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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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理论支持，他选取了当时风行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与各国做比较，他比较哥伦布、达伽玛和郑和，伊曼纽埃尔？　康德和王阳明，甚至还把上个世纪他积极参与的“今文”运动比做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一言以蔽之，他站到了传统国学的藩篱以外，以近代眼光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做出了重新评价。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推行民族主义的普遍教育，他以此为从精神上振兴民气的手段。他倡和日本的福译谕吉等西学人士，认为自尊、自强、关心公益的英美式民众是一种理想公民。在遣责中国政治腐败的同时，他敦促实行改变现状的政策，认为臣民应对国家而不是统治者负责，人民应当惟法制是从，而不是以孔教伦常为任。他呼吁修宪法，开议会，组织责任政府。他还主持文学杂志的出版，写作小说并翻译各国文学。后者主要是借助日译再转译成中文。但是在政治见解方面，他不主张把中国的积弊归之于满清王朝。与士绅阶层的所有人及大多数外国旁观者一样，他认为中国民众此时尚未准备就绪，实行代议民主制度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一直到1910　年底，他都是一名反对共和，并不热心革命的渐进改良家和立宪君主制的鼓吹者。他在1　如7　年组织的“政闻社”倡议采用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政治过程来推动改革。他因此在宪政运动中声名大起。尽管这一运动和一般开明党派一样陷入了清政府和反清革命者的前后夹击。
梁启超出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而他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早期职业革命家。两人各自从相反的社会背景出发，带着相反的先人之见，通过各不相同的媒介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当梁启超阐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时，孙中山正在建设早期革命运动的骨于力量。孙中山具有一种适合担当革命领导人的个人条件。他来自距澳门咫尺之遥的地区，这里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时间最长、距北京控制也最远的地区，也是许多早期留学生、买办和无数海外华人的故乡。从社会和地理条件来看，孙中山出生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幸运的。他是农家子弟，在一位早年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叔父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天王洪秀全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孙中山早年就是清王朝的叛逆二他在13　岁时就到檀香山投奔他的大哥，在那里住了3　年，在一所英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寄宿学校接受英语教育。他加入了教堂的唱诗班，后来接受了基督教。回到故乡后，他因为信仰基督教反对乡人的偶像崇拜，打破了当地供奉的先师牌位，受到地方上的驱逐。在他大哥的支持下，他到香港读书，之后又去了一次檀香山，回国后在广东和香港往了5　年（1886　年到1892　年），学习化学、生理外科和其他一些科目，希望取得一家英国传教士办的医院授予的医学学位。1892　年起他开始在澳门行医，但是因为没有葡萄牙颁发的证书被迫离开了那里。自从1885　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孙中山一直很关心中国的命运；他向当时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上书要求实行改良，但未受理睬。这样，孙中山行医受挫，受到权贵的冷遇之后便转而从事一个新的职业。他将成为一个非商、非农、非士、非医的革命者，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而愿意与任何阶层合作的人。
孙中山早年就与一个叫作“兄弟会”的传统反清组织有过接触。到1894　年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兴中会”，并且在夏威夷和澳门一香港一广东地区建立了分会。1895　年兴中会领导的第一次冲击广东巡抚衙门的暴动在起义前被官府查获，几名同志被处决。孙中山侥幸逃到日本，除辫蓄须，穿西式服装，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姓“中山”的日本人（“中山”这个名称后来被用来命名公园、马路和学校，甚至成了民国时期的一种服装式样）。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孙中山取道美国辗转来到伦敦。1896　年他在伦敦的中国使馆附近被人认出而遭人绑架，受到十几天的非法监禁；正当他面临被遣送回北京处决的时候，以前教过他板球的老师詹姆士？　坎特利爵士（J　一）利用了英国舆论的力量，这才使他获释。这样，年仅30　的孙中山就以反清革命领袖的身份闻名世界，成了浪迹天涯的中国命运之子。当他于1897　年回到日本，取得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帮助和建议时，孙中山已经把几种新旧反清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新的力量包括从海外华人集团那里得到的资金支持。这些海外华人集团由于长期处在中国大陆传统社会之外，养成了一种与中国传统社会背道而驰的商业价值观。他们极富民族主义情感，但在政治上却为不知应该忠于何方而焦虑。另一股新力量来自一个半西化、其中有些是基督徒的青年爱国者组成的领导集体，边些人同孙中山一样来自中国接受近代化生活边缘的广东地区。旧式力量包括那些可由内地秘密团体召集的武装反清组织。此外，孙中山还寄希望于通过简单的反清暴动夺取某一处地方政权，期待产生连锁反应来颠覆清政府。1　以”年10　月，在兄弟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香港以北的泥州发动了一场暴动。由于从台湾来的日本方面提供的武器和人员接济未能如期兑现，起义者在坚持了两周后撤出了战斗。通过结合传统和近代的组织方式，孙中山于1903　年加入了兄弟会的檀香山分会，并通过它向全美的华人募集资金。
此刻，他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与其他革命者竞争，争取更多的新一代中国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种基础理论。康有为在较保守的东南亚华商中仍然拥有很多支持者，而梁启超的文字正造就着新一代学生思想。与此同时，其他人也不断地尝试着发动武装暴动；在通商口岸城市和日本，各革命团体、学校和革命刊物争相问世。在上海，以传统学者章炳麟和蔡元培为首的一个团体抨击了康、梁的主张。1　卯3　年他们办的煽动排满的报纸《　苏报》　被封，此事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章炳麟被判监禁3　年。在湖南，黄兴于1903　年建立了他的华兴会，努力联合军官、学生和秘密会党成员以策动起义。但同大多数起义一样，密谋被政府查出，起义遂告流产。革命活动就这样成长起来，但是它缺乏很好的协调、专门的思想组织和长远的规划。
面临着这样的竞争和机遇，孙中山此时开始建设他的思想理论。1　卯3　年他在东京和檀香山开始撰写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当他完成发动旅居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中国学生团体的工作之后，孙中山于1　卯5　年年中又一次回到东京。如果可以把孙中山的革命手段视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机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忠于革命目标而又善于变通的人。此时的孙中山从他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找到了一套理论来证实和指导他创建的共和制革命。这就是三民主义原则：民族主义（一个兼指民族和种族的称谓），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一个久已有之的提法，以后有人将它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三个含义不定的概念集中体现了很多那个时代纷纭多变的思想，在特殊情境下意义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化。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反满、倾向共和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尽管那些希望取得外国对革命帮助的人士对后一点并不强调。民权主义包含一种与儒家原则相反的平等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由一部宪法（孙中山这里借用了梁启超的名词术语）来保证；这部宪法将由五权―　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借用美国体制）加上选举和考试共五种权力―　组成。选举和考试这两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这“五权宪法”明显是孙中山的创造。最后，他的民生主义为了面对工业发展将会带来的新问题，没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而是追随当时风靡一时的亨利？　乔治（He　恻G　加妙）的理论，即用一种单一土地税来调控将来可能得到增长的土地价值，从而限制投机者和垄断资本家攫取暴利。于是这古已有之的“民生”概念在1905　年主要就指这种基于特殊的西方单一税意义上的城市“平均地权”思想，而不再是农业社会的土地再分配。这最后一项主义即便在绅商子弟中也不可能激起太大的热情，尽管他们可能迫切地要求一场政治革命。
同盟会的兴衰
所有这些要素―　海外华人资金、与秘密会党的接触、新式学生构成的领导层和革命的意识形态―　于1　叩5　年在日本同志的撮合下汇合到了一起。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把昔日的竞争者吸引到一起，把黄兴和其他一些湘籍人士介绍给了孙中山。那年8　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同盟会”宣告成立，公推孙中山为主要执行人，黄兴为副执行人，章炳麟和其他人士也担任了要职。设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和檀香山的海外分会和各省的分会协调行动。在同盟会1　〕　刃名左右的早期会员中，最大的集团是由湖北和湖南籍人士组成的（近代教育家张之洞曾长期督抚两湖），广东集团次之，四川和下游诸省人士组成的集团分居第三和第四。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孙中山是个有吸引力的人物。39　岁时的孙中山在他的革命同志中不仅年事最长，而且声誉最大，游历最广，在日本和海外其他地区的联系也最多，尽管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力不是最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孙中山是一个西化较深的中国人。
他不属于士绅阶层，不以文字知名于世，长期以来以策划亡命行动为世人所知；智识察赋平平，并没有担当起指导他那一代人思想进步的近代哲人角色。然而，处在中国伟大传统和各种外国模式分崩离析的多元格局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系统思想的思想家会取得可以与孙中山媲美的成就。
新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孙中山的助手们在《　民报》　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阐释（《　民报》　是同盟会机关报）。在抨击梁启超关于渐进改良和立宪君主制的思想时，汪精卫、胡汉民等一批作者阐明了通过一场急进革命中国可以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获得了中国学生的支持。具有坚定意志的革命精英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的指导下，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干预来推动革命的发展。社会的逐渐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并不是建立近代化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　民报》　支持孙中山分三个阶段实现革命的思想：第一阶段是为期3　年的军政府时期，以在全国逐县实行地方自治为起点；第二阶段是在一部临时宪法指导下为期6　年的“训政”时期；第三阶段在宪法的基础上，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会组成政府。这些乐观的估计和过于简单的保证很快就变得比梁启超冷静的理智更为深人人心，不管怎样，梁启超推行君主制的计划由于1908　年光绪皇帝的驾崩而搁浅了。
尽管组成了新的联盟，革命运动还是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反清活动最活跃的湖南省，1　久巧年10　月反清组织“哥老会”借当年的饥荒单独发动了一次暴动。暴动得到了附近江西萍乡煤矿工人们的支持和参加，但是由于清政府调集四省兵力，起义在一个月内就被镇压下去。19　（　j7　年，由于清朝政府的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了孙中山。他和黄兴辗转来到当时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并于1　卯7　年到1908　年间，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发动了6　次暴动。但是这让法国殖民当局注意到中国人的榜样刺激了越南人的不安定情绪。于是法国人也驱逐了同谋举事的同盟会会员。到了1　创刃年，清政府的捕杀加上革命者内部因协调不力所招致的挫折，使海外华人资助革命党人的热情大大降温，革命运动内部也渐渐发生了分歧。此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已经被迫中止，孙中山再度到西方游说寻求资助。其他一些人转向了由一批从巴黎归来的留学生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而且，他们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采用暗杀方式以使他们的行动为更多人所注意。1910　年英俊的汪精卫密谋用炸弹刺杀北京的摄政王，此举失败后注精卫遭到了监禁。反满情绪正在上扬，但是革命运动看起来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黄兴坚持了一条最具希望的策反清政府新军的道路。1901　年2　月在广东发动的一场新军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另外一场海外资金募集活动在东南亚和加拿大华人中间筹得一笔18　。　7　万港元的资金，支持了19n　年4　月向广东地区走私军火和派遣敢死队的活动。和其他早期密谋一样，这次“广东革命”注定会失败。尽管成员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但起义始终困难重重：保密不严、政府已有戒备、举事前夕临时改变计划、缺乏协调、处乱即惊。黄兴指挥的起义者照常分成儿组冲击督抚衙门，其中有一组起义者把另一组同志误认作是清军，双方交火。孙中山把这次称为1895　年以来他领导革命党人起义的第十次失败。黄兴总结道，在策动革命时必须采用独裁手段；异议一旦得到容许，革命注定要失败。
所有这些暴动和起义与其说纯粹是军事行动，不如说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即摧毁清王朝的至上特权和地位。所有的暴动和暗杀，在海外募集的资金和武器都用来摧毁人民对于大命皇权的默从。但天命皇权同样也受到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的威胁，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1910　年湖南发生的农民抢米风潮和1911　年支持过“保路运动”的四川土绅阶层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两者都加速了清王朝中央权威和满清帝室的衰落。到19n　年，天命看来确实不在满清了；满洲人已经失去了中国国家机器中大部分人员对他们的信心和曾给予他们的积极支持，这些人包括地方官员、警察和新军，甚至还有新军统帅。
清王朝的终结
清王朝末日的降临，部分是由于偶然的地方自发因素，因此也可以说是在同盟会意料之外的事件。学生和士兵已经在湖北组织了一系列的革命研究会，以便今后更好地策划起义。1911　年10　月9　日，他们的密谋照旧被发现；驻武昌的一部分新军士兵为了自救，于10　月ro　日发动了起义。这一天以后被定为“双十节”，每年都受到庆祝。尽管起义的3　（兀旧名士兵只古驻军总数的一小部分，满清派来的巡抚逃到了城外，清军指挥也弃城而走，武昌遂落人了起义军手中。各国驻汉领事宣布中立。由于起义发生后没有革命党领导人在场，一位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领导人。这次反满起义得到当地人民的自发支持。几周之内其他20　余省发布反满独立声明，这些中心城市通常是由同盟会、新军和省级咨政会支持的。到了11　月初，所有华南和华中甚至西北的省份都宣布了独立。这些新独立的省份通常都由易帜的清军军官担任军事领导人，和各省咨政会中宪政运动的领导人共同掌握地方权力。只有6　个地区发生了战斗。此时清廷召回了袁世凯，因为最精锐的军队听命于他。袁世凯同意出山，但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由他任新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兼军队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各个已背叛清廷的省份和同盟会革命者们联合起来，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在丹佛出版的一家报纸上读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继续前往英国寻求贷款支持，并希望得到英国一臂之助，防止日本为清朝提供财政或军事援助。他很及时地赶到上海，以深厚的资历被推行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于1912　年1　月1　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但同时表示只要满清总理大臣袁世凯在任何时候易帜支持新的民国，他愿意辞职让贤给袁世凯。尽管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武汉三镇）；　19n　年的革命出奇地温和。它同时也极不彻底，因为它只有一个非常消极的主要目标，即推翻清朝的统治。但在几个实际问题上革命者和各省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一致：首先，各省必须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第二，只有统一的中国才能遏制来自外国（很可能是日本）的干涉；第三，袁世凯是当时惟一具有足够经验、能力和背景领导一个新政府的人。到12　月底时，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者们达成了共识，认为袁世凯是中国避免内战、混乱和外国于涉的惟一希望。而袁世凯这方面，在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们的支持下，高踞于左右逢源的地位，在各个层面上既明且暗地一边与清廷要价，一边又同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党人谈判，最终达成了总体解决方案：1912　年2　月12　日，极概中的宣统帝（以后被称为“溥仪”）　“顺天意，应民心”地宣布退位，清王朝至此寿终正寝，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它的君主政体亦随之消亡。孙中山于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被南京临时政府选为孙中山的继任者。但是北京的一场兵变（禄步仓之变）为袁世凯提供了借口而留在故都以免去南下的麻烦。3　月10　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职，在一部临时宪法的范围内行使职权，直到议会被选出、一个合于宪法要求的完备政府成立为止。
袁世凯大总统后来“背叛”了选举了他的革命党人，止如他已经背叛了在危难之际任命他为总理大臣的清廷一样。但是1912　年的中国社会群龙无首，全国找不出一位“真命天子”来承担社翟重任。在这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中，满洲人本来可以拒绝金钱收买而诉诸武力，北方本来可以被用来对抗南京政权，而不久之后就变得默武成性的日本人本来也完全可以抓住这一机会。但正如后来形势所证明的一样，袁世凯有足够的手段驱逐满洲人、赢得外国的承认并欺骗革命党人，从而在危局中把政府维持下来。日本人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始终无法在采取积极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英国要求中国保持统一。孙中山和他的共和派同志们，一来无军队，二来得不到各省民众的广泛支持，虽然深知中国必须有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但他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当各种各样充满爱国激情的大众都希望建立一种强人政权的时候，袁世凯作为惟一的候选人出现了。
这样，当从远古就有的中国君主制被废除时，一位拥有实力者的出现为这一剧变提供了缓冲。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一旦失去了天子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因为此时的国家首脑已经得不到传统礼教对至高权威持有者的认可了。尽管和西方的神权政治不同，中国统治者历来无庸置疑地高置于万民之上；而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一位统治者。这样，一方面失去了传统上对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认可方式，另一方面新的近代权力认可习惯尚未形成，袁世凯及以后军阀这些古代天子的继承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武力维持其权威。当一些新的认可习惯建立起来后，人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当年革命党人印象中的英美式政府。这样，1911　年的革命标志着在这个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政治史的国度中一场迟到的中央权力的危机开始了。
中华民国陷入军阔混战
到了1912　年，在此之前就已经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全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近代化转变，开始将中国文明碾为童粉。那些从当时起经历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的中国人经受了每一个层面上个体或是公众、实践上或是理论上的大混乱。没有任何一处地方对一种新秩序、一种民族力量的复兴和国民生活重塑的探索寻求，比在中国受到更长时期的拖延和更多的挫折了。
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管了己经不复存在的清帝主要行政职能后，很快就卷人一场与革命党领导人的权力之争。从1912　年到1916　年，他使用了贿赂、军事力量、暗杀等各种伎俩，胁持国会，肆意篡改宪法，最后用尽心机企图恢复帝制。他所有这些举措都给自己打上了独夫民贼的烙印。
1912　年3　月，袁世凯依照共和政体的要求，任命自己的亲信唐绍仪为总理，责成他组织一个10　人内阁。唐绍仪早先曾留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这个内阁中有4　位同盟会会员，湖南人宋教仁即为其中之一。他是黄兴的亲密战友和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这部约法划分了总统和议会的各自权限，所以不久就出现了关于应该由谁来控制内阁及其行政权限的争执。唐绍仪总理没有听命于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背景和自己的财政预算资金，甚至不能控制内阁中各部的部长。当他看到袁世凯不想让他管理内阁，他和其他4　位同盟会会员在1912　年6　月递交了辞呈。此后的内阁就只向总统一人负责，而不是以前那样向议会负责了。为了避免与革命党人关系破裂，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赴京就职。黄兴在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袁世凯经常与两人会面，表示赞同两人的主张，甚至任命孙中山为铁路总长，主持一项规模宏大的全国铁路系统建设。这一切当然只是纸上谈兵。这些年长的革命领导人不谙权术，甚至没有能力提出实行党派政治的要求。他们关于党派政治的观念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