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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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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说，这总是不怎么恰当的，因为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向全世界的无线电联播宣称：“今天枪声不响了，一场大悲剧结束了。。。”
精神上的转化
当残酷的、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个九月的早晨落下了最后的幕布时，由停泊在东京湾的一艘美国海军战舰上的一位美国将军来导演一场仪式使其生效，这本来是极为适合的，自从在同一海面上，一支美国舰队在雷鸣般的炮声中来敲日本的大门以来，迄今毕竟还不到九十三年。在“密苏里号”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上空隆隆雷鸣的超级堡垒轰炸机，正证明白从一八五三年以来，武器的毁灭能力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一八五三年，佩里准将的加农炮声曾经吓坏了日本人，不到一百年以后，麦克阿瑟将军呼吁全世界人民“恢复精神力量，改进人类品质”以防止核战争的危险，他说：“要想拯救肉体就得从精神着手。”
大炮可能要比佩里时代的响许多倍，炸弹现在已经可以从地球表面消灭整个城市，但是美国的使命仍然坚定不移。“上帝的意旨”曾经成为佩里越过太平洋“把一种古怪、与世隔绝的人民带到世界大家庭中来”的理由。扩张主义的十九世纪信徒们认为，美国注定要成为“世界的主要组织者”，因为他们的民族高出于其他一切民族，“在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说，是天赐受命充当他的兄弟的看护人。”在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第一世纪，在商业和道义上的激励的推动下，美国历届政府都谋求“显示使命”，用来控制太平洋，抵制日本的日益增强的挑战，其办法是为“门户开放”建立国际上的道义责任，当这些条约都失败之后，通过威胁和经济制裁的政策来强迫执行来得过迟的做法，将太平洋变成了战场的舞台。动员大大占优势的工业和军事实力，不仅在一九四五年击溃了日本，并且使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成了“美国湖”和势力范围，这样就实现了马双海军上校和西奥多·罗斯福的预言。
麦克阿瑟长期研究亚洲问题，他很受提倡天命学说的同一个共和党政治传统的影响，他的公开宣布的使命，决不少于“日本的精神转化”，其办法是建立“爱好和平的责任政府”——他所说的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政府。他要成功地完成这个惊人的任务，这将是他对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
当盟国最高司令的总部于一九四五年秋在东京建立时，麦克阿瑟面临的任务，是要管理一个破烂国家，它既受战败的创伤，又受到战争的破坏。一半的城市变成废墟，三分之一的工业被毁灭，甚至在海外的六百万士兵和百姓开始回国以前，七千万居民已经处于饥饿边缘。然而，美国占领军的负担又不很重，因为经过许多年的极权统治之后，日本人容易接受从一个军事权威到另一个军事权威的过渡。受到华盛顿的惊人松散的制约，麦克阿瑟成了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他全权监督新宪法的制定和执行。一九四七年通过的宪法，保留天皇为立宪君主，并重建议会的最高权力地位。宪法条款使日本人从许多传统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使妇女第一次获得选举权，它还规定解散统治经济的“财阀”工业集团。虽然日本直到一九五一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时才获得完全自主仅，但是国家的复苏和再建却很快就在进行中了。日本人民在拥抱西方的观点、方法和方式上，又表现了当初学明治维新时的同样的非凡能力。到了战后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一个崭新的国家当会出现：非军事化的、民主的以及——全国热衷于棒球和好莱坞电影——美国化了的。
当美国军队开始占领日本时，英国于九月十二日在远东庆祝她的胜利时刻，此时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作为最高盟国司令，在新加坡接受东南亚一切敌军的投降。英国国旗又骄做地在政府大厦的帝国门廊前飘扬了。但是也象由于英国力量不足，暂时要依赖他们来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日本士兵那样，权力的恢复只是昙花一现，一九四二年春天的失败，已经取消了殖民主义赖以建立的欧洲优越性的神话。由于战争的消耗以及对美国经济援助的依赖，英国社会党政府既没有决心也没有力量来反对席卷东方的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潮流，一九四七年英国减轻了“白人的负担”，准予在英联邦中成立分开的印度教印度和穆斯林教的巴基斯坦两个独立国家。第二年，缅甸成为英国“民族大家庭”以外的自由国家。在远东英国控制下的蔓延很广的其他地方，除了繁荣的香港例外，被组成马来亚联邦，这个国家仍然依靠英国军队，来同共产党恐怖分子作战，一直到一九五七年，这时马来诸邦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被准许独立。
法国和荷兰既不明智，也没有象英国那样的灵活战后殖民政策，而企图粉碎一直在同他们领土上的日本占领军进行游击战的民族主义力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在一九四五年由苏加诺宣布成立，但是它战斗了四年以后，在海牙的政府才承认它为主权国家，胡志明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同日本占领军和与日本合作的维希殖民当局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曾经依靠美国的支持。战争结束时，美国支持戴高乐将军政府恢复殖民统治。但是印度尼西亚的游击战争一直继续到一九五四年，当时在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失败后，在奠边府战役达到高潮，法国实际上撤退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领导的美国不在实际上产生了北越和南越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但是当美国紧接着决定牵制共产党在亚洲的扩张并且代表南越的利益承担决定性的干涉任务时，精心制作的防御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就毫无价值了。
菲律宾按照预定时间于一九四六年独立；它使美国得以避免同民族主义的对抗，民族主义标志着西方殖民主义在远东的薄暮。美国对日本承担的义务以及为重建欧洲提供经济基金的巨大负担，使得杜鲁门政府无力深入卷进控制中国的斗争。日本占领军从大陆撤退，斯大林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使得美国要想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调停而达成协议的努力成为枉费心机。当敌对双方的对抗于一九四六年发展成为战争时，国民党人依赖美国提供武器和资金，他们一向是这样的，但是这是一场争夺中国人心灵和思想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的廉洁的农民军队能够取得巨大的人的资源和道义上的支持。到了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带着残兵败将逃出大陆，在台湾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让胜利的人民军队控制大陆。
在北京建立共产党政权，这对美国来说，是俄国向西方民主各国挑起的新的全球性对抗的又一胜利，其威胁的严重性不亚于十年前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主要的威胁被认为是在欧洲，因为东欧全部落入苏联统治之中。当莫斯科封锁前往柏林的陆路时，美军发动大规模的空运，来保持柏林的西方占领区的自由，随着苏联（在一九四九年八月）试验了他们自己的原子弹的惊人消息后，一九五○年六月北朝鲜共产党政权越过三八线，这是甫朝鲜国家北部的边境线。是美国占领部队把南朝鲜建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的。麦克阿瑟作为日本的“将军”①的占领期，由于后来成为联合国制裁的“警察行动”的那些紧急要求而告终。远东的冷战成了热战。麦克阿瑟担任指挥，在仁川进行了两栖进攻后，是年年底把北朝鲜人赶回北朝鲜同中国交界的鸭绿江。毛泽东派遣人民军队参战。四月，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因为他威胁要蔑视总统权威而到亚洲大陆发动全面反共十字军。经过两年的谈判以后，在两国边境上达成不稳定的停战。
① shōgun，指日本幕府时期掌握一切大权的将军。——中译本编者
这场战争不仅促使麦克阿瑟寓去（十四年以来他一直是策划美国远东政策的主力），而且使日本获得新的地位。它不再是受占领军惩罚的战败敌人了，它恢复了独立主权，他同南朝鲜一起，成为美国继续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进行全球性的斗争的重要势力堡垒。日本本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放宽了解散工业联合企业的打算而大大繁荣起来了。日本贸易在六十年代的引人注目的兴起，使它的国民经济直线上升。就在美国军事干涉不让共产党占领南越的折磨人的那些年月里，日本公众和政府的舆论呈现出越来越独立的姿态——这种独立感是由于日本人尖锐地认识到，他们的幸福依靠的是进口石油、同美国进行大量贸易。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的惊人兴起而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工业强国，大部分是由于它的制造商善于利用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美国——的消费者的“门户开放”。
这种讽刺，也许对未来是个值得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因为通过毛泽东以后的北京政权开始对西方重新开放门户的决定，潜力很大的“中国市场”的前景，正在太平洋两岸复苏。中国和美国再次共享明明白白的利益和靠不大住的友谊——而俄国则不安地望着同它东部接壤的中央王国这一大块土地及其众多人口，也许，这一点将决定“何时”、“何故”发主下一场太平洋战争的这个可怕问题。
第三十七章行动之后的报告
从历史观点的理性规律看来，一九三一年从满洲开始的日本军事行动怎样会引起一系列事件，后来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很显然的，美国卷入帮助英国抵抗纳粹德国的“不宣之战”的程度越深，希特勒要日本在远东发动一个牵制性袭击的压力就越大。日本领导人，尤其是海军方面十分担心，如此行事将会迫使他们同美国占压倒优势的工业潜力发生大卫与哥利亚斯式的冲突①。山本海军人将在一九四一年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日本胜不了美国，因此我们不能同美国作战。”
① 圣经故事：巨人哥利亚斯被年轻的小伙子大卫用弹弓打出的小石子杀死。——译者
日本和美国都不希望打一场太平洋战争，但是由于一九四一部夏季德国入侵苏联，这场战争的爆发几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俄国人有迅速失败的明显可能性，而使希特勒主宰欧亚大陆，这是日本所期待的，他们打算在一九四二年投入这场冲突——除非美国和英国采取步骤，从军事上限制日本。这时英国暂时摆脱了遭到入侵的威胁，英美战略在一九四一年作了调整，采取了反对日本进一步扩张的立场。供应日本的石油已因美国实行禁运而断绝，同时，为了防止荷属东印度供应的石油被劫持，向菲律宾紧急调拨了飞机、坦克和部队。战略轰炸的威胁，加上活跃在新加坡与马尼拉之间的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构成了阻止日本将会在一九四二年春天采取行动的威慑力量的主力。
后来证明，在时间和实际情况方面的战略估计都是错误的。日本原希望建立它的亚洲新秩序，并且同美国谈判两件事，一是恢复石油供应，二是以“门户开放”原则为妥协条件，求得中日战争之解决。美国并不准备妥协，而是希望拖延外交谈判，一直拖到足以在菲律宾建成威慑力量。东京的时间和耐心都不及华盛顿，而首先消耗殆尽。当妥协已经无望，日本人决定，他们必须冒战争的危险，否则就任凭他们的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受到实际的摧残，正如东条首相说过的那样，“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得不闭上眼睛，从清元神社跳下山涧”。
如果说；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日本的“自杀行为”，战争结束的方式也是如此。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季，准确无误的情报向美国提供了非常明显的证据，日本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事强国了。可是，已知日本的民族性格倔强，又决心不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些错误而使德国随即迅速复兴，各个盟国态度至为坚决——它们决不接受任何低于彼茨但宣言规定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
决不能只让日本人表示顺从便了事：必须使他们接受彻底的失败。武士道战士宁死不屈的狂热精神，从瓜达卡纳尔的丛林到冲绳的岩洞到处可见，使美国人确信，不受到极大的震动，日本民族就不可能接受他们已经失败这个现实。正是由于这个道理，以及曼哈顿计划已经形成的无法制止的势头，还有杜鲁门总统在他为欧洲的前途与苏联抗衡的时刻需要显示美国军事优势的有力论点，使得投掷原子弹成为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的惨痛结局。
如果说有关这次最后行动的辩论至今还在试图弄清楚，一九四五年，在日本夏日的睛空引爆的核装置为什么不是只有一枚，而是二枚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当初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里，美国怎么竟会措手不及的争论，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炸弹落到了珍珠港以来，就一直都很热烈。战争期间作过七次调查——总统作了一次，陆军和海军各作了三次——试图确定发生这场灾祸的责任。他们那几千页的调查材料纳入了国会于一九四五年九月成立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吓人的三十九卷证词里。调查委员会艰苦工作了九个月（部队的调查向来如此），力图发现和确定个人的罪责。在调查小组的成员中，有人怀疑已故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很可能证明对策划珍珠港事件犯有共谋罪，或者是耍两面派手法，目的在于制服孤立主义者，使美国参加战争。在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上，对于直通白宫的军事指挥与行政指挥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作了严格的检查。当时健在的参加者都作了证。虽然对主要的证人作的严格盘问表明，是人为的错误和失职如何促成了落在太平洋舰队头上的悲剧，看起来这是无所作为造成的罪过，而不是授意的阴谋。在一万五千页的证词中没有找到“现场的真凭实据”。委员会说法不一的报告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责任的重担应由集体承担，由于大家都不相信，日本人竟会对珍珠港发动从战略上说“不合逻辑”的袭击。
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已经有十多本书重新提出也许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使公众感到兴趣的一个方面。有几本书曾谋求为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开脱罪责，他们成了这场灾难的替罪羊，被他们在军中的上级解除了职务，而这些上级也许反而应负有更大的罪责，五十年代初期的修正派史学家——主要人物有查尔斯·卡伦·坦西尔，著有《通向战争的后门：罗斯福的对外政策，1933—1941 年》和罗伯特·西奥博尔德，著有《珍珠港的最终秘密。华盛顿对日本袭击作出的贡献》——提出了（他们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如下论点：罗斯福蓄意挑动，或者是他隐瞒了即将发动袭击的警报，为的是使美国有个“作战的理由”参加英国的反希特勒斗争。另外一些人从既成的事实来分析认定他有罪。这种“星期一早上发号施令”的危险性，罗伯塔·沃尔斯泰特曾强调过多次，她的著作《珍珠港：警告和决定》为美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那个早晨怎样大吃一惊的事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解释和最详尽的叙述。她对国会联合委员会一九四六年得到的证据作的精辟解释得出了以下的重要结论：“事件发生之后如此清晰叮闻的有关信号，在事件发生之前会有一部分被周围的喧嚣声所淹没。。。”
沃尔斯泰特枚授的理论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认为是最终导致珍珠港事件的确定说法。但是这些说法距第一次公布以来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年了，其中的大部分重要的情报资料都是根据一九四五年公布的、经过审查的“魔术”小组文件，当时仍然在位的某些非常显赫的美国高级司令官和政治家特别急于维护自己的声望。现在，战时的主要人物除了极少数的人外部已去世，这件事与国家安全局最近几年来作出决定，开始公布已经堆积如山的截获情报、综合材料和分析材料恐怕并非无关。存放在国家档案局十三层楼上库房里，成排未加标签的灰色纸箱内，那些捆得很紧的原始缩微胶卷的静电复制本是秘密情报战胜负的逐日记录，那是美国的密码破译工作者和特工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射出第一颗子弹，或投下第一枚炸弹以前若干年就已经开始了的。
别人的信件
考虑到史汀生国务卿在不到十年前还坚持认为“君子不互看信件”，那么美国的无线电情报专家们早在一九四○年就避免了这种道义上的指责，其精明干练实在令人惊异。这份材料由二十五万页至今仍然列为机密的材料组成，从“黑室”的报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和德国的电讯译文和情报摘要都有。这就是一九八一年夏季洪公开查阅的新证据的范围所及。等待撤销保密规定的材料还有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工作需要的时间几乎与当初密码破译小组的工作花费的时间相同。每一份文件都必须经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审查，他们把仍然认为是高度机密的材料抽去。
翻阅“魔术”小组每天截获的日本与驻国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往来的外交信件，就不难理解海军OP20G 克雷默少校手下七名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和陆军逼信情报处威廉·弗里德曼上校手下同等人数的小组所面临的问题了。他们不得不查看截至一九四一年年底所截获的一万零五百二十八页信件。平均每周略超过二百页，而实际上在发生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周，外交活动频繁，数量当然还要更多。与此同时，其他单位还将破译出的德国和俄国的外国信件加进萨福德中校为海军情报局，奥蒂斯·萨德勒上校为陆军情报局查看的材料中去。除此之外，还有迹象表明——虽然在国家安全局迄今已公布的材料里仍然很少见到——美国人也在泽读英国的外交和军事密码，其熟练程度不亚于他们监听轴心国的通讯，更不必说他们对此的兴趣了。
现在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那一段时间，美国军事情报工作失败的主要原因何以会是由于工作量过大，无法从事充分的评价工作了。吸取了这些教训，这两个军种的密码分析、译电和评价人员的队伍在一九四二年迅速扩大，人员训练虽然需要时间，但是海军部队达到了这样的高效率，使他们在六个月之内就为中途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陆军也在次年春天做到破译了日本陆军密码。海军和陆军部帮助建立了一些单位，使用英国提供的密码饥，监听德国埃格马密码通讯，盟国在战场上的胜利由密码破译者取得的部分，伦敦公共档案局和华盛顿国家档案局的架子上现在堆积的大批材料就是衡量的尺度，“尤尔特拉”——英国和美国都这样称呼他们的最机密的情报——在战时起的主要作用现在已经清楚了，其中也许要以不列颠之战、中途岛、大西洋之战、阿拉曼、进攻欧陆日和新几内亚为最辉煌的成就了，但是历史学家还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耐心筛选这些现在可供使用的记录，才能揭开情报工作在大西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的总前景中到底起了多么重大作用的令人神往的细节——迄今一直归功于最有成就的军事指挥官们的功劳，到底有多少实际上应该属于“尤尔特拉”情报小组。
这些情报材料数量极大，内容广泛，虽然是最近才公布的，还经过仔细的审查，在必要的地方又作了删节，却足以说明必然会给珍珠港这样的“热门”话题提供一个耳目一新的内幕，这个话题已经被冷落了四十年！的确，引人入胜的是在斩的材料中发现了一份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备忘录，题目是：《为制止未经授权擅自透露通讯情报活动需要制定新的立法》。其中回想起赫伯特；亚德利一九三一年泄露了他在陆军的“黑室”从事的密码工作造成的损失，提到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五月日本人曾怀疑他们的外交密码被人破译了，指出了报界透露所以能在中途岛取得胜利是由于太平洋舰队发现了敌人的作战计划一事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个文件建议要有立法，提出对非法走露消息要严加处分和确保战时情报工作永远不会撤销保密的步骤。假如不是为了需要保护美国著名的军事领导人不受国会调查委员会的指控，“魔术”情报小组本来肯定是不会在一九四五年就透露出来的。尽管显然一定会存入曾经诱使某些英国人士暴露他们战时密码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信守诺言和公事秘密法使密码工作的真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以前得以杜绝泄露。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部能使走露情报而不致为人发觉，其有力的论据之一是，在充满了紧张气氛的冷战岁月中，那些主要的外交和军事渠道多年来都是使用密码机器，据认为应该是安全通讯。英美两国对于他们的情报机关破泽密码的高超技巧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都不愿意仗俄国人过于知情。虽然后来的电子学革命，为密码工作者提供了计算机和卫星这样厉害的新工具从事密码工作和传递通讯，同时也为破译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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