们就无法让人们摆脱贫困、重塑中产阶级并夺回21世纪的发展领导权。当你问那些小企业主为什么要退出市场时,他们的回答都是大同小异的,认为现在做生意太难了。有70%以上的小企业主认为,联邦政府对待自己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2'
我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底气地教育我们的孩子了。虽然美国的教育部门每年的花销要比过去40年的平均水平更高,但是我们在教育成果上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虽然共同核心'3'认为,更加集权化的决策过程是解决教育问题的出路,但是我却认为,过去4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更多的开销和集权在整个国家层面加重了我们的负担,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的教育需要多元化,而非标准化。家长和孩子们需要更多的选择而非控制。我们不能让工会的老板或者官僚主义者来决定我们是否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接受教育的地点和方式。孩子是在教区学校、传统的公立学校还是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都应该由家长来做决定。教师和管理者必须要对地方教育负责。儿童教育最重要的因素是家长的关注和教师的用心。我们必须鼓励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优秀的教育模式应该按照绩效进行评估,那些绩效不佳的教师应该要着重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学校教育应该具备充分的透明度,让家长明确了解老师的教育水平和资质。换言之,我们需要减少集权化的官僚主义,提升教育的责任制度和绩效水平,鼓励教育选择和教育竞争。
共同核心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学生必须与中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等科目上进行竞争。我认可我们需要竞争的观点,但并不认为我们不需要通过教育集权和标准化来赢得竞争。中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他们最有竞争力的优势。他们的社会和教育体制过于同质化,受到的控制和干预较强,因此不能很好地鼓励人们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美国人却十分擅长想象和创新,我们必须继续鼓励美国人发扬这些优秀品质。华盛顿特区里的那群集权化的官僚主义者不应该控制老师教什么或者学生学什么。我们各个州已经被描述为民主实验室,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创新实验室。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陷入贫困,尤其是妇女和儿童。还有更多的美国人面临着生活的限制,更加依赖他人。美国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政府开销也不断上升,政府项目层出不穷,政府官僚主义屡禁不止,美国正在逐渐失去自己的创造力,放权制度越来越不受欢迎,机遇也在不经意间错失。负债和赤字问题已经逐渐失控,这对美国人的生活将造成致命的打击。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就业机会和各类机遇时不我待的时期,如果美国选择利用官僚主义的惯性来遏制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人类的潜能和脑力的发展,我们终将会失去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
***
美国的衰退并非必然,也不是不可避免。美国的创伤都是自己造成的。美国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生来就有无上的潜能,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美国需要不同的政治体制、政策和领导者。
政治已经成了彼此指责的有力工具。有些政客认为这是选民的错——政府的一切都应该简化,这样人们才能理解;而绝大多数选民则将问题归咎于政客。选民们知道世界纷繁复杂,也知道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人不足以成事。我认为,绝大多数选民需要的是一个针对实际问题和可行方案开展的充满智慧、互相尊重的谈话。他们知道现行的很多制度和做法都需要改变。
我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复杂的挑战更加需要系统化的方法。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身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环境中,我们需要的“银弹”——一种既简洁又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切的整齐划一的方案——根本不存在。尤其一些现实问题,都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些曾经努力促成现状发生的人们早就受益于此,因此他们会竭尽全力地反对一切改变现状的行为。当权者对自我的保护、对现行制度的维护,对当前做法的坚持决定了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当前状态,而非改变。因此,真正的变革需要的是更多置身事外的人们共同参与和努力。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界去判断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全局观,如何靠一点点儿的行为积累取得最终的变化。有很多实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美国的建国故事。
我在惠普公司任职的时候,意识到我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框架,通过这个商业框架,我能够在一个濒临死亡的系统中思考一系列的全新挑战。我在《勇敢抉择》一书中也曾提到过这一点。我所倡导的这种简单的商业框架帮助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因此,我希望借此框架来分析一下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我为解决社会问题所设计的领导力框架由4个参数组成,或者从字面意思来看,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正方形的四条边。
换言之,成功的变革需要系统的方法,并回答下列4个基本问题:我们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我们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和工作来实现这些宗旨和目标?
我们如何来衡量取得的进步?我们如何界定并嘉奖成功?
我们如何评价取得的进步?我们鼓励哪一类行为的发生?
显然,这些问题彼此关联,而且必须全部都回答正确。没有哪一个问题可以被忽略,不然就不可能成功。同时,若想要使成功具有可持续性,系统全局的变化不可或缺。
要实现以全局观为基础的系统性变化,需要的并不是为一个持续性问题提供一个容易理解的答案。诚然,任何事情的成功或者变化都不是瞬间发生的。全面的移民改革会失败,全面的保险改革也失败了,它们都是一个道理。但是,要开始真正的改革,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我们就要完成必需的步骤,我们需要一个导航图。我们要前往哪里?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已经到达?我们如何开始这场旅行?如何脚踏实地地逐渐建立信心、达成一致,并在沿途不断地获得新的能力和知识?
目标和战略
我在本书前几章里提过,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达成了共识,而这一点恰恰能在我们回答下列问题的时候体现出来:我们想要实现怎样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有关这些问题,答案并非模棱两可,大家其实都已经取得了共识。
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要挖掘每一个美国人的潜能,在必要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比如教育就能让人在未来获得工作的机会。
我们必须重振美国市场,为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机遇。我们要简化税负和监管机制,让社区银行和社区再投资项目重见春天,并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平民的创新创业。
我们必须重塑美国。我们的道路状况欠佳,基础设施非常薄弱。自诩能够刺激经济的项目收效甚微。与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美国那些大量业务素质不过关的适龄工人。当众多社区在创建各种制造型企业的时候,尽管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失业或者待业工人,但却没有足够的合格应聘者能为这些制造工厂服务。虽然改善美国合法的移民体制是一项重要的目标,但我们也不能只依靠去印度或者中国为特定的行业招聘人才。当面对年仅50岁的失业工人时,我们不能直接抛弃他们,我们必须为他们创建再就业的体系,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
显然,我们必须对政府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革。当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最新的丑闻(包括操控退伍军人待业时间、冷漠对待国家英雄)被曝光于公共视野的时候,我们都表达了对于这些行为的愤怒。更让人惊讶的是,当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新时代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时候,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还在进行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持续了30多年的主要系统升级,直接影响了美国为退伍军人提供生活照顾的质量和效果。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地区总部最近受到了威胁,原因就是官僚主义者桌面上堆积如山的工作文书,这已经背离了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成立时的初衷,也对其正常运转的效率造成了影响'4'。《平民医疗法案》的上线为所有改革的成效提供了最佳的佐证。暂且不说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内容,一个斥资数亿美元、推行了若干年的网站为什么会无法正常运转呢?答案:因为负责建设该网站的政府机构里官僚主义作风过于盛行。
政府里的这些人并非等闲之辈。但是,在以数字、移动、虚拟、个性化为鲜明特征的时代,官僚结构、等级制度、繁文缛节绝对行不通。官僚主义无法赶上变革的速度,而变化是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特征;官僚主义也无法解决人们其他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官僚主义的产生是为了实施控制,但21世纪,这个信息时代是无法被控制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代,但却绝不可能控制这个时代的发展。只有拥有真才实学、懂得灵活应变、能够创新创意的人,才能在新时代中生存。而官僚主义,究其根本,将扼杀掉所有这些特性。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地说更多的政府管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基本的事实:官僚主义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新时代只能“见光死”。往最乐观的方向讲,官僚主义继续苟延残喘,给时代发展戴上了镣铐;糟糕的是,它们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
美国人必须重建美国对全球经济的领导权,成为新世纪全球经济的发电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能源生产、保健和医疗生物技术方面遥遥领先;在军事和航空技术方面主导发展(无论是登上陨星、开展火星旅行还是重返地球);在信息技术上,美国也必须牢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这些都是推动各国未来发展的全球经济命脉。我们必须在主导美国未来的各个方面占据引领者的位置。
美国必须成为21世纪创新的动力源,以确保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能不断提高,并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幸福做谋划。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保护知识产权,无论是个体发明者的创造,还是属于美国这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我们必须警惕其他国家会千方百计地垂涎觊觎这些宝贵财富。
最后,我认为,我们必须重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我们不崇尚武力和战争,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需要美国的支持和维护,我们必须具备无可争辩的军事优势。
领导权将让我们获得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并获得影响整个世界前进方向和注意力的能力。这当然需要我们付出代价,但首先需要的是美国具备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支持同盟者的决心。
世界需要美国。这看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陈述,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这一点。我们向往和追求美好,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仰。实现有效的主导权,美国需要道德明确、现实主义的洞察力、勇于行动的果敢以及知道何时可以采取行动的智慧。
道德明确要求美国承认,虽然世界上存在灰色地带,但依然黑白分明。当道德界限变得模糊时,美国就会给世界带来了麻烦。
对于目前面临的威胁,美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美国必须得承认,有的国家正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得到核武器,还有少数国家正在暗地支持网络恐怖主义。美国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人必须要采取行动。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永远不会去做的事情。为了保障国家和世界的安危,我们必须要保持军备,随时应对突发的状况。然而,我们不需要涉足其他国家的事务。美国进入阿富汗去捣毁恐怖主义者的巢穴,这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但是,想要在一个2 000多年以来都不存在政府的国家建立中央集权,这绝对是不切实际的行动。
行动的勇气要有知道何时该行动的智慧相伴。说得更加直接一点儿,时机决定了一切。如果你要阻止侵略,你应该在有人蓄谋侵略的时候就以严肃的态度去阻止,而非在已经发生了侵略后再去考虑如何对抗。领导力要求具备预见力,并随时做好应对威胁的准备。所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将威胁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
美国的领导力要求我们的官员了解说话时机和行动时机的区别,但我们现在的美国总统却似乎混淆了这两者。他以为他开口说了就代表他已经开始做了,说出的话,如果指示了行动的意图,那么就是有价值的。
其实,就在做和说之间,不仅美国总统奥巴马让美国人感到失望,整个美国政治也是如此。因为,美国人民一直生活在职业政客横行的世界中。以前,有来自美国各界的人士参政、议政、从政,而今,美国的领导者中却绝大多数是律师或者专业政客。很多人生来就是一心向善的良民,而他们所接受的法律执业训练和在政府的工作经历更是教会了他们君子动口不动手。因为在法庭和立法程序中,说话和行动几乎是同义词。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非律政科班出身的人而言,实效并非来自言语和好心,而在于实际的行动和结果。无论是将新产品推出市场,还是发布一场全新的创新活动,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实现目标。这不仅要求我们自己身体力行,还得要动员身边的人。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机制要求你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切实负起责任。
领导者还应当能够善于发现每个问题背后蕴藏着的巨大机遇。美国和俄罗斯都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但其中也蕴藏着重建北约和加强重塑欧洲及导弹防御系统的机会。世界面临着来自伊朗和ISIS的威胁,但面对共同的敌人,也让我们获得了更好的重新构建中东关系与格局的机会。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埃及、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甚至以色列,这些都是这一地区具有重大利益分歧的国家,彼此之间有着较深的怀疑和敌意。如果美国从中协调,那么,这些国家共有的利益将有可能变成共同的立场,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因此,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挖掘每一个美国人的潜能,振兴美国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活力,重塑美国的大国形象。同时,通过改革政府,重建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组织自己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呢?
结构和进程
虽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会认同这些目标,但是我们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可能会各有看法。这就是为什么说深刻理解技术和全球化这两个双螺旋非常重要的原因。事实上,面对如今的实际情况,并非所有方法都能行得通。只有放权式的决策才是可行的,集权化官僚主义的消亡将不可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更多的选择权和控制权,而科技的进步将日益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在新的时代,源自于发掘个人潜能的智慧已经成为我们掌控命运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时代中,简化政府流程,缩小政府机构,赋予个人更多的选择权和控制权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唯一理性出路。
我天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当我发现使用保守主义的方法在解决问题和发掘个人潜能方面更起作用时,也就对保守主义思想更加深信不疑。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发现保守主义方法的优点并将其发扬壮大,美国将会继续保持其在21世纪的领导力。
当我们考虑应该如何来组织人民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时,我们肯定会碰到许多集权性质的政府项目遭遇解体或者分权的情况。这并不表明政府已经失去作用,相反,政府应当意识到它真正的职责不是控制他人的生活或者机会。政府的作用是为人们创造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最佳环境。为此,在一个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时代,人们更加需要保守主义的原则。
我们必须对每个政府项目、每一个法律条文和规定进行重新定义和审批。如今,这些责任落在了那些希望减少法律约束或者义务的人身上。我们应该推翻这种模式,把这项工作交给那些希望保证某个项目得以运行,某条法律或者法规继续生效的人身上。如果你想要实施这个项目或法律规定,那么,就请提交这个项目或者法律法规可行、必要的证据。事实上,我们发现有很多项目、法律条文都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有效性,更有趣的是,很多项目和法律规定的出现并非来自于民意。
我们必须将更多的项目和选择权下放至各个州政府。因为受决策影响越大的人群会越在意决策的过程,因此对决策过程就会更加负责,结果也会更加有效。另外,各州政府还会自觉平衡自己的预算,这将对那些自称所有项目都必不可少,任何一分钱都不能节省的官员们来说,更能起到制约作用。
公民也应该对政府开支有知情权。而今,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即使有所了解,也只会对新项目和在年度预算时存疑的项目进行拨款程序的检查。任何与联邦政府打过交道的承包商都知道,每个机构都会将其剩余的预算在财政年度的最后6~8个星期内全部花光。不管需不需要,都是如此。这表明,这些机构只会关注一个问题:到底还能争取多少额度的预算,而不是真正需要的预算是多少。如何改变拨款程序并最终控制在目前看来已经明显失控的联邦预算过程(目前可计算的政府负债已经高达18万亿美元),看起来似乎有很多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各有千秋。我的建议是每两年开展一次“零预算”活动,也就是每一个政府机构都必须向国会汇报他们开销中每一分钱的去向和理由。能摆在桌面上讨论的问题就是每一个项目的每一分钱应该怎么分配,而不是相比前一年,财政预算增加或者下降了多少。在当今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时代,每个机构都需要向公众递交一份年度预算报告,来说明纳税人所缴纳的每一分税额都用在了哪里。
衡量标准和绩效激励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来衡量我们的进步,如何界定成功,并对成功提供奖励?
答案就是改变政府官僚主义的作风,创立任人唯贤的制度。政府中有很多心地善良、智慧超群的人,但是政府缺乏完善的制度去对优秀的绩效进行奖励;并对渎职和不作为的官员进行惩罚。这些爱岗敬业的公务员无法得到赏识,其才能也得不到发挥。因此,公务员考核制度需要改革,建立更有效的绩效评估和奖惩制度。
一直以来,我们会对通过新法律和新法规创造的政绩赞赏有加。如今,我们需要转变思维,提倡废除不必要的法律、减免冗余的规定,我们要鼓励政府项目的整合。我们还要鼓励跨部门合作,对于那些各自为政的行为加以取缔。我们应当按照每天新完成多少业务来衡量成功,要对美国新产生的专利进行定期发布。换言之,我们要对具有创新和生产力的人和项目进行嘉奖。比尔·休利特曾说过:“只有成就才需要被衡量。”当你在衡量一件事时,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很有价值。所以,让我们对那些有价值的事物进行评估和嘉奖,比如项目合并、取缔繁文缛节、增加储蓄等。汤姆·科伯恩参议员是美国的英雄,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感谢他,因为他始终坚持揭发联邦政府的浪费、欺诈和腐败行为。
每个政府项目都应该在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时代进行重新审视。我们要不断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可以重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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