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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往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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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花椒味的盐腌制腊肉，大概是四川腊肉和湖南、广东腊肉不同的地方。等花椒盐冷却以后，把它仔细地抹在准备腌制的大块肉上。抹好盐的肉要放到缸里，上边压上一块石头（压石头的作用我没有问过，大概是便于把肉中的水分挤压出来），然后把缸封住。过了一个月以后，开缸，肉就腌制好了。接下来的工作是烟熏。在史家胡同，烟熏过程是这样进行的：找来一个大花盆，里面放上些锯末、干松枝和松果；找几根棍子支成一个架子，把腌制好的肉吊在架子上，悬在花盆上面；在花盆的锯末里放一小块炭火，使锯末生烟，但不能着成明火；为了使烟能更集中地熏在肉上，在挂肉的架子上笼上点纸。就这样熏上几天，一块川味熏制腊肉就做成了。熏的天数依个人味口要求而不同，一般两三天即可，在北方的天气里，熏时间长了，肉就可能咬不动了。吃的时候，从大块腊肉上切下一块，或蒸或煮皆可。因为投入了劳动，所以吃的时候，总觉得自家做的腊肉特别好吃。暂时不吃的腊肉，在四川，还有许多南方地区，通常是挂在房梁上或房檐下通风保存，但这个作法到北方行不通。张师傅说，粟裕大将家的厨师按南方的习惯把腊肉挂在房檐下，结果等到要吃的时候，拿斧子劈都劈不动。还有一项颇有乐趣的自制食品工作是磨汤圆粉子。在成都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直径约一尺的石磨，那是用来磨黄豆做豆酱、豆花，磨江米做汤圆、年糕的工具。到北京来时，舍不得丢掉，就带来了。到北京以后，品尝了江米干粉滚制的元宵，南来的一行人一致认为远不如四川水磨粉做的汤圆，于是，小石磨在春节前就被启用了。那时，北京市面上买不到现在每家超市中都有的水磨江米粉包的汤圆，自制几乎成为享用这种美食的惟一途径。在磨粉之前，江米先要用水泡。小石磨被架起来，下面放一个大盆盛接磨好的水粉。石磨分两层，上层有一木把，是用来转动磨子的，还有一个洞，用于加料。磨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一人转磨，一人加料。母亲带着我们5个孩子，连玩带干，一个晚上就把春节期间要食用的汤圆粉磨出来。磨好的粉，先装到一个面口袋里，把水挤压出去，就可以用来包汤圆了。暂时用不了的，晾干后还可保存一些时日，供日后再用。但不能保存时间太长，时间太长，味道会发酸。至于汤圆的馅儿，也是自制，有豆沙、黑芝麻等多种。我家的习惯是春节早上吃汤圆。一早起来，母亲就操持这件事，我们几个孩子也积极参与。包汤圆没有包饺子复杂，不需要那些折叠的技术，但是因为江米面没有小麦面那样有韧劲，容易散，所以手头要轻柔一些才能把汤圆包的圆润光滑。客人来串门，只要还有汤圆粉和馅儿，家里总要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供品尝。吃过我家自制汤圆的人，都是赞不绝口。逢临春节前磨汤圆粉，这在家里一度形成惯例。离开史家胡同以后，父母家里一度还保留着这个传统活动。随着改革开放，食品丰富，市场交易带来了各地美食，包括四川汤圆，自做不如购买，这个家庭传统也就被比较成本所改变了。
第二十一章“自然灾害”时期
到北京以后，饮食上由在四川时的几乎顿顿米饭，变成一半米一半白面，初时感觉不太适应。吃馒头总觉得不如吃米饭顺溜，好像有点噎嗓子。但不久就发现，更噎嗓子的棒子面窝窝头的数量增多了，相比之下，馒头成了上品，更不用说米饭了。伴随这种变化，我们听说，国家正经历着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在1960、1961、1962这三年中，“不够吃”成为一个流行的话语。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倒并没有觉得吃不饱，除了上述粮食种类的变化之外，突出的感觉是肉、蛋、豆制品等副食品显著减少，肚里缺油水，变得更馋了。我们几个孩子中，恐怕经常尝到饥饿滋味的是大弟弟世昕。他从小个子就长得高大，我上三、四年级时，他还在幼儿园，但个子已经和我差不多高了。在幼儿园中，因为食品短缺，所以一个年级的孩子不论个子大小，都是按同样数量供给食品。这样，个子大的世昕常常吃不饱。记得他和小弟弟每天傍晚乘幼儿园的儿童车一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我饿。”母亲照常会拿出一些点心给他们吃。他们跑到祖父、祖母屋里去问候的时候，祖母也总是从桌子旁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些点心给他们吃。那时，点心是按人定量供应的。对哥哥、姐姐和我，父母实行自我管理的“包干”制度，即按定量买来以后，由我们自己保管并自行决定在何时吃掉。而两个弟弟的定量供应点心，则由母亲管理。其实，父母的点心，也基本上给弟弟们吃了。母亲的一个表姐，我们叫表姨妈，居住香港，有时寄来一些侨汇券，可以在侨汇商店去购买东西。母亲买来点心，便分发给我们，她自己基本不吃。那段时间，母亲身体不好，还出现了浮肿，正是营养不良所致。祖父、祖母除了定量供应的点心之外，还可以去买高价点心，祖母拿给孙子们吃的点心，部分出自此。有一次祖父生病，在协和医院住院，放学后我去探视。进病房后，祖父笑着递给我一个小盘子，里面放着一块蛋糕。那是医院给高干病房提供的待遇，祖父留给我了。我迅即吃完。那是一块中间夹了薄薄一层果酱的分层蛋糕，今天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但在当时却觉得香美异常。这大概是我感觉最好的一次吃蛋糕经历。因为肉类极度缺乏，一些有条件的部委，便偶尔组织人到野外打猎。林业部有一次给家里送来半只野黄羊，就是打猎所获。见如此猎物送来，全家上下，情绪热烈。张师傅烹制以后，除了母亲和我之外母亲天生不爱吃羊肉，我则被小时候在成都的那次变味酥油糌粑收拾得好几年不近羶味其他人都足足吃了一餐。第二天，野味的火力上来了，两个弟弟都皮肤过敏，浑身起了无数红疙瘩，但大人们都无事。在那几年中，每隔一段时间，祖父就带全家去下一次馆子，补充点油水，解解馋，四川话叫“打牙祭”。那时不似今天，在外面吃饭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令人兴奋。主要去的餐厅是两家，一家是位于西单南绒线胡同里的四川饭店，一家是在北京展览馆旁边的莫斯科餐厅。两家餐厅建筑各异，菜味尤殊。绒线胡同里的四川饭店是在一座四合院内，古香古色；莫斯科餐厅开在哥特式的北京展览馆（1950年代为苏联援建，最初叫苏联展览馆，后更名为北京展览馆）的辅建筑里，欧洲风格。川菜是荤素搭配，麻辣酸甜，百味兼领；俄式西餐则是肉食为主，咀嚼为快，品尝次之。四川饭店的主厨是张师傅的师兄，祖父与之熟悉。祖父带全家到四川饭店兼有乡土情思。莫斯科餐厅的服务员是俄国人，表情中严肃和微笑杂糅，彬彬有礼，亲切而令人有距离感。在“自然灾害”的那几年中，我们虽然比原来更馋，但还有解馋之处，家里的生活状况比一般同学家要好得多。后来，再更多了解到一些地方的饥饿情境，真感到我们的生活好得令人不安。食品到哪里去了？我们在学校和其他宣传场合被告知，除了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外，还是“苏联修正主义者”单方面撕毁对中国的援助合同，并不讲信用地要求中国提前还债所致我们的一部分农产品用来抵债去了。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夏季是经济走出低谷的转折点。暑假中，祖父、祖母到青岛避暑，张师傅跟去了，家里由母亲做饭。有一天，母亲上街去买来豆腐泡、萝卜、土豆、西红柿、还有一些肉，在砂锅里做成一大锅烩菜。那一餐是放开了吃，吃得真痛快啊！母亲说，可以买到好多菜了，豆腐泡是排队买的，不限量了。那年，市面上有大量的西红柿卖，价格便宜。坊间流传着一个对比：在苏联买一斤西红柿的钱，在中国可以买一麻袋西红柿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苏修的日子一天天坏了。
第二十二章在颐和园避暑从1960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每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都安排祖父避暑或疗养，避暑安排在颐和园、大连、青岛，疗养则去过广东从化。暑期到大连和青岛是哥哥跟着去的，冬季到从化则带了表妹王瑛。三次到颐和园避暑，我间或去住过。我因为在学校担任少先队干部，暑期常有一些事情，还要到业余体校训练，不便在颐和园长住，故常往来于颐和园和史家胡同之间。到颐和园门口，只要和工作人员说是去“介寿堂”（这是颐和园中避暑疗养管理处所在地），便可通行了。1960年和1961年的两次，祖父被安排住在颐和园长廊西侧，听鹂馆旁的“景致天成”，即门口有一块写有“怀仁憬集”的那个院子。现在那里已经对游人开放，有商店和喝饮料的场所；1964年暑期则住在长廊东侧的“养云轩”。这是一座门口有几节台阶的院子，圆月亮门两侧的石条上刻有一幅对联。上联是“天外是银河烟波宛转”，下联是“云中开翠幄香雨霏微”，横批“川泳云飞”。门前有一个种有荷花的小池塘。“养云轩”现在未对游客开放，是颐和园职工的休息场所。院内除了居室，还设有厨房，可以自家开伙做饭。如果自家不做饭，则可以到长廊北侧的一个院落“介寿堂”中用食盒取饭。为方便起见，一般都采用后一种方式。在颐和园居住期间，祖父、祖母每日清晨都要“转山”。他们通常是由万寿山一侧沿山路上佛香阁、众香界一带，从另一侧下山，然后有时顺长廊、有时绕后湖回居所。那时，后湖的苏州街尚未重建，有残垣断壁，无楼阁店坊，更无今日隔栏售票之事，十分清静。祖父、祖母行于林间的时候，不时在松树边停下，深深地吐纳。他们喜欢树木，祖父在评价一个休憩地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有大片树子就好。”他习惯把树叫做“树子”。晚饭后，他们总是在昆明湖边散步，然后回居所。逢星期日，父亲、母亲有时也会来。他们来以后，母亲主要是和我们一起在公园里转转，父亲则主要是陪祖父、祖母聊天。我们几个孙辈如果住在颐和园，有时也随祖父、祖母去转山。但他们走得慢，跟他们走一会儿，我们便忍不住了，跑开自己去玩，剩下警卫员跟在他们后面。那时，我们把山上的大路小路跑得烂熟。万寿山一带跑熟了，昆明湖南边和西堤的荒凉地带就成了最吸引我的地方。那时，那些地方没有现在的砖石铺设的大路，没有许多高大的树木，没有修缮完好油漆一新的建筑，没有修砌整齐的台榭，没有“水师学堂”、“耕织图”这些园中园式的景点，那里有弯曲的小路、芦苇、毛桃树，有许多色彩鲜艳而各异的小蜻蜓。那是游人很少去的地方，充满野趣。我们几个孩子经常跑到那边去玩。在那里，我发现毛桃树干的裂缝中渗出的树脂我们叫“桃胶”特别粘稠，而且可以采集到很多，这使我很高兴。我那时喜欢做一些东西，比如，矿石收音机、帆船、木手枪，常常需要把小木料粘起来，而商店里买的那种粘纸的胶水是粘不稳木料的。小学教体育的王仲生老师，教我用喷漆水（丙酮）泡破碎的乒乓球或废旧牙刷把，可以制成粘性很强的“化学胶水”。但是丙酮挥发性很强，瓶盖如果不严密（通常总不是很严密），不久就挥发掉了，制成的胶水结成坚硬的板块，无法使用，还要再用丙酮来溶化，造成浪费。发现桃胶以后，我想这下也许找到免费的优质胶了。我兴高采烈地采集了不少，把它们捏在一起，差不多有直径七八公分的球那么大。回到住处，我到厨房找了一个小锅，把已经开始干结的桃胶放进去，加上些水，想把它熬化成液体，以便日后使用。然而，一熬才发现，桃胶变得软软的，却粘性全无。这使我大失所望。后来，听大人们说，桃胶可以入药。现在想起来，熬过的桃胶如果入口，那口感可能和银耳羹有相仿之处。虽然寻找胶源失败了，但是我和弟弟们到昆明湖南和西堤去玩的时候，采集桃胶的兴趣仍然不减。从一棵又一棵树上发现桃胶，把它们抠下来，粘在一起，越集越大，本身成了一项可见到成果的游戏。这也许是向人的采集本性的一种复归吧。我们采集的那一大团桃胶，从颐和园带到史家胡同家中，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坚硬1964年住在“养云轩”的时候，还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那次，我和哥哥与警卫员张连奎住在院子西侧的房间。夜里，我在朦胧中忽然听到一声短促的拉开手枪枪栓的声音，睁眼看时，门开着，张连奎已经不在屋里。在史家胡同23号，我常去看警卫员们练习瞄准，看他们装卸手枪、擦枪。他们擦完枪装好之后，总要拉枪栓试一试。也许对拉枪栓的声音听多了，所以，我在朦胧之中听到这种声音，马上就警觉起来。我赶紧下床，趴在门槛边向外张望。外边静静的，没有什么异样。一会儿，张连奎回来了，手枪的机头张开着。他说，他听到外面有动静，吃了一惊，出去巡视了一圈，确信没有问题。经此一折腾，睡意跑了，我又和他聊了一阵才睡。想起来，当警卫的人真是不容易。
据我零星的感受，中央对警卫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祖父有一次到外地避暑，一个警卫员为了联系工作方便，顺口向对方说他是秘书，此举使这个警卫员受到他上级的严厉批评。这种事情放在今天的地方工作中，也许不是什么问题。祖父的警卫员中，我和张连奎聊的最多。他最年轻，但据说枪法最好，这种本领在那个时代的男孩子中是最容易引起尊敬的。我那时受中国战争影片和描写战争的小说的影响，对传奇人物常常使用的驳壳枪的造型有特殊的偏爱。于是，我就动手用木头制作。但这种枪在1960年代的中国军队中已经见不到了。为了搞清楚这种枪的复杂造型，我到军事博物馆去看过两次，并画下图来。看我做枪，张连奎告诉我，他在入伍前给县领导当警卫员时就是用驳壳枪。这使我非常高兴。在制作过程中，经常问他做得像不像、哪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一类的问题。这样，我完成了一把木制驳壳枪的制作。因为木头厚度不够，我觉得不太满意。后来找了一块厚薄合适的木条，做成很逼真的驳壳枪上半部，而下半部因为找不到大小合适的木料，没有继续做下去。前两次在颐和园避暑时，我单独从家里过去，是坐公交车。我记得是坐11路无轨电车到终点站，再换32路汽车到颐和园。1964年暑期去的时候，又多了两种手段。一种是骑自行车。哥哥上中学以后，开始骑车上学，我也学会了骑车。那时西直门西北都是郊区，人们把北京动物园习惯称为“西郊动物园”，紫竹院向北是林荫道，道路两侧都是田野，骑车很是惬意。还有一次，我坐车到西直门以后，突然想走着去一次，以练习腿力。于是，顺着32路公共汽车路线一路走到颐和园。从史家胡同到颐和园大约30多里，从西直门到颐和园大约20里，距离虽然不是很远，但是对小学生和初中生骑车、步行来说，也不算近。对于我们骑车去、走着去颐和园这样的举动，祖父、祖母都是表示赞同的。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听他们对我们说过“不要太累了”这样的话。
第二十三章“共产党最了不起的地方”
祖父到北京后做的一件事是写回忆文章。他的回忆后来以“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为题最初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1979年，三联书店又以同样的名称出了他的一部文集，文集中的第一篇，就是他的这篇回忆。这件事情，使祖父得以对自己的经历再做一番思考。据父亲回忆，祖父曾向他讲，共产党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能够把一个想法一竿子插到底。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有一套有凝聚力、动员力的理念和纲领；其二是有一套强有力的组织系统。祖父之所以有此体会，和这两点也正是他在从政过程中试图着力也多有困惑之处有密切关系。父亲曾向我说，从1920年代后期祖父进入政坛直到1949年起义以前，为了凝聚政治和军事力量，祖父非常重视干部训练，为此办了各种训练班。热衷于训练干部在他那一代人中甚至构成他的一种个人特色。父亲回忆说，解放后在重庆，他曾见到贺龙和祖父打趣地讲，你训练部队还真是很有成效，我们改造起来很费了些劲。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祖父在这个方面的着力。因父亲有此一说，我后来在阅读祖父的讲话和著作时，也就对这些方面有所关注。比如，读祖父在西康培训干部的讲话时，就可以看到他的确做了一些思考，并迫切感到当时“政纲”的缺乏和必要。他说：“我感觉目前中国政治问题，在先求‘有’轨道，次求‘上’轨道过去，外国政治家常批评‘中国政治没有上轨道’。这句话从表面看来，可以说把中国政治骂得非常利害，可是，回头自己仔细检讨一下，中国政治是否已‘有’轨道呢？如果自己还‘没有’轨道，别人说我‘未上’轨道，这简直是过分恭维了。因为政治要‘上’轨道，一定要先‘有’轨道可‘上’‘政纲’是什么？在我的解释：政纲即是政轨。目前中国的政治问题，如何使‘有轨’，比如何使‘上’轨，更为严重。所以，我觉得政纲的研讨，这是非常需要的！”他试图以一套纲领和理念来统领其行动。在搞西康建设时，祖父提出的纲领被称为“四力政纲”。所谓“四力”者，指的是“人民的组织力，人民的知识力，人民的生产力，人民的生存力。”他说，这“四力政纲”虽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新发明，但却可以说是他“最近研究政治的一个新心得”。祖父虽然有不断研究并总结心得的习惯，但至少在一段时间中，如父亲所说，他自己内心深处总是感觉缺乏一个透彻的、能指出光明前途的理论，一个理念。这种迷茫状态以1930年祖父参与“二次反蒋”失败，1932－1933年在“二刘之战”中败退西康时为最甚。此后，为求政治生存，祖父开始走亲共道路，并加强和民主人士的联系，在和新的政治力量的日益增强的联系中，其政治理念逐渐变化，找到新的方向。事实上，“四力政纲”也正是在受新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从前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到，在祖父提出的“四力政纲”中，“组织力”被放到首位，可见他对这一点的重视。而这样一种排序，则和祖父深感当时中国因“散”而面临的亡国危机有密切关系。他说：“一般都知道政治上有四大病根：第一个病根是‘散’。‘组织力’就是解除这个病根的所谓‘散’，就是‘散漫’的‘散’，一盘‘散沙’的‘散’，都是代表无组织的意思。外国人常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是没法辩白的事实。并且，如果我们自己再虚心一点，恐怕‘一盘散沙’的资格，都还不敢大胆的承担。因为‘散沙’虽然不好，毕竟还是‘一盘’，如果变成‘若干盘’散沙，那就更不成事体了。所以组织力的建设，在中国非常重要。蒋百里先生曾言：‘中国之生死存亡关键，全在此“组织”一事。’”在提高组织力方面，祖父曾采取了一些措施。措施之一是训练人才。祖父进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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