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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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官兵显然难以负此重任，因此，元初的成功完全要归功于忽必烈的领袖才能及他所推行的儒家政策及其合作者的才智。
除了语言和社会地位之外，蒙古人和他们的臣民还有很大的不同。服装方面，他们偏爱牧人的皮衣装束；饮食方面，他们喜欢马奶和奶酪。由于草原严重缺水，蒙古人没有洗浴的习惯。他们甚至没有姓氏。他们的道德准则与汉族不同―　在汉人看来，几乎是不道德的，因此蒙古妇女便享有更多的自由。蒙古人的这些异族特性，在他们与中国之外的民族和地区的接触过程中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他们是唯一建立了王朝的纯粹游牧民族。可以说，蒙古族与汉族在文化上差异极大，在政治上更是相差很大。此外，南宋知识分子出于对异族统治者的憎恨，往往拒绝入仕，这就更进一步拉大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距离。后世的中国史官大都把以前的蒙古征服者描绘成只知烧杀掠劫和淫逸放荡的原始野蛮人，甚至说他们体臭逼人、以尿浴身等等。
由于受到汉人的敌视，元朝的蒙古人大量任用外国人，尤其是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马可？　波罗写道：“你会发现大汗并不是通过和平方式继承震旦的王位的，他通过武力征服才获得了这一地位，这样，他就难以信任汉人，而是将一切权力交给了鞑靼人、撒拉逊人或基督教徒，后者亦作为外国人而向元朝皇帝效忠，为大汗服务、”蒙古人建立了社会地位由高到低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四民制度，地位最低的“南人”人数最多。同时蒙古统治者对蒙汉人民推行不同的法律，从而把他们的生活与汉人生活隔绝开来。大汗本人夏季驻哗上都（柯勒律治称之为“Xanadu　〃　）　，其统治又在中华帝国的传统中增加厂高度专制集权的色彩。
元朝的社会生活
忽必烈上台伊始即下令保护孔庙，并很快恢复了儒家在前代的崇高地位，稍后他又免去了儒生的赋税。但在关键的开科取士问题上，忽必烈未能获得“南人”的响应。在北方，科举制度于1237　年后废行，南方亦于1274　年后废止，后来直到1315年才又重新得到恢复。元朝的官府中自然有不少汉人官吏，但身为儒生而升至高位者则寥寥无几。
由于蒙古人对外来宗教进行保护，这也引起了知识阶级的敌视和反对，在波斯的许多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中亚的蒙古人则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在中国，佛寺、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和孔庙都是不纳税的。金元时期在中原还曾出现了一些新的道教教派。这种宗教的多元发展显然是对程朱理学的一个反驳。
原先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此时又纷纷改信一种末流佛教，即在西藏发展起来的喇嘛教。据说西藏的佛教是在8　世纪时从印度西北部传入的，传入西藏后又受到当地宗教信仰苯教（Bon　）的影响，结果便产生了喇嘛教〔　“喇嘛”（lama）意为“上人”〕　。13　世纪时喇嘛教迅速传入了蒙古和中原地区，并且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扶植。
忽必烈被中国的佛教僧众视为理想的护法君主。在他的提倡下，全国的佛寺（包括著名的五台山佛地）总数达到4　。　2　万座，僧尼人数有21　。　3　万人（其中许多是喇嘛）。在儒家学者看来，尽管忽必烈推行儒家的礼仪制度，但他扶植异端外教的行为仍是不可原谅的。忽必烈未能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相反，不同于前代的精英统治，在蒙古人建立起的世界性政权中，汉族士大夫儿无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忽必烈亦努力改善百姓的生活并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成效。他废除了南宋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又进一步完善了赋税、徭役和政府专卖等各项制度，另外贸易也大大得到了发展。像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贾常常由海路来到广州和泉州做生意，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则经陆路到中国来开展商业活动。他们的商团不仅扩大了元朝皇帝的海外贸易联系，也给后者带来了可观的赋税收人。这些内部成员相互具保的商团，在转销元朝的剩余谷物、扩大元朝的商业资本方面发挥看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们在贪污腐化的元朝政权中也扮演了推波助斓的角色。后来元朝在全国发行纸币，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当时欧洲在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纸币的使用还大大让马可？　波罗惊叹了一番。
忽必烈将外蒙古的大汗国都迁到了北京（大都）；　这里是从长城南下华北平原的主要通道，蒙语称为“汗八里克”（即马可？　波罗所说的“Cambaluc　〃　）　，土耳其语意为“大汗之城”。大都的城墙为双层建筑，城内宫室壮伟，皇城内花园遍布，有山有湖（见第208　页图）。为解决新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元统治者又拓展了大运河以将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运到大都。运河沿岸以石铺地，成为从杭州到北京的骤道。骤道全长达1100　英里，走完全程需要4O　天。
忽必烈于1294　年去世后，其孙铁穆耳继位，推行强有力的大一统统治，但当他于1307　年去世之后，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很快就削弱了下去。元朝在接下来的26　年中换了7　位皇帝，1328　年更爆发了争夺皇位的内战。同时，由于无节制地发行纸币，纸币已不能抵作赋税并渐渐贬值。黄河又连年发大水，冲毁了安徽、江苏北部和山东的大量良田。元朝在财政上、道德上、政治土的统治一起都破产了。
与西方的首次直接接触
蒙古帝国控制了从欧洲到中国的中亚商道，欧洲人得以直接从“震旦”〔　Cathay　，源出契丹（khitai　）一词，尤指中国北方〕　获得第一手信息，马可？　波罗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从1240年到1340　年的这100　年间，是中国人和欧洲人直接接触的唯一机会，因为在此前后阿拉伯一土耳其人都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元时欧洲的旅行者大多从以下几条路线到达中国：上）取道南俄罗斯、伊犁，这条路非常难走；2　）从黑海出发，经中亚绿洲地区（即古丝绸之路），意大利商人像马可？　波罗一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3　）从海路到叙利亚和十字军东征时创建的拉丁族国家，然后取道巴格达和中亚；4　）从海路经印度洋绕东亚到中国南方港口，由于阿拉伯人的作梗，这条路也不好走。按照这儿条路线，不少欧洲人到达了中国，有些人还留下了旅行日记和游记。在这些书中他们都提到大汗的宫廷里有许多希腊正教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被俘的俄罗斯艺人或士兵。
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的聂斯脱利宗（即景教）在此之前已从波斯传入了中国，这为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与东亚进行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景教在中国已经消亡，但在契丹人和女真人那里获得重兴并广泛传入回鹘土耳其人和一些蒙古部落。忽必烈的生母即是一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聂斯脱利宗在全世界有25　个主教教区，1275　年该派驻巴格达的教主在北京也设立了主教教区。聂斯脱利派虽有异端之日，它的教会却与罗马保持着联系。
同时，当时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正进行着狂热的十字军东征。这样，西方基督教国家、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就取得了外交上的联系。撒拉逊人为遏制蒙古人在近东地区的扩张，曾派遣使节到法国和英国寻求援助；在蒙古人灭掉帕息亚和巴格达后，他们的伊利汗曾在1267　年至1291　年之间不下7　次向西方派遣使节以求共同对付穆斯林的入侵。尽管未能达成协议，教皇的使团却终于在遥远的中国建立起以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　，旧译孟高维奴）为首的大主教区。在大汗的保护下，他在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又在一名意大利商人的捐助下修建了一所教堂，并且还培养了150　名唱诗班男童（据说大汗很喜欢听他们唱诗）。1304　年北京地区发展了以6000名天主教徒并且为他们施了洗，其中很多人都不是汉族人。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在元末继续不遗余力地来华传教，但后来却被拒于国门之外。当时来华的商人肯定远远多于传教士，但留下文字材料的只有马可？　波罗一人，他在1271　年随父亲与叔叔（两者均为意大利商人）第二次入华，到达上都和北京后，他在中国留居了17　年（1275　一1292　年）之久，在宫庭中为忽必烈做事，后于1295　年返回威尼斯。在热那亚的监狱中他撰写了一部《马可？　波罗游记》　并献给当时的一位罗马史作家。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而是一篇有体系的科学论文，材料丰富不说。而且持论公允。（此书原搞已失，但尚存120　本意大利语、拉丁语、法语和其他语种的手抄本，各本文字颇有出入。　）没有其他旅行者能像马可？　波罗那样讲述如此奇妙的一个故事；这本游记首次将中国的地理、经济和政治情况呈现在欧洲公众的面前。这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因为这本书竟然说13　世纪晚期的中国不仅面积大于欧洲，而且在文化和技术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因此，“马可？　波罗”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成了“难以置信”的代名词。但他的影响一直未曾消逝。哥伦比亚就有这本书，并且还在上边做了批注。时间为这位威尼斯人做出了证明。例如，他所讲的可以燃烧的“黑石”其实就是煤炭。到了19　世纪，这本游记中记载的路线细节也得到了证实。
东亚也有一位马可？　波罗式的人物，他叫拉本？　索马（　Rabban　Saurna　）是一名出生干北京的聂斯脱利派教士。他于1278　年穿越中亚抵达伊儿汗的宫廷，之后又被派往欧洲联络基督教徒共同对付穆斯林。1287　年索马经康斯坦丁堡抵达那不勒斯、罗马和巴黎。他见到了当时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并在红衣主教学院宣讲聂斯脱利派的教义，还在教皇御前主持了祝圣仪式，以此向后者表明语言虽然有异，仪式却是一样的。
元时中国与欧洲的接触远远不及与西亚接触之频繁。蒙古人征服亚洲为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阿拉伯人的商队从巴格达经陆路到达北京，或走海路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达泉州等中国南方的港口。尽管大多数中世纪时的阿拉伯人不为欧洲人所知晓，他们实际上与东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蒙古时代最为详细的游记是由伊本？　拔图塔（Ibn　Batuta　）所撰写的，他在1325　年至1355　年之间漫游南亚地区，在阿拉伯人的商道上旅行时，曾多次在当地娶妻成家。他自称在中国遇到了一个阿拉伯人，并几在撒哈拉沙漠上还遇到过后者的弟弟。
在蒙古的强盛时期，俄罗斯、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冲击，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l000年后，此时中国的文化开始涌人西方，如火药、纸币、印刷术、瓷器、纺织品、纸牌、医药和艺术题材等等。波斯和阿拉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经过他们之手中国文化又辗转传入了西方。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受到阿拉伯、土耳其文化的很大影响。伊斯兰教在中国扎下了根，而基督教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伊斯兰教在甘肃和云南一直都有很大影响。在泉州和广州等地阿拉伯人并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并在其首领领导下在中国生活。
元代的中国文化
尽管元时中国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和蒙古人的统治一样仅仅触及到中国的表层，像科考等传统制度未能全面发挥其作用，可是也没有找到可以取而代之的制度。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中亚人，像党固人、回人、聂斯脱利派僧侣和穆斯林，后来都成了儒家学者或完全汉化的书法家和画家。在蒙古人的主持下，元代史官编撰了《　宋史》　、《　辽史》　和《　金史》　。此时中国学术并未取得多么辉煌的发展，但也没有衰落下去。另外，元代山水画的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随着白话的兴起，元代产生了两种新的文学样式：杂剧和小说。这两类文学作品为了接近当时的都市观众或读者，均采用了门语体的创作方式。元朝政府的浩令亦使用类似口语的文体，以便于没有文化的官员能理解浩令的意思。汉族官员由于仕途渺茫，其文学修养无有用武之地，于是他们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上来、金时的北京和南宋时的杭州在12　世纪时都是戏剧创作的中心，当时创作的剧本流传至今的犹有近l000部之多。元代以后的许多杂剧都印刷成了剧本。杂剧的主题均为典型的中国风格，大都涉及感情与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的冲突。
　
中国的戏剧类似歌剧，在乐队伴奏下载歌载舞进行表演。像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戏剧一样，杂剧的布景和道具十分简单，为弥补这种不足，杂剧演员创造了大量程式，通过手、眼、衣袖来表示登山、下楼或上一马等动作。剧中女角多由男演员饰演，他们的假嗓演唱，妙曼的舞姿和优雅的手势格外受到观众的欢迎。浪漫的情节，出众的演技，幽默的对活，华美的行头，再加上激烈的打斗，便形成了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都市艺术形式。
杂剧是大都市的产物，而小说却是由说书人向下里巴人讲述的故事。唐代的宝卷、传奇渐渐演化为历史故事或纯系想像的爱情、惊险故事，在说书先生那里又发展为长篇大沦、结构松散的“萨伽”（　saga　）式故事。这些游方说书人的提词本便是这些章回小说的最早成文形式，后经不断加工逐渐成为早期的小说。这些话本小说多为鸿篇巨制，主人公往往为下层百姓或军人，其语方通俗易懂，'　J　当时的自话f　一分接近）后期的话本小说大多为文人的个体创作，不过他们往往用化名的方式隐藏起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儿部成熟的重要作品大多出现于明清，但其雏型却可上溯到元朝或更早的时代。小说后来成为中国有阅读能力者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尽管正统学者对此不屑一顾，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其中蕴含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杂剧和小说在元代的兴起，不仅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何等强大，同时也反映了在蒙古人统治下上大大阶层的没落。
第08章　明代的国家和社会
一、汉族文化中心主义
明朝（1368　一1644　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这时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生活着大约1　亿人民。由明人清后产生的种种变化亦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如何大的波动。满洲人在1644　年人关攻破北京城后征服整个中国。不过这场战争及其造成的破坏，与欧洲30　年战争（1618　一1648　年）那种有组织的烧杀劫掠相比，只是小巫而已。不管怎么说，明朝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极为稳定，以至于在清兵人关后的267　年（1644一1911　年）间几无大的变更。可以说，中国在满清两三百年间是循着传统格局向前发展的。
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欧洲却经历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及随之兴起的全球性扩张和新世界的发现。在中国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历史事实。此时的欧洲风起云涌，正席卷整个世界，而中国对此却茫然无知而完全置身局外，乃至进入19　世纪时，不仅在物质文明和工艺技术上，而且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都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东亚长期稳定的局面带来的只是落后与贫穷，与欧洲相比不免相形见细。不过这并不表明明清两代便是历史的倒退，此间取得的成就亦不容否认。如果能更好地了解这几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应能发现不少的革新和发展。中国社会远非停滞不前，不过与西方相比其步伐较慢，程度较浅罢了。中国人向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造成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社会领袖均致力于维护传统，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纳入传统的模式之中。西方人自19　世纪起信奉的是进步的理想，而明清时的中国人却唯恐越过古人的雷池一步。
对汉、唐、宋的推崇同时也加剧了汉人对蒙古人的深恶痛绝。而这种对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这种心态到后来逐渐发展为对中国以外任何事物的漠然态度。在逃避外界的同时，中国人日益“内转”，本国事务成了他们注意力的焦点。宋时好古的艺术风气和史学研究的兴起已经预示了这一点、从此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和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这种心态操纵了中国与外界交往时的做法，使之面对外界的刺激时，无论在思想上或心理上都无动于衷。这种心态与现代民族主义颇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异。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宣扬本民族的特色与优越，是因为他们碑醉怕受到别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故而民族主义是竞争精神和危机感的一种表现。民族主义思想通常由是同一文化圈子内的亚文化集团（尤其是某一方言集团）提出并以此来与其他亚文化集团相抗衡。像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各民族国家的兴起便是一个例子。与之相反，中国从未感到在文化上低人一等。他们也许担心被异族征服，但从未想到过他们的文化会被外族文化所同化。因此，中国的仇外思想是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它在军事上弱于那些“化外之民”；　中国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天朝上国”而非亚文化集团做出回应。基于这些异同之处，我们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为“文化中心主义”，以此说明在中国人看来，构成“我”与“他者”之区别单位的是文化而非一种文化之下的国家。
造成这种心态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中国一直都处于大一统的政治模式之下：与欧洲各国相比，中国具有一种惊人的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并非是由地理条件造成的。中国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东、云南、中亚或西北地区，快马也要走一个月，其幅员之广超过了欧洲。所以，这种凝聚力只能从制度方面人手，从既定的社会思想和行为方面来加以解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两者是相等的关系。如果罗马帝国未曾灭亡而各民族国家亦未在欧洲出现，大致便是中国这种情形。总而言之，明清两代时的中国文化与政治结为了一体，这使得中国统治者对外来事物抱有一种冷漠、有时甚至是憎恶的态度，而“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
二、明代的统治
明朝的建立
元朝皇族内部的争权夺位进一步加速了元朝的衰亡：1333　年后北方连续15年发生饥荒，紧接着黄河又泛滥成灾，饥荒和水灾耗尽了国库的储粮。到了14　世纪4O　年代，几乎各省都爆发了起义。1351　年至1353　年，几大起义领袖开始为争夺“天命”的归属而一争雌雄。有的人自称为宋室后裔，有的人则利用宗教预言自称为弥勒（未来佛）转世，其余人也利用秘密会社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其中最有名的是白莲教，该组织源出12　世纪早期的天台宗佛教。白莲教和其他反杭朝廷的组织一样，不得不秘密进行活动。
朱元璋（1328　一1398　年）是最后的胜利者。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样，他出身平民，但“时势造英雄”；　最终成为了“天子”。朱元璋祖籍安徽凤阳，幼年失估，曾人佛寺做和尚，这给了他一个识字的机会。他曾一度靠乞讨为生，但在25　岁（1352　年）时他加人了义军。（他可能也加人过白莲教，但他上台后否认了这一点，这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不明智的先例。）
朱元璋率领军队越过长江并于1356　年攻下了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附近的战略要地―　南京。在击败了长江上游和下游的其他政权后，他于1367　年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地区二而此时蒙古将领们却忙着自相残杀。1368　年朱元璋攻古了北京，但仍将国都定在南京。他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后来也一直沿用这个年号。自此以后明清两朝的皇帝均只使用一个年号，故年号往往可以代表某一皇帝（如朱元璋又称为“洪武帝”）。
其后的永乐帝（l403　一1424　年在位）也是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他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早年封为燕王，后起兵推翻了其侄建文帝的统治。他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内战，并在43　岁时攻下南京登基称制，史称“永乐帝”。
南京是太祖、建文帝两朝时的国都，城高60　英尺，周长有20　多英里，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永乐帝于1421　年迁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永乐帝兴建的北京城比元朝的大都还要宏伟，主城有4O　英尺高，周长超过14　英里，沿城设有9　处重兵保守的城门。京城中央为皇城，周长约有5　英里。皇城之内是红墙高耸的紫禁城（即宫城），四周围绕着约2　英里长的护城河。紫禁城内的皇宫位处京城南北中轴线上，以白色大理石铺地，上覆黄色的琉璃瓦。当年的这些雄伟建筑，大多至今仍完好无损，成为昔日帝国留给后世的最好见证。
明代的专制统治
明朝十七帝的统治大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上）　洪武帝时的草创与巩固时期（1368　一1398　年）；　（　2　）永乐帝时的扩展与建设时期（1403　一1424　年），及其后任者铺张奢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