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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⒄贡叩亟逃�”放在施政重心中，排在“厉行经济建设”、“加强民族联系”之后的第三位。他推动创办了不少学校，经常到学校视察、讲话。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祖父的文章、著作和讲话中，可以看到不少表示重视教育的地方。比如，从祖父在西康建省（1939年）不久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看到，在省政府成立之前他主持建省委员会期间，就已经把教育放到重要位置上了，而在省政府成立之后，则做了更有规划的推动：“西康边区，建省不久，过去的教育，无可讳言的比之内省，落后很多。记得自从建省委员会移康以后，本人主持省政，对于教育就非常注意，截至省府成立以前止，所有康省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进展。今年省府成立以后，即参照本府过去施政经验，并且针对目前需要，权衡缓急，分别轻重，拟定教育行政计划及中心工作，总期能够在此抗战建国的当中，完成所负的重大使命，提高文化，启发民智，使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教育与政治互相呼应，借教育力量，融合各民族感情，增加抗战实力。”在推动教育事业方面，祖父既论道，又行动。从西康建省4年（1943年）时祖父关于发展边疆教育的讲话中，可以略窥当时边疆教育发展的一些面貌：“本省康区十八县一设治局，及宁属倮族居住地带之学校，截至本年止，共有省立边民小学三所，共五班，共有学生一百三十余名；省立小学十二所，五十八班，学生一千四百余名。县局立小学二十二所，六十三班，学生一千二百余名；短期小学五十一所，二百零五班，学生八百余名。总计有边疆学校八十八所，三百三十一班，学生三千六百余名。”这样的教育规模已经超过当年赵尔丰经边推动教育之时。
“在赵尔丰经边时代，以清廷信任之专，四川接济之厚，每年仅有学生二千名，今则经费不及往昔之多，而每年学生已达三千六百余名”。但祖父并不以此为满足，仍要求下属继续努力：“或许大家要说，不是已有很大的成功吗？诚然较之从前，确有不少进步，不过大家要明白，在整个世界不断进化的过程中，这点进步，却算不得一回事，我们不能以此矜夸，更不能以此满足。同时，大家还要明白，本省之进化目的，是要‘化边地为腹地’，主要的目的，就在使边地的文化和内地一样。”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上述讲话，摆成效、立目标，除了鼓励和要求下属之外，自然可以看作有自我肯定的意图在内。但即使如此，提出什么，试图肯定什么，恰可以反映其侧重之态度。我不了解祖父说到的这些学校究竟办得怎样，学生学得怎样，但祖父的重视态度是可以看出来的。祖父经常到学校讲话的情况，有的当年在校师生尚记得。热心本书出版的王燕妮有一次告诉我，她2006年到雅安、康定一带旅游，路上碰到一个叫魏勇的雅安人。不知怎的，他们聊到我的祖父。魏勇曾在康定师范读书。他说，听他的老师讲，这所学校是当初刘文辉做西康省省长时创办的；刘在康定期间，特别注重人才的培养，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学校去讲话一次，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为祖国，为康巴地区做出贡献。他的老师曾经亲自听过这类讲话。王燕妮还告诉我，她在雅安曾有一段“奇遇”。当其游山访古之际，得当地一位素不相识的长者指点得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古迹文物，又籍此辗转而拜访了在雅安的四川农大终身教授邱祥聘。邱教授194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畜牧兽医专业，后留学美国艾荷华州立大学，回国后到川大畜牧学系任教，担任过系主任。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在我国率先研究家禽人工受精技术，填补了若干技术领域的空白。王燕妮与邱教授闲谈之中，偶然讲到我祖父。邱教授说，当年刘文辉对学界人士极为尊重，每年春节，都要专门请高级知识分子们吃饭，联络感情，希望大家为西康建设贡献才智。王燕妮告诉我，邱教授已经九十多岁，对我祖父有清晰的印象，建议我如果有机会应该去看望这位老前辈。恰好，2007年秋季我到成都参加由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世界银行、成都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会前得暇，遵父亲嘱咐到雅安看望几位高龄老人，此时，我想起邱教授，于是请王燕妮代为联系。邱教授热情欢迎我来访，并在电话中向王讲述了一段久藏心中的往事：当年家境清贫的他考取公费出国留学机会，祖父得知西康子弟有此出息非常高兴，资助了他一万块大洋以示鼓励。此事后来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连他女儿都未曾知道。可以想见，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揪斗学术权威为能事者知道这则信息，那邱教授的日子就难过了。我拜访邱教授那天是一个雾转晴的日子，气温宜人。邱教授已经91岁高龄，但身板硬朗，思维清晰。他向我谈往事，谈科研，谈教学，临别一起留影为念。按中国历法计，祖父出生于甲午年，即令中国人蒙耻的甲午战争爆发的年度。在试图使中国重新振兴的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中，祖父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深感国民素质之低下，也深刻理解国民素质低下和国家积弱的关系。而“民智低落万分”，正是“受几千年愚民政策流毒的影响”结果。因此，祖父对根植于中国政治史中的愚民政策深恶痛绝。他曾讲道：“中国的愚民政策，自秦始皇开例以来，一直施行到晚清”。“几千年以来的君主，都同样的认定，民愚则易治，民智则难治；民弱则易治，民强则难治。所以他们不惟不训练民众，而且一贯的采取愚民政策，多方设法，务使其愚，唯恐其不愚，并唯恐其愚之不甚。”“对于人民之思想，尽量束缚，使其单纯；对于士人之精力，尽量消耗，使其疲弊，务求思想单纯便于统治，精神疲敝，不暇造反。哪一个肯来训练民众，提高民智！”回顾历史，祖父认为历代君主们在愚民政策方面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带苦涩味地归纳出中国历史上愚民政策的所谓三个大“进步”：“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术，牵制人民思想，束缚学术自由，而后人反称颂不已，这是愚民政策的第一个大进步。唐朝以科目取士，宋朝以帖括取士，使一般人奔走科场，穷年皓首，不得余暇，以消磨其精神，断丧其志气，成为不问世事之书蠹，不识时务之书痴，而后人反誉为拔取真才，这是愚民政策的第二个大进步。明清以八股取士，对于文体限制愈严，对于思想束缚益深，有出入科场数十年，而终于未得一出身者，而当时人士仍以出身科举为无上光荣，这是愚民政策的第三个大进步。”读到此我想，祖父显然认定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专崇儒术的政策是愚民的重要一步，既然有此认定，他何以又如我在前面所述，向父亲建议我们学习一些包括儒家著述在内的中国经典呢？这岂不是自愚其后辈？当然并非如此。在祖父看来，儒家也好，其他诸家也好，都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儒家学说并非愚民政策之要害被祖父作为愚民政策“开例”的秦始皇恰恰是连儒家学说在内统统罢黜的，要害在专崇一家而罢黜百家。
祖父的思想逻辑是，只要罢黜百家而专崇一家，不论此家是何家，都会导致愚民。治愚需教育。但是，需发展何种教育？祖父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愚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通过某种教育得以实施的：“中国几千年来，受过教育者皆在愚民政策之下受教育，其受教育之结果，焉得不愚？”所以，教育诚然需要，但仅仅认识到此，还是不够的。那么，怎样将开启民智的教育区别于愚民教育？祖父认为，“中国这个‘愚’的问题，实在要费思索。”他试图从“教人为什么”的角度，即教育的目的和作用的角度去区分愚民的教育和开启民智的教育。为此，他使用了一个概念“知识力”。他说：“我用培养人民的‘知识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要通过发展能够提高人民知识力的教育来开启民智，而不是对人民进行束缚思想、没有知识含量的教育来致愚。当我看到“知识力”这个用语时，油然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生产力”这个概念，并猜想前者系通过对后者的一种类比联想而获得。的确，祖父在提出“知识力”时，是和“生产力、组织力、生存力”并提，构成他所谓的“四力政纲”。我的这个猜测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根据是：其一，祖父阅读广泛，对于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应当给予关注；其二，祖父和一些学贯中西、学贯“马”与“非马”的知识分子多有交往。比如，1941年和祖父一起组织“唯民社”的人中，就不乏这样的人物。从他们那里，祖父很可能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概念；其三，1942年，祖父和周恩来会谈以后，中共中央于这一年6月派员在祖父军队中安设电台，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祖父得以经常读到中共的文献。后两个有时间可考的事件都发生在祖父使用“知识力”这个概念的时间（1943年）之前。从“知识力”这个概念出发，祖父对于通过肃清文盲来解决“愚”问题的主张进行了一番评论。他说：“过去有人主张平民教育，力行肃清文盲，以为‘文盲’肃清，‘愚’的问题，就可完全解决了，这是一种极其皮毛的观察。有知识无知识，还不在文盲不文盲，书生不书生，所以我用培养人民的‘知识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段关于文盲和知识的文字，我不由想起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的“文字下乡”一节中的论述。费孝通教授谈到，“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费教授的看法和祖父的看法有相通之处。祖父当时是统治者中的一员。他何以与那些主张愚民政策的统治者不同，而极力主张提高民智呢？当然，这和他欲求建功立业、图谋政治发展，而又苦于人才缺乏有关。甚至，和他自信的个人性格也不无联系。他曾经讲过，“通常以为有知识的人难于掌握，无知识的人易于掌握，实际适得其反世界上最难掌握者，还是属于无知识、脑筋简单的人。”这些话中流露出乐见天下人有知识而治理之的高度自信。自信，确实是祖父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从更大处来看，祖父之强调提高民智，是基于他对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家、民族竞争的认识，基于对变迁了的时代特征的认识。他认为，“二十世纪是以提高民智争取生存的时代，我们不打破传统的愚民政策，不加紧训练民众，是绝对不足以图生存的。我们只看见美、英、苏、德等国的国家强盛，工业发达，科学发达，而没有看见他们精神的振作和训练民众的认真。我们可以说美、英、苏、德各国之强，其主要原因，是因训练精神而强的。”作为行政长官，祖父关注教育和社会治理、社会进步的关系；作为军事将领，祖父对于战争胜负和教育的关系亦给予关注。他很重视有近代战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在这个方面的观点。比如，他高度重视普鲁士的毛奇将军和日本的乃木大将的有关观点：“普法战争，普鲁士战胜法国，毛奇将军归功于小学教师。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乃木大将亦归功于小学教育。”由于深感教育、学习和国家兴亡之间的紧密关联，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那资源匮乏的年代，祖父也是十分强调教育工作，强调青年人要认真读书，提出“读书必须救国，救国必须读书”。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两句流行的话：‘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我可以改成这两句话说：‘读书必须救国，救国必须读书’。青年是国家的中坚分子，如果读书而不能救国，就失掉了读书的意义。青年既是国家的中坚分子，要来救国家，必须要有能力，有办法，若不读书，就没有能力办法，国家又怎么救得！”教育兴国的思想在清末就出现了，并为许多有志之士所认可。祖父显然既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也认可这一理念。
然而，在从理念走向实践的过程中，还会产生诸多问题。祖父既抱教育兴国、教育兴省、教育兴边的理念，并力图通过推动教育来建其事功，立即就遇到当时的教育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问题。祖父看到现实中的诡弔：“中国自清朝末年，停废科举，兴办学校以来，国家对于教育，也并非全不注意；一般从事教育的人，也未尝不想借教育的方法，用教育的力量，来振兴国家民族。但是，学校办了几十年，国家民族，反转走到危亡的境地，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对此也进行了一番思考。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仅从教育角度看，也存在一些问题。祖父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的一次讲话中将以往教育未能兴国的原因归为三个方面。一是“教育与国策不相呼应”。这既有国策方面的问题也有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出在国策方面。他认为，“中国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确定的国策，教育也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时而仿效欧美，时而仿效日本；时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而主张全法外人，时而主张保存国粹；并且只是掠取外人的皮毛，舍弃外人的骨髓，得着外人的糟粕，失却外人的精华。因此教育既然漫无目的，结果当然就毫无成效。”二是“教育与生活脱离关系”。他所说的生活是社会群体生活。“人类是群体生活的动物，要有群的互助，才能求得个人的生存。可是，中国过去的教育，对于学生如何经营群体的生活，如何灌输合群的知识，如何培养爱群的道德，没有特别注意，没有致力和用功，所以一个学校之中，学生与教师，有时成为森严的壁垒；学生与学生，有时成为忤逆的仇敌。甲校的学生，同乙校的学生，闹出很深的意见；甲县的学生，同乙县的学生，酿出很大的争执。尤其是学生看不起社会上的人，社会上的人看不起学生。有了这种种错误，如何能合群？如何能爱群？在学校里就没有养成合群的习惯，爱群的心理，无怪乎出社会后，一受恶习的感染，一经势利的引诱，便会做起害群和卖群的勾当了。这是教育对群体生活不注重而发生的影响。”“教育与生活脱离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没有注意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更没有注意学生毕业后的职业。”这样，群体中存在“只能消耗，不能生产的分子，也是要大大影响于群体的”。“学生在学校毕业的一天，便是他感觉失业恐慌的开始。到社会上，没有职业，没有工作，发生苦闷，发生痛苦，于是懦弱者就堕落，狡悍者便捣乱。而社会上许多正当需要的事业，又感觉人才不够，造成‘事在找人不得其人，人在找事不得其事’的极端矛盾现象。社会之不安宁，人事之发生纠纷，政治之不够上轨道，此为最大的原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的一次讲话中，祖父进一步将教育中存在的缺陷和中国历史传统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他说道：“中国教育的缺点有三：“（一）教育与团体生活脱节学问愈高者，个人主义的程度亦愈高。在国家同时产生的人才，甚至为世人所谓的君子，每每不并立于朝。浅识者流，只知小人与君子不并立，殊不知君子与君子还是一样的不并立。历史上小人误国者很多，而君子误国者亦复不少。归根结底，都由所受教育与团体原不发生关系，所以一旦主持团体事业，去过团体生活，很容易把团体弄坏。“（二）教育与生产技能脱节在这里，可以找出极流行的两个证据：一个是把人分成‘士、农、工、商’四类；一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俗语。大家想想，为‘农’为‘工’为‘商’，就不需要教育吗？假定农有士，工有士，商也有士，那么，为什么把士、农、工、商四者拿来平行序列呢？这是显然‘士’与‘农、工、商’脱节。大家又想，从事‘万般’事业，就不需要教育吗？假定需要教育，为什么万般都是下品只有读书才高呢？一高一下，这又是证明‘读书’与‘万般’脱节。“（三）教育与生存条件脱节中国在先秦时代，文武本是不分的，六艺之教，其中有射、御二项。小之，锻炼个人体格，以求个体之生存；大之，学会了弓、矢、车、马的运用，就可以打战，以求国家之生存。到秦汉以后君权强化时代，君主为了达到‘弱天下之民以强君之一身’的目的，施行了‘弱民政策’，不但文武分途，而且重文轻武，演到今天，民族体格日渐衰弱。文人以‘文弱书生’自称，武人以‘一介武夫’自命。因此，诚然文人不能打战；武人也未必会打战，这就是由于教育与生存条件脱节的结果。”鉴于以往教育的缺陷，祖父认为，在发展知识力方面，“应该根据‘反其道而行之’的原则，第一要‘知识与团体结合’，第二要‘知识与生产结合’，第三要‘知识与生存结合’。简言之，就是要实施团体训练、生计训练和军事训练。”显然，这里已经涉及到人格培养和知识结构问题：团体精神和人格培养有关；发展与团体结合、与生产结合、与生存结合的知识，也涉及价值观和人格培养；既然不是任何知识都能够与团体、生产、生存相结合，那么能够与团体结合、与生产结合、与生存结合的知识，则涉及知识结构。当然，这些问题不是一个“知识力”概念能包容的。

人格培养涉及价值观、伦理观的形成，而不仅仅是知识成长可以解决的。知识结构则涉及向什么方向发展知识的问题，它也不是知识力的强弱所能体现的。事实上，祖父在有的讲话中注意到忽视教育在人格培养方面的功能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他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中的一个好传统就是注重做人：“中国古代的教育，先从洒扫应对教起，就在做人的基本道理着手。”但是这个传统正在被丢掉：“中国近几十年来，对于这点，完全忽视，所以造就出来的学生，完全是个人主义者，不知有国家民族，也不知有家族社会，以致造成现在物欲横流的现象。”他强调通过教育要“养成健全的人格”。至于掌握和生产、生存相结合的知识，祖父从中国传统中的“学以致用”观念中获得支撑。他说：“语云：‘学以致用’。本来一般求学的目的，就在拿来应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未注意职业生活而过去一般学生之未切实注意及此，也不能辞其咎。”“政府对于需要的人才，事前既没有预计，学生也多不肯实心求学，以致闹成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竭泽而渔，把自己所有的家产，多拿来供子弟读书，希望子弟有所作为，殊知适得其反，子弟未读书以前，尚可为农、为工、为商，不失为一个佳子弟。及读书以后，反转成一个废人。”“加以中国几千年的‘士农工商’‘士’高于一切的观念，大家趋于一途，鄙视生产的工业实业，因之国家只有消耗，没有生产。”“加以公务人员文官制度尚未确立，用人不循途径，养成一种奔竞、夤缘、倾轧、排挤的风气，斫丧政治道德。”本着教育与社会群体生活、生产技能、生存条件相结合的理念，祖父推动边地教育事业时，将之具体落实到西康特殊的社会基础和现实中来。这里的特殊性，按祖父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宗教和民族，对此，我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根据西康省的宗教和民族特点，并吸取赵尔丰经边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祖父提出了“修其教不变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发展教育的原则。他写道：“赵使经边，五六年内，兴学一百三十余所，其用力不可谓不勤。只以囿于‘用夏变夷’之观念，施教方针，未免偏激，”结果导致“校址鞠为茂草，人民且以入学为当差。是以今后西康教育之发展，在指导方针上，应一面谋求抗战之需要，同时应本‘修其教不变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之原则，酌察环境，因地制宜，俾能适应其特殊之需要，而获平衡之发展。”在“修其教不变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下，祖父提出了发展西康边地教育的若干要点：（一）应根据抗战之需要及本省特殊情形，改订学制，并改变课程之内容，废除不合实际需要及违反民族生活情形之学科，而教授适合康地社会与抗战要求之课程。（二）一般的注重职业教育与民众教育，创办大量之职业学校，补习学校及民众日校、夜校、识字班等。一以增进人民生活知识与技能，一以提高人民文化之水准而加强其国家民族之观念。（三）应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干部人才，以适应今后军事、政治、民众运动及边疆事业之需要。（四）应由省县政府各尽最大最善之努力，赞助康民发展其固有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