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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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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儒家等级制度的抨击否定了自古以来“三纲”的合理性。这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相应的“忠、孝、节”三德作为国家和家庭专制的支柱也受到了抨击。儒教的反对者抨击了儒教体制下父母的专横、包办婚姻和把成年人当作家庭附庸的现象。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此期间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和西方同一时期争取妇女普选权和平等权利的运动媲美。尽管康有为还像1898 年一样积极鼓吹儒教，当时许多保守派人士试图将儒教定为国教的主张却受到了日益强烈的反对。儒家礼教常被遣责为压制个人的栓桔以不平等社会角色为基础的社会和理沦受到唾弃：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服侍主子的文化；胜利的主子在千万人的痛苦之上耀武扬威。
对孔教的抨击让人们批判性地重新评价了古代的传统。北大一批“疑古派”的学者对古史的真实性做了再评价。已经退出政坛的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领导了一项涵盖深广的“整理国故”活动，对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做披沙拣金的扬弃工作。他们研究了古代哲学家墨子、中国佛教史、白话小说和有清一代的思想。这种对民族遗产的关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对欧洲物质文明幻想的破灭而得到加强。从巴黎和会归来的梁启超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在精神领域的破产。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蜕化到崇信物质至上，它已经萎缩、干枯，正在承受着一场由精神饥荒造成的疾病。这一系列的沦争使人们得以评估各种观点的优劣。宗教问题也在讨论之列，有人捍卫它，但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 1922 年世界青年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立派学生则在全国范［fi上内组织了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
随着学界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战胜传统秩序，它渐渐失去统一的目标。这个阵营内部分化成厂两大派，一些人倾向于从事学术研究、改革和渐进演变，而另外一些人则倾向投身政治行动、暴动和暴力革命。人们主要按照个人气质和出身背景给他们归了类。用实用主义方法重建中国文明是由胡适提出的；他反对多谈“主义”； 不论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其他无所不包的教条。相反，他提出应该把力量集中在研究问题上，要用细致的方法和批判的态度去分析问题。“无所谓彻底解放。解放指的是从这种或那种制度，从这种或那种信仰，为这个或那个个人，赢得解放；它是一点一滴的解放。”这种看法对许多人而言不足以应付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在感觉上也很难令人感到满意。胡适立足教育的长远规划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成效。这一规划只能产生向军阀政府要求保障民权的自由主义宣言，但这不会有什么效果。中国的个人主义者们并无能力实施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积极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学说。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来源于西方关于天赋人权和法律至上的理论，但在中国并无能够支持起真正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类似理论传统。相反，在军阀肆虐的中国，未来的自由主义者在能“自私地”要求获得他应得的民权之前，首先必须帮助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也是新型爱国思想所要求的。大众关心的焦点一度是如何解放个人，但1920 年之后它又回到更为合乎国情的主题上，即如何使国家强大起来。民族主义又一次夺走了自由主义的优先权。各种政治运动再度兴起，它们将发动个人并将个人及其文化生活纳入它的轨道。
五四事件已经表明，当学生被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行动时他们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对此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开始招募学生，作为他全面改组国民党计划的一部分。政治行动对于性格活跃的陈独秀也颇有吸引力。正当此时，苏俄的榜样和方针以切实可行的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派和某些主要的国民党领袖人物一样，很快感到已经找到了长期寻觅的行动纲领。
学界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科学的理论，而当时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西方列强的秘密即在于“科学”二字。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依靠压迫和被压迫阶级之间为了争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向前发展。这一观点对青年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需要有一种理论体系来解释演化的真义、阐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受欢迎的是一种乐观的信仰，即认为通过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古有制度，可以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剥削；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在工业化进程上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它的所有问题刚刚萌芽。不仅如此，列宁还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共产党这个纪律严明的精英组织将成为革命先锋队的观点，并把殖民帝国主义解释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本来被认为适用于发达工业化社会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至此还只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小题目，而马列主义就更是新生事物了。1917 年苏俄成功夺取政权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救世主形象由此变得更为可信。它似乎为中国提供了一套能够全方位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方法。在理沦层面上，它提供了一套完整、普遍和科学的世界观；这套世界观教人们摈弃西方“科学思想”名义掩盖下的西方帝国主义行为，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和封建军阀相勾结的金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在政治层面上，列宁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加严密的新型政党组织方法和一种夺取政权、利用政权发动群众、重建社会的领导艺术。这其实是苏俄在借用西方世界政治技术方面迈出的一步。最后，列宁主义向个人展示了一条自我约束并为爱国主义目的而献身的道路。
马列主义的吸引力本来就与日俱增，而这一理论在中国出现时更是正逢其时，因为这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白热化，正需要一种组织方式来引导。中国在凡尔赛被出卖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是“帝国主义”C 从此，正如列宁所说，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走到了一起。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进而开展政治行动。一向关注中国农民解放问题的教授李大钊曾在《 新青年》 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一文庆贺十月革命；1919 年5 月他负责编辑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北京和上海的研究会开始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讨论（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李大钊助手的湖南学生毛泽东也在1919 年3 月回到长沙后发起了类似的团体）。到1920 年年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全身心地接受了马列主义。陈独秀于同年9 月和其他一些人聚会，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当1921 年7 月毛泽东和其他11 位代表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和济南均产生了共产主义小组。
苏俄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支持。它首先提出放弃所有帝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此举赢得了全国上下广泛的亲苏情绪。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 年3 月）来华筹建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设立通讯联络处，出版刊物和设立各党小组，并且列席了中共一大。在这个阶段，共产国际的经验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战后在法国半工半读的学生中有不少积极分子来自湖南。他们于1920 年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南开大学毕业的周恩来成了从法国归来的共产党领导集体中最著名的一位。1921 年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的发展，使学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抉择，学者或是避开政治埋头学术研究，或是以学术为政治的附庸。当胡适和陈独秀在合作四年后于1920 年初分道扬镰时，他们代表了不同的选择。
作家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相似，书面化的日常语言开始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得到实验性的应用。长短篇小说、随笔、诗歌、戏剧、评论等新式体裁和主题都有待于人们用中文对它们进行再创造。许多努力刚刚开了一个头，更多的问题有待研究。但对大多数作家而言，当务之急是社会革命：人们应当铲除旧制度，重建一个新社会。作家们相信他们的任务是教育民众，拯救中国。那些以个人主义方式追求浪漫主义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与前者相比，不免黯然失色。后者中有素以救治中国瘤疾为己任的鲁迅。最有影响的早期文学组织― 文学研究会，承担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小说月报》 杂志。他们提倡一种多样化的现实主义的“人的文学”，重视西方小说的翻译，并且鼓励新进，其中包括几位女作家。与之竟争的是由郭沫若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创造社，起初他们投身于一种彻底反叛的浪漫主义文学。后者出版了一些坦白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描写主人公爱情生活和爱国情绪同时受到挫折，从而良心受到谴责，有负罪感。但到了20 年代中期，创造社以同样的热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郭沫若在谈到1924 年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写道：“我现在能够把所有过去无法理清的思想安置齐整；我已经找到了所有过去看来自相矛盾、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这一表述概括了马列主义的吸引力，并预示了视文学为艺术的自由派个人主义者的厄运。由于缺少一种近代传统和在新环境中进行艺术评价的尺度，或许作家们更容易接受以文学为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初级社会功能的定义。
二、国民革命的背景
19 世纪20 年代在军阀战争达到了混乱的极点之后，目睹了又一场革命的兴起和军阀制度的消灭。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除此之外，还有外交关系上和国内政治上的一系列目标。在外交关系上，革命的目的是废除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外国特权和外国势力。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但在国内政治上，各派间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分歧。通过组织工厂工人和乡村农民发动社会革命，这本来也可能成为一种选择，但革命领导层的主要人物最终背叛了社会革命，镇压群众运动，并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政权。国民革命的全过程始于1921 年，直至1925 年年中。它从团结各派，积聚力量开始；两年后达到高潮，然后革命热情才开始消退。作为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的一步，国民党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一党专政终于问世以替代旧的封建王朝制度。不平等条约体制也即将走到它的尽头。通过不断修约，中国收回了越来越多的主权。但这些可喜的现象不幸未果而终。国民党独裁政权并未能控制中国所有的省份。国民党赖以取得政权的那场国民革命，原本主要发生在城市里，一旦推行到农村，便戛然而止。同样，中国也未能彻底恢复全部主权，如未能如愿以偿地取消治外法权。这场国民革命与1911 年革命一样，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西方对中国施加的可能影响至此也将用尽。无论通商口岸的西方实业家还是在内地活动的传教上，对中国问题都无可奈何。任何一个把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国身上的西方列强都无法为中国提供一种政治改革的模式。它们同样也没有办法约束迅猛发展的民族主义洪流使之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动力。西方帮助中国打破了旧制度，但它是否能帮助后者建设一种新秩序呢？这成了1921 年到1922 年间重建战后外交关系的根本句题。
拖沓的修约
外强希望看到中国建设成一个和其他国家一样稳定的中央政府。不平等条约体系在形成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终止的可能性。由于条约是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签定的，其中一方（中国）接受另一方对它主权的限制。外国外交人士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分歧与其说在于中国是否应收回主权，不如说是以怎样的速度、通过怎样的过程来实现主权的回归。西方列强处理中国问题的方案是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的（华盛顿会议于1921 年11 月12 口至1922 年2 月2 日召开）二这个解决方案共分四个部分，但它无论从合法性、条款的可执行度，还是强权政治中的条约约束力来看，都不具备强制实施的可能。首先，方案规定英日同盟自行终止，两国之间不再建立其他替代性联盟。原先的英日同盟约定，一旦日本和美国发生冲突，英国和英联邦应加入日本一方参战。其次，会议就列强海军主力舰的吨位限制达成了一致，英、美、日之间的比例为5 ： 5 ： 3 ；附加条件是英国或美国不得在新加坡以东和夏威夷以西建立海军基地。第三，日本同意从山东撤军，同时也撤出东北亚。1918 年年中西方列强干涉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列强军队特别是日军进古了俄国远东的滨海省、中国东三省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这就是说，日本为了答谢英美承认它在西太平洋上的霸权，把它在亚洲大陆上除朝鲜以外的势力区缩小到上卯5 年时的规模。最后，九国条约正式宣布，与会国家一致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并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关税问题和治外法权问题，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体系。根据这些协议的规定，日本撤出了山东，英国也归还了威海卫。但关税会议一直拖到1925 年、1 926 年间才召开。即便到了那时，与会各方除了同意中国至1929 年可以实行关税自治外，没有就任何其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同样，1926 年在北京召开的治外法权会议也未产生任何结果。使中国在走向一个民族国家的路途上更加步履维艰的，是它缺少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军阀和土匪的肆虐威胁到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与安全。中国当局在履行国际义务时的无能使之在外争国权时往往气短。中国的内乱阻碍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修改工作．。
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启发
苏俄对20 年代中国的影响仍是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阶段。但和西方列强那种不太热心地逐步改革中国外交体系的做法相反，莫斯科向中国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国内革命样板。早在1912 年，列宁就已提出工业化欧洲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应当支持亚洲民族主义革命，因为后者很可能会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领导下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1920 年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列宁在他题为《 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的报告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依靠剥削亚洲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以作为反击，西方无产阶级应当和亚洲资产阶级一道反对共同的敌人“金融帝国主义”，因为后者是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剥削者和亚洲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死党。列宁就这样用帝国主义理论归纳了世界形势。它在同一个体系中指出了中国政治中各种因素的历史意义。革命者军事上的对手可以被定性为代表垂死的旧秩序中封建反动派的“军阀”。城市商人和中产阶级可以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现在也可以“跃过”。在苏俄的帮助下发动中国广大农民，一个“联合阵线”就可以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发展起来。采用这一策略，在帮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击败外国帝国主义的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很好地组织起来从内部夺取权力。列宁预见了一系列的机会：亚洲国家的共产党可以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暂时合作甚至结盟组成统一阵线，也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工农苏维埃建成独立的政权中心。
列宁的后任们继承了这一理论。托洛茨基鼓吹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苏维埃，而斯大林支持和国民党建立统一阵线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所以斯大林在提出他的观点时不得不首先声明国民党只是一个政治联盟，它是由四个阶级组成的政治集团。这四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后来被称为民族资本家）。这些选择使苏俄对中国的建议具有一种内在的二重性：它既可以强调建立一个包含所有革命阶级的“联合阵线”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可以鼓吹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苏维埃以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地主、军阀及其帝国主义支持者。在这两种策略之间还存在一种缔结政治联盟联合一些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的中间立场；如共产党人可以联合“小资产阶级”但反对“民族资产阶级”。
除去这一方针上的灵活性，苏俄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在公开外交和革命颠覆两个层面上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苏俄外交部的政策以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为开端。经过在北京的九次艰苦谈判，苏俄政府实际上达到了帝俄政府在东北亚的目的。苏俄和北京政府于1924 年5 月签署的协议最终确认了中俄共同管理中国东清铁路的事实以及俄国在外蒙古的势力范围。同时，在苏俄颠覆计划的指导下，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组织机构，并帮助发动一场由中共领导的劳工运动。共产国际也和北方主要军阀头目及南方的孙中山进行联系。这时，俄国局势的发展使列宁在1921 年推行了“新经济政策”' ，紧缩开支，缩减各项活动，“暂时搁置”共产主义的输出。这一做法使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未能看到苏俄更为极端的可怕形象。
国民党的重组和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国共合作孙中山正在寻找一种政党组织形式，以便把国民党从一个夺取政权的党派改组为能对觉悟不高的广大民众进行“训政”、建立民治政府的政党。苏俄的一党专政此时似乎已成了历史大潮的一部分，而1919 年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提供了不依靠阶级斗争的一党独裁的典范。五四运动启发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新的国民党章程、纲领和宣言于1923 年1 月1 日公布。国民党的重组工作在1924 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期间正式完成。作为重组工作的一部分，孙中山逐步发展起与共产国际的合作关系。
孙中山是在各种形势的逼迫下走向了这一步。列强只顾与北京政府周旋，而未作出任何举措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体系。他在1923 年9 月向列强提出允许广东政府使用广东地方海关税余额，遭到列强的严词拒绝；更有甚者，列强在广东海面聚集军舰，防止孙中山的军队武装占领海关。他多次向西方求助未果，国内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也令他沮丧。国民党在广东成立的由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国会同北京军阀政府的国会一样脆弱，随时都会分崩离析。与某广东军阀合作破裂后孙中山被迫出走上海。他函需帮助。
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结盟意味着孙中山必须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共二大于1922 年年中召开，会议同意和国民党平等合作。但国共合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两党合作。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以便形成一个“党内”而非“党外”集团。孙中山允许李大钊在加人国民党时保留中共党籍。紧接着陈独秀也以同样的条件加人国民党，并被授予国民党要职。此外也有不少共产党员陆续加入。
根据苏联的建议，孙中山开始着手建立一支军队。他派遣其得力军事助手蒋介石赴苏学习建军方法。国民党开始列席共产国际的会议。1923 年年初返回广东后，孙中山开始任用中共党员担当要职。他采纳了一位能干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让他负责规划新的国民党机构。很快孙中山就有了一个政治部，为他培养宣传干部以组织发动群众。国民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推选代表组成高一级机构（县级和省级）； 再由后者推选出执行委员会。这样层层向上直到全国党代会，再由它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此时却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控制一个列宁主义集权政党。在这次权宜合作的共产党方面，则于1923 年召开了中共三大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部集团”的联盟方式。会议同意由国民党来担任“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毛泽东一度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和一位国民党强硬派人士共事，负责协调两党组织关系。但是党员不足千人的中共为了不让国民党过多地控制其成员而反对进行过分密切的合作。他们计划双管齐下，一方面从内部对国民党进行渗透，同时在国民党外发展自己的群众组织。
孙中山以自信与务实的态度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他看到学生能够有效地组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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