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2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19　世纪50　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国库收入很快耗费一空，同时也失去了几个富庶省份的钱粮收人。清廷为了补贴财用，大肆卖官弩爵并发行铁钱纸币，结果官场人满为患，市场物价飞涨。清廷曾于1712　年宣布“永不加赋”，是以政府无法更改祖制以济一时之需，其财政状况亦因此而元气大伤。
为了应付这一财政危机，江苏省于1853　年实行厘金制，变相向商家抽捐。“厘金”捐有3　大特点：首先，数量不大（多为1　/　100　）　，易于征收；其次，它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税款，类似转口税或销售税；第三，这项制度由各省缙绅帮办。这项制度于1857　年又获准在全国推广施行，由婿绅与官府劝输厘金以支付军晌，但平乱之后，清政府仍然实行这项制度并且一直沿用至民国。
1850　年之前的清朝财政收人主要来自农业，但到了19　世纪末，商业财政收入已是1850　年全国总收人的两倍有余。厘金曾是这笔收人的主体部分，但年度海关收人在19　世纪60　年代增至约700　万两白银，并且在此之后与年俱增二这笔钱中即包括鸦片进口税的收入。此时清廷已无法依靠以往大一统农业官僚国家的老一套做法来管理财政了。厘金制与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的兴起，导致了地方主义的抬头，儒家刻意维护的大一统格局已是明日黄花。
“中兴”时期的哲学及其代表人物
西方思想在这场所谓的“中兴”中所起的作用无足轻重。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巨”维护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强调以儒学经世致用，其荤荤大端，即：中国社会的和谐秩序有赖于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每个人应遵守“礼”法；身居高位者应以德服人；刑罚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等等二他们的哲学是，做乱者必须加以严惩（如改造或肉体消灭），但平叛之后则需公正廉明地实行仁政。只要天下太平，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这种思想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色彩与等级观念，与现代的平等思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他们认为发展经济重在“节流”而非“开源”，强调有效利用资源与税收而不是增加赋税或发展生产。静态的和谐，而非动态的发展，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观念，其实也正是传统的“循环往复”或曰“通变”的思想二这是一种保守的改革做法，它一方面强调发展农业是“民生”大计，一方面又提倡选拔“人才”为治国之本。
　
19　世纪60　年代，中国满汉统治阶级在利益和观念等方‘面渐趋一致，因为双方都致力于维护旧有的传统制度。直到1850　年，京官中约有一半为满人，另外各地总督的2　乃及各省巡抚的1　/　3　亦均为满人、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新提拔仁来的人才几乎全为汉人。）他们以前一直充任下僚，此时相继成为各省的总督与巡抚。同时，到了19　世纪60　年代，满洲祖地也不再禁止汉人迁进，八旗部队战斗力下降，满语几乎废止不用，满汉不得通婚的禁忌也被打破了，满清政权与汉族统治阶级儿乎合二为一，直到19　世纪末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满洲政权才被作为“挞虏”而大受抨击。至于现代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汉族“中兴名臣”“卖身求荣”，不过是用今天的民族主义立场来强求古人罢了。
　
发掘“中兴”人才的第一步是恢复开科取土，重建书院并刊印经书等钦定书籍。科考题目往往联系实际，如询问考生如何带兵等等，这正体现了“经世”学派讲求实际的精神。实行科考就必须限制捐买功名的做法。捐纳功名可以解决一时财源不足的燃眉之急，也可以将一批富有但学识不足的人收罗进统治阶级队伍，但同时也不影响“正途”出身者的地位。“异途出身”与“正途出身”有着很大的区别。19　世纪上半叶每年的捐纳收入达一至二百万两白银。捐纳出身者（多为监生、举人）古当时士大夫人数的3　/　lO　，到了1880　年总数则达到一百一十多万人。
“中兴”时期政府颇有成效地扼制了买卖功名和官职的做法，但也未能完全杜绝这一现象。各省进士人数与年逐增，太平天国时期进士中榜比率增至18　％　，一些富庶的省份还要更高些。终有清一朝，长江下游地区考中进士者的人数最多，其中号称鱼米之乡的江苏省（这也是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争夺的焦点）就古了2　/　5　。但同时异途出身者的人数增长更快。19　世纪末中国大约有145　万名缙绅，其中上乃以上是通过捐纳买得功名或官职的，这无疑表明当时不少商人都步人仕途而与十大夫融为了一体。这样，尽管科举制度得到重兴，但已不像以前那样是培养儒家统治人才的惟一途径口最后一点，“中兴”举措丝毫末曾触及基层组织与人员，差役肯吏们照样勒索鱼肉百姓，这里既无法产生统治“人才”，亦难以提供现代政府所需要的专门技术人员。
三、中国的反洋教斗争
此时西方在华传教活动渐人佳境。出于自卫，中国的儒家人上开始发起排教（基督教）运动。罗马大主教与新教传教团在华的传教活动迥然有别。1800　年时天主教在中国各省还拥有大约巧万信徒，两次鸦片战争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870　年，在华的250　名左右耶稣会会士、圣方济会修士、拉撒路派修士、圣多明我会教士及中国本国的修士总共拥有4O　万名信徒。1860　年的《　中法北京条约》　准许法国在华传教，并归还了先前充公的教会财产，而且法国还私自加上一条：“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用地，建造自便”。这样教会就成了地主，不仅雇人租种土地，而且兴办学校、神学院及孤儿院。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天主教已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善男信女们参加教会中的各种宗教仪式，诸如节庆、朝圣、布道、礼拜等等，所有这些曾受到官方禁止的活动如今都融人了中国特有的风俗制度。相形之下，新教的传教活动还只是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1850　年时中国只有大约80　名新教传教士，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局限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5　处通商口岸及澳门、香港等地。这些新教传教士及其妻子（她们往往也是传教士）相对缺乏经验，至1870　年时中国虽然已有350　多名新教传教士，但阪依的信徒还不足6　以刃。他们没有罗马布道总会那样的机构，内部也缺乏协调统一，人人各自为政，似乎单干的在华洋商。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团有伦敦传教会及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团，后德国喀尔文派、福音派、卫斯理派等教派的传教团也纷纷来华传教。这些来自北欧、北美的传教士与来白拉丁语系国家的罗马天主教士针锋相对，后者视新教为异端邪教，而新教则视后者为“敌基督”。二者之间相互争夺信徒，彼此几无任何合作交流可言。
1866　年，英人戴德生（Hudon　Taylor）来华开创“中国内地传教团”，后逐渐发展为最大的在华传教机构。戴氏坚信人类只有通过信仰基督才可逃脱地狱的烈火而得到拯救，而在他看来，中国实在太成问题：“在那里每月有100　万不信上帝的人死后沉沦永劫。”他从各国招募新教各派传教士来华传教，一般没有固定的报酬，认为“上帝会予回报的”．并派他们到中国内地各大城市与中国人一样地生活，通过传教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戴氏因坚信祈祷的力量而广为人知并获得大量的捐赠物资。这样，在大主教会经营多年的中闰内地也逐步出现了新教的传教点。
缙绅阶级的敌视态度
自晚明以来，护国的儒家士大夫便一直视基督教为迷信或异端邪说，他们质问“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何会允许原罪发生”？天主教于1724　年遭到清政府的禁止，一直到1846　年才有所改观，其间讲求理智的中国缙绅也一直未能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此外，太平天国源自“拜上帝会”，浸华诸“夷”亦信奉基督教，这些政治方面的因素更加剧了中国缙绅对“洋教”的反感。最后一点，由于基督教在华传教士渐渐担负起某些上大夫阶级特有的社会功能，这也引起了后者的警惕。
首先，传教士们通过传道、兴学而步入原为儒家一统天下的谱绅阶层。为了传教讲道，传教上发现有必要与缙绅所代表的传统社会秩序周旋一番。他们在育孤、济贫、贩灾等实际事务上与当地的婿绅形成竟争并渐有取代后者之势二产生摩擦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传教上天主教孤儿院。一修女（中）正在交接过程中监管婴儿。该照片摄于九江或九江附近，时间约发生在1891　年，正值中国反对洋教的动荡时期。
们享有治外法权而成为中国的特权阶级。中国的缙绅与平民百姓不同，可以免受肉刑之苦并与官府多有往来，而传教士则不但与官府声息相通，还可以在受到官府究查时寻求本国政府的保护。反过来，身列特权阶级的传教士又常常不得不为民请命，特别是在维护中国教民的利益时更是如此。当教民与一般平民发生冲突时，传教士常常干预官府、庇护教民一方，这样，许多穷极无赖之人往往加人教会“吃教”，而基督教便引起了其余中国人的普遍反感。
这些来华传教士语言不同，举止特别，并且显然对中国的传统秩序具有颠覆性作用，按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标准来看，这清楚证明了为何中国谱绅对洋教是如此深恶痛绝。传教士所谈的救世主及信徒的得救，无疑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秩序，中国的学者对之深恶痛绝可以说是毫不为奇。从18　印年到1899　年，中国发生了成千上万次与驻华洋人冲突及大约240　起教案。但即使如此，在华传教活动仍是有增无减。
一如前代，各地士绅不时煽动大众的排外情绪，发起反对基督教的运动。首先，他们印发揭帖攻击基督教，由于文字在文化落后的地区有着很高的权威，当地人往往对其中所讲的内容信以为真。他们同以往的反对洋教者一样，攻击基督教不过是佛教或伊斯兰教的支派流亚，教徒们为非做歹，而传教士则挖取死人眼以炼制丹药等等。在19　世纪60　年代时还出现了描绘教士与教徒混居群交的黄色画册，一度曾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读者。其次，排教者在各省首府（尤其是举行科举考试时）散发揭帖呼吁百姓行动起来反对洋教。当传教士在出租教产或修建房屋时也常常因为“破坏风水”而与当地人发生冲突。
当时教案不断，谣言四起。当天主教慈善修女会试图收养中国的孤儿、流浪儿时亦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地人怀疑她们为“拐子”（当时一些中国育婴堂中大约确有此类丑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闲汉无赖便借机闹事进行打砸抢，有时甚至酿出了人命案子。在冲突中，中国信徒往往首当其冲，受害尤烈。这样的事件儿十年来在中国各地都有发生，这实际上是由于中国的缙绅阶级深感西方威胁其地位，为维护旧秩序而领导进行的自卫活动。
1870　年的天津大屠杀
1870　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深刻揭示了《　中法北京条约》　签订10　年以来中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英国一直希望通过签订条约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和平谈判不能完全代替武力，在保护传教士的权益时尤其如此。如戴德生在扬州开创了中华内地传教会，后于1868　年8　月受到当地群众的围攻，阿利国最后派了四艘战舰到南京而迫使曾国藩将扬州知府革职查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中法两国关系便因为这些教案而不断恶化：法国在中国没有多少商业利益，于是便借口保护法国在华传教士来扩大法国在华的政治影响。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动用战舰，并与各省督抚直接进行谈判。
天津的法国慈善修女会曾出钱向当地人购买抚养孤儿，于是谣言纷起，局势渐趋紧张。1870　年6　月21　日，当地群众涌到教堂说理，残暴的法国领事竟向天津知县开枪进行恫吓，未曾击中，但本人却被众人打死，接下来又有20　名外国人（多数为法国人）被群众打死，其中包括10　名修女，事后当地群众又焚毁了教堂二事件发生后，被激怒的英、法、美等七国政府将军舰开到天津、烟台一带进行示威。
清政府派现已年老多病的曾国藩查办此事，而曾氏则再次显露出他的坚强个性与勇气，如实向国人宣布并无真凭实据表明传教士拐卖儿童或将儿童挖眼掏心，同时也拒绝了法国漫天要价的索赔。后因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赔款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李鸿章继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后亦主张避战求和。于是天津教案越发激起了中西之间的相互憎恨与恐惧。
四、条约体制下的经济发展
西方的经济侵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中国商人之手实现的，因此不像先前西方军事侵略或传教活动那样引起中国人的戒备。不过，中国在效仿西方发展工业化时进程缓慢，个中原因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
治外法权与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的土地被英法政府永久性租用，他们每年只付一笔为数不多的租金，这就形成了所谓“租界”。19　世纪60年代，英国在广州、厦门、镇江、九江、汉口、天津、牛庄都建立了租界，法国则在广州、上海、汉口及天津拥有自己的租界区，而且两国在华的租界还不断增加。各国领事向中国政府签定的租借期限为99　年。凭借领事裁判权，他们对本国人实行本国法律并且在租界逐步推行木国的税收和警察制度。这样，中国的主权在租界便名存实亡了。同时，英美两国于1863　年在上海设立了“公共租界”，这里生活着2000多名外国人，其中尤以英美人居多。租借者的代表由一经选举的委员会组成，该委员会直属本国领事馆并享有治外法权。后来该委员会渐渐包办了上海市的所有市政工作，诸如道路、码头、下水道、卫生设施、警察及娱乐设施（如跑马场）等等：这样，＿上海虽然仍是中国的领土，但却完全控制在外国领事的手中，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
西方的法律，诸如公司兼并法、合同法等等，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极其适用。在华的外国人只服从本国领事法庭的法令，中国人也只能到领事法庭与之对簿公堂。英国还将负责审理中英、日英案件的最高法院从香港迁到上海，是为各领事法庭的最高机关。不过，法国、西班牙、荷兰及俄罗斯的仲裁法庭则分别设在西贡、马尼拉、巴达维亚及海参威。这使得中方原告很难找到上诉的地方。1864　年，上海成立了混合法院（shanghai　Mixed　Coult　）　，由上海知县担任主审，但同时有一名外国领事担任副审列席审判。审判程序亦一如西方；甚至在审理非涉外案件时亦是如此。这样，中外被告均可以在本国法官面前接受本国法律的审判。
上海的商业凭借治外法权得到了发展。随着大量中国人的迁人，上海地价飘升一，外国人通过转租土地而发了大财。当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商埠发展为现代型大城市后，它们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也日益依赖于治外法权。而原本为保护本国公民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治外法权也成为本国商行、公司的保护伞，通过其免去向中国政府纳税的义务。本国未曾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外国人亦托庇于英法美等国领事的保护之下，从而得以享受同样的治外法权。如法国领事可在中国的领土上对梅梅尔（　Meme上）、摩纳哥、波斯及罗马尼亚的公民行使司法权。另外，最惠国条款亦使西方列强得以“利益均沾”。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条约中规定五口通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不过350　名，到了20　世纪初，就发展为约90　处通商口岸，约25　处中途港，在华外国人也达到了30　余万。这些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发展起各种西方的城市制度，如新闻报纸事业、学校、图书馆、医院、下水管道与供水设施、马路及照明等等。另外，他们也将食肉的习惯、皮鞋、弹簧床及现代水管装置等优裕的生活享受带人了中国。所有这一切使得洋人在中国高人一等，他们与中国上层人物一样享有特权，并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修约的失败
19　世纪60　年代，奉行“合作”政策的中西人士希望中国能平稳地与外部世界接轨，但他们分别都遭到了本国内部的反对。通商口岸的商人要求开放内地通航、通车、开矿、废除厘金及转口税、允许外国人在华随意定居等等；但守旧派却因清廷平定内乱而大受鼓舞，有些死硬派甚至打算利用中国大众的排外情绪用武力将传教士逐出中国。西方的外交官及清廷大员们则力求折中以构筑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关系。
1865　年至1868　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　。　Wade　）提出了改革中国以谋富强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几上一年后得到了中国维新派人士的进一步阐发。西风东渐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赫德曾在书中写道：“如果改变政策，中国就能成为世界各国的领袖，如果不思变革，她就会受到别国的奴役。”与西方增进交流大概是帮助中国重建文明的最佳办法了。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　Anson　Burlingallle　）一向鼓吹“合作”政策，他于1　565　年作为满清一等使臣出使西方各国，在华盛顿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较为平等的《　中美续增条约》　。蒲安臣擅长演讲，但他预言古老的中华帝国已出现西化与基督教文明的曙光却为时过早，并且具有误导作用。他于1870　年出访俄罗斯时碎死任上，其使命也就有始无终而中途天折了。
同时，由于条约经过10　年便可加以修改，阿利国在赫德的协助下，与1868　年至1869　年与清政府展开了漫长的谈判，努力在英国商人与中国保守派之间寻求契合点，并最终于1869　年10　月达成协议。这份协议意在为英国日后的对华扩张打下更为稳固的基础，但由于阿利国过于强调通过限制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以稳定中外关系，协议草案刚出台便遭到英国在华既得商贸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英国政府拒绝批准这一协议；中国方面，恭亲王奕i　斤也与朝廷、军机处及各省督抚商量了对策。本来，阿利国的草案对中国颇为有利，并且也得到了清廷的认可，故而英国政府的否决对于当时的中西“合作”政策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一修约努力的破产，与天津教案一样，深刻地揭示了中外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变化
随着19　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的不断扩张，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成为促进中外通商、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多功能综合机构。最重要的是，海关不断无条件地为中国提供新的财源，并利用关税制度来打击走私及腐败行为。为了防止香港大规模地走私鸦片及盐等商品进入中国，中国方面必须采取两种措施：首先，于1887　年将澳门正式割让给葡萄牙，使之成为外国领土；其次，海关在九龙及澳门附近建立分部以缉捕海上走私船。同时海关也标明了各近海区域，建立了灯塔、信号台、守望员等现代航海设施，同时发表贸易统计数字及商业、科学的调查报告。各地海关的负责人也和赫德一样具有准外交官的身份，而海关的中方雇员则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务员。1875　年时各地海关共有400名外籍雇员及1400名中方雇员，到了1895　年雇员总数发展到了73500　名，其中一半以上的外籍雇员为英国人。总而言之，赫德主持的中国海关是条约体制中的核心部分，不管如何评价这些条约对中国的影响，赫德等人的工作均为其中最具建设性的。
随着通商口岸的发展，国外的先进技术也逐渐传入了中国。1869　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旅程缩短了一半。1870　年至1871　年，海参威、长崎、上海、香港及新加坡都铺设了电缆，可经伦敦到旧金山与全球进行电话通信。这样中国便与世界经济联成了一体，随全球的物价波动、危机起伏及外国竞争而同步运作。19　世纪后半叶，由于世界银产量的增加，各国纷纷采取金本位制，受其影响中国银价亦一再下跌乃至最终废止使用白银。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将关税固定在5　％左右，但在物价上涨后关税有所降低，中国的进出日商品从通商口岸进入内地时要多交一半的转口税，但同时也免去了厘金等国内产品须交的税金。同样，外国进口货物时亦可多交一半关税作为“到岸税”，这样就可以免去其他一切税款。这些措施妨碍了中国政府实行保护性关税，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使得本国商人在与洋商竞争时处在不利的地位。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并未能为外商提供预想的理想市场，这对做着黄金梦的欧美商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挫折。到了1890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不过50000万英镑，还不如某些小国，并且已经被日本迎头赶上。贫穷、自给自足及封闭保守无疑是中国贸易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但英国的商人却将之归结为满洲官员从中作梗、设置转口税及阻碍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等原因。
鸦片进口与茶叶出口贸易均于19　世纪中叶达到顶峰，随后很快就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