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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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贩子，从事着不可告人的活动。
广州的公行制度废止后，一种新型中国商人―　买办应运而生。他们受雇于洋行，为外国雇主搜集情报，或负责洋行在中国国内的商业活动。在通商口岸的特殊条件下，这一阶层的人物逐渐成为中国的现代实业家。这样，中国从一开始便加入了现代世界贸易经济的大潮并在沿海地区首先发展起来。
六、清末农民起义
19　世纪中叶时一系列长达20　年之久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大清帝国的18　个省份。鉴于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所以产生这场大动乱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内部。19　世纪奶年代末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几乎已是一触即溃。国内人口不断增长，国势危急而官员们却只顾及自身利益，官场遂越发腐败黑暗不堪。例如，清政府在黄河与大运河上修建了不少堤坝，但泥沙淤积仍是有增无减。大运河作为南北粮道的地位逐渐下降，而黄河则于1194　年之后的六七百年中（　1852　年）首次在山东境内泛滥改道。人口激增、水涝旱灾、贫穷、腐败再加上政府的无能，遂导致了全国盗匪横行，并不时有暴乱产生。
　
由于官府无能，秘密会社得以大行其道。这些秘密会社，北方称“教”，南方称“会”。1883　年，白莲教的一支（即1900年义和团的前身）流行于华北地区，不过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南方的颠覆活动，如“天地会”（洪帮），却是屡禁不绝。据说天地会由福州的一名武僧于1674　年因不堪官府欺压而建立，其口号为“反清复明”，入会有一套复杂的仪式，入会者欲血为盟，立誓反清复明、、不过天地会平时很平和。类似西方的共济会，天地会规定人会者即是兄弟，但必须遵守一些严格的道德准则，会员之间亦须互相帮助二这对商人、船夫、苦力、下级官吏或走私者这些流动人员具有特殊的作用。人会者在异国他乡（如新加坡和巴达维亚）通过切日、手势暗号即可得到当地分会成员的保护和照应。
19　世纪40　年代末，中国南方地区普遍动荡不安，这是因为政府的统治在两方面遭到削弱的缘故。首先，华南是当年满洲人最后征服的地方，清政府仅在广州一地驻有八旗部队。其次，这一地区长久以来深受西方商业及文化的影响，并于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峰。事实上，广州正是产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摇篮，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在西方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刺激下产生的。1841　年的三元里抗英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义民被清政府遣散后，广州人民对英帝国及求和苟安的清政府都产生了不满情绪。而上海因为地近茶叶、丝绸产地，自1843　年开埠通商以来便杜绝了操纵粮运、潜运的帮会势力。最后一点，英国海军于1849　年开始打击中国的海盗势力并取得成功，这就迫使海盗帮会不得不沿西江迁到内地的广西省。
太平天国
就像以往的大规模起义一样，发生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以宗教为号召来组织人马造反的。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1814　一18　必年）及其副手均为客家人。客家人几百年前从北方迁到南方，与本地“土人”并未完全融合，甚至相互仇视争斗。洪秀全本一落魄文人，多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而均遭落第。因此，他最终变成一名神秘主义者，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失常。他在病中见到“天父”，于是自认为是新的“弥赛亚”降世。洪秀全于1836　年见到梁阿发编写的传教小册子而若有所悟，后以新教《　圣经》　为依托，创造了一种类乎旁门左道的“拜上帝会”。洪秀全长久以来因病而见神见鬼，他在病中阅读这些小册子后认为，他病中见到的正是天父耶和华、天兄耶稣，而本人则是天父的幼子，为拯救世人而降下儿间。洪秀全与广州的新教牧师曾有短暂交往，但鼓吹武力和复仇的《　旧约》　对他产生的影响更大。他全盘接受了“摩西十诫”的思想，但对“登山宝训”的内容却弃之不顾。
洪秀全及其同事传教数年后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一过程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由于官府对盗匪和地方纠纷已经无能为力，地方上经常自办团练以维护本地治安。这些“民兵”通常领取报酬，并由当地缙绅指挥领导。他们有时会发展为秘密会社或宗教组织，并向当地勒索保护费或孝敬钱。不过，随着官府势力的衰败，这些会社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争斗。就像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各部一样，这些组织也往往由一铁腕人物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帮”会组织。
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于19　世纪4O　年代末组织的“拜上帝会”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不得志者，如客家人、天地会成员、盗贼及流离失所的农民等等。他们于1851　年7　月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起义，于1851　年9　月攻克广西永安州后建立起了军政制度。洪秀全自封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太平”一词在经书中屡见不鲜，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农民起义即以此为名号，有些朝代亦采用“太平”为年号，而《　圣经》　译人中国后，“太平”又获得了新的含义。出身烧炭工的杨秀清（约1820　一1856　年）被封为东王，领中军主将。其余人亦封为北王、西王、南王、翼王，皆受东王节制。
清军久攻永安不下。1852　年4　月太平军突围北上，沿途队伍不断得到壮大。由于缺少火炮，他们未能取下桂林和长沙，但于1853　年初攻克了武昌，继而渡江而下，于1853　年3　月占领了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南京。这是太平天国的胜利顶峰，此后便是互有胜败的相持阶段。太平军曾派大军北伐，因失利而西上太行，又东下临铭关，时值冬季，行军艰苦，最终于1853　年年末迫近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军从广西北上，并未在沿途建立起政权机构，事实上，他们也缺乏地方官的合格人选。太平军转战中国的16　个省份，攻下大约以刃座城池，但得之而不能治之。攻下南京后，太平天国在此定都并且建立了六部，但在乡村，其政权仍为军事化的统治机构。
太平天国早期的军事化宗教社会中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禁欲制度。太平天国鼓吹男女两性的贞节，主张男女平等，禁止缠足，妇女亦参加劳动和战一斗，也可以担任官职。太平天国的清教徒式狂热使得他们反对蓄奴、通奸、巫术、赌博、酗酒、吸鸦片和抽烟。他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混和而成的奇特产物。洪秀全自称为天父次子而被奉为天命在身的新天子；他的追随者向大众布道井向＿上帝献祭；他们捣毁偶像及儒、释、道三教的庙宇；他们的首条道德准则即为敬畏上帝、耶稣与天王，第二条便是“孝顺父母”。太平天国标榜平等，但其内部却是尊卑有别、＿上下森然。太平天国实际＿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由于《　圣经》　并未提供理想社会的具体模式，于是洪秀全与杨秀清像王莽、王安石一样从《　周礼》　中寻求答案。中国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根植于原始经济时期的社会状况，主张每人都为公共财富务尽其能而后各取所需。土地按肥沃程度划分为9　等，农民们按人数分得相等面积的田地，并规定凡居民25　家为一“两”，设两司马负责管理生产、分配、教育、宗教、司法以及地方武装等工作。理论上每个农民战时都是军人，各级官员的体制、称呼亦与军队相同（均田、编户并耕战合一的制度自然均为中国的传统做法）。由于太平天国并未在占领区设立政府，因此平分土地的规定并未得到真正的执行；他们仅在建都南京的最初几年里试图实施过这一计划。各王均有自己的宫室、行政班子以及军队，因此平等的理想也不免大大打了折扣。
　
洪秀全强调个人作用及超验的神性，他心目中的国家建立在理性的白然秩序之上，与传统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过，太平天国的狂热实践却使这一乌托邦理想黯然失色。他们反清辟孔，震撼了整个社会秩序，触犯了保守的七大夫阶层，但同时又未能团结天地会形成统一战线。太平军借用了不少天地会的切口，许多天地会成员还加人了太平军，但天地会于1853　年在厦门及上海起事时，太平军却袖手旁观。太平军低估了盘踞在上海的外国势力，也未发展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同时，太平天国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为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东王杨秀清为马基亚维利式的人物，他自称天主附体，从而攫取了极高的权力。天王还算比较老实，尽管他自称上帝幼子，却对杨秀清一再忍让。到了后来，东王的势力已驳骚然驾乎天王之上，洪秀全乃密诏北王韦昌辉等回京除杨。韦昌辉趁机大开杀戒，残杀东王及其家属、部众2　万余人。于是天王又不得不诛韦平乱。这时洪秀全当年的老部下已所存无多，于是他又封了一些亲戚为王以巩固其统治。大多数新王均腐败无能，唯有忠王李秀成（1859　年受封）为其中佼佼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领导人。由于清政府垄断了管理国家的统治人才，所以能枚平19　世纪50　年代的起义而得以苟延残喘。这些人再次证明了传统文人政府的优点，也可以说是康熙及历任清帝为国家及文化大一统所做努力的遗泽了。士大夫们宁可拥护传统的异族政权，也不愿接受本族“逆贼贰臣”的统治。最后，汉族士大夫领导的“新军”、尤其是湘军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
湘军的主将即是曾国藩（1811　一1872　年），他的一生与太平军起义是紧密联密在一起的。曾国藩于1838　考中进士，之后是在京师的10　年宦海沉浮。1853　年初，他受命在家乡湖南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他以儒家伦理训练湘军以维护“名教”。曾氏出入释儒二氏，主张“经世致用”。他并非天马行空式的天才，但凭其百折不回的精神首先建立了一支缙绅士大夫队伍，之后又整肃军队，向他们灌输敬上、爱民、立德等道德信条。湘军常常跨省作战，渐渐由防御性组织发展为进攻型队伍。其次，湘军还训练水师，镇守华中一带。第三，曾氏一直盘踞在湖南，于1854　年收复武昌后才离开本省老营。不过，即便是这时，各省依旧是各自为战，各地起义仍然绵延不断。
捻军与回民起义
正当太平军于1853　年崛起于长江流域之时，黄淮之间、运河以西地区又爆发了捻军起义。苏、鲁、豫、皖一带原有白莲教的余党，这时发展成为盐袅“捻子”（帮）。他们活动的范围即所谓“九省通衙之地”，虽无名都大邑，但出人方便，不过时有盐袅出没，村民械斗不绝，并且常常还与回民发生冲突，此外水患、饥荒不断，人民颠沛流离。1853　年各地捻党大致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势力之大，许多地区都是只知捻军，不知官府朝廷。捻军不断扩充武备、马匹，并向当地征收赋税，很快发展起骑兵队伍劫掠邻近地区。1855　年，捻军形成黄、红、蓝、白、黑五旗军制。他们使用暗号手势、献血结盟，人伙时还有一套复杂的人会手续，并且效仿太平军蓄留长发。捻军与太平军先后多次合作，但内部一直各自为政，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乡村，也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不过，捻军首领渐渐建立起晓勇的队伍（尤其是骑兵部队），并在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先后牢牢控制了当地的兵勇、平民百姓和粮食供应。到了18　的年，捻军与太平军隐隐然已对清政府形成合围之势。
云南回民起义持续的时间更长。穆斯林自元朝之后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一直很有势力。云南的回民自成团体并时常与外界发生冲突，在争夺铜、锡、铅及金银矿源时尤其如此。当地的清朝官员人数不多，也很难行使政府的权威，如一名从麦加朝圣回国的阿旬，因发现孺家思想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聚众闹事时，官府儿乎无力治理，于1861　年才用招安的方法将之勉强平定下去。不过，云南西部的回民起义在杜文秀的率领下又坚持了十一二年。1856　年杜文秀定都大理，自立为新建伊斯兰国的苏丹。他从缅甸（后者将穆斯林称为Parthay　）　获得军火补给，甚至还于1872　年遣使至伦敦谋求合作，但未获得什么结果。同时，1862　年中国西南地区又爆发了一场回民起义，而贵州的苗民自1854　年以来也纷纷生事作乱。
这几场起义虽然规模不及太平天国起义，但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王朝身处内忧外患之中，一时岌岌可危。不过，内地的这些起义仍然无法产生足以取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制度，相形之下，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倒是趁机在沿海地区大力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
七、条约体系的完成
这场起义造成了几百万人的伤亡，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成批的城池为之夷灭，与之相比，伤亡仅仅数千人的鸦片战争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同样，早期的鸦片生意、传教活动以及第一批通商口岸也未形成多大气候。它们并未直接触及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只是使人们对旧的生活秩序产生了疑问，并潜移默化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制度。不过短期看来，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并不总是起到革命性的作用，相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列强于1860　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满清的灭亡与中国政治的变革。从1851　年到1860　年，正当中国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西方一列强一反谈判做法，转而向清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之后转而又与清政府合作镇压国内的起义。19　世纪50　年代，清政府对地方（包括诸通商［上岸与内地省份）的统治遭到削弱，地方势力逐渐抬头。但在诸通商日岸，西方各国的领事建立了西式的统治机关。当时上海挤满了躲避太平军的难民。1853　年，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了上海，清朝的海关陷于瘫痪，自道台以下的官员尽数被驱逐出上海。上海洋行中的外商为求自保组织了“上海志愿军团”。1854　年7　月，英、美、法3　国领事联名要求上海道台准许他们自治并获得准许，此后在上海便逐渐形成“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各租界均有自己的武装与警察。这样，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通过租界在长江流域牢牢地攫取了一席之地，为上海日后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心打下了基础。
同时，由于当时上海未设海关，由英国领事负责租界关税事宜并把持了内地的洋货进「上关税。租界的关税本应一视同仁，但由于中方海关官员的作梗与各国外商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种种规定实际上无法实行。但如果关税不统一，自由贸易及合法的贸易发展势必受到威胁。因此，英、美、法3　国领事于1854　年7　月做出决定，由其向上海道台指派海关税收人员，以此保证各国外商利益一致，同时也确保关税能够交到道台本人手中。这即是中国海关外国监督制度的滥筋。自1855　年起，中国政府聘用英人李泰国（Horati　。Nelson　场）出任上海的江海关税务司。公共租界、海关监督制度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畸形产物。在当时的情形下，这几项制度反映了英国人喜欢节外生枝的本性及中国与列强虚与委蛇的手腕。
中英、中法战争
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与国外的茶叶、丝绸及鸦片生意仍是有增无减，但广州逐渐失去了先前的外贸优势地位，排外情绪不断滋生：英国人仍然无故不得人城，这涉及到中英两国政府的“面子”问题。到了1851　年，英国已打定主意再次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但也认识到外国的侵略也许会加剧国内的动荡局势，于是暂时隐忍不发。看起来太平天国政权不会比清政府提供更好的贸易机会，因此英国在双方对峙交锋时保持了中立。
1854　年，英、美、法3　国在广州、上海与天津3　地召开修约筹备会议。清政府拒绝并回避了这一问题，但中国人时常聚众袭击西方人，使修约问题又不得不提上议程。此时西方列强正迫使日本等亚洲国家鉴订一系列通商条约，他们亦欲通过与中国修订条约而进一步控制中国。英国认为有必要修约以扩大原有成果，于是在1856　年借口中国水师在“亚罗”号船上撕毁英国国旗，并于次年与法国（法国以马神父事件为借口）组成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人明白，他们需要的是中国“天子”接受西方对全球贸易及外交关系的诸般理念―　他们花费4　年功夫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一番周折，他们于1858　初攻古了广州，两广总督实际上成为联军手下的傀儡。英法联军意在满清皇帝，于是在1858　年5　月攻陷大沽炮台后又逼进天津，并于同年7　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汀《　天津条约》　，允许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二俄美作为中立国向天津派出全权代表，也签订了内容几乎相同的条约。由于各国驻京使团意欲彻底粉碎满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清政府方面的态度乃日趋强硬不肯做出让步，甚至否认条约草案中的内容：英法两国公使抵津一年后，又于1859　年6　月赴北京换约，以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为借口进攻大沽炮台，但遭到重创，有4　艘英国军舰沉没1　之后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其中包括英舰41　艘，运输船143　艘，英军1　。　05　万人，另有2500　厂－州苦力随军效力．、法国方面则派出军队63　朋人，军舰60　余艘。英法联军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后于当年10月进驻北京．而咸丰帝则仓惶逃往热河避难二〕　山于法方坐大，同时对中国亦毫无商、｝仁兴趣，致使英法两国在京期间发生鳅龄，另外英方代表额尔金亦不得不设法遏制本国的扩张要求：就在此时英方的谈判困首领在停战状态下被清政府逮捕，其余约20　名成员亦被处死，额尔金为了报复清朝皇帝，下令焚毁了圆明园飞由于缺乏弹药，兼之冬季将临，英法联军不得不做好尽早签约后撤军的打算。他们与咸丰赞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沂签订了新的和约，认可厂1858　年签订的《　大津条约》　，又增加了租界地与赔款数额。例如，英国获得了九龙司地方一区，法国方面则获得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各省租买田地的特权。
尽管并未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西方各国的在华利益，进一步使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国门。
俄罗斯在满洲的扩张
俄国凭借最惠国条款，同样也获得了英、美、法诸国的种种特权。不过同时俄国人还别有所图。满清统治者j　通过《　雅克萨条约》　将俄国人拒于阿穆尔河流域及蒙古之外，俄国人因而曾转向亚洲其他地区进行扩张。伯令（Bering　）于1741　年发现了阿拉斯加，俄国政府在堪察加半岛设立了卫所，并开始与日本进行接触。1799　年，俄美公司得到政府授权，垄断了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业务，其势力足以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分庭抗礼。自1812　年至1839　年，俄国甚至还一度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地区，同时，从1727　年到1860　年之后几年还在外蒙古境内的“买卖城”与中国政府定期举行边贸活动。尽管俄国不再向北京派遣商业使团，东正教传教团却源源而至，这些传教团后来成为汉学研究的中心及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外事机构。
中国的5　个口岸通商之后，俄罗斯也同时加紧了对后来称为“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的扩张。在整个18　世纪里，俄国人在此地不断推进，并修筑了边防哨所以防御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的进攻。这些哨所很快就蔓延到从里海以北到奥伦堡及东伊尔铁什（Irtysh　）河沿岸的广大地区。俄国在侵略过程中逐渐将矛头转向了南方，开始逐步与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基辅、布哈拉（Bokhara）及撒马尔罕（　Samarkand　）发展边贸。1851　年，中俄两国在库尔加签订条约以加强“买卖城”的贸易管理。俄国商团的路线、人华季节及下榻处等方面都受到中方的严格规定，但同时也受到本国驻库尔加地区领事的保护。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因为中俄两大帝国都是这一地区的征服者，他们在此都需要对抗当地的好战部落以维护本国利益。
受到英国侵华胜利的鼓舞，俄国也再次侵入阿穆尔河流域，其将领即是曾于1847　年担任东西伯利亚总仔的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　）。他于1854　年向阿穆尔河派去舰队并于次年在该河北岸设置哨所，一直延伸到与乌苏里江交汇的哈巴罗夫斯克（khabaIDvsk　）。俄军很快就牢牢控制了这一地区。1858　年5　月16　日，在《　中俄天津条约》　签订之前，穆拉维约夫已与清政府签订了《　中俄援挥条约》　，中方将阿穆尔河以北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并且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原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区。穆拉维约夫占领这一人烟稀少地区的讨一划终于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勉强同意。
《　中俄天津条约》　使俄国同样获得了西方列强在华的种种权益，但满洲以东地区的归属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1860　年，伊格那提也夫将军（Nikolailgnatiev　）　与清政府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　之后，又进一步扩大了俄国在东亚的胜果（而清廷则于1859　年否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