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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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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主义”很快就成为美国奉行它的地区帝国主义的独特方式，而且是美国国策中一个根基十分深固的组成部分，到了一八四五年，它就变成了《纽约晨报》主编所说的“履行显示我们征服整个大陆的使命”了。“显示使命”的响亮号召，将不仅仅是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墨西哥进行战争，以便把共和国的自由扩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阔地域的一个方便的道义借口。一旦一八四六年的战争迫使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英国政府在同一年经劝说后同意放弃俄勒冈的大部分领土，美国人就有了“窥探东方的窗户”，向西扩张的精神惯性就指向整个太平洋了。对华贸易的巨额利润是一个刺激，德比、德拉诺和阿斯特时代的许多商人在这一贸易中成了百万宫翁，制造了一家报纸所说的靠“亚洲田野里成熟的作物”致富的神话。
给美国商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英国的商业以印度为基地逐步向东发展，似乎注定也要垄断中国市场的时候，讲英语的不列颠商业冒险家轻而易举地从这些作物中获取巨利。英帝国的势力之所以横跨全球，多半是因为保护英国商人的米字旗随着商船而至，或者象在好望角那样，守卫着通往印度海路途中的战略港口。除了加拿大以外，南亚次大陆是正在兴起的帝国大厦唯一特别奠定的地基。奠定这个地基的原因是经济，而它的建筑师是扮演英国贸易开拓者的半自治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一个典型的开拓者是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土，他在一八一九年从柔佛苏丹千里买下了一个岛，在靠近马来亚最南端的这个海岛上建立一个贸易中心。眼光不那么远大的英国政府不愿意收下新加坡。只有当英国同荷属东印度通商之后，它的重要性才体现出来。
到了十九世纪末，新加坡是英帝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之一，而且继香港之后，是皇家海军在东方的另一座堡垒。
假如英国有一张帝国蓝图，那么新加坡扼守印度至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的重要战略地位，早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于一九二一年决定将它变成“远东的直布罗陀”之前，就会得到适当的承认。虽然库克船长为英国打通了太平洋和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但是伦敦的历届政府却觉得它太遥远、太浩瀚，缺乏商业开拓的机会。澳大利亚被选作发配囚犯的地方，因为再也不能把他们送往美洲殖民地了。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外来的美利奴绵羊在澳大利亚繁殖起来了，而且在那儿发现了金矿之后，它在经济上对于英帝国的重要意义才得到承认，这块殖民地才开始被认真地开拓起来。甚至到了这时候，英国还不给予澳大利亚人自治的地位，直到一九○一年，加拿大成为英联邦自治领三十四年之后，澳大利亚人才享有自治地位。库克也曾访问过新西兰，但是在那儿定居故只有独立公司和传教士，当他们为了占领这块土地而与当地居民作战斗的时候，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斗争去赢得英国政府的承认。毛利人，就象在北边的斐济和汤加居住的波利尼西亚人一样，甚至在祈求英国君主予以暂时保护的时候，被劝告去投入耶稣基督的精神王国的怀抱。直到德国军舰在那儿出现，预示着一场争夺太平洋岛屿领土的新的斗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英国才对新西兰进行暂时保护。
炮舰外交
印度一直被认为是维多利亚女王帝国王冠上的一颗最贵重的宝石，甚至这个国家，在一八五八年终于被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反英起义，证明东印度公司没有能力治理它从莫卧儿的统治之下逐步夺取过来的领土。这个无处不在的公司致力于建立英帝国势力，它使穆斯林国家马来亚依附于英国，它在北婆罗洲的沙捞越建立了白人统治，有一个时期，似乎连中国本身也要被置于不列颠王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公司驻广州的生财有道的代理商，在扩大荷兰人通过澳门开拓的鸦片贸易中起了很大作用。当中国的瘾君子越来越多时，对这种毒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英国人乐于大量提供从印度种植的罂粟中提制的这种毒品。清朝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贸易，这门生意只好通过中间人进行，贪污腐化的广州官吏对此并不追究。鸦片生意大大加强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奢侈时髦的英国摄政王朝进口中国艺术品的要求就可得到满足。到了一八三五年，鸦片禁品成了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无法控制鸦片生意，而且不上税上清朝皇帝被迫采取行动惩治无视天子威严的外国人，防止大清帝国财富外流。
清廷向维多利亚女工发了一道气势汹汹的最后通牒，威胁说她的臣民如不立即停止对“堂堂帝国的污辱”，英国必将遭到入侵，“你的人民定被剁成肉泥。”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被这个荒唐的威吓所激怒，而且他非常清楚，如果鸦片商人被迫放弃做生意，英国的贸易将遭受损失，于是，他决心使用英国在地中海吓唬土耳其的“炮舰外交”迫使中国人安分守己。帕默斯顿勋爵以惯有的冲动，命令十六艘皇家海军战舰护卫着二十六艘运兵船开往中国。只经数月，西方的坚兵利器打败了清朝皇帝的军队，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入侵以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而结束，这个条约给予英国在中国扩大商业的权利和在香港、上海以及其他三个港口的治外法权。英国臣民向清朝官吏叩头的礼节被废除，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仍在进行。
帕默斯顿的实力外交暴露了中国的弱点，迫使中国向西方的渗透敞开门户，并且为急于赢得类似让步的其他国家开创了一个不幸的先例。
在这场战争中一直谨慎地保持中立的美国人，迅速扬帆过海开抵南京条约开辟的新港口。他们原未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鸦片进口国，不久就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贸易的最大伙伴，这是因为，漂亮的扬基式黑色快速帆船的航速超过英国的帆船，它们满载贵重货物，绕过合恩角运到美国东海岸，继而越过大西洋运到欧洲市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当亨利·R·达纳和赫尔曼·梅尔维尔所描述的太平洋探险航行，使美国公众了解到在西边的那座大洋里，大自然的优厚馈赠正在等候着他们的时候，楠塔基特的捕鲸船已经遍布这个辽阔的海洋，捕捞巨头鲸，提炼贵重的鲸油。这幅良图美景，外加一八四九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所具有的更大的诱惑，引来了第一批众多的移民在太平洋沿岸定居。对华贸易在扩大，给开辟横贯美国的“西北陆上通道”增添了强大的刺激，因为横贾大陆铁路的投资者可望得到巨大利润。数以千计的中国苦力，廉价的契约劳工，穿过落矶山脉自西向东铺设铁道。一八六九年在犹他州钉下了象征性的金色道钉，把太平洋中央铁路公司的铁路和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铁路联结在一起。这条铁路使西海岸成为达纳在二十年前所想象的“通住亚洲的桥梁”，那时他预言旧金山将发展成为“已被唤醒的太平洋沿岸这片新大地的唯一商业中心”。这个梦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同一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提供了一条欧洲至远东的更短的路途，从而加快了美国快速帆船贸易的结束，这种快速帆船在同英国的汽船的竞争中已经损失惨重了。
囊括天下的财富，并不是英帝国东迸或美国扩张主义者宣布他们的国家要在太平洋显示使命的唯一诱惑。英国和内战之后的美国都处在工业时代，为它们的社会带来了日盛一日的民族繁荣。鼓励投资、鼓励运用技术以便将自然资源变成可在世界市场上倾销的产品的社会制度，显然保障了这个繁荣。英美在这个巨大的努力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人们相信英语国家注定要将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不那么幸运的国家。慈善和传教运动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增添了这个信念的意义，这两个运动为英国人向奴役开战提供了道义推动力量。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普遍认为英国的使命是要把基督教、秩序和文明带给“还没有建立法律的次等民族”。就象帕默斯顿勋爵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天职——不是去奴役，而是去解放。我们站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文明的最前面。我们的任务是领路，指引其他国家前进。”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被赋予道义使命。“为慈善事业再贡献百分之五的税金”，这就是心地宽广的英国纳税人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他们为政府建立强大的海军提供资金，期望这支海军能输出基督教和促进贸易。这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宗教的复兴，人们狂热地兴建大大小小的教堂，传教士纷纷前往非洲，和利文斯通展开竞赛；前往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屿，苦口婆心地劝说那里的异教徒皈依上帝和西方的道德。
宣扬裸体是有罪的，这就要求当地人穿上衣服，英国的大宗出口产品纺织品就有了更多的买主了。在大西洋彼岸，新英格兰传道会同样派遣品格高尚的基督徒横渡太平洋，前往夏威夷。一人二一年，第一批“自我流放的上帝使者”来到了夏威夷的土著居民中间。二十年后，梅尔维尔描述了他们如何同移居的殖民者一起将这个群岛拓为美国的一块“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化”的殖民地。为了拯救“坠入黑暗深渊的芸芸众生”而传教布道，强烈地激励着美国在英国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向中国捐赠和派遣传教士。国会受到敦促，要它支持出口烟草以代替输出鸦片，这个庞大的计划助长了这样一个神话：在中国有一个经商和传教的巨大的潜在市场，追求世俗利益的美国商人和追求精神利益的美国传教士将分享这个市场。
商业和基督教对中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个国家，败于英国所蒙受的耻辱已经损害了满清的威严。来华经商的西方人日益增多，再加上传教士，加剧了由于饥荒和满清官吏贪污腐化而引起的内乱。造反终于爆发了，在广州，名义上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者造反了，他们向北进军，控制了长江流域数省。在十多年中，他们抗击清朝军队。这场战争夺走了两千五百万农民的性命，这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巨大灾难之一。
英国人照着他们在印度的章程办事，最初鼓励削弱清朝中央统治者的权威。当满清在一八五四年企图再次取缔鸦片贸易的时候，发誓要教训一下“无礼的野蛮人”的帕默斯顿勋爵首相，先发制人地又派来了炮舰。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和天津；两年以后，中国人被迫签订了新的条约，俄国人和美国也是签约者。这个条约首次确立了列强在另外九个开放贸易港口享受平等商业机会的原则，允许基督教传教团在中国传教，并且允许列强在北京开设公使馆。第二年，当清朝皇帝变了卦，企图阻止外交官进入北京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派遣军队占领了那座城市，焚烧了清庭的夏宫。满清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英国政府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将会破坏贸易，而且它也无意象统治印度那样地去统治中国，因此在一八六○年接受了清朝皇帝提出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和其他让步的媾和条件。查尔斯·戈登将军被派去协助恢复秩序。他接过了“常胜军”的指挥权，这支军队是由弗雷德里克·沃德建立起来的，沃德是个有运气的美国人。他接受雇佣，指挥镇压造反的太平军，在戈登的协助下，他终于在一八六四年打败了太平军。
鸦片战争为英国赢得了香港殖民地和富饶的长江流域贸易的控制权。随着英国的汽船开始在太平洋上取代扬基式快速帆船，英国在中国的垄断贸易地位使美国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贸易机构越来越感到不安。一个传教士出身的外交官要求美国吞并福摩萨，以便抵销英国从香港对大陆的商业剥削中所获得的利益。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的辉格党政府正忙于处理有可能使联邦发生分裂的奴隶制问题，因而希望避免卷入远东的纠纷。不过，它终于屈服于对中美贸易日益下降感到担心的银行界和商业界的压力。政府派遣一个远征队前往日本，同一直避免与西方接触的这个国家建立关系。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首先试图打开日本的门户，但他们的努力在一六四一年遭到了失败，那一年，德川家族上台，认定外国的影响对他们的统治是有害的。他们的世袭首领——幕府时代的将军——禁止使用火器，禁止同西方进行接触，只允许一艘荷兰商般每年到日本最南端的长崎港访问一次。武士阶级行使威严的封建权力，这个权力奉献给了以捧为半神却无实权的天皇的名义来进行统治的幕府将军。在两个世纪中，勤劳的耕作和捕鱼使日本得以在自我孤立的处境中维持他们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制度。西方人对中国造成不良影响的消息，以及俄国不时地试图以武力夺取千岛群岛，加剧了日本的排外情绪。日本拒绝沙皇在日本开设大使馆之后，这种排外情绪更加强烈了。英国人也认为“斯拉夫的威胁”是对他们在东方的地位的最严重的威胁，因而试图同日本签订条约，但没有成功。美国在派出海军营救在海上遇难但被幕府将军管制起来的捕鲸者之后，也未能同日本签订条约。
友好调停
一八五二年，马修·佩里海军准将——一八一二年战争英雄佩里的弟弟——由于性格刚毅而被挑选派去指挥美国海军的东印度舰队。他肩负了同日本建立关系的棘手任务。一八五三年七月六日早晨，站在江户湾海滨的日本人，看到四艘黑呼呼的战舰进入视线，不由得大吃一惊。不一会儿，惊讶变成了恐惧，他们看见滚滚黑烟从两艘明轮船的烟囱里冒了出来，每一艘后面跟着一个小炮舰，炮筒已伸出来准备射击。十三声礼炮，宣告佩里准将来到了这个“弱小的半野蛮国家”，他在江户的视野之内，目空一切地抛了锚。江户是一个正在向外延伸的城市，座落在后来被称为东京湾的顶端。菲尔莫尔总统指示佩里要获得”友谊、商业、煤炭供应和我们的遇准船员应该得到的必需品和保护”。这位身着华丽的军礼服的海军准将，敏锐地估价到了日本人的性格，拒绝同对方的下属打交道，提出了要觐见天皇的闻所未闻的要求。当幕府将军的船只命令他开往长崎的时候，他扬言要从水下炸掉这些船只。
佩里是一个主张“显示使命”的人，他把他的使命看作是“上帝的意志”，他认为他的责任是“把这个孤零零的种族拉到民族大家庭中来”。他的女儿嫁到了对远东贸易有大量投资的贝尔蒙特银行家族，因此，他非常了解赶在“我们的海上夙敌英国”之前开辟对日贸易的重大商业意义。他表现出来的勇敢给幕府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祈求“神风”的神道教徒，未能象一二八一年招来大风暴使日本免遭蒙占入侵那样地招来“神风”以驱散外国船只的时候，幕府将军同意举行一个接盒仪式，这个盒子里装着美国总统写给天皇的一封信。佩里这才返航，还说日后一定要带领一支更强大的舰队重返日本，日本人只好默默地回味着炮舰外交给他们留下的第一次教训。
“老熊先生”①返回日本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更加今人肃然起敬的船队，一共有二十四条船，满载着各种礼品，包括枪炮、一百加仑威士忌、时钟、农具、一台电报机，还有一辆小型蒸汽机车。幕府将军的代表们迷于美国的技术，慑于这位海军准将的威严和“哥萨克与萨克逊”的威胁的警告，同意开放两个港口和在下田接纳一位领事。当这位海军准将没有造成流血，就把“一个强大的帝国拉到民族大家庭里来”而胜利返航的时候，美日贸易条约还有待于谈判。两年以后，日本同意了商业协定的条款，华盛顿则答应“在日本政府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分歧的问题上充当友好的调停人”，进行斡旋。
① “Old Bruin”，佩里的绰号。——中译本编者
谈判又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五年，然后才签订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有权通过五个日本港口经商和在江户设立大使馆。参议员威廉·西沃德告诉美国人，这个条约不仅开创了商业良机，还使美国注定要开化并改革“这个日出之国的宪法、法律和风俗习惯”。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执行这项任务，就陷入了内战的混乱。以后英国捷足先登，同日本发展了丝绸贸易；一八五八年，英国在江户签订了条约。为了阻止俄国进入地中海而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刚刚过去两年，英国的政策主要是阻止俄国南下印度和中国。岌岌可危的幕府将军，不愿提供这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全部权利，直到一八六四年，法国和皇家海军一起轰炸鹿几岛港和对马海峡的军事要塞时才履行条约规定。幕府统治集团因此丢尽了脸。随着国内的反叛行动爆发成为内战，这件事加速了反动统治的垮台。
英国人不言而喻地支持一批日本的年轻武士贵族，这批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只有接受西方的工业和军事技术，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才能避免中国所遭受的那种动乱。这批人在一八六七年的内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形成了在少年天皇明治的领导下全国重新统一的局面。他们继续通过“元老院”实施有远见的领导，恢复了皇室的统治，着手改造封建社会，其速度之快，立刻使世界对它的成功感到吃惊。为了吸引西方的投资，建立了银行系统，丝绸的生产和出口奠定了日本经济的基础。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建立起来了，使用的是英国制造的战舰，请来的顾问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帝国陆军分得了第一批现代化的武器，并由法国人训练——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后迅速由俄国军官取而代之。美国的传教士和教师获准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加以改革，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以其学习西方方式的迫切愿望和异常专住，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国人从内战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发现英国顾问正在帮助明治政府制订政策，英国的银行家和商人控制着日本的出口贸易。日本和英帝国的贸易额只占后者贸易总额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为美国重新开展的太平洋外交，对英国政府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威胁。西沃德以七百二十万美元从俄国手里买下了阿拉斯加，国会愤怒地批评他的这个行动“很愚蠢”。接着，他着手并吞中途岛，把它当作美国海军亚洲舰队的加煤站。亚洲舰队在一八六七年被派往福摩萨去“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国会不愿在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限制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在整个太平洋推行炮舰外交政策的企图。随后“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九八年那一段经济繁荣、财阀开始影响政治的时期，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历届政府，也不大理睬这些扩张主义者，因为他们提倡根据双边条约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国内市场加速了工业的发展，铁路的修建使全国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美国的工厂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所形成的劳动大军，制造出大批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同英国竞争，而英国现在也面临着德国、法国和俄国的挑战，它们正在争夺曾经被英国独霸的世界市场。日本也在尽力为它的产品寻求出口市场。一八七六年，它采用西方帝国主义拿手的外交手腕，把它的战舰开到中国海，要求独立的朝鲜国作出让步。
满脑子扩张主义思想的美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人，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日本在大陆上谋求市场和影响的行动。他们自己的海军太弱，不能进行干预：
内战之后，这支海军任其缩小到只有五十艘铁壳舰的海岸防务力量，同法国和英国的安装着大炮的钢体战舰相比，这些军舰就显得破旧过时了。欧洲的造般厂正在为日本建造类似的钢体战舰，这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阿尔弗舀德·塞耶·马汉上校①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在亚洲舰队服役，掌握了美国海军“令人难以置信”的破损和被忽视的状况的第一手证据。到一八八○年，正是欧洲列强争夺领土和商业利益的斗争集中在太平洋的时候，美国却既缺乏现代化的战舰，也缺乏足够的加煤站来保护它的利益。
① Alfred Mahan（1840—1914），美国军事理论家，大海军主义者，对美国和西方列强军事理论与实践有重大影响。——中译本编者
马汉与其说以航海技术见长，不如说以聪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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