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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出书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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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体制的WINNER也有抱怨，例如日子太悠闲，升官太过慢，但是在大多数同学眼中，这些无异于撒娇了。
WINNER和LOSER是我所见过最简单粗暴，也最残酷的划分标准，对WINNER的肃然起敬，对LOSER的讥诮冷语。
这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王蒙20世纪60年代写过的《组织部里来了年轻人》。40年前，年轻人还对组织适应不良，一到工作岗位就被打了英雄主义鸡血，要对坏事绝不容忍，要勇敢地进行斗争。而现在，组织部里涌入了一群青年老干部，体制与他们的天性中没有一天冲突的地方，一去就能迅速融入，迅速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甚至不需要任何适应过程。能挤进去的就是赢家。时代不一样了。
“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是每个年轻人进入高等学府时第一句向自己说的话。这种想法让人思维简单如猩猩够香蕉，放弃自己形而上的思考，被迫去想象工具性的无聊问题，一步步走向一个心理极权的国度，放弃自己脑袋里的想法，而走向卑贱的实用理性领域。想的只是“怎样用这个得到那个”的问题。
WINNER和LOSER的划分，也是我见过对年轻人最简单粗暴、也最残忍的评判。除了简单的收入，标准无休无止：进入不了体制的文科生，比工科生失败；出国留学再回来的人，比留在国内累积资本的人失败；整天批判改变规则的人，比默默按规则办事的人失败……
对WINNER肃然起敬，对LOSER讥诮冷语。成王败寇啊，这想法，终于在年轻人中被表达得如此露骨而凄厉。
☆乱世儿女
“我明天要去干一件注定要失败的事儿。”高考的前一天，教学楼已是封闭状态，他偷偷进去，站在最高层的走廊上，那里可以看见所有教室：严整、平静、安然，乐天知命。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他指的是高考。高中三年，他已经被老师视为外表漂亮、脑子空空的“文盲”。
他坐进了考场，开考前的喇叭里传出的是对考生的各种告诫：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否则就要严肃处理……整整说了几分钟。这段声音是他的，提前录好的。他录了几遍：凶巴巴的、亲切的、平静的，各种风格都有，录得挺认真。虽然没有人知道那个说话者就在考场里，但他还是很开心。一来他希望有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二来他喜欢说话，特别是那种发号施令说一不二宣读圣旨的腔调。他喜欢强势。
他的职业最高典范是《新闻联播》，梦想有一天能坐在那个主播台上。他叫小波。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北京，寻找一所大学。
北京，对于一个从小城去的青年来说并不陌生，但也不亲切：寒冷，冻死人，风沙大，水也不好喝；地铁挤死人，到处堵车，外地人活着不知住哪儿，死了不知埋哪儿。对于将要以说话为生的人来说，干燥的环境，也不利于嗓子。但是，还是要去北京，就算是去了别处的大学，只要不在北京，那就等于浪掷四年。四年后，还是要去北京。
“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有的人连南墙也没见过呢。”他说。那好，去见见南墙是什么样吧！
他有漂亮的嗓音，俊朗的外表，聪明的大脑，却没有好的高考成绩。所以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那个大学号称在北京——其实是离河北更近的一个号称为大学的大学。
他对大学没有期待，他崇尚个人奋斗。去北京前，买了一本书，叫《卡耐基论成功之道》，是集盗版卡耐基之大成的盗版书，很厚的一本，只卖十元钱。卡耐基是鼻祖，他的徒子徒孙们，那些传销成功学方法论的靠“口活儿”为生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此起彼伏。书、讲座、老师的训话、考试的文段、学校墙上的标语、学生日记本的扉页、大考失败之后忏悔书的最后一段……90后出生的孩子，基本上是在各种励志名言的包围中长大的，是个学生就可以顺口说一大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真正的强者，是含泪奔跑的人”……跟所有，包括自己，搏斗，搏杀，杀。
去北京前，他还对励志名言无感呢。跟很多高中生一样，他爱看的是郭敬明风格的小伤感小唯美的小说。当然，还有播音方面的专业书。他看不进任何高中课本，却看得进大学教材。
教材上说：播音员是党的喉舌，是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是正确舆论导向的传达者。
最高一级的播音员是国脸，国嗓，国舌。
上网查阅资料时，他才发现，《新闻联播》的观众流失严重，原因不明。他想知道原因，想知道新闻播音的本质，他要做一个最优质的播音员，他要自己写一本专业的书，有自己的体会和建树。于是，他打开电脑，开了个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我国的电视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播音员这个职业，也越来越受到人民大众的重视和喜爱……”
然后就写不下去了。
他的语文成绩不好，如果不是重大的考试，他的作文是肯定交白卷的。在历届语文老师的亲切教导下，他已经和很多中学生一样，处于文字失语状态的边缘了。他们会写一些空话大话讨好老师，谁知老师真话也不喜欢，假话也不喜欢，半真半假的话学生又控制不好力道和比例，干脆就不说了。
天知道，他其实是多么乐于表达，也善于表达的人。对于播音，有师自通，无师也自通。一块儿学习专业的同学说：“我觉得你不用上大学，直接就可以拉到演播室里上岗了。”见过他的人，都评价他“专业很牛”、“声音好听”、“很帅”、“眼神坚定”、“能出人头地”。
但是，作为一个从低端大学起步，没有人脉背景，在大而不当的皇城做蚁民的人，做党的“喉舌”的机会之路还没有显现出来。
尽管表述艰难，但他还是想写书或者写论文。他删去了那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的开头，重新写道：“别的行业都有道德规范，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我看了很多专业书和论文，但没有谁说得让我信服。我觉得中国式播音规范，就是把经过编辑的文稿的重点和社会影响，完整、准确、有自己理解地传达出来。”写完，他自己评价说：“很反动。”
这段平淡无奇的表达竟然吓到了他自己。和很多90后出生的孩子一样，他们从小到大都会学一门课叫政治，但是他们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关心不来，也轮不上他们关心。家长和老师也不喜欢他们真的关心，因为一旦关心，就可能“反动”。
他几乎熟记了《新闻联播》的常用句式——听多练多的缘故。他的一绝是念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某某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3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就算不动真情，也天然声情并茂，好听之极。
但是，他渐渐焦虑了。他的大学里有跳楼自杀的，而且死成了；有抽烟着火的，而且烧着了；有一个月和二十几个女生开房的……这些都不值得一提，学校不让提，记者也懒得跑一趟。这些事儿太小了，那么多大小破事还报道不过来呢。他担心的是自己的专业，在缺乏实践平台的情况下，渐渐有消耗殆尽的危险了。
大学提供的实践平台总是那么幼稚可笑。学生会和社团热衷于关起门来攒比赛：学生们互相比，班跟班比，系跟系比，人跟人比。他不跟同学比，只跟“新闻联播”找差距。从不参加这些比赛。但别人到班上来找他比：“听说你很牛啊！”他顺手拿了一张报纸，完全不用备稿，一口气读完，不错一字。那个同学无言地走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缺很多……这些缺，不是靠早上起来练晨功，对着大树喊嗓能完全解决的。他要借助真正的专业录音工厂，职业主播台来自己体会，迅速弥补自身缺陷。
他本打算靠配音赚钱打工。但人家说，打工可以，但赚钱没有，配音也没有，得先听着。作为没有收入的学生，他的日子在大手大脚花钱和窘迫中交替度过。有时被朋友带出去社交，去的是高档餐厅，见识的是奢侈品，跟着别人奢侈一把，并不觉别扭，似乎那生活也当属于他。但轮到他自己生活，不到月终就得喝稀饭，有时只能去食堂找女生蹭饭。
配音的行情，从他嘴里说出来，如此混乱：“赵忠祥配一个小时的专题片才2万元。”才2万元？2万元很少吗？那得拿多少钱呢？“那个某某某（一个经常做商业广告配音的）配几分钟的片子就是几百万！”
90后的孩子，大部分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他们不鄙视钱，但鄙视很少的钱。在他们眼里，钱的最小单位是万。但是等到他们自己去赚的时候才知道，别人并不会给你一把票子，甚至也不会给一张现成的票子。光荣而情况不好的时候，你就是个“志愿者”。得到的是盒饭、印有标识的肥大T恤，同样印有标识的纪念品，或许是一条围巾，或许是一个茶杯；比较好的时候是一个等待兑现的口头约定；好的时候——一天100元吧，还干不了几天。
他们对自己轻车裘马、豪宅美女的未来很容易有画面。从来不会设想，自己有一天可能成为富士康的工人，被挤压到为了放不下或挣不到的每月两三千元而跳楼。“每月3000元”，很多90后中学生，即使来自农村，也会真心错愕地说：“这么少？”
爱慕他的女孩儿很多，爱慕他的男的（不一定是男孩儿了）也不少。“你是不是同性恋啊？”因为他长得俊美，有时还露出女孩儿妩媚的一面。所以，同学之间如果互相熟了，会有人直言不讳地这样问。他的回答是：“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别人听了，会认为是默认了。
在大城小市的高中，老师们还在为捉拿少男少女若有若无的恋情而热烈工作。殊不知，恋爱这桩小事，在少男少女们那儿本就不算大事，也早就不算什么大事。少男少女们对性话题早就不避讳，对同性恋也见怪不怪。平日里同性之间玩亲亲的大有人在。一时没有爱情的少女，填补的方式是看耽美小说，做腐女，意淫同性恋——得是有虐、有吻、有睡的。如果没有，那自己写呗。少女中的腐女群体之壮大、之理直气壮，还是叫人挺开眼界的。他并不排斥跟男的交往，男性朋友里有直男，也有弯的。有时跟男性朋友一块儿走，会有腐女掩口赞叹：“好唯美哦。”
也有女生经过他的时候，悄声说：“变态。”被他抡翻在地上。为了不被人认为是同性恋，他会故意飙粗口，表露出很男人的一面。当然，gay也不是都“女”。好多比男的还“男”。“我如果做gay，他妈的誓死不当0。”他经常被一些同性恋作为0来试探，觉得挺屈辱的。
他之所以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是gay，一方面是没必要跟谁坦白；另一方面，他确实长了一张男性女性都喜欢的脸。他说：“我去北京之前，还想着靠脸；现在不这样想了，得靠本事。”但是，他知道，靠本事也不完全行，得靠背景、潜规则、机会。靠来靠去，容颜就老了。他才十八岁，还有四年个人奋斗的时限。二十二岁，就被他视为“老”的门槛。
他最近找朗诵材料，不知怎么就找到了这首诗，很喜欢读它：“不幸，我植根在峡谷，长啊长啊，却也高不过风头的小草……我死了，那时我正青春年少。我死了！年轻的躯干在地底痉挛，我死了！不死的精灵却还在拼命呼号：‘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啊……’我的理想不是蹲黑牢！”这首诗创作于“文革”后期。
他像是威廉萨克雷笔下的人物。威廉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通往中产阶级之路的少男少女们”。女人的代表是小说《名利场》，男人的代表是《巴里·林登》（又名《乱世男女》）。大导演库布里克拍过后者的同名电影。
巴里·林登从爱尔兰的纯真少年，偶然机会变成了士兵，又设法和上流社会的夫人结婚，用手段得到了爵位，电影后半段的命运却急转直衰，最后与人决斗，却再无奋斗的理由和志气，草草瘸了一条腿，回归沉寂。
电影最后打出字幕：“最终，上述的人物，活在乔治三世受到诽谤，无论好坏、美丑、贫富，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颇有些唾面自干、不完亦完的意思。越是阶级板结的社会，就越容易孕育乱世。乱世自有一套合情不合理，畸形却被默认的成功途径，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无数成功人物声称这是自己的成功秘诀，这话正着听是励志，反着听却是再邪魅不过的暗示，少男少女顺着这指示牌踏入荆棘小径。
“巴里·林登”的故事，剪不断，讲不完，说圆满了，便是诛心。乱世中涌出的儿女，就莫问出处罢。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小金的名字很特别，搜遍整个中文网络，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因此他的父母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两三天就会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父母的心态是出于担惊受怕，生怕他又捣鼓出什么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来。
小金要参选人大代表的事，就是父母搜索的时候发现的。他们发现了他在网上发的一篇竞选宣言。
他把竞选宣言发表在人人网上，还在读大学的他，文章成熟而不失慷慨：
“在今天这个社会戾气已经高度发酵，‘改革已死’的绝望情绪已经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蔓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参选人大代表？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责无旁贷。
有人说，你们参选人大代表能改变什么？我说，我们改变的是人心。
今天，我们并不求当选，我们求的是表达，我们不求能成为剧院里的主角，但是至少要做一个成功的小丑。
……
是的，我相信我们会遇到困难和阻碍，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收获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也没有资格悲观，我们只能义无反顾。”
文章被阅读了将近3000次，分享了1200多次。留言的都是同龄大学生们，一半是说：“加油！”“这个要顶！”；剩下的，又有一半是泼些善意的冷水，说他做梦。
小金是这所重点大学里不大安定的学生，常上Twitter，熟悉党史，看书写作常常宏大叙事，援引民国纪事，早早脱离了喊打喊杀的初级愤青阶段。他频繁地在人人网上发表日志，成为某些大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今年年中开始，他觉得文章救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满足于发写檄文，而到了开始行动的时候。今年五月份，江西新余女工刘萍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引起波澜，他和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起，组成了“公民观察团”去围观，他们被扣留了几天之后，被礼貌地送走，像对待离家出走的小孩一样。
已经尝过无功而返的小金，当然不会被同学的这些冷水打消念头。今年虽然因为微博上出现了很多自荐的独立竞选人，让人大代表选举变得异常热闹，许多媒体称为“中国公民选举元年”，连围观者都被感染，有了“时间开始了”的激动。但小金非常清楚，这种开辟鸿蒙的激动只是假象。
是记忆撒了谎，八年前的人大选举，人们热情同样高涨，当时，清华大三本科生就在BBS上发表竞选宣言：
“我们仍然在路上／历史是个不动声色的看客，它总是步履匆匆，从不为某个人驻足留恋／人类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休停，它谁也不等，也在不断地往前走……／我们仍然在路上／我们的选举正走向日益宽阔的光明之途／让我们的代表传递选民们的意志／我们仍然在路上……”
那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高校已经有7名学生宣布将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
今年，北京高校只有小金一个自荐的代表。
前人擂鼓张旗，可也没走多远，小金几乎是向着已知的失败前行，但是他非常愿意尝试，他说：“中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大学生是最适合参选的群体。”
大学生参选人大代表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对网络的运用。美国甚至中国台湾地区的竞选广告总是深入人心，而广告的宣传作用在实际竞选过程中，对票数也是很有效的。
但是在大陆的选举中，即使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视频，在马路上贴一些海报，面对的也不一定是你选区的选民，所以宣传几乎是失效的。
可是，大学生有联系同学情感的人人网，也有校内BBS，消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传播很快，分享和讨论很快就扩散开来，竞选的大学生和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简直像直接面对面的。所以竞选的宣传很容易就能起到效果。
第二个优势是容易直接拉票。居民选举，可以在单位登记，也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登记。为了图省事，大部分人都选择在单位登记。
拉票拜票的参选人，有的想直接和选民交流，在小区挨个敲住户的门，要么被轰出去，好不容易敲开了，住户们往往也不属于一个单位，不是自己的选民。
而在大学，这种“扫楼”则容易高效。竞选人或者他的团队，可以挨个去敲宿舍门，或是闯进自习的教室，普及自己的竞选纲领，赢得支持和签名，如草船借箭。
这种“扫楼”拉票的方式，像学生会主席的选举，更像是社团在学期伊始的招新。
大学生竞选的好处是封闭，坏处也是封闭，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被迅速放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到教导处。小金被学校规劝，几乎同时，他的父母也被他要参选的事情吓着了，极力阻止。
在宣告参选后不久，小金写下保证书：
“我承诺不谋求以群众联名推荐方式成为候选人，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
小金措辞微妙，有暗藏的潜台词，不知道保证书那头的人看出没有，他狡黠地暗示：他只保证自己不去撺掇和拉票，如果有其他人推荐他参选，帮他谋划，那选举之路还是可以重新再来。
广东的小叶也参选。他还是个大学生，给自己的标签是“行动主义公民”。
8月初，他开始征集联合推荐表上的签名，很快就征集到了1000个签名。他说：“我收集的1000个签名，问50个人，可能会有1个人不支持。有三分之一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意义不是很大，但可以去尝试；有三分之一就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大，但是你根本不可能成功……同学会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学校的，那就支持一下吧。”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也提到，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的政治倾向定量分析大概是这样：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政治运动活动家，国民党称他们为“职业学生”；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那是在解放前，看起来和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小叶能够获得如此多的选票，大概和他纲领务实和贴合同学们的实际有关。
他通过前期的调查，提出的参选纲领包括：更新和及时维修图书馆的电脑、让校河更清澈、加强对自行车和宿舍物品的安保工作、改善饭堂菜的质量等等。
这些听起来像是学校后勤职工大会的会议精神和指示，也像竞选班干部时临时攒的竞选词。尽管没有涉及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学校还是非常警觉，几次约谈，最后候选人名单里也没有他。
小叶最后还是走完了程序，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最后得了八百多票，虽然票数不够落选了，但已经是今年参选的大学生中获得最多票数的人了。
小叶虽然落选，可还是一直关注着选举。他发现，在广州的选举中，不少高校学生把票投给了Laughing哥（港剧《学警狙击》中的角色）、路飞（动画《海贼王》里的主角）。甚至广州大学因为投给Laughing哥的票太多，导致重选。
小叶不愿意归咎为大学生的玩世不恭和政治冷漠，而宁愿视其为无声的抗议，他说：“根本不了解候选人，叫我们怎么投票呢？与其被玩弄，不如玩弄之，或是很多学生的想法。”
湖北的小吴一直在直播着自己的参选过程。
小吴是看到微博上很多独立候选人参选，被热血沸腾，看到他们遭受限制和责难，又愤慨忧心。他觉得这条路走得这么艰难，是因为走的人太少，于是决定同行。
决定参选的时候，小吴很坚定兴奋，可却莽莽撞撞懵懵懂懂，不知道去找校方的什么机构能拿到10人联名推荐的表，不知道怎么去征集联名，不知道怎么印制海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在海报上介绍自己。
他参选的时候离正式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了，他在很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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