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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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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我一直不打算写的书。
虽然二十多年来不断有人要求我把我关于越南问题的观点公布于众，但我担心这么做有自我标榜、自我辩解和损害他人之嫌疑（这是我想竭力避免的）。我犹豫不决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一个人很难面对自己的错误。但是，某些事情改变了我的态度和意愿。我不是在迎合人们了解我的个人经历的心理，而是要把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当时为什么那么做和我们能从那段经历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呈现到美国人民的面前。
我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的同事们都是些精英分子，是年轻、精力充沛、聪明和怀着良好愿望的爱国志士。为什么这些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后来我们发现这种称谓具有讽刺和贬低之意）——在越南问题上错了呢？
当时的经过一直没有公布于众。
为什么现在讲呢？为什么在沉默了这么多年以后我认为我应该讲出来呢？原因有许多，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越来越看不惯那么多的人讽刺挖苦，甚至公然蔑视我们的行政机构及其领导人。
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局面：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各种丑闻以及贪污腐败。但总的说来，我不认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不称职、不负责任和对投票选举他们的人民的幸福漠不关心。我也不认为他们比他们的外国同行或私营机构的管理人员差。他们的表现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世界上没有完人。他们犯过错误，但大部分是真诚的错误。
这增加了我讨论越南问题的难度。我知道现在美国国内和其它国家有许多政治领导人和学者认为越南战争实际上帮助了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有些人认为它加速了冷战的结束。但我也知道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对此毫不怀疑。我想回顾越南战争，不是要掩饰我个人和其他人当时的判断失误以及因此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而是要说明当时方方面面的压力以及知识的贫乏。
我想把越南战争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参与过越南问题决策的人都是按照美国的原则和传统行事的。我们是根据那些价值观做出决策的。
然而，我们错了，彻底地错了。我们应该向后辈解释原因。
我认为导致我们犯错误的不是价值观和意图，而是判断力和能力。我谨慎地指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的评论有为我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辩解和美化的嫌疑，就会失去可信度，使人们更加愤世嫉俗。正是由于愤世嫉俗，才使美国人不愿支持其领导人采取必要措施以解决我们在国内外面临的各种问题。
我想让美国人了解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想说：“这儿有我们从越南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对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都有建设性的实际意义。”这是我们国家让历史永远成为过去的唯一可行方式。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写道：“苦难给予你的回报是经验。”让这句话成为越战留给我们的永久性遗产吧。
就越南问题而言，把错综复杂的人物、决定和事件梳理清楚是不太容易的。在确定这本回忆录的结构时，我曾考虑把担任国防部长七年的经历做一全面的描述。这将使读者了解我叙述的事件和决策的来龙去脉。但最后我决定只写越南，这样能使我全面追踪我们政策的演变历程。
我这样做有使叙述过于简单化的危险。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未能有条不紊地妥善解决有关越南的基本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面临着另外许多纷繁复杂的问题。简言之，我们同时面临着许多问题，而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我们常常没有时间进行认真思考。
这种困境并不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以及美国独有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也是大多数国家共有的。我从未看到过对这个问题富有真知灼见的研究结果。这个问题过去存在，今天仍然存在，组建新政府时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和筹划。
我认为撰写回忆录的人往往过于依赖自己的回忆。无论他们多么真诚，这样做都会使人们回忆起自己希望记住或当时希望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我尽量依据当时的记录和资料，使这种人为的错误降低至最低限度。我不是机械地大量罗列有关的文件和证词，而是力求以忠实于历史的方式组织这些材料。对于那些认为我的叙述只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人，我只能说，这是我依据迄今能够得到的资料做出的我认为最接近于事实的叙述。我的目的既不是为错误辩护，也不是推诿责任，而是为了明确我们所犯的错误，弄清犯错误的原因，思考以后避免重犯的方法。
越南问题以及我的卷入严重影响了我的家庭，但我不会详细叙述这方面的情况。我这么说，内心并不轻松，从本质上讲，我是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有许多更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讲述我国在越南的经历，过多地探究我个人的荣誉、成就、挫折和失败并不可取。
回顾越南问题时，我常常想起三十年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宣誓就任后的令人兴奋的几天里玛格丽特让我注意到的几句诗，是T·S·艾略特的《小精灵》中的几句： 我们不应停止探索我们探索的终点将是我们出发之所在和安天知命之时我还未停止探索，还未充分了解天命，但是我经历了自我暴露和自我发现的历程，所以我认为我对越南问题看得比六十年代时清楚得多。这的确是一个新的起点。
那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从我们的经历中能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大道在林间一分为二，我踏上了那条暂短之途，不同的结局竟由此产生了。
—— 罗伯特·弗罗斯特：《意外之途》。
约翰·F·肯尼迪就职的次日，是我一生中最感自豪的时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整，与其他九位被任命的新部长一起，我们聚集在白宫的东厅，等候宣誓就职。我们排列成一个半圆的队形，正好位于那架枝形水晶吊灯下方，面对着身着黑色礼服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我与同伴们众口一词地完成了誓言。总统和夫人、国会要员、以及我们的家人目睹了这一仪式，随后，总统上前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我是美国第八任国防部长，并且是到那时为止最年轻的一位。但是，在到场的人中，我还不是最年轻的人物，尽管，当时我只有四十四岁。总统只有四十三岁，而罗伯特· F·肯尼迪时年则仅为三十五岁。与这里的许多人物相同，我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军官。约翰·F·肯尼迪总统相信，我会用工商界的管理技能来处理军事事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统计控制管理的军官，我和一些来自哈佛的同僚们已经这样做了。再次应召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我感到极度兴奋和激动。
我进入白宫东厅的历程开始于旧金山。人们的欢庆场面，在我心灵中留下了最早的记忆。那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当时我只有两岁。人们的欢庆不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且他们还认为，美国和其盟国的胜利将标志着所有战争的终结，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非常坚定地相信这一点。
显而易见，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正在步入一个血腥残杀的时期，迄今为止，它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球上一亿六千万的人口，正丧生于这一时期。
一次大战时的生育高峰造就了我，到一九二二年我上一年级时，它也导致了教室的极度短缺。我们在一间木板搭成的棚屋中上课，住宿条件也极为简陋，但教师却是出类拔萃的。每到月底，她总要进行一次测验，然后，根据同学们的成绩重新分配座位，名列榜首者将会坐到最左边一行的首位。
我下定决心要占据那个位置。班上的同学大都是WASP——白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信徒——但是，阻挡我登上前排首席的强劲对手，却总是那些中国、日本和犹太同学。每当经过一周的刻苦学习后，我都要与邻居的朋友们一起玩耍，度过两天的周末，而我的对手们则会去自己民族的学校，学习他们祖先的语言，接受他们那些历史悠久、颇为复杂的文化熏陶。星期一他们再次返回我们的学校，与那些爱尔兰血统的同学一争高下。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们取胜的次数是寥寥无几的。
在学业上争当第一的动机，与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父母都未能踏入高等学府的殿堂（我父亲从未接受过八年级以上的教育），他们强烈地期望我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意愿左右了我的人生。
每当人们回首以往的岁月时——就我而言，回顾以往的七十八年时——总能发现某些事件，对他们的成长和信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里我想提到三件事。
“大萧条”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三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整整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由于无法养活自己的家人，一位同学的父亲自尽身亡。另一位朋友，她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激烈的工人罢工活动极为常见。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西海岸海员罢工期间，旧金山码头区的房顶上，都架上了机关枪，用来对付码头上发生的战斗。一次，在市场街上，我亲眼看到一位码头工人追赶一位男子，他说此人是个工贼。他将那位男子打翻在地，把其一条腿的膝盖压在路边的台阶上，脚踝仍托在路面上，然后，拼命地跺踩着其小腿，直至踩断了腿骨。这一可怕的暴力场面，使我久久无法平静。
一九三五年仲夏之季，为了挣够下个学期的费用，我去工会职业介绍所，找到了一份海上的工作。亲身经历了那些环境，使我懂得了为什么那些暴力行为一触即发。作为一名普通的船员，我随SSPeterkerr号货轮出海航行了。每月的工资为二十美元，船舱中的淡水时有时无，床铺上的臭虫随处可见。一天早晨，我特意数了数，一条腿上竟有十九处被咬的伤痕，饭菜也总是难以下咽——一次航程下来，即使像我这样年轻力壮的人，体重也下降了十三磅。这种经历导致了我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工人们的同情，他们的苦难境遇至今仍萦绕于我的脑际。在汽车企业中担任行政领导之时，我曾大肆推崇过沃尔特·鲁瑟等工会领导人物。在五角大楼时，我也曾试图将一位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官员杰克·康韦召到麾下，担任我的人力资源助理。
第二和第三件事是相互关联的：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结识玛格丽特。我进入了加州大学，因为，这是一所唯一我能负担起费用的名牌大学。每年的学费为五十二美元。伯克利向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块历史、理念、伦理道德价值、学术水准和智力水平都在推陈出新的天地。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教务长门罗·多伊奇取得了常人无法取得的成就，尽管该校的财政来源完全取决一个以农业为主、颇具保守色彩的州际立法，但是，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门罗·多伊奇仍然设法倡导了一种自由辩论的开明校风。四年的时光，使我领略了正义、自由的真正含义，懂得了权利与义务的相辅相成，这些知识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大学的生活也为我未来的另一方面铺平了道路。在第一周的校园生活中，我就结识了玛格丽特·麦金斯特里·克雷格。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梅达，是一个活泼可爱、颇具魅力的姑娘。七年以后，我们结成了夫妻。玛格丽特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平衡、力量和欢乐，她弥补了我每一个方面的不足。她天生聪明伶俐，热情开放，温柔可爱，活泼外向，深受众人的宠爱。如果没有她的存在，我将无法取得现有的成就。
我挑选了经济学作为主科，而把哲学和数学作为副科，对未来的职业并未做特殊的考虑（按照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学习经济学的良好前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教育背景中的某些重要时刻却来自哲学和数学的课程中。伦理课迫使我去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念，逻辑的学习则向我展示了思维的活力和准确性，而数学课的老师则告诉我，应将数学视为一个思维的过程——它是一种语言，虽然不能表达全部。但足以表达人类的大部分活动。它给予我意想不到的启示，时至今日，我仍将数量关系作为一种语言，它有助于我更为准确地看待世界。当然，在道德、美和爱情等问题的纠纷上，数量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当我们克服贫穷和财政赤字，或防止国民卫生计划失败时，它则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此外，预备军官训练队的经历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而当时我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此点。伯克利是一所享用政府的土地，利用公共开支经营的大学，因此，那时每一位男性学生都必须接受为期两年的军事训练。我申请了一个必须四年之内完成的海军训练计划，但由于视力不佳，没有如愿以偿。这样，我只好在陆军预备军官训练队中服务了两年。
据我所知，在那些年中，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军事问题。我和同学们也都毫无例外地认为，这些训练只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形式，与我们的世界毫无关系。军训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勉强列队从校长面前走过，接受了他的检阅，然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扔掉了枪支 ——让它见鬼去吧！那些年代中，我们对诸如乔治·马歇尔、哈普·阿诺德、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等一代职业军官的行为极为不解，他们义无反顾地坚守在那一不被人们重视的岗位上。不管经济是否萧条，马克斯威尔·泰勒等人都完全可以辞去职务，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为自己挣上一笔不小的财富。然而，他们毅然选择了为国家服务，并且在灾难降临时，拯救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会永远感激他们。
离开伯克利之后，我进入了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为了适应将来获取一份工作的需要，我涉猎了各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绝大多数师长似乎确信，赚钱是商业的唯一目的，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人，包括我的财政管理学教授罗斯·G·沃克和市场学教授埃德蒙· P·勒尼德，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商业中的首领不仅应对其股东负责，也应服务于社会，尽其职责，一家公司在为自己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应满足社会的要求。我认为，罗斯·G·沃克和埃蒙德·P·勒尼德都会欣赏这样一句话，“仁慈之心和精明的头脑并非水火不能相容”。这也成为了我一生中的座右铭。
哈佛的确令我入迷，但思念加州的情感却也占据在我的心间。一九三九年刚刚毕业，我就返回了旧金山，接受了一份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次年夏天，商学院院长华莱士·多纳姆要求我返回学校，担任初级的教学工作。
院长需要一个即刻的答复——此时距学期的开始仅有六周的时间——但是，我告诉他，我个人无法做出最后的抉择。
我解释说，我已经向一位女士求婚，如果我说服她嫁给我，我将会返回哈佛，否则，答案就会是否定的了。此时，玛格丽特正在度假途中，她与其母亲和姑妈正驾车横穿美国大陆。在巴尔的摩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我终于找到了她们，通过那里的一架付费电话，她听到了——并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在返回加州的途中，她意识到已几乎没有时间为婚礼做准备，所以，从明尼苏达的雷德温，她发来电报，“该印制婚礼请帖了——你的中间名叫什么？”“斯特兰奇” ＇ 译者注：斯特兰奇一名在英文中与“奇怪”一词字母相同，均为Strange，故造成了玛格丽特下面的误会 ＇ ，我回电道。这一名字也是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奇怪也无关系，”她又回电问，“名字叫什么？”
我们住进了剑桥市一套一间居室的公寓——我们只能在浴缸中清洗餐具——但一年多的生活却是极为美满的，即使在梦中也不过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五个星期之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商学院与美国陆军航空兵签订了合同，培训统计管理军官。航空兵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当闪电战的攻势在欧洲开始之时，我们已有将近一千八百架飞机和五百名飞行员。到一九四○年五月希特勒入侵法国时，罗斯福总统发出号召，每年至少要生产五万架飞机。其结果似乎是，陆军在一夜之间发现，它所试图管理的，正是国家中最大和最复杂的企业之一，因此，它不得不向哈佛伸出了救援之手。
航空兵统计管理项目的主管是一位风风火火、极有才华的青年军官，被称为查尔斯 ·B·桑顿。他的工作成效直接影响到空战方面的部长助理罗伯特·A·洛维特的工作。罗伯特·A·洛维特几乎已经江郎才尽了，曾几何时，他还是一位蜚声纽约金融界的投资银行家，精通关键信息的处理和利用。但是，他接手的航空兵却缺乏正规可用的信息，以致于无法依据那些现有的资料来定出行动的计划和方案。
查尔斯·B·桑顿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管理系统。不久，不管美国空军飞往何地，安置在各个单位中的工作人员都能记录下一些基本的信息。诸如，飞机的状况（临战前的准备、维修情况、故障情况），人员状况（受训类型、伤亡情况、补充的需要），以及行动状况（飞行任务的次数和类型、攻击目标的情况、成功的程度和人员与设备的损失的情况等等）。根据这些报告，司令官将可得到一份最新的图样，记录美国空军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及其弱点。查尔斯·B·桑顿的兴趣并非仅仅在于建立一个工作人员的王国，他的思想更为深刻。他认为，如果聪明地利用，这些系统和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赢得战争。这正是统计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为成为其中一分子而感到激动不已的原因所在。
渴望为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和几位同僚接受了多纳姆院长的请求，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教学工作。一九四三年初期的日子里，战争部要求我和另一位年轻的教授迈尔斯 ·梅斯直接与美国第八航空队一起工作，它刚刚在英格兰被建立起来。尽管，我们最初是作为非军事的咨询人员进入战争部的，但有迹象清楚地显示，不久之后，我们就会接到军官的委任书。
基于两点理由，迈尔斯·梅斯和我都可免服军役——我们都在军校任教，并且我们的孩子都还小——但是，我们都接受了请求。没有玛格丽特的支持，我从未自愿或者说能够自愿做出某些行动，尽管要做出明显的付出，她还是非常热情地支持了我。如果我一旦牺牲，至少。她的经济状况将会陷入困境。眼前就有令人担心的事情：按计划，我们将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伦敦。由于担心飞行事故，同僚们极力主张我购买人身保险（事实上，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在下一次航程中，就撞毁在里斯本了），我不得不从商学院院长那儿借了一百美元，以付那张金额为一万美元保险单的保险金。
在以后的三年中，我服役的地点不断变化，包括英格兰、堪萨斯、印度、中国、华盛顿特区、太平洋和俄亥俄。在运用中，查尔斯·B·桑顿的方法也总在不断地变化，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事务和机遇，这样，到一九四六年一月离开军队时，我已升至了中校军衔，并荣获了由航空兵首领哈普·阿诺德将军颁发的功勋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时，玛格丽特和我正双双躺在病床上，我们患上了骨髓灰质炎，住进了俄亥俄州代顿的航空兵地区医院。我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大约六周之后，就基本痊愈了。玛格丽特的情况却非常严重，有一段时间，医生曾说，她会丧失抬起胳膊和腿下床的能力了。那年秋天，在哈佛医学院院长的帮助下，玛格丽特转入了巴尔的摩的儿童医院，这里的矫正学医疗技术是国内第一流的。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的治疗，以及玛格丽特的生命活力和她的顽强意志——终于使她得到了康复。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极为高昂的费用。
与此同时，查尔斯·B·桑顿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召集那些曾在他手下工作的老兵们，组成一个整体，从事民用事业的工作。按照查尔斯·B·桑顿的想法，我们将会寻找一家需要按现代水平进行重新组织的大公司，由它来一揽子雇佣查尔斯·B·桑顿和他的团队。这一大胆无畏的计划正是查尔斯·B·桑顿风格的典型写照。当他要求我作为他的副手加入这一团队时，我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其想法，我解释说，我和玛格丽特想要重返哈佛，找回我们失去的生活。
查尔斯·B·桑顿仍然锲而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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