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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出书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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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瞬间我只觉得有电流击穿大脑皮层，刺激十分，震荡非常，久久不能复位。到现在，我跟人说起自己第一个有非分之想的对象是迈克尔·杰克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没办法，神经中枢的事情我也不能解释，就是爱他那时已经备受摧残的脸。我那时看了眼时钟，默念下时间，心想人生从此刻变得不同。
人生从此大概也就不同了。
在此之前，我是没有性别的人。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对门住了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非常调皮，他的父母惩罚他的办法是剥光了他，让他在门口罚站。
有一次，我闹着要离家出走，父母说：“你走可以，但是衣服鞋子都是我们家的，你不能带走。”于是我火速把自己剥光，冲出家门。走到家属院门口，听到依稀有行人和摩托车的声音就害怕了，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门口，碍于面子也不敢敲门，怕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就这样畏畏葸葸地全裸站在门口。
站了不久，邻居的小男孩也被全裸着扔出来。
我们两个裸体小人相对站着，距离不过两三米。到了下班的点儿，大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上楼时，看着我俩门神一样相对站着，黝黑嶙峋的两具身体，赤身裸体还要维持尊严地绷着脸，大人们都忍不住笑，一边上楼一边回头看，继续笑。
后来，我看美剧和外国电影，看到萝莉和正太相爱，在夕阳下献出初吻，夕阳照耀他们的金发，总是非常羡慕，羡慕他们小小年纪就意识到自己性别的魅力，多健康多美好。而我对童年异性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面面相觑、不辨男女的两具裸体，像女娲刚造出来的小人。
12岁的时候，我写了本书，书引起了一些诧异，主要还是因为涉及了一些所谓的“成人话题”，早恋、性启蒙之类的。对我来说，反而诧异于大人的诧异。因为那时的我，视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性别的人，并没有真正性意识的觉醒，荷尔蒙也远远没被唤醒。
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里，父母做爱，我们假装熟睡——这对我来说不是色情刺激，而是生活本身。
十五六岁的时候，隔壁班有个骨骼清奇的男生，瘦高个，戴眼镜，头发软，爱穿白青两色，秋天爱穿毛衣。他大提琴拉得好，是学校乐队的首席，每次演出总在最靠前的位置。班里也有女生偶尔会提到他，我总是假装记不全他的名字。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在上课上楼的时候碰到，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楼梯两侧各自低头走。我心跳很快，脑浆要沸腾成一锅浆糊。
人脑中有3种物质，一种是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一种是去甲肾上腺素，另一种是苯和胺的化合物。当人脑浸入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就会坠入情网。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大脑每天都咕嘟咕嘟地煮在这复杂的混合物中，一度以为所有的脑细胞都会烧干烧尽。
荷尔蒙是粉红色的，每天在楼梯间里如梦似幻一分半钟，渲染清教徒一样黯淡的高中生活。
我那时候写了本言情小说，男主人公照着隔壁大提琴男的样子写。小说里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并肩行走就已经是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动作，写作时会幻想偶尔意外的肢体相碰，自己用左手去抚摸右手手背模拟，就已经害羞得快要中风。
言情小说写完之后，我和隔壁的大提琴男还是连互相问好都不曾有过。我非常天真地以为已经有了互有好感的默契，把沉默视为男女双方渴望接触而形成的张力。那时候的我，雌性激素根本不需要对方的回应来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它自己就旺盛澎湃得能在空中自燃。
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两人仍是前后脚在楼梯上。我在前他在后，他忽然快几步追上我，要我给他签个名，说以后可能会升值。我非常谨慎害羞地表示：恐怕要等我死后100年，签名才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段少女时期是后无来者的吧。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就陷入了激素干涸的危机当中，常常干笑，几乎不再有心跳加速的经历，且视男性美貌如粪土，偶尔托腮表演对美男子的憧憬，内心也有一个知根知底的声音说：“呸。”
我一度以为是因为来到北京，天气太干，空气太差，冬天太长太凌烈，冻结了我的荷尔蒙。后来想想，觉得北京是无辜的，是自己失去了憧憬的能力。
我慢慢长大，自己还没有经历什么，已经听说过足够多他人的生活。有人怀孕，有人离婚，有人玩心不改，有人红杏出墙，有人趟过男人河终觅得良人前世勾销，有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也要一鼓作气隐忍强撑下半生。
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命运斗勇气可嘉，与现实低声下气地商量，则是难堪又无奈的。大多数人却都是这样的，姿势优美决绝的人最后多半会后悔。
了解得越多，越会得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的大俗结论，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人，也会苦笑说：“其实你不懂。”而且他们竟然不是在撒谎。
知道人人皆有憾，似乎也不该瞬间幸灾乐祸。正确的反应似乎该是别过脸去，对他人的生活礼貌地丧失好奇，没有谁的生活值得羡慕，自己的生活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不知道能不能埋怨现实是抽干了荷尔蒙的东西，只是觉得对20多岁的我来说，荷尔蒙已经近于鸡肋，把理智满打满算地使用好，才是持家之道。
村上春树有个短篇小说，叫做《我们那个时代的民间爱情传说》，小说的副标题，是“高度资本主义前史”。故事非常平淡，讲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当日本将近一半的女人仍然看重“处女”身份的时候，两个优秀美丽的年轻人相爱，最终却因为女孩子坚持不能婚前性行为而终止了感情。很多年之后，他们都成了中年，再相遇，女的已经结婚，主动提出要遵守当年的承诺，终于可以和男主角上床。男主角却几乎落荒而逃。男主角说：“我做不出这样的事。”然后去街上找了妓女——可能他愿意和女主角仍然活在六七十年代。
想起一个童话故事莫名而滑稽的结尾：“当一切事情结束的时候，国王和他的侍从捧腹大笑。”捧腹大笑也好，荒诞滑稽也好，还是源于一种尴尬。人抱着旧年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却无法融入新时代的羞惭感。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和从贫匮社会走来的人、严肃和轻佻、糜丽与纯情，以古怪的姿势对立存在着。我面对着比我小的孩子，知道他们比我更开放、成熟以及随意，也经常产生落荒而逃的冲动，更是羞于详述我所经历的青春，因为耳边也隐约会传来他们的捧腹大笑。
☆幼儿园：童心与人性
比例失调的世界
我假期回到老家，总是经过我待过三年的幼儿园。隔着栅栏，我看到园子里散落着的大玩具，搭了一半的积木，跷跷板，生了锈的小轿车，只有一半鼻子的木头马。上课时间，没有人，只有这些死气沉沉又五颜六色的活物。
它们是这么小。十几年前，当时我还只有五岁，在老师的灼灼逼视下被迫与它们做游戏，也忍不住注意到——它们是如此之小。
那时候幼儿园里有个最高级的游戏室，屋子不大，但却是个完整的社会，有银行医院商场警察局，真实的世界被潦草地模仿了，小心翼翼地把内核去除，剩下鲜亮温馨的外壳。这个高级的地方，我们一周只能进去一小时，每次进去都要脱鞋脱衣服，几乎要把全身都扒光，只穿内衣和秋裤。
不许说话。每个人进去之后，都安静而激烈地抢假人道具。所有假人都长得一样，光头红嘴唇，惊惧的大眼睛，肘关节泄露出白花花的棉花。我们只能依靠它们的衣着打扮来分辨它们的身份。
我很难抢到任何假人，而总看着其他人和他们的假人忙碌地生活在一起。假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全是成双成对的，人牵着他们的模拟人，和它快乐大声地对话，给它边扎针边安慰：“疼不疼啊？”给它拷上手铐百般行刑；跟它重复进行甜美有礼的对话：“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
我抢不到人，只抢到了一堆道具。我无聊地坐在地上，给自己打针，给自己上手铐，玩弄着满地碎纸，甜美地问自己：“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
这个房间老师是不许进的，因为这一个小时是被划在“自由活动”里的。但这是个透明的房间，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所有来来往往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往里看。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很奇怪的景象吧，一群人，却不像人——圆短只穿贴身的内衣裤，像一个个尚在分裂阶段的大细胞，和逼真的大假人无声却夸张地过生活。
我们也知道自己被看着，因此即使是不屑，也要表演兴趣盎然的样子。还好，这是所有孩子最熟练的戏码，一直演了两年，到幼儿园最后阶段，我们都已经长得巨大，还蜷藏着自己的四肢，微缩在这个比例失调的世界里。
这幅景象几乎是所有幼儿园生活的缩影。我们按规定游戏，按剧本表演，按配给活泼，按剂量快乐。因为在不远的地方，总有大人在观赏，也观察着。
童心与人性
把所有幼儿集中起来做游戏，似乎是幼儿教育法的巨大进步。这种做法，其实来源于近代对白痴和弱智的研究。
在此之前，对幼儿的教育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章法，“学前教育”也是一个劲地学。直到18世纪时，德国一个叫做福禄培尔的人出现。
他很笨，笨到哀伤。他的爸爸教他阅读、书写、算术，却发现他什么也学不会。福禄培尔晚年在自传中申辩道：“我的父亲因为事务太忙而没有时间来教我。”可实际上，是他的学习进度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心智，他的继母甚至很认真很认真地担心他的笨会影响到同父异母的弟弟。
福禄培尔的父亲本来对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野心和抱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决定把福禄培尔送到学校去，然而是送到乡下的女子学校。
那里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安静又秩序，不涉及任何和知识有关的东西，即使稍微涉及智力，也是如此小心，如此彬彬有礼——“这一周让我们全神贯注地照顾一棵草”；“请你烹饪出一块小圆饼，注意，要非常圆哦。”
福禄培尔在那里，一下子从智力上的矮子，跃居淑女界的巨人。
他晚年很害羞地承认，“这所学校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儿童”。他把他在女校接受的女德教育结合近代对白痴的治疗研究，再加上对自己因为笨而受鄙视的自怜，开办了近代第一个幼儿园，一个现代幼儿园的模板。
在那里，他把真实社会全部抽离，而摆放着他称之为“恩物”的东西，包括一些立方体，一些小球，还有另外一些立方体。这就是幼儿教育的所有教材，这些无聊的东西隐藏着只有福禄培尔本人才能解释的深刻内涵——什么宇宙运动统一的神意，艺术和科学的分解的本质等。幼儿小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力，不需要接受任何理论和讲述，不需要看任何艺术实品，只需要长久地凝望着一堆木头。
福禄培尔的幼儿园办得很成功，贵族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跟在一颗球后面狂跑，心里宽慰地想：“哦，他领悟到所有真谛。”
我则不信任任何模型式的教育，任何无危险性无菌的东西同时也是无效的。无论幼儿园怎样去掉任何一点点和现实雷同的元素，真实的、原始的、成熟的、残酷的人性还是会浮现，在大人们移开他们视线的时候。
另一个著名的幼儿教育的实验，来自于自由主义大佬罗素。他兴办幼儿园来自于对传统教育的不满，他反对强制，认为压制会导致仇恨，而是倡导一种“无泪的道德”（morality without tears），允许孩子们畅所欲言，允许他们放肆，允许他们管束大人，允许他们把老师叫做傻瓜。
1927年，罗素把理念付诸实践，和妻子兴办起一座“比肯山小学”。关于这所小学有个著名的段子：说某天，当地的教区负责人来到这所学校大门前，一个一丝不挂的小女孩在那里欢迎他，这位先生大惊失色地喊道：“我的上帝！”那个女孩儿把门一关，回他一句：“这儿没有上帝。”
在这所小学，走路时可能听见孩子用很坦率的话说一棵树的形状活像个阳具。十岁或十二岁的男孩女孩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婚姻和自由恋爱的问题。
自由却渐渐变成了失控，无泪导致无德。比肯山小学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个学期演一次戏，由每个演员自编自演。罗素发现孩子们“坚持要让每个剧中人物在剧终时死去，但是现在他们常常满足于谋杀案”。
孩子们有些扭曲的、带着恶意的笑脸慢慢浮现，比肯山学校很快就成了一批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顽童的收容所。
两个孩子在金雀花丛里点火，一个男孩马上被开除，另外一个女孩，因为她的母亲正在从埃及回英国的途中而无法开除，罗素就把她放在床上，把她的衣服全锁起来。这个女孩提出抗议，罗素说：“要是我让你下床，你还会去放火，是不是？”她承认：“对，我会这样干的。”于是这个女孩便一直待在床上，直到她妈妈回来。
几年之后，这所学校倒闭。历史上关于教育自由主义原教旨的实验也失败了。
福禄培尔和罗素——甚至可以推广到所有的教育者——都有着同样的明知故犯，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童心和人性区别开，甚至放在对立的善恶两面。长大成人如此不堪不幸，所以幼儿必定至善至美。儿童被假设拥有一双天使般的赤子之眼，唯一变坏的途径是后天的污染。
人们常常由于讨厌自己生活的时代，而不加分辨地热爱仰慕往昔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好，在短暂的人生中也好，人总有这种“倒转时钟”的冲动。回到时间的起点，不妨问问：儿童果然是善的么？人性中的恶都是后天习来的么？
史铁生讲过他幼儿园时候的记忆。
“下了课，所有人都一窝蜂去抢幼儿园里的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儿，或者连人带马归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压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
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惟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
……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里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晌晴白日也觉得有鬼魅徘徊。”
如此欢乐之童年
我也害怕上幼儿园，不过是为着肤浅得多的原因。
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每天的晚饭都是猪肉白菜包子和稀饭，我那时候每次一听到饭点铃就手握小钢碗，万夫莫敌地冲到第一个，结果老师每次一瓢倒进我碗里的都是最上面一层略带乳白色的开水。
吃完了饭，我们就挨着墙整齐地坐成一排等着家长来接。老师穿白大褂戴口罩，武装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拖地收碗，把一天的狼藉拾掇成从来没有人生活过的样子。她十分疲惫，再听到一声“老师老师……”就立刻会大力呕吐，因此命令我们背贴着墙壁坐好，不许说话不许动，最重要的是不许下地，踩脏刚擦干净的地板。
这样大概过了一小时，我就想上厕所。如果这个时候我的体内有个针孔摄像机，它能观察到的就是我端坐的身体内部的连续小爆炸，从膀胱开始爆破到心脏，最后以大脑的轰然一声结束。
我不敢说我想上厕所，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焦灼地期待着自我毁灭，一动不敢动，生怕惊动了膀胱。我的自我控制能力奇强，每次都能强撑到老师在门口叫道：“蒋方舟，你妈妈来接你啦！”
我就跳下椅子，跌跌撞撞地冲出去，一边跑一边尿，一边百感交集地嚎啕大哭，沥沥啦啦地在我的椅子和幼儿园大门之间留下一道漫长的、泪尿相融的水渍。
日复一日每天如此，后来即使我晚上不喝稀饭干吞包子，也永远在准点听到膀胱爆破的倒计时，然后嚎啕大哭地尿着跑出去。
这样的感觉乔治·奥威尔在《如此欢乐之童年》中也描述过，他也是个频尿的小孩，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含着泪向上帝虔诚地祈祷“请保佑我今晚不要尿床”。但第二天，他永远在又冷又湿的床单之间苏醒过来，根本没有机会掩藏自己做的事。他的绝望我感同身受，那种绝望，那种在做了这一切祈祷和决心以后仍旧不见效的委屈伤心情绪。
比我更不幸的是，在他的学校，尿床是要受到体罚的。他在一个尿床完毕的早上被殴打到连刑具短鞭都断了。他有气无力地抽噎着，却不是因为痛——“我之所以哭，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
如果说幼儿园里教育了我，那么它只深刻地教会了我一样生存本领，那就是自憎。
控制自憎情绪的是初级神经系统，原始人就有这个系统，那时候初级神经系统只有简单极端的二元划分结构：有利于繁衍的，不利于繁衍的。
我们现在看到原始人的画像，他们要么快乐得要死，要么痛苦得要死，情绪没有中间状态，那是因为他们大脑的判断机制还不完全，每件事情都被判断成和种族生存有关的大事。
很多很多年之后，人学会了理智判断，也进化出更高级的脑组织来进行分析。然而，如果有一件事日复一日重复地让我们自我厌恶，理智会慢慢消失，我们又会回到原始人的大脑，遵从初级二元神经的判断——把一件小事都划为威胁个体存在和种族繁衍的重大危机。
于是，我们开始强迫性自憎，我们开始无意识地给自己撂狠话：“我是个白痴，我是个废物，赶紧天降土石把我活体掩埋了吧……”——基本上就是我靠墙坐着羞愧地与自己搏斗时说的那些话。
孩子用来强烈自憎的大脑边缘系统，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成熟了，但是，用来苟且自己和开拓的中枢到了二十多岁才长成。
在此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由鞭打得到的教训中：“我如今是在一个我不可能做个好孩子的世界里。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被丢进去的环境是多么严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加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坏。”
☆中产阶级的孩子
他不喜欢被称为“富二代”，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他说：“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一些小学同学们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偶像剧里面那种：比名牌，开跑车，脑袋里不装其他的事情。”
我想到几个月前看到的新闻：一个在北京演艺学校进修的大连“富二代”，飙车被交警拦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挥，叫来父亲和父亲的保镖，把交警活活打死。这事如同其他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一样，引起一阵激愤和讨伐之后就被迅速遗忘，并没有点燃什么东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烬，用手一捻，不过是多了一层灰。
他说，如果肇事者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之一，他一点也不会吃惊。
然而，他却和他们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虽然他的父亲也同样富有。他从小成绩好、有主见、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内心冷眼愤世。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成为父亲向朋友们吹嘘的对象。他叫小文。
他把自己的与众不同归结为曲折的童年。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家庭奋斗史的故事：他的父亲90年代下海，和母亲一起从“一穷二白”开始奋斗，经历了各种磨难和考验，在事业有起色的时候离婚。父亲有了新的妻子，又有了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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