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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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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新闻记者、美西战争时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弗兰克·诺克斯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七十二岁的老资格的史汀生在美日事务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识。谈起这些，他可回溯到他与西奥多·罗斯福的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交情。他担任过陆军部长、菲律宾总督，在满洲危机期间还任过赫伯特·胡佛的国务卿，他从这些经历中取得了经验。哈罗德·伊克斯再三要求“采取直接行动以使日本人懂得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压根儿不怕它”，史汀生对此表示支持。然而，国务院主张不要对石油和废钢废铁的出口实行全面禁运，因为据赫尔的审慎估计，“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将日本逼得太甚，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迫使它夺取荷属东印度。”
总统不顾国务卿的规劝，于十月份对所有的废钢废铁实行全面禁运。这是美国悄悄地在日本脖子上套上经济绳索的第一个迹象，它使近卫内阁坚定了决心，加紧对亚洲强加“新秩序”的活动。日本要求英国关闭缅滇公路以断绝蒋介石的供应线，英国厕服了；日本又向印度支那的维希总督提出了实质上是最后通牒的要求。允许日本建立军事基地，以便向北对国民党人远征。一九四○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当德国空军开始猛烈夜袭以迫使英国投降时，松冈外相正与德国驻东京大使就打算签订的三国条约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商谈。希特勒的意图是，这个条约将鼓动日本人进攻新加坡，有助于实施他进攻英国的计划。还能为他进攻俄国的长远计划打掩护，松冈在商谈中想争取德国支持日本南进以控制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矿藏——不过他已得到严格指示不得将日本卷进德国的战争。
经过两个星期的讨价还价，松冈洋洋得意地在天皇在场的御前会议上汇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支持日本为实现亚洲“新秩序”所作的努力，而且“运用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条件是日本得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活动中的领导地位”。松冈还高兴地指出：“将逼使美国更加谨慎地行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使墨索里尼确信：“这是使美国全然不介入战争，或者使它介入战争后毫不起作用的最好办法。”当三国条约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签订时，东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预言：“看来冲突将不可避免，冲突的一方将是决意要在东亚包括西南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的日本，另一方将是决心在大洋的另一边以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方式来干涉亚洲事务的美国。”
三国条约的签定使东京公众欣喜，并得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条约为日本征服东南亚扫清了道路。不出希特勒所料，这个条约使伦敦和华盛顿大吃一惊，因为现在太平洋已不可摆脱地与欧洲的战争连在一起了。在华盛顿，法国如此迅速的失陷使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入侵和降服英国已经“属于可能的范围了。”他们估计英国在六个月之内就可能遭到打击而退出战争，所以，他们开始准备实施“彩虹4 号”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将单枪匹马打一场大西洋战争。当开始征兵的“选征兵役法案”被送到国会的时候，他们就建议把军火转运去建立美国的地面和空中力量。但是，总统在听到丘吉尔对抗性的“我们绝不投降”的讲话后，相信丘古尔能把他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罗斯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人员的建议不予理睬，枪炮、飞机和弹药继续越过大西洋被送往不列颠群岛。
在太平洋问题上，罗斯福答应为澳大利亚政府承担后者所要求的防御义务时的态度却比较审慎。“如果我们决定不为美国在远东作战，那么它也没有理由抱怨”，孟席斯首相在七月这样说过。这时，他对华盛顿的访问已告失败，没有得到美国对维持现状——甚至涉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属东印度的现状——作出任何具体保证。不过，总统对三国公约作出了反应，答应给蒋介石提供五十架驱逐机和一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同时他向英国保证，他们愿意不怕冒得罪日本的风险重开缅滇公路。这就标志着丘吉尔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束。他的合作有了保证，是因为罗斯福终于同意让出皇家海军在大西洋与潜艇作战时急需的五十艘改装的驱逐舰。一向谨慎的总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诺克斯和史汀生一再施加压力，而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保证“以战舰换取基地”的交易将得到他的支持。
这激怒了孤立主义分子。“这是战争行动，”《圣路易邮报》提出强烈的批评，谴责它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不动产交易”。民意测验表明，总统的声望有所降低，可能削弱他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中的领导地位，面对这个问题，罗斯福不得不参加竞选辩论，以回答人们对他的如下指责：他正准备使美国在大西洋上同德国交战。
“我再次向你们保证，”一九四○年十月三十日他在波士顿对听众说，听众中有很多爱尔兰籍孤立主义分子，“我以前这样说过，我还要反复说，你们的儿子不会被派去打任何外部战争的！”
第四章欧洲第一
许多美国人，虽然没有发现一个公开支持孤立主义事业的总统候选人，但从罗斯福明显的“不要战争”的保证中得到安慰。五天以后，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以五百万票之差被击败。不过罗斯福总统后来还得承认，他之所以作了波士顿讲话，是出于在战争问题上给整个国家一个总的保证的需要，而这时，他还是希望他的海军援助和供应能使英国打败德国。在他史无前例地第三次入主白宫之后不列两个星期，放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桌子上的海军作战计划局的备忘录的冷酷现实使他的这个希望破灭了。
这份由海军作战部长签名的长达二十四页的报告，对美国的战略作了异乎寻常的坦率的重新估计。“我相信，美国除了给英国以海军援助之外，也需要将其空军和陆军派注欧洲、非洲或者同时派往这两个洲，并参加地面攻势，”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得出结论说。纳粹控制了从挪成到西班牙的两大西洋地区，加上轴心国势力从地中海向非洲沿海扩张的威胁，这些现实使总统所作的没有战争的所有保证成为战略上的无稽之谈。
如果要最终打败纳粹德国，美国就必须准备参加“彩虹5 号”战略规定的战斗，这就需要在大西洋上集中力量，而在远东尽最小的义务。斯塔克的亲英立场深受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上将的报告的影响。戈姆利当时作为一个半常驻观察家驻在伦敦。在皇家空军击败了德国空军以后到达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得出结论说，英国现在能生存下来继续进行抗击德国的斗争——只要美国提供丘吉尔所要求的大力支援。与此同时，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强调，他们没有帮助去抵抗日本的进攻，是因为他们从地中海或大西洋抽调不出战舰派往新加坡。他们告诉美国代表团：“美国战斗舰队的支援显然将改变远东的战略形势。”但是斯塔克集中力量进行大西洋战争的计划，意味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义务必然是有限的。
“D 计划”——海军作战部长在他的备忘录中对这个计划的称呼——很快就得到陆军的同意，作为“彩虹”战略的合乎逻辑的基础。尽管乔治·马歇尔将军起初因担心美国在制订战略时可能过分强调英国的需要而感到不安，但是到一九四○年圣诞节，他已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个计划当作将来发展的基础。马歇尔正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将不列二十万人的和平时期的衰弱的军队变成一支不得不到海外作战的一百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任务因最近实行的选征兵役法的期限只有一年而变得复杂化了。
总统支持“D 计划”所承担的“欧洲第一”的义务，并批准与英国进行三军参谋长级会谈以为迅速实施这个义务作好准备工作。他深信德国构成的威胁比日本构成的威胁大很多，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德国物理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产生这些忧虑是由于希特勒说第三帝国的科学家正在研制一种新式武器。爱因斯坦三月写的第二封信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证据。当巴黎失陷，著名的法国核物理实验室被德军占领，该实验室主任皮埃尔·约里奥·居里也被德军俘虏时，人们更加忧心忡忡。来自英国的报告以及罗斯福自己的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都证实了制造一种裂变武器是切实可行的。一九四○年六月，这个绝密的专家小组被并入总统新近设立的“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领导。委员会现在可以得到建立第一个原子反应堆的实验项目所需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美国特工人员秘密出动，在世界各地购买铀矿石。幸好这些铀矿石在比利时遭受法西斯蹂躏之前已被比利时国家矿务局运送到美国。
德国人可能正在研制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这种可能性是总统及其军事顾问在他们的长远打算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威胁因素。而到一九四○年年底，他们当前的紧要问题是丘吉尔发出的警告，英国财库已“空空如也”，连军火都买不起，仗打不下去了。
为应付这场危机，罗斯福想出了“租借”的主意，即向英国人借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武器和供应品而无须支付现金，以“摆脱那愚蠢的、可笑的美元标记”，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的“炉边谈话”中告诫这个国家；这个政策不过是一个邻居的谨慎行动——在他隔壁房子上的火还未烧到他自家之前，他借出花园的水管子将火扑灭。孤立主义者不同意这个过分简单的见解，连续两个月强烈反对总统的租借法案。如果那些政治家知道总统打算使美国卷进欧洲战争到何等程度，租借法案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国会通过。
一九四一年，国会山就租借问题展开的辩论从二月进行列三月。在这期间，表面看来是“英国采购委员会”部分成员的英国和加拿大高级代表团的军事官员，穿着便服，经常来往于华盛顿石溪公园上面的华丽的沃德曼公园饭店和邻近的宪法大道上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大楼之间。总统签署租惜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之后十六天，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参谋级会谈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结束。代表们都同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宣言：“既然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那么大西洋和欧洲战争就应被看作是决定性的战区。”“不愿卷入任何对日战争”的决定将具有深远的影响。与会代表作出了这个决定，尽管英国代表认为美国应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和四艘重型巡洋舰加强新加坡基地，因为英国承认它守不住这个基地。“要使英联邦团结一致并维护它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就必须确保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安全。”
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在政策备忘录中说：“新加坡是保护上述利益的关键，必须牢牢保住它。”美国陆军计划人员听说这个堡垒易遭陆上攻击后，指责这一举动是一个特大的战略错误。马歇尔和斯塔克把这个基地看作是英国决心维持它的远东帝国的政治象征。他们准备承认，新加坡、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失陷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在战略上有必要来“承受却又不致于导致最后的灾难”。他们认为，美国的“主要军事活动必须集中在大西洋或海军活动集中在地中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并补充说，虽然它赞成“保住新加坡是合乎需要的。。但它也认为，为了确保新加坡而将大量的部队转到亚洲这个非决定性的战场，有可能使联合的列强的主要活动不能获得成功。”于是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美国海军应再派一些舰只前往大西洋，这样反过来将使皇家海军能够派遣它所能派遣的大型战舰前往新加坡，以便使西太平洋上的英美海军力量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草动知风向”
“彩虹5号”计划扩大为未来计划的基础。然而在下一个月中，为了能向远东提供更充足的力量，英国人又耍了一个花招。“许多迹象似乎表明，在今后儿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日本人企图和我们交战，或者制造事件迫使我们同他们交战，”丘吉尔在二月十五日打了这样一个电报给罗斯福总统。他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澳大利亚遭到日本战争机器的入侵，这部机器的燃料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四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英、荷参谋长会议重新呼吁美国海军派遣军舰前往这个基地以威慑日本。马歇尔和斯塔克以这个举动不符合美国总的战略为由而再次予以拒绝。
英国截收的日本驻柏林大使致东京的无线电报提供了上述“迹象”，最近运到的美国“紫色”译码器帮助破译了这些电报。华盛顿的情报机关也在密切注视着希特勒为了敦促日本履行三国条约的义务而对她施加的压力。
“消灭英国在远东的关键基地，”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敦促大岛浩大使，并且向他保证，德国的潜艇将要赢得大西洋战斗的胜利，立即进攻新加坡“是使美国不介入战争的最好办法”。
丘吉尔要总统阻止日本“冒险尝试”，办法是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如果进攻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都将使美国参战。罗斯福知道，在政治上，他的双手被孤立主义分子捆住了，而且民意测验表明，虽有十分之六的美国人准备对日本人采取坚决行动，但只有十分之四准备冒战争的风险。他认为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他将租借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国民党人，并批准克莱尔·陈纳德上校吸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参加他的“第一志愿队”。驾驶着机头彼涂得象鲨鱼鼻子似的“战鹰式”战斗机，“飞虎队”——以此著称——开始在中国领空击落日本飞机，每击落一架得奖金五百美元。
一九四一年春，华盛顿通过破译柏林和东京之间的电报，得以了解松冈外相推行“闪电外交”的快速。而美国只对日本发出严厉的警告：在中国制造进一步的“事件”是不能容忍的。“还是老问题，我们在远东应该怎样来牵制日本佬，”陆军部长史汀生记录说。赫尔建议向太平洋彼岸派遣战舰，“我们到处露面，让日本佬猜去吧。”英国继续呼吁美国舰队到新加坡去。
斯塔克海军上将拒绝了这两个计划，因为它们分散了兵力，容易招致进攻。只有四艘老巡洋舰终于涉过太平洋，在英国的远东海军基地和悉尼作短暂停留，象征性地表明山姆人叔没有忘记澳大利亚人。美国海军现在受到巨大压力，甚至要它在两大洋保持可观的力量。年初，金海军上将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总司令的时候，海军的意图是抽调太平洋舰队的四分之一，回击希特勒为了报复租借行动而向两派遣潜艇的活动，斯塔克向刚刚接替理查森海军上将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解释说，“我们参战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时间问题、而不是是否参加的问题。”
总统已初步批准海军上将金在四月初开始替英国船队护航。后来截收的情报透露，日本外相正首途赴柏林。罗斯福担心这预示着日本将在太平洋采取行动，认为削弱金梅尔舰队的力量是不明智的，于是把抽调战舰和护航的计划推迟到五月。
这对皇家海军来说是个严重挫折，一九四一年头几个月里，为了配合德国空军猛烈空袭英国港口，德国加紧进行潜艇战，企图一举切断大西洋两端的生命线。德国人还开始向巴尔干地区和北非出击，以支持意大利盟友为把地中海变成轴心国的湖泊而发动的并不坚决的攻势。“如果我们在大西洋输了，那么我们处处都输了，”马歇尔将军告诫总统，表达了他这位参谋总长的忧虑：英国般只的巨大损失已经威胁着新的“欧洲第一”战略。后来在利比亚的英国部队被埃尔温·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击退的同时，英国还被迫从克里特岛作另一次军事撤退。美国陆军情报头目对英国生存的可能性所作的预测过分悲观，以致马歇尔觉得必须撤掉他们，换上一批“眼光比较远大”的军官。四月底，罗斯福决定减轻皇家海军的压力，将美国海军的半球防务巡逻扩大到大西洋另一边的格陵兰和非洲的末端，这一决定引起了孤立主义分子的愤怒抗议。查尔斯·林德伯洛在“美国第一主义者”在曼哈顿举行的集会上说：“不管我们提供多少援助，我们也不能为英国打赢这场战争。”
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已在私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陆海军都需要国家工业资源来完成各自的千架轰炸机计划和两洋舰队计划，由于双方正在争夺这些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因此差不多需要两年，美国才能由于实施“胜利计划”而具备同时与德国和日本较量所需的实力。到了春末，显然已经可以看出，仅仅支撑英国人所需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就比上一年十二月所估计的还要多。现在看来更有必要防止太平洋紧张局势升级。
然而，美国人发现，当要制订对付日本的外交政策时，他们陷入了不堪设想的境地。国务院提出在中国问题上不要作出妥协的建议时，重新搬出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甜言蜜语”的外交，“同时我们要在太平洋采取行动，再次挥舞外交、经济和海军‘大棒’。”但到一九四一年，这些大棒的威力还不足以降服决心实现亚洲“新秩序”的军事强国日本。美国同样坚持国际条约在道义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坚持严格遵守不会为中日冲突带来任何解决办法的门户开放政策。两国都不希望战争，双方在年初都做好了进行一轮谈判的准备以解决这场危机。但它们的不灵活的姿态将使外交遭到失败，最终使双方都不可能避开在太平洋发生冲突。
一月，科德尔·赫尔再次向众院外委会发表讲话，谴责日本以武力推行“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的狂妄计划”。就在国务卿暗示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必将遇到更厉害的经济报复的时候，两名美国神父正在归国途中，他们携带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为华盛顿和东京举行谈判充当中间人。
詹姆斯·沃尔什主教以总部设在纽约马里诺尔的“美国天主教传教协会”会长的身份，在他的代理主教詹姆斯·德劳特神父的陪同下，于十一月抵达日本。表面上他们横渡太平洋是为了巡视在日本的传教团，但这次访问却有另一个重要目的。这次访问得到罗斯福内阁中最著名的夭主教阁员、邮政总长弗兰克·沃克的支持。它也得到寺崎太郎的协助。寺崎是外务省美国课的间谍头子，他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指挥日本在西半球的整个间谍网。马里诺尔的神父应当采取这个非同寻常的外交的而不是宗教的主动行动，这个主意是反复无常的德劳特想出来的。他的孤立主义的、反罗斯福的信念早在他为温德尔·威尔基的不成功的竞选活动起草的一篇讲演稿中公开表现出来了，他在讲演稿中写道：“难道我们必须就着外国的鼓点跳舞吗？”
两名神父刚刚抵达东京，就同银行家和陆军省军事课的一位高级成员举行了紧张的磋商，后者还安排他们与松冈外相——赫尔认为他歪得象鱼钩——举行了会晤。日本人希望同美国进行秘密外交，以避免公开承认日本可能谋求解决中国事件的妥协办法，美国神父的活动看来正中日本人的下怀。这样，他们希望利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日益扩大的分歧，按照如下的条件促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条件将使日本在牺牲英国的利益但又不至于堵塞美国石油的进口的情况下，实现她在南亚建立一个经济帝国的计划。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罗斯福有交情的公认的亲美派、前外相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于二月被派往华盛顿，监督和促进微妙的谈判进程。他抵达美国时，马里诺尔的神父刚好访日归来，通过邮政总长的安排，两位神父会晤了总统。他们有理由认为，总统对他们提出的将问东京谈判的问题会作出有利的反应，倒不是因为罗斯福和赫尔打算遵守他们的非正式的建议，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日本人会在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收敛在中国的活动。经商定，国务卿将会晤野村大使，私下坦率地交换意见。松冈的中间人要求对谈判绝对保密，因此，在一系列“秘密会谈”开始的时候，这位礼貌得无以复加的海军大将从仆佣入口处进入卡尔顿饭店，然后上楼到赫尔的私人套间。
赫尔和野村的外交谈判刚刚踉跄起步，沃尔什和德劳特就在四月初提交了“谅解草案”。由于“谅解”是同日本的代理人磋商起草的，难怪它转达了东京的最低限度的谈判条件。这个条件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大片中国地区行使的权力，还要求美国停止援助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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