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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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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皇谴蛹际酢⒐芾怼⒑＞⒌绫疤贰⑼饨弧⒖蟮确矫娑灾泄南执鸬搅四承┳饔茫渲兄挥�12 人后来步入了仕途。
新教传教团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新教传教团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同样也是大力耕耘而收获甚微，充满了挫折与失败的经验。1870 年时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有250 人，1896 年达到750 人；而同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人数每10 年就增长一倍，他们的传教点也与年俱增，如18 印年有35 个传教点，19 （ X 〕 年时增加到498 个。不过在1890 年时，尽管在华的新教传教士达到1300 人（这个数字是当时在华天主教牧师的两倍），坂依的教徒才不过37 仪幻人，而同时阪依天主教者却有50 万之众。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多数来自美英两国的中产阶级或乡村地区，通常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热衷于传播福音，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做些慈善工作也许能收到更好的传教效果。于是他们改变了传教方法。但当他们试图改变中国的多妻制、童养媳、缠足、赌博、算命、佛道信仰乃至儒家的祖先崇拜以及溺婴、吸鸦片等社会陋习时，却遭到了社会的抵制。他有感到，为了传播福音首先必须办学普及教育，让饭依的中国人向本国同胞传播教义。
1877 年经新教布道总会统计，全中国已设有20 所神学学校，其中有学生231 名。起初办的只是中小学，后逐步发展了公学和大学（c ege ） ，如圣约翰大学。这些高等学校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学院为所属或对应的关系。1881 年，由奥伯林（oberlin Colle）学院派出的传道团到达中国，从而揭开了美国高校学生志愿海外布道运动（山estudentVolunteerMoVementfo了Foreign Mission ）的序幕。同时来华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医疗队、诊所、医院及卫校等慈善机构。18 卯年第二届新教布道总会召开时，不仅有“中华教育会”（ Educa … tiona上Association of China ） ，而且还创办了“中华医学布道会”。基督教徒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前景是无比广阔的。
浸礼教牧师李提摩太是威尔士人，他曾于1877 年至1879 年在山西贩济灾民。他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认为中国人接受的西方文明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饭依西方文明的动力来源― 基督教。西方式的人类进步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慈善工作，特别是教育，则为人类进步所不可或缺者。李提摩太自1891 年起担任“同文书会”的总干事，致力于向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宣传革新的思想。他的同道有来自美国乔治亚洲的传教土林乐知（Young J 。 Allen ） ，后者曾从事过翻译和编辑工作，白1868 年起在上海开办《 中国教会新报》 ，后来又改称《 万国公报》。这份杂志聘请了一些出色的中国学者担任编辑，向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广泛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和时事消息，对后来19 世纪末的那场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就像王韬、容闳一样，传教士的改革主张也只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不过是通商口岸地区的产物，对广大农民或缙绅阶层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遭到失败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才－逐步从传统的钳制中解放出来。
第12章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一、外国侵入中国边境
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凯觑中国边境的领土，出于某些原因，这种敌对势力自1870 年以来大大增强了。在欧洲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中，英法等民主政体国家走向了殖民扩张。欧洲列强的国民刚刚通过不断发展的城市报业同世界大事联系起来，因而都对国家进行海外掠夺抱有不同程度的热忱。这一切都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导合理化了，即种族和民族必然为了生存而竞争，而且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下去。有些行政官员意识到身负“白人的重担”，这种理想与传教士的宗教热情可谓同出一辙。报纸的读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变成了当事者，他们往往因每日新闻或惊或喜，群情激奋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由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不断升级，很明显中华帝国的边境变得模糊起来，换句话说，变得不够稳固了。地图通常是不可靠的；历史上对一块领地的归属也常常有不同看的法，并且，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也日渐产生了动摇。不但疆域不再确定，清政府对于朝贡国的宗主地位也变得若有若无。毕竟朝贡体系这种防卫制度，主要是以儒家道德和文化的优越为基础，而不是以条约协定和军事统治为基础的。清政府或是为附庸国的骚乱承扣责任并向激怒了的外国人赔款，或是放弃对这些地区的司法统治权。在面临这一选择时，清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诱责任不肯付出赔款。就这样，琉球群岛、台湾、越南、朝鲜以及亚洲中部地区逐渐成了外国列强殖民扩张的绝佳目标。
沙俄进退中亚细亚
自1870 年中国清政府的最西北边境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中国新疆）受到侵犯以来，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便受到极大的威胁。满清政府有三大战略要地，首先是哈密（喀穆尔）一带的地区，此地为穿过沙漠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进入亚洲腹地的枢纽。哈密地区及以西的其他重要地区曾是满人向西进行军事远征的后勤基地，也是政府行政官员和那些协助清政府征服并统治中亚突厥语系同盟的大本营。
第二个战略地区以位处阿尔泰山山脉之南和天山之北的伊犁河谷大草原为中心。该地曾是西蒙古准噶尔人的故乡，在18 世纪50 年代这个部落灭绝之后，这地遍布了囚犯隔离区和军事要塞，由军事首脑在主要城市库尔加（Kuldja ）进行统治。在当地及其他边哨上，中国用茶叶、丝绸和棉织品同哈萨克部族及其西北地区交换马匹。
清政府对第三个战略地区的控制最为松散。这一地区由位于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塔里木河谷上的绿洲城市组成，有时根据其主要绿洲及其在贸易通路上的核心地位被称作喀什。当地居民主要说突厥语，大多是穆斯林，这同西部绿洲贸易城市的情况十分相似。帕米尔地区一东一西这两处中亚地区通过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贸易和政治而紧紧联系起来了：它们都曾相继受到蒙古察哈台汗国的统治；13 和14 世纪都曾受到帕米尔帝国的统治；以后又从14 世纪到17 世纪受到蒙兀尔人的统治― 这个好战民族虽然讲突厥语并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却是蒙古人的后裔。
这一地区的最后统治者是祖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氏族成员，即霍加家族的成员，他们曾在17 世纪末的许多绿洲城市中极有势力。这样，喀什的霍加族统治者就同帕米尔地区西部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可从后者那里求得支持。这个家族被清政府迁出这一地区后，其后裔就藏匿在浩罕（Khokand ）以及山左以西地区。浩罕汗国成为商贸发展的中心，并通过向清政府朝贡发展了贸易。这里同时也是反清暴乱的根据地。清政府在喀什的首脑曾赐予当地约270 名首领以“汗”（hun）的称号，分配其土地和农奴，这样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名义上归属清政府的统治阶级。不过由于他们居于中国最边远的地区，因而是很难约束他们的。到了1860 年，这时清政府仅仅统治了一个世纪的东土耳其斯坦地区，成为不断扩张的沙俄和大英帝国的侵略目标。特别是沙俄，穿越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大草原向南部和西南方向不断进逼，企图兼并西部的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一则为了该地的棉花收成，二则因为该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这个地区可以进入英属印度北部。同时，清政府对喀什和伊犁地区的控制则相当薄弱，两地相隔有3500 英里之遥，靠释站往来消息要用6 个星期。这种措施只是出于传统上对西部蒙古边境的战略考虑，而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1862 年穆斯林在中国西北的叛乱，由于得到了浩罕地区霍加人的支持，在中国土耳其斯坦逐渐演变成一场起义。浩罕国的阿古柏汗当即掌握了权力并统治了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地区，该地在其统治下从1865 年到1877 年一直是独立的穆斯林领地。为遏制阿古柏和英国在当地的影响，沙俄军队于1871 年进驻伊犁河谷并战领了霍加的商业中心。他们对占领该地蓄谋已久，早在1851 年就同当地有着相当正规的贸易往来。沙俄向清政府保证，一旦后者重新确立在伊犁的统治，他们就会撤离此地。
就这样，清政府在19 世纪70 年代中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尽管左宗棠在1873 年率兵镇压了西北穆斯林的叛乱，但是他的军队主要是在甘肃省，同阿古柏在喀什的首府的距离大致相当于从堪萨斯到洛杉矶之间的距离。这其间要穿越数百英里的沙漠，一支商队须走几十天才能到达。同时，中国还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产生了纠纷。
对这场危机清朝有两派不同的战略意见。李鸿章一派主张“自强”并主张沿海岸线防御海上侵略，而左宗棠一派则计划再次征服亚洲腹地的不毛之地，这项计划因耗资太大遭到了李鸿章一派的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朝廷认为左宗棠的意见可行并准予实施。中亚是清政府传统上用来抵御蒙古人的战略要地，为此曾一再拓边西进。为了祖宗先皇就必须重新古有这片地区。左宗棠在上海办起中外信贷来购置西方的大炮，并在兰州建成了军火库和毛纺厂。同时他命令军队在当地屯田，种植粮食作物和棉花来满足一部分军队的衣食需求。他在甘肃建立了一块基地，并由此不断向西推进。1876 年，左宗棠的军队穿越沙漠攻取了乌鲁木齐及其他战略要地，并对北部地区讲汉语的穆斯林“反贼”大开杀戒，然后大军驱人塔里木盆地，对待当地维吾尔族居民比对边境叛逆较为宽和。阿古柏于1877 年死去。到1878 年，左宗棠重新占领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
清政府因其辉煌战绩要求沙俄撤出伊犁。第一位满洲使臣在同沙俄的谈判中表现得极为愚蠢，作出了太大的让步，以至于朝廷威胁要砍他的头。这样的外交使双方都极为愤怒，甚至彼此以战争相恐吓。但是危机过去了。1881 年产生的另一条约使沙俄得到了更多的赔款，但是中国也收复了伊犁的大部分地区二1884 年中国土耳其斯坦成为一个省，命名为新疆，意为“新的占领地”。这一结局令人欢欣鼓舞。中国人的自信心再次高扬起来，同时保守派也由此不负责任地高谈阔论，认定中国能赶走外国侵略者，并且踌躇满志地认为可以抵制西化。
滞后的中国外交
清政府为何迟迟不肯派遣可用来观察敌方国内情况并保护本国利益的驻外使节呢？自1861 年以来就有西方官员居留北京，但是直到1877 年中国才派出驻外使节。这种滞后状况有其心理及政治根源。中国派驻使臣的传统是在国力强盛时向外邦遣使以弘扬皇威，国力衰弱时则是遣使向“蛮夷”求和。一旦北京进驻了一批不需叩拜的西方使臣，皇帝的威严就会动摇，外交关系则变得格外屈辱。在政治中这一受了伤的尊严就被利用了。李鸿章等主张西化的人，在同西方的接触中势力增长，而死硬保守派则认为任何同外国人的往来都是反叛行为，他们对主张西化的人进行严厉谴责，后者则不得不对此加以包容，而这恰恰最好地遏制并平衡了西化论者的势力。慈禧太后因此采纳双方意见并在这种相持局面中坐收好处。
外国扩张主义者也从清政府的优柔寡断中得益，如日本处理台湾土著杀死琉球群岛居民的事件就是一例。尽管琉球群岛自1605 年后即处于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但它并非日本的附庸领地，从前一向是附属中国的。然而，总理衙门颧预之极，竟对日本的宗主国地位不加置疑，更糟糕的是，反而为了免向日本交付赔款宣称不为台湾土著负责。于是，复仇心切的日本武士便在1874 年攻人台湾；虽然战火未燃，但中国为了让日本撤军，又不得不交付偿金。李鸿章等人指出如果中国在日本派驻使臣的话，或许可以避免这场耗费财力的事件。1875 年，在英国人试图开辟一条陆上贸易通道从缅甸入侵云南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事件，一名英国翻译被当地武装民众杀死。英方要求中方支付赔款并向之道歉、规范中外交往条例，同时在贸易中做出让步。全部这些条件都包括在1876 年《芝呆协定》 的最后议定条款之中。中国第一位驻外官员郭篙煮于1877 年被派往伦敦向英国政府致歉。他是湖南人，翰林院学士，也是曾国藩的朋友。他在从伦敦送回的报告中盛赞铁路、电报和矿井，并且他发现有200 余名日本人在英国学习技术，他对此极为欣赏。郭篙煮公然宣扬西化激怒了死硬派，这些人对他大加低毁，这样他不得不于1879 年离任。不过这时中国已向美、德、法、日、俄及英国等国均派遣了公使。
中国不愿向外国派遣使节是因为这无疑承认了外国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使中国政府十分为难。但是，一旦外国列强兼并了中国的附属领地，再自欺欺人就会导致危机。在越南的情况就格外说明问题。西方的入侵，附庸国的软弱，再加上中国无力行使西式宗主统治，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一起摧毁了旧式的朝贡制度。
二、中法战争
以河内附近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北越曾于公元前111 年被中国汉朝兼并，直到公元939 年之前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尽管北越人不讲汉语（越语同泰语相似），而且其主要文化特质也与其他东南亚民族相似，但是中国的文字、儒家经典与家庭教育、考试制度、官僚体制及中央集权制都给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越南统治者自939 年以后就按时向中国朝廷进贡，并继续效仿中国的律法和学术研究。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是仅次于朝鲜的朝贡国。
19 世纪越南国力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越南国小地狭，北部的河内三角区曾是历史悠久的人口、生产和权力中心。后来西贡南部的泥公河三角区受到了接管，该地相对比较落后，不过是越南扩张国土的前沿。而阮氏王朝新都顺化位于一片狭窄的沿海耕地上，则担负着融合南北、统一全国的任务。从社会环境讲，由于存在着非越南的少数民族，统一受到了阻碍。越南处于印度影响下的东南亚和中国两大文明的夹缝中，很难像中国那样获得民族和社会的一元性，与朝鲜和日本相比也差距极大。儒家政权及其官僚制度模糊了村社之间极大的差距，但是无法依靠一批受到正统思想灌输的乡村精英或绅士阶层在效忠朝廷的同时治理乡间。杂棵性的教派极易兴起并滋生力量，同时地方豪强还拥有私人武装。
法国的入侵
由于越南海岸边境线太长，更是难以控制，在法国传教上的努力下，天主教遂稳步发展起来，对此阮氏王朝的统治者几乎完全无能为力。在外国积极进行了两个世纪的基督教汉化活动之后，基督教在当地深人人心，其教众超过了在中国的教徒人数，同时，在政治上、村仇械斗等方面也都受到基督教深刻的影响。阮氏王朝是在儒家道德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嫡长制度进行统治的，现在统治者及其保守派支持者都日益感到国外宗教的威胁。他们对此进行了抵制。直到1860年的20 余年中，约25 名欧洲传教士和300 名越南传教士，还有大约3 万越南教众在这场宗教迫害中被杀害。这为法兰西帝国的创建者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侵略机会。
法国一直苦心孤诣地试图与英国并驾齐驱，但是由于对发展外贸缺乏相应的兴趣，野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转而大力提倡在东亚传教以扩大影响。法国曾在1857 年至1860 年与英军一同进犯中国，同时还入侵越南，并于1859 年占领西贡，然后又攻下了西贡周围的三个省。随即越南南部发起了抗法起义。越南官员逃走了，这样法国无法通过他们进行统治，因而只能直接进行统治并建立了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殖民地。同时，法国看到有可能在泪公河上同中国进行贸易，于是从1863 年到1864 年在柬埔寨附近建立了一个保护领地。法国主要通过法国海军才得以占领南部越南。商人那时几乎还未出现。传教士只起到了辅助作用，从1866 年到1868 年在泥公河一带的地理考察充分激发了法国民众建立印度支那帝国的兴趣，但是考察结果只是表明无法经泥公河进入中国西南进行贸易，这样一来，法国的兴趣就转移到了从东京（北析）走红河一线。在这里，法国侵略者在同英美争夺霸权的同时感到重振了法国的雄风。
中法战争
19 世纪80 年代“安南”（即中国和西方所称的越南）同时接受法国和中国的统治。由法国治理，是奠定在1874 年法越条约的基础上，而由中国治理，则是基于越南统治者自1664 年以来向清政府朝贡约50 次这一事实，（最近两次朝贡分别是在1877 年和1881 年）。但是法国在南部控制着其殖民地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 ，在越南首府顺化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在越南北部中越边境的东京（北析）； 10 余年来陷入混乱之中，中法之间相互产生了敌意。在这里阮氏王朝的统治不得人心，同时中国的非正规军队― 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军队的残余也渗透了进来。随之产生的混乱状况使法国未能得到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如在红河上进行贸易等等。越南统治者支持中国非正规军对抗法军，又请进中国军队来打击法国及中国的非正规军。最终法国于1882 年占领了河内，通过条约在安南建立了一块保护领地，随之法国不得不马上派遣增援军队。中国于1883 年越过边境从云南和广西向东京（北折）派遣了正规军队，同当地严阵以待的法军展开了较量。1883 至1885 年的中法关系是敌意与谈判共存，不仅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其中一个极为复杂的因素就是当地政局混乱，同时交战双方的议和人员又都受到自己同胞的挟制，一经战败，败方的战争呼声就更加高涨。在同沙俄的伊犁危机中，清政府内阁中已然出现了主战派。在19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两次镇压起义之后，中国官员有很多是穿着文官服色的老军人，这些人由于清政府在中亚取得的胜利而信心十足。北京的六七名年轻的学士组成了“清流党”（ “purification clique” ） ，宣扬在外交上要采取最强硬的政策，以武力对抗武力。一些动辄便上奏折的人为讨好慈禧太后，纷纷攻击洋务派官员，，并且主张对俄法采取战争姿态。1884 年，法军一再击败清军，导致恭亲王被免职，军机处被解散，这样，“清流党”迅速掌握了权力。然而，随着法军的节节胜利，他们只是一再尝到失败和受挫的滋味。张之洞（1837 一1909年）是这个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也是惟一掌有大权的人。张氏于1884 年成为两广总督，他全力主战并于此显示出了他的务实才能。
中法双方几乎在刚刚出现敌意时就开始谈判了。最终1884 年5 月李鸿章同一名法国海军军官达成了《 李福协定》 ，其中规定中国撤军并允许法国通过东京（北沂）进行贸易，而法国则保有安南及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并且不向中国要求赔款。主战派为此上了47 道奏折痛低李鸿章，朝廷也不愿失去宗主国的地位，而在此之后中法之间的敌对状况并没有停止，时有零星战斗发生，伤亡更为惨重，谈判亦往往破裂。罗伯特？ 赫德身处清政府内阁之中，却并不为中国服务，而是同法国开始了秘密会谈二1885 年他派遣海关的伦敦特使前往巴黎，并依靠法国朝廷在《 李福协定》 的基础上同中国议定了和约。李鸿章于1885 年6 月在和约。签了字延长了一年的敌对状况使中国耗资巨大。一支法国舰队于1884 年8 月进攻了台湾北部；在福州湾则停泊了另一支舰队，同清朝新建的福建水师舰队的11 艘小型福州造木制蒸汽战舰停泊在一起〕 这八艘法国军舰比中国战船大，船上大炮的威力也吏强清政府五周以来犹豫难决，任由法国的最后通碟于8 月23日失效，于是法军在几分钟内摧毁了中国的9 艘战船，其中包括1866 年在法国工程师帮助下建成的船坞。
法军的陆上优势则没有那么明显。骄傲自大的法军经常在东京（北沂）的丛林中受到中国人和越南人的伏击。法军占领了河内一带的三角区，并往北向广西边境上挺进，最后占领了镇南关以南的谅山。1885 年3 月中国出其不意重新夺回了这一战略要地，从而导致了法国内阁的垮台，这为中国多少挽回了一些面子。反法战争是中国自19 世纪60 年代“自强”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抗击现代化敌军的自卫战争。它揭示了如下一个重要事实：没有现代化的组织和领导，现代武器装备就相对难以发挥作用。如果中国人没有受到一定的训练，不讲战术没有后备，消息闭塞，缺乏战略和统一指挥，那么欧洲最好的大炮到了中国人手里也是没有用的。例如，福州湾距海约20 英里，由一条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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