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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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螅�俾知兵法，且可悉将士劳苦，知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备，不可偏废，每日营中闲暇，卿等仍与之讲论经史，以资典学。’”对孙子的培养远比对儿子用心。　　　
　　因为沾儿子的光才当上皇帝的仁宗，对儿子有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可以理解。可是，后世有人断言如果仁宗再多当几年皇帝，可能会废除太子，我认为纯属臆猜。仁宗对儿子感觉不爽是一回事，可废除长子继承权再选另外儿子继位又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是个人的感情，后者涉及整个朝廷政局和大明江山，涉及自己身后的评价，朱高炽不会这样冒险。在父皇在世时，他在几次重大事件面前都有惊无险，证明他是个老实人，但毫不糊涂，做事极有主见，且“忍”的功夫一流，关键时刻形势非常理智。　　　
　　这样的老实人才是大聪明。　　　
　　朱棣带领二儿子挥师南下时，建文帝的部队搞了个“围魏救赵”，派奇兵直捣燕王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不顾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平城，自己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这保护根据地的功劳成为日后得到继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　　　
　　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住在自己的老窝北京城（当时称“行在”，还没有正式的首都名分），让朱高炽以太子身份在南京监国。他怀疑太子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命令礼部侍郎胡濙暗中去监视太子的行为，并叮嘱他说：“人言东宫多失德，汝至京师，可多留数日，试观何如，密奏来！奏字须大，晚至即欲观也。”这老皇帝对太子已经有倾向性意见，一般的办事人员会迎合上意，收集太子的“不轨”言行。而胡濙被太子的老实折服了，“以皇太子诚敬晓谨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释”。　　　
　　这老实人最聪明之处是认清了父亲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永乐帝这样文武兼备而又阴险毒辣的父皇，耍小心眼能瞒过他？一味地去讨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他能最后熬到皇帝位置，和两个弟弟相比，笑到了最后，其制胜之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其他也。”有时候，这样的笨办法更管用。　　　
　　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永乐帝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痛悼他在位时间太短。如果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他显然不属于有锋芒、有魄力的改革派，比起秦皇汉武乃至他的祖父、父亲，相对平庸。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尊重下面臣民的能力，尽量少地去命令臣民这样或那样。这样平庸的皇帝，带给百姓的福祉远甚于那些个人能力很强、不甘平庸的皇帝。商纣、秦始皇、隋炀帝就是有能力而喜欢胡折腾的皇帝。所以，朱高炽的庙号为“仁”。　　　　　　
小儿把戏引出的大祸　　　
　　明宣宗在明代多位性格或阴毒或乖戾或懒惰的皇帝中，算是一位好皇帝。他性格仁和，而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在位十年，是明代政治最为清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明通鉴》评价道：“即位以来，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自开国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　　　
　　这样一位性格温和的皇帝，杀他的叔父朱高煦，手段却残忍之极。史载，他命令将一个大铜缸罩在朱高煦身上，缸上积炭燃烧，火旺铜熔化，朱高煦在里面被活活烧死。朱高煦的几位儿子也一并被杀死。　　　
　　导致宣宗如此对付他叔父的，直接原因是看似一次类似儿童玩打架的把戏。宣宗去看望被囚禁的朱高煦，朱高煦趁当皇帝的侄儿不注意，出腿使了个绊，将其钩倒在地。　　　
　　朱高煦和侄儿的恩恩怨怨，要追溯到永乐朝。永乐帝朱棣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而器重老二高煦。因各种因素促使下，好不容易立高炽为皇储，但老二联合老三，千方百计想把太子搞倒。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对于这一既成事实，高煦、高燧仍然不死心。享位不到一年的仁宗驾崩时，太子瞻基正在南京，闻讯往北京赶。两个叔叔阴谋发动政变，图谋在路上伏兵劫持太子，没有得逞。这时仁宗装着不知道，并未计较这件事。朱高煦回到封地乐安后，未尝一日忘记反叛，约好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一起造反。宣宗亲征，大兵驻扎在乐安城外时，还想给叔父一个机会，写了封信送过去，说，现在大兵压境，王若交出阴谋策划你造反的人进献朝廷，则朕与王尽释前嫌，施恩礼待和过去一样。并且提醒他，小人侍奉藩国，就想借造反谋取更大的富贵；要是事败不成，又会反咬一口，把责任推到藩王身上以图活命。王如果执迷不悟，大军往前推进，一战就能把你擒获；你手下的人也许会把你作为奇货，绑来献给朝廷邀功，那时候朕想保全你的性命都做不到了。　　　
　　这封信可谓写得有理、有力、有节兼有情，朱高煦看到大势已去，献城投降，宣宗赦免了所有胁从之人，将朱高煦软禁起来。——这已经够宽大了。　　　
　　朱高煦要是个明智的人，此时应当彻底认输，老老实实颐养天年。永乐帝没死的时候，和哥哥仁宗争继承权，虽然以弟弟觊觎长兄，有悖礼法，但毕竟机会均等。可等哥哥当了皇帝后，再传给侄子，此时大局早定，君臣之分已明明确确，再造反没有任何合法性，再加上仁宗父子执政深得民心，此时反叛基本上是自取灭亡。　　　
　　朱高煦当年在老爸和孝文帝争江山时，立下很大的功勋，应该不会太糊涂。可在世上最大的诱惑面前，便失去理智了。此时已经成了个囚犯，没有任何翻本的机会，侄子表面上还客客气气来看望自己。为什么使出那种幼儿园小孩打架的伎俩，绊倒皇帝呢？皇帝有左右护卫，这个小把戏根本不能要皇帝的命。这种行为仅仅只能出自己心中一口恶气，可代价实在太大了。　　　
　　大约朱高煦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兴兵造反，侄儿都原谅了，现在搞这么个小动作，估计他不会放在心上。错了，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这位深孚民望的侄儿。宣宗一再原谅两位叔父，除了性格的因素外，大约还因为他考虑到，自己能坐上的这个龙椅，有叔父的贡献，当年靖难之变中，叔父确实功不可没，他不服气总想翻本可以理解，再说自己也不想背上骨肉相残的恶名。这一回看上去是个儿童打架的小把戏，可直接伤害的是皇帝的身体。——说一千道一万，身体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这一下脾气再好也不能忍受了，便一下子雷霆大怒，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了叔父的全家。　　　
　　历史上有许多此类因为小事而影响大局的故事。闯王进北京城后，吴三桂还手握一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山海关，他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李闯和清朝的力量消长。此时，李闯和清朝都向吴三桂伸出橄榄枝。经过再三考虑后，囿于夷夏之别的吴三桂已决定投奔李闯，可在这关键时刻，京城传来消息，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李闯给霸占了，于是演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一幕，他投奔了清朝，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人可能不理解，那个时代再美丽的女人也是玩物，用得着为了女人背叛自己的民族吗？　　　
　　这件事和朱高煦钩倒宣宗罹祸可以类比。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自己身体和自己女人的安全与否，最能直接、集中体现自己的尊严是否有保证，自己的权益是否有保障。一个连皇帝身体都敢伤害的人，你能指望他洗心革面、认罪伏法？一个连自己的女人也敢抢的造反头目，你能指望他江山坐稳后宽厚而诚心地对待自己？何况明宣宗早就恨叔父恨到咬牙切齿，而吴三桂也在大顺和清朝之间徘徊了好久。两件“小事”促使明宣宗和吴三桂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朱高煦和李闯，也算是一代枭雄，可为什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大约再叱咤风云的男人，在最大的仇人或最好的玩具面前，也很难抑制住男童式冲动：打他一下或者把玩具抢过来。这种冲动冲淡了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深谋远虑。　　　　　　
少年皇帝的职业困惑　　　
　　打心眼里说，我一直喜欢正德皇帝明武宗。民间的戏曲和传说，有关正德皇帝的实在太多，小时候看过《游龙戏凤》，讲正德皇帝看上李梅娘，让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半大小子有无限的遐想：多么浪漫的故事呀。　　　
　　稍稍长大后我才知道，对皇帝来说，浪漫是最不应该具有的一个特点，浪漫几乎是政治这个行当的最大软肋。政治只有得失计算和合纵连横，而浪漫是出自真实的情感，完全是和政治反着来的。史书对正德皇帝的评价是荒淫无度，不堪人主。是呀，他十四岁登基，这是人生最叛逆的青春期。让他掌握亿兆黎民的命运，让他带领文武百官坚守大明的万里江山，实在是一件艰巨而无趣的事情，一点也不好玩。　　　
　　当然，有人会说康熙这样的天纵英才，童年时就登基，学着当皇帝，十六岁就剪除鳌拜，成为一代英主。这只能说，在做皇帝这项特殊职业方面，康熙比正德皇帝更合适而已，他生下来就是职业皇帝，而正德帝不是。　　　
　　正德皇帝所做的一切荒唐事，如果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都能找到合适的答案。一个正处在躁动而郁闷的成长期的孩子，突然给他最大的权力，他把这权力当成一个玩具，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他一次在元宵节赏灯，不慎宫中起火，他不但不命令抢救，反而大叫：“好一棚烟火。”他不喜欢那个束缚他的紫禁城。——这样被围墙围起来的小天地，少年人谁也不会喜欢，包括《闰土》中的鲁迅。他喜欢去京城北郊的豹房和北部边疆宣府镇国府，他把这两个地方称为“家里”，其他人看来这是错认他乡当故乡，而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才是的精神和肉体的真正故乡。豹房有无数的美女和美酒陪伴他，而宣府的镇国府，则是他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府邸。这是少年人的另一个梦：成为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情欲和武力，是少年男儿最钟情的两种美。那些说正德皇帝荒唐、顽劣的人实在不能理解，后宫三千，你如何享受都够了，为什么还要去勾搭民间的村姑？皇帝是这个世上最有权的人，为什么还要做皇帝管辖的将军？　　　
　　指责正德皇帝的人忘了，人性是很复杂的。职位、美色、财富并不能带来成就感。因为是孝宗的独子，他自然要继承皇位。皇帝这个职业不是他凭本事得来的，而是他的血统的衍生物。因此天子的权力和后宫，只是权力的附属物。这对一个不安分的少年来说，是很没有意思的，如果凭自己的才貌去诱惑一个陌生的村姑，凭自己的本事去带领一支军队，这才能真正获得成就感。　　　
　　此类的荒唐皇帝还不少，比如说明朝的熹宗，不喜欢当皇帝喜欢做木匠；南唐的李煜，是天才词人却是混蛋皇帝；宋徽宗是书画和蹴鞠高手，可是当皇帝太昏庸。后人感叹他们没有干自己合适的职业。应了一句古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这类有着另类天才的皇帝，有个共同点，他们的性格和爱好在少年就显露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因材施教，而赶鸭子上架，酿成个人和国家的悲剧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江山打下了，当然只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可当皇帝是个从政的行当，不是哪个人都合适。而在明朝是嫡长继承制，也就是说，皇长子哪怕不具备从政的潜质，也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皇帝。有的培养是成功的，有的培养的是失败的。明朝更是如此，老大当了太子，老爸的皇位谁也不能去争，不管这太子合适不合适，其他的弟弟只能醇酒美妇，逍遥一生。对这样的接班人制度，有人不服气，比如洪武帝的四儿子朱棣，于是起兵南下自己夺了皇位。如果只有一个皇子，那就没有选择了，不管是乌龟还是王八，江山只能给他了，哪怕是正德帝这样的叛逆少年。　　　
　　清代皇室的继承不同于以前的朝代，它立贤不立长，老爹观察很多年，感觉到谁最合适当皇帝治理万民，然后在“正大光明”牌坊后留一道遗诏，把天下交给这儿子。所以今天看来清代的皇帝敬业的多，因为人家选择的就是适合皇帝职业的人。当然这种制度也带来一个后果，老皇帝的儿子谁都有机会，于是就会上演争夺继承权的大戏。到了清朝后期，皇帝子嗣不蕃，就一根独苗，不管合适不合适，江山都得给他。最后江山给了和正德皇帝差不多的同治，这个爱逛八大胡同的少年皇帝，没留下后代便死了。　　　
　　中国过去的老百姓，养儿子也有点清朝皇室量才培养的味道。几千年来读书应科举当官是男人最大的出息。一家有几个儿子，肯定是优先培养那个读书种子去赶考，如果家境不太宽裕的话，别的孩子恐怕就会被牺牲读书的机会，所谓“秀者读，朴者耕”。当然如果家境好，就广种薄收，儿子们都去读书，总会出来一两个。　　　
　　到了今天，虽然大家都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但众家长还是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名校好专业，然后出国当海龟。二十年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法律、金融、计算机、艺术吃香。尤其是现在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孩子，不管这孩子是否适合当律师、金融职员、歌星还是IT从业人员，都软硬兼施把孩子往这些路上引。　　　
　　独生子女们，承受着父母先入为主的职业要求，其实和那个充满幻想的浪漫皇帝正德帝一样，你不喜欢也得硬着头皮做下去。否则就是没出息的儿女，正如史家指责正德帝的荒淫一样。　　　　　　
正德元年君臣对抗的游戏　　　
　　上文讲到正德皇帝少年登基，对他本人和明皇室而言，都是别无选择。孝宗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皇位只能传给他。如果他在当皇子时处心积虑和众兄弟进行竞争，好不容易才坐上龙椅，大约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如唐太宗经过“玄武门之变”，铲除兄弟登上大位；或者如清代雍正帝在九王夺嫡中胜出，即位后都是十分勤政的，把自己的江山看得很重。通过竞争赢来的苹果吃起来才香呀。如果是个五六岁就登基的儿童，如后世的顺治、康熙，他们当皇帝时因为太小，不能自主，有摄政王、顾命大臣或太后看管着，明明白白当若许年的“傀儡”，而且在即位初年，只是一个儿童，没有能力去干荒唐事。　　　
　　这正德皇帝的皇位来得太容易，且是在不大不小的青春期即位，正处于好动好玩爱幻想的时期，且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儿童，他这个年龄可以名正言顺地亲政。就如一个不知道稼穑之难的少年突然继承了万贯家私，家里的其他人自然很担心他败家，于是想方设法把他往勤俭持家的正道上拉。　　　
　　明孝宗遗留下的文臣集团，在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天起，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用祖宗的礼法和道德来约束少年皇帝，来将这个贪玩的少年训练成尧、舜那样的君王。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理论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制约皇帝的只能是给他一遍遍讲大道理，让他自省，让他惭愧，让他明白众大臣的苦口婆心。　　　
　　以大学士刘健为首的文臣集团，和皇帝的紧张关系从正德元年就开始了。撇开他们的君臣关系，来考察双方的“交锋”，就感觉到是姥姥、姥爷、叔叔、阿姨等长辈联合起来，一起教导一位父亲早逝而继承家产的少年，要好好读书，做爸爸和爷爷那样有出息的男人，不要和不三不四的野孩子混在一起；或者像一位严厉的老师，整天看着顽劣的学生，让他呆在教室里好好做试题，或阅读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防止他走入岐途，看黄色书籍或进网吧。　　　
　　这种“望子成龙”的拔苗助长培养方式，往往加剧少年的逆反心理，他在社会上的“损友”唆使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想办法逃避大人的教导，或者阳奉阴违，或者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最终的结果则是因为教导者心情太急迫、方法太简单，使具有逆反心理的少年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何况这些相当“帝王师”的文臣，面对的不是个普通少年，而是万岁爷，教育的难度就更大了。　　　
　　《明通鉴》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短短的十二个月里，文臣上书措辞严厉地教育皇帝如何做一个明君的，就是几十条。　　　
　　众文臣在皇帝登基第一年教导正德帝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要好好读圣贤书，学会做圣贤之君。元年（1506年）二月，刘健奏请皇帝恢复经筵（大臣给皇帝讲古典经史）。因为正德帝以冬天太冷为理由暂停了经筵。可恢复没几天，三月，刘健又上奏，说经史开讲以来，皇帝您不时传旨暂免，理由是要去朝拜两宫太后，然后讲了一大套道理：“两宫以宗社为念，见皇上勤于讲学，亦必喜动颜色，今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年九月，正德帝以自己正举行大婚，要停免中午的讲读，刘健等人又上表说，先帝的旧例，每日要再进讲一次，而且“四书”是圣贤治国的大道理，实在应该熟悉掌握等等。　　　
　　二是要勤于政事，不要贪玩。文臣们把一个少年看成天生就对社稷江山负有无限责任的职业皇帝。四月，英国公张懋联合六部和五军都督府一起上疏，又是一番大道理。大意是：“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忧勤而兴，骄佚而坏者。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成王初政，周公作《无逸》以训之。诚见夫废兴之机，于此系焉，不可以不慎也。”此类奏章多不胜数。　　　
　　三是要俭朴节约，不要奢靡浪费。少年人喜欢胡乱花钱，正德帝也不例外。他动辄就随便赏赐，或者以孝敬两宫太后为名、操办婚礼等理由要户部掏巨款。户部会同其他大臣一次次给皇帝算账，告诉他国库银根吃紧，不可随便花钱。　　　
　　四是要有安全意识，好好呆在宫里，要远小人亲君子，不要随便出宫鬼混。这位好动的少年皇帝喜欢出宫骑马打猎，这个爱好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是锻炼身体，熟悉行伍，当年汉武帝年少时在上林苑也玩这种游戏，关键在于好好地引导。可文臣们上书都从很高的政治高度来指责皇帝这是不良嗜好。张懋进谏道：千金之子，都坐不垂堂，这样注意安全是因为其人所肩付的重要。而陛下所托付之重，岂止是千金之子？万一骑马有失，那该怎么办呀？兵科一名给事中说得更加明白：作为皇帝不应该有其他嗜好，骑马舞弓尤其不宜。而文臣们不能明明白白说皇帝道德品质太差，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身边的太监身上，张懋就说：皇帝天生圣明，原来并无这个念头，一定是左右的太监引诱走入非道。因此文官们屡屡劝谏皇帝远宦官。十月，刘健、谢迁、韩文等文臣上奏诛杀刘瑾等太监，以失败告终。　　　
　　对文臣们的劝谏，正德帝的态度则是打太极拳，一推二拖。要么是说一句“知道了”，就没有下文；要么干脆就留中不发，装着不知道这回事，气得大臣们只能以告老还乡要挟。皇帝也不着急，你要走就走呗，大明不缺当官的。文臣们所依靠的礼法的力量、声名的考虑、对祖宗的敬畏等等，对少年皇帝没多大的约束作用，好比拳头运力却打在了棉花上。　　　
　　这些大道理搁在一个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会招致反感。这帮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标准来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尧、舜，汉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标准来要求正德帝的。——这又是明代以预设的理想化模式来执政的一大体现。他们以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别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别的少年能干的你不能干。皇帝不能有一点个人爱好，只能每天呆在宫里读圣贤书，看奏折，与大臣廷对。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后适得其反。正德皇帝执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万百计要逃出宫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为了逃避文臣们的视线。最终壮年暴亡，没有留下子嗣，继位的嘉靖帝继位，惹出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君臣彻底决裂。如果在正德帝继位初期，因势利导，尊重一个少年人的心理特点和个人爱好，文臣集团和皇帝乃至皇帝身边的太监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营垒分明，不是那么紧张，也许正德帝会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轨道，不会那样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两个皇子，不会给死后朝廷乱局留下导火线。　　　
　　这些想当“帝王师”的文臣不了解人性，只了解道德，望君成龙的心思太迫切，他们对皇帝的“教导”结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更适合当可汗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