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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往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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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和中国*政团同盟（这是中国*同盟的前身）有较深的渊源。1941年，国内几个政治派别在重庆召开会议，联合组成中国*政团同盟，推选张澜任主席。在中国*政团同盟酝酿成立期间，张澜曾多次和祖父会晤商讨，希望川康军政界负责的朋友予以合作。祖父向张澜承诺，对中国*政团同盟将在政治上配合，经济上尽力协助。此后，祖父的确是这样做的。同时，祖父也通过该同盟扩展了政治联系。
祖父虽然和中国*政团同盟领导联系密切并对该组织的活动积极支持，但在一段时间中，他并不是其成员，和*政团同盟的政治和组织关系主要是通过和张澜的个人联系去体现，对外则以同情者的面目出现。祖父和另外一些志同道合人士于1941春年组织了一个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该团体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中国*政团同盟的活动或对之支持。参加“唯民社”的有共产党员、*人士，其中大都是文化界、教育界名人。“唯民社”成立以后，创办了《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唯民周刊》等刊物，以及书店、报纸，宣传抗日和*思想。关于“唯民社”的成立过程和宗旨，祖父在其回忆文章中曾有所叙述。 为了使回忆更加准确，祖父在1960年代准备写作时，曾请一些重要当事人协助提供资料。在祖父去世后搬家时，发现有的资料居然没有在“*”初期的抄家中遗失。父亲把这些材料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中，有一份是“唯民社”主要成员李相符（李是共产党员）写的“唯民社”成立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在一九四一年间，当时蒋介石反动政权，已日益暴露消极抗日、积极*，同时在大后方借‘抗日’之名，加强一党*。特务横行，压制*，引起全国人民不满。即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几个经常来往的朋友（其中有邵石痴、马哲民、黄宪章、杨伯恺、李相符等），在一次聚会中（地址在邵宅，时间约为一九四一年春），根据自公（祖父字自乾，这是尊称――笔者注）的授意，我们一致认为，为开展后方*运动，有成立一个政治性团体的必要。后经几次商议，便决定成立‘唯民社’，邵石痴主持财政，马哲*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约三十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记得在重庆方面参加的有朱蕴山和邓初民。‘唯民社’的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实行*’。”
周总理来家中（3）
至1944年，张澜向祖父讲，现在抗战形势更艰巨，反蒋斗争也更尖锐，你老应当正式入盟。祖父同意张澜的意见，遂申请加入民盟。这样，祖父在成都慈惠堂街张澜的住所，填写了加入中国*政团同盟申请书，履行了加盟仪式，成为正式盟员。张澜考虑到祖父的特殊处境，将申请书当面焚毁，这意味着祖父是一个秘密盟员。祖父的秘密盟员身份，只有张澜等极少数人知道。
1945年10月，在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的政治出现新的格局，前景展现出新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国*政团同盟内部发生分化。分化之后，中国*同盟成为独立党派。中国*同盟召开临全大会，推选张澜担任主席。在会上，祖父被选为中央委员，身份仍旧不对外公开。
*同盟临全大会以后，鉴于“唯民社”的宗旨已经包括在民盟政治纲领中，且该社主要负责人大都参加了民盟，遂停止活动。
那时，国民党内部也在进一步分化。1946年5月，祖父与国民党内及民盟的一些人物，包括李济深、冯玉祥、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重庆聚兴诚银行举行秘密会议，分析局势。据与会者分析，未来的发展可归纳为两种可能：第一种，政协成功，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第二种，政协失败，国共决裂，进行全国性内战。多数人主张，如果出现第一种局面，应当积极参加联合政府；如果出现后一局面，则应联合国民党内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开展反蒋斗争。
1947年冬季，李济深委托朱蕴山到成都找祖父，商讨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祖父未亲临成立会。在会上，祖父被推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化名杨宗文。民革川康分会正式成立后，以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对象发展组织，同时联络各县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都成为参政、议政的“*党派”组织。听父亲讲，由于祖父兼有这两个组织成员的身份，因而向周恩来征询去留意见。周恩来的意见是，还是作为民革成员为妥。祖父遂退出了民盟。这样一个安排，从后来的政治进程来看，客观上使祖父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民盟组织中形成的尴尬。
回顾祖父和民盟的关系，不乏一些令人回味之处。民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但是在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它也发展了像祖父、龙云这样掌握枪杆子的地方实力人物为秘密盟员。这样的举措，固然包含有民盟政治领袖张澜等人的政治大略考虑，但也和蒋介石集团对于像民盟这样有独立政治主张的政治组织的压迫包括暴力威胁有关。在一个没有和平竞争环境保障的多党格局中，受到政治压迫和暴力威胁的政治组织要坚持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寻找特殊经费来源和必要的安全转移地。而像祖父那样在思想上认同民盟政治纲领，政治上对民盟有所依凭，私交上与民盟领袖有互信的地方实力人物，正可以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提供某些经费支持和安全保护。事实上，1947年，当四川民盟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之际，成渝两地的一些民盟负责人正是转移到祖父控制下的雅安坚持斗争。
这样一幅多党政治格局图景，离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多党和平竞争的理想状况相去甚远。但却是历史进程中现实的一幕。我有时甚至想，如果共产党没有很快地取得国家政权，而蒋介石集团对其他政党的暴力压迫再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像民盟这样由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会不会也被迫走到武装割据的策略路线上去？
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精英人物的设计，但或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在充满传统羁绊的现实基础上逐渐演变的。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精英们拿来了国外的多党蓝图，但却演变成了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竞争；拿来了共和口号，却演变成了军事割据。这种怪异的状况，和当初的理想相去何远！最后，中国共产党以充满中国特色的方式取得政权，实现大陆的基本统一与和平，并建立起充满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几经曲折之后，实行了充满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持续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此间的道理，颇值得研究。当然，变迁的过程尚未结束，此时下中国政治制度已经定型的结论尚早。
话说远了，现在回到祖父的故事上来。听父亲说，贺龙有一次和祖父谈话，示意他写入党（中国共产党）申请书。祖父以他对自己的政治定位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他说“身虽不至，心甚向往之”。我问父亲这件事是在什么时间，父亲回答说，是在“反右”运动之后，大约是1958年。祖父是1959年调北京工作的，贺龙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就到了北京，以此推断，这次谈话很可能发生在祖父到北京开会期间。
第十六章 天安门看焰火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国庆，也是我到北京后过的第一个国庆节。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焰火庆祝。祖父带着我们5个孙辈（哥哥、姐姐、我、两个弟弟）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我们到得比较早，上到城楼上时，来的人还不多。一会儿，走过一个人，很有兴趣地看着我们这一群孩子，又抚摸着大弟弟的头用四川话问祖父：“孙子？”他把“孙”不是念成“sun”而是念成“sen”，是标准的四川发音。“是，四个孙子，一个孙女。”祖父回答。我一看，是周总理。他很和蔼，平易，身边没有随从，没有人簇拥。和祖父聊了一会儿后，他又去和其他人打招呼、聊天。又过了一会儿，参加晚会的人们接踵到达。我印象较深的是朱德总司令。那时，他的照片到处张贴的不少，很容易认出来。尽管熟悉他的长相，但他的气质却令我有些意外：看到他，不会想到是总司令，而是一位厚道、和气的长者。他是四川人，讲着和祖父略有差异的四川话。正当人们轻松闲聊之际，忽然自西向东人群一阵骚动，前呼后拥加灯光跟踪中凸显出两个一红一白人物：一位身材高大脸色特别红，一位身材矮胖白面白发白西装。前者是毛泽东主席，后者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从小就唱熟了的歌曲，我觉得毛主席出场的那场面、那灯光色调和这歌曲所唱简直是浑然一体，似乎就是按照那首歌词设计的。此后，每读到描写毛主席出场时候的专用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1959年10月1日晚上的那个情景。和周总理的平淡出场相比，我感觉毛的出场要正规得多，庄重得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近距离见周总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倒是有过多次机会，但那和祖父没有关系。1960年我加入少先队以后，作为少先队员的代表，我多次（大概有十几二十次吧）参加国家领导人迎送外宾时的献花活动。那时，我所在的史家胡同小学是承担这项活动的主要学校。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迎送外国领导人的活动，周总理通常是在场的。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此后，在北京火车站迎接过缅甸的奈温将军（那时他还没有当缅甸总理），在机场迎接过柬埔寨的苏发努冯亲王那时主要欢迎的是来自亚洲、非洲的领导人。这种活动，我上中学（1964年9月）以后就没有再参加。从此，也没有那么近距离地再见到周总理。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时候，我除了觉得出场具有戏剧化特征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感受。虽然从小就知道有个“苏联老大哥”，但那次确实没有“老大哥”的感觉。此后不久，从祖父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已经不是像往昔那样亲密了。这使我对赫鲁晓夫的动静关注起来。那时，父母和我们几个孩子每天都会到祖父、祖母的房间去转转，聊聊天。祖父如果要和父亲谈他认为不适合我们听的事情，总会让我们到别的屋子“一边耍去”。但那一次谈当时尚未公开的中共和苏共之间出现分歧的事，并没有回避我（可能还有哥哥）在场。后来我想，那不是祖父的疏忽，也不是他觉得此事对全家过于重大应该让孩子也知道，而是他知道此事不久就要公开，孩子听了也无妨。事实上，对苏共的各种形式的批判很快就开始了。1960年，随着全国人民可以感受到的生活水平下降，街头巷尾的人都“知道”，这是苏联撕毁互助条约强行要我国还债的结果。而那位白面白发白西装的矮胖子，此时成了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谈资中的首恶兼小丑。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则成了意欲打倒的党内高级领导的代名词。我真正对赫鲁晓夫有更多的了解，是从1970年代前期读了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开始的。大约从1972年或1973年起，不知是哪个部门发给祖父一张内部购书证。购书证有编号，并写有持证者姓名。用这个证件可以到专门的内部书店去购买未公开发行的注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而这些“内部发行”的书，不少是当时国外的那些所谓“资产阶级”学者或政治家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此外，也有一些小说，我印象中主要是前苏联作家的作品。这一“内部”书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一些被思想控制部门认为不宜公开、但又需要某些高级干部或特殊工作部门的人了解的国外作品，被翻译过来作为“内部”书提供。比如，列宁去世后在苏共内部斗争中失利而被斯大林驱逐的列夫？托洛茨基于1936年写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后被关押的德热拉斯写的《新阶级》，都是“文革”前以“内部”书面貌印刷出版的。在70年代初期家里因祖父的关系有了购买内部书的机会以后，我最先读的几本书之一就是《赫鲁晓夫回忆录》。
和今天公开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不同，那时出版的是一个节本。在这个节本中，删去了和中国的冲突、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一些情况，但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赫鲁晓夫在书中讲述了他怎样从一个矿工走到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上的经历，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的内部状况，讲述了斯大林和苏共高层的工作方式，讲述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讲述了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内部的斗争等等。从书中读到了不少以前至少是我闻所未闻的说法。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祖父的身体已经不好，特别是到了冬天经常住院。我那时在山西插队，冬天农闲时节就回到北京。祖父住院时我经常在医院陪他，需要陪住时晚上就住在病房里，回到家里则要搀扶他散步。那段时间也是我读书比较集中的时间，读的不少书都是内部书店买来的。祖父有时问到我读书的情况，我就向他讲述。其中，《赫鲁晓夫回忆录》是我向他讲过的一本。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在中苏之间的关系由亲密走向敌对的那段时间中，祖父显然认为此事重大，但态度却十分平静，我也没有察觉到祖父对此表现出哪怕丝毫的意外或不解。这样一个印象使我后来在接触到和祖父的历史有关的文献时多少有些下意识地注意：他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和这个北方邻国打过交道，他怎样看待这个邻国的作为。有一件事使这种交道成为可能，但这件事被他拒绝了。1946年春，蒋介石让张群向祖父转达，要他丢掉枪杆子搞政治，丢开地方到中央，去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祖父认为这是调虎离山，是蒋介石整垮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惯用手法。于是坚决表示，宁愿到乡下去作老百姓，绝不愿到南京去做官。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如果祖父去了，如果去了以后确实管事，那么，涉及到蒙古事务就不能不和苏联打交道。因为“蒙藏委员会”的“蒙”，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中是包括了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当然，这两个“如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小之又小。在祖父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没有和北方邻国打过交道，但是，却和来自法国、英国、日本的势力打过直接或间接的交道。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瓜分中国，西南逐渐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祖父入政之后，和法方少不了交往。据父亲回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祖父任四川省军政首脑及退至西康后，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领事贝珊和祖父时有往来。父亲记得他总是开一辆“铁雪龙”牌汽车到家里来。贝珊后来调到缅甸、越南，和祖父失去联系，听说死于抗日战争时期。和法方交往归交往，而在祖父的观念深处，从民族独立的思想出发，使西南乃至整个中国摆脱法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始终是他的一个理念。此事父亲和我多次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法国的政治势力才在西南被彻底逐出。此后，法国在戴高乐总统执政时期，在新中国和西方世界建立联系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法国是西方世界中率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正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一位法国政要曾到家里来拜访过祖父。我还记得祖父在大客厅前的院子里迎接他进入客厅的情形。这位政要是到中国访问时提出要见祖父的，这显然是因为祖父曾为政于西南，而祖父事实上与之并不熟识。听说他年轻时曾在中国工作过。这次见面以后，他又在和平宾馆请祖父吃饭。祖父和祖母带着姐姐出席，而没有带男孩子。看来，祖父对法国人的平等观特征和尊重妇女观念还是挺熟悉的。至于英国，祖父当年在与西藏方面打交道，特别是产生摩擦之时，是无可回避的，因为英国的势力已经深深地渗入了西藏。此时，祖父不仅要考虑民族关系的处理，而且受到所谓“外交压力”。祖父对于把西藏问题牵入所谓“外交”之中，是很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中国对西藏只有内政而不是什么“外交”。“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形势下，国内每股政治力量、每个政治人物都面临考验，祖父也不例外。他的立场是：抗战到底，决不动摇。祖父在历史上，曾有两次反对蒋介石主政的经历，于此过程中，在国民党内和汪精卫有较多的联系。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当汪精卫主张妥协而叛国后，祖父立即通电，谴责其“信念不坚，言行逾范”，指出“最后胜利，尤宜并力争取，绝无中途妥协之余地，更无和平谈判之可能”，表示“抗战到底”。1944年冬季，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西南为之震动。那时候，云南的龙云来电向祖父征询对策，他和“唯民社”的同人商议后答复说：如果敌人继续西侵滇康，我们要动员地方力量抗战到底，万一抵不住，上山打游击，绝不能有任何动摇。事实上，在列强环伺、国家危难中成长起来的祖父，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国家独立、富强的理念远高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在对苏联的关系方面，我想，他定然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而不会去纠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从尘封的文献中去寻找祖父的思维脉络，使我注意到，祖父在经边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深深感受到国防与外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他有关“国防勿与外交相混淆”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国家关系变化的看法：
何以国防勿与外交相混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然，将使我们的国防，无目标、无对象、无决心，终致无建树。例如西藏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英、俄垂涎和彼此冲突的关系。然而就外交来说，现在英、俄都是我们的盟友，究竟还防与不防呢？拿印度来说，其情势更难处了。原来它是英国侵略西藏的基点，然而她现在又变成了我们的盟友，其难处者一。拿英、印的关系来说，我们不能不同情印度对英要求独立，然而这又是我们的盟友英国所最不愿意的，其难处者二；说不定日本的势力不久会伸手在印度来，印度为了脱离英国羁绊，也如缅甸一样，去与日本合作，这也有可能的。到那时我们不能不把印度当成敌人，然而毕竟它为了自己的独立，不能不给予同情，此难处者三。至于缅甸已变成敌区，这不用说了。从这样说来，因了外交的关系，岂不是将使我们的国防手足无措吗？这却不然！我们谈国防有个原则，就是‘国防勿与外交相混’。外交是一时利害结合的问题，国防是千年万代立国的基础，绝不因一时国际的变化而变化。与敌国相处，有国防；与友国相处，亦有国防。就外交的观点来说，环绕国境者，有敌有友；就国防的观点来说，则无论为友为敌，暗中都是敌对的性质，这是二者一个很大的差异。”在这里，祖父站在纯粹的国家政治人立场，以其特有的坦率，把话讲得十分直白。既然如此看待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中苏之间亲密也好，交恶也好，祖父不为奇怪，也是很自然的了。
第十七章学习在成都
上小学以后，成绩手册拿回家里来让家长过目、签字的时候，总是祖父、祖母一起过目，祖母签字。我的成绩还不错，几乎每次都会得到祖父的夸奖。祖母则很少夸奖，她始终有一种“你应当做好”的威严。父亲回忆说，他小时候有“慈父严母”的印象。这个印象用来形容我对祖父、祖母的感觉也基本恰当。在祖母那里，有一种你想成纨绔子弟都成不了的压力。不过，我觉得在她内心深处，有着和许多祖母一样的那种认为孙子一切都好的倾向。到了北京，成绩册转由父母过目、签字，但是我们还是照例要送给祖父、祖母看。那时学校的课程压力远远没有现在的学校里大，我的学校老师教学也十分得法，加之学校提倡全面发展、劳逸结合，所以我的成绩始终很好，经常是全满分。这样的成绩单拿回来，最初得到几次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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