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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的十亿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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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应当干涉，但不必到处都干涉。塞拉利昂的情形比伊拉克更能代表在最底层10亿人当中施行军事干涉可能带来前景。看一看两种情形之间的对比。在塞拉利昂，我们的军队收到了政府的邀请，更受到了当地民众箪食壶浆的迎接。在塞拉利昂我们不会被指责是为图谋石油而去，因为那里没有石油。在塞拉利昂我们不必担心〃修复被我们所破坏的东西〃，因为那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去破坏，何况我们以最低限度的损害就能让联合革命阵线一败涂地。在塞拉利昂，我们为锁定胜局所需的正规士兵不超过1000人。两种情况截然不同，泾渭分明。
第三部分 第31节：法律与章程（1）
第九章法律与章程
至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援助和军事干涉。它们都可以派上大用场，但是它们也都代价不菲，前者需要大量的金钱，后者需要足够的政治勇气，有时更需要士兵们的勇气。所以现在我打算讨论一组价廉实惠的干涉措施，它们分为两类：我们自身法律中有利于最底层10亿人的改变；有助于指导行为的国际标准的完善发展。
我们的法律，它们的问题
在第一章中，我讨论了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有可能会成为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和疾病的温床。但悖论的是，有些事情是相互的：富裕的国家本就已经为最底层10亿人中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温床。
而其中一种起到这种温床作用的离谱行为，就是西方银行长久以来都在将从最底层10亿人社会中掠夺来的资金作为存款接纳，这使得这些资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掠夺者和银行纳入囊中，并再也不会将之完璧归赵。许多西方国家都涉嫌在做这种可耻的勾当。2004年，美国华盛顿的里格斯银行就曝出了这样的丑闻，它们从赤道几内亚的总统那里接纳了巨额的存款，而且还给他写了封阿谀奉承、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继续这样做。等到事情曝光出来，这种鼓励洗钱的行径自然被马上叫停，银行也被彻底进行了整改。2000年在英国也暴光出类似的丑闻，尼日利亚的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SaniAbacha）家族，竟然在伦敦银行堂而皇之地存入了大量的现金存款而没有人过问。但是，在这类事件中当之无愧独占鳌头的，还要属瑞士。同样是在2000年前后，有消息透露，阿巴查在1998年死之前，也在那里洗钱，而当阿巴查之后的尼日利亚政府追讨这笔钱的时候，瑞士竟然拒不配合。更有甚者，在一家瑞士法庭最终裁决这笔存款属于尼日利亚政府时，瑞士的司法部长竟然公然拒绝归还这笔钱。他真应当为干出了这种事情而感到羞愧！难道瑞士真的需要靠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才能生存下去吗？
第三部分 第32节：法律与章程（2）
当我访问东帝汶时，我第一次确信我们需要这样的章程。那时，印度尼西亚刚刚从这里撤走，新的政府需要重新选举。由于东帝汶即将获得巨额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那些曾在葡萄牙组建临时政府的流亡团体决定执行有计划的撤回。那些流亡者知道管理这些收入有着相当的难度，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们深感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又必须对此做一些事情，寻找一种可以用以处理这些收入的模式。如果在国际章程中存在这样一个范例对此进行阐释，他们很可能会采用这个模式，然后放心地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战后政府需要担心的数以千计的烦心事上去。然而，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章程可以依循。所以他们只得用两条标准去寻找处理的模式，这两条标准都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条标准是这一模式必须来自于石油生产国家，这一点是无需辩论的。第二条标准是它要来自于葡萄牙语国家，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很好地对它进行理解，这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可当这两条标准叠加在一起同时使用时，他们得出的结果竟然是安哥拉。于是他们派遣了一支调研团到安哥拉去学习如何对石油收入进行管理，但这无异于让一队人到妓院去考察什么是神圣。结果幸运的是，他们认为安哥拉的模式不值得借鉴。而不幸的则是，作为代替，他们选择了挪威的模式。这一事件让我确信制定一份章程还是十分必要的。
这一点其实也已得到了证实。英国2002年所发起的资源开采业透明化运动，就是一种雏形的章程，它便取得了一定效果。它被东帝汶和几个西非的政府利用起来，而不仅仅是在尼日利亚的改革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参加西非国家讨论石油收入的部长会议，对透明制度表现冷谈的代表团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或许他们是抱着能得到一种非洲一致对外式的庇护的希望。但他们未能如愿，很多其他非洲国家的代表都希望改革并执行透明制度。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两派之间就有关是否制定这项章程的激烈争论。结果包括一些境况最差的政府都发出了希望变革的声音，而毫不令人差异的是，也有一些希望一切照旧的声音，双方互不相让。你能想象在没有国际章程保障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吗？同伴压力（peerpresure）是国际性标准能够得以被采纳的一种途径：改革者总能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中掌握到政权，他们把握住时机采用了这些标准，而当它在政治上变成麻烦时便又弃之不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它们，那些没有采用的国家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对于腐败的纵容将会愈发凸显出来。
第三部分 第33节：法律与章程（3）
采用国际标准的主要阻力还是来自于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内部，尤其是来自于公民社会。国际章程对人们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政府要么采用它，要么解释清楚为什么没有采用。所有最底层的十亿人所在的国家都潜在着大量反对劣政的人士。但是把这些潜在的反对者转化为有效的推动力绝非轻而易举。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形下，这种压力也只不过是作为公益事业而出现，并将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坐享其成的态度上去——不要麻烦啦，把这些问题都留给那些愿意为这些事殚精竭虑的人去做吧。因而，在很多社会处理这些问题既需要努力，也需要勇气。此外，因为改革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人们很容易在什么是需要做的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是分歧往往将改革者们的反对意见割裂并消除掉。这种分歧往往被简化为是对领导权的争论：支持其他某人的观点就被认为是在承认别人是领导，从而也就放弃了自己的诉求。在那些由恶棍们独揽大权的地方，他们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更重要的是他们精通于分化和统治的手段。他们会积极地设法制造并扩大分歧。而一项国际性标准能在让任何人都不表示承认别人是领导的前提下，协调各种分歧。
利用资源收入获利的第三个关键加压点是资源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它们中的典型就是戴比尔斯公司及其对钻石进行鉴定的金伯利流程。多年以来，戴比尔斯公司都否认冲突钻石成之为问题。随后，非政府组织施加了压力，劝说戴比尔斯，否认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一旦冲突钻石的形象在消费者中形成固定印象的话，钻石就将走上和皮草一样的道路，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它们一贯以来良好的信誉，戴尔比斯公司终于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策略。它提出了一项钻石鉴定的计划，同时将不断推进，以使这项措施得到更为有效的推行。例如，它升级了一种新的外观漂亮的卡片技术，这种技术使私人开采者更难走私从河床中挖掘出来的金刚砂石。随着这种鉴定越来越有效，钻石的收益将慢慢积累到政府手中，而不是到商人手中。一个专家告诉我说沙金矿工真正得到的只有钻石市场价格的10％。
第三部分 第34节：法律与章程（4）
戴比尔斯公司证明了大公司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成为问题的制造者。但是这些在钻石行业适用的规则，在石油行业中却并不一定同样适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明的是，公开透明制度一点都不难办到：走私石油比走私钻石难多了。这里也有一些〃冲突石油〃：在一段时期内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有价值10亿美元的石油被〃储藏〃起来——其实是被偷运了。实际上，如果尼日利亚政府能够设法追查到这些石油都是在那里被销售的，它就能大大减少这类问题。
另一方面，尽管（在产业的构成上）石油比钻石要复杂得多。戴比尔斯公司的作用却远远大于单个石油公司对石油市场的作用。当英国石油公司（BP）试图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在安哥拉展开工作的时候，安哥拉政府便威胁其他的33家石油公司如果谁胆敢效仿英国石油公司，就立刻让谁出局。这样一来，自然没有谁敢继续跟进。行业的竞争性太过激烈，使石油公司无法根据自己的步调来行事，而这就是西方的市民社会展现其作用的地方。布兰特史帕尔是北海的一口油井，已经接近了产油殆尽的限度。布兰特史帕尔的所有者，壳牌石油公司，提出要用一种可能会破坏自然环境的方式销毁油井。结果欧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群情激奋，他们的大规模抵制活动使壳牌的形象和销售都遭受了重创，最后壳牌不得不放弃最初的销毁计划。起初，壳牌的管理层还试图表现出一种强硬的立场，但是随着他们在德国地区的产品销售大跌30％，迫使壳牌德国地区的经理不得不打开这个僵局。产生这一效应的力量源泉在哪里呢？德国的青少年很可能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可能会坐在家庭汽车的后座，嚷着：〃不，爸爸妈妈，别在这个加油站加油——你们没有听说过壳牌公司想做什么吗？〃可能这些家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便顺从了他们。布兰特史帕尔油井的事件证明了，在西方国家，一般民众如何看待石油公司才是至关重要的。那些享有盛誉的公司花费了高昂才建立起自己的声望，它们肯定也不希望将其毁于一旦。而如今的问题是，这个案例当中派上大用场的市民社会所施加的压力，在最底层10亿人当中便无用武之地了。公司会感受到来自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带来的压力，会感受到来自于雇佣政策的压力，而当它们不得不调整自身的政策以适应当地政府的治理时，这些压力就更加切实了。如果有一部能对上述5点进行规范化的章程，非政府组织就能够要求这些公司去遵循。例如，如果一家并没有相应竞争力的公司获得开采权的话，一定会受到非难。非政府组织还有可能要求石油公司在它们的加油站上标出所使用的石油产自何地。显然，产自不同地方的石油总是混合在一起的，但是消费者对原油产地进行了解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物理问题。如果从安哥拉有一千桶的原油进入储存箱里，那么就有一千桶的石油生产出来后被标明是源于安哥拉的。如有消费者拒绝购买〃产自〃安哥拉的汽油，那么这些公司从一开始可能就会不愿意在将安哥拉的原油放入储存箱内。安哥拉地区的石油销售将会变得十分困难，除非有什么折扣。这样的话就制造了一种财政刺激，促使安哥拉政府公开透明化。同样的程序也有效地迫使壳牌公司不得不采取正确的方式处理布兰特史帕尔的油井，将其引入到更具价值的工作当中，使石油收入更有效地用于发展。
第三部分 第35节：法律与章程（5）
消费者营造的压力只会对那些具有很好声誉的公司起作用，而对有些公司就无能为力了。我在前面已经提出了对于那些在索求自然资源过程中丝毫不为当地政府考虑的行为表示了担忧。西方消费者所形成的那种舆论压力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是无效的，同时你也不用屏息以待那些国家的消费者会创造出什么舆论压力。这至少是一些西方石油公司所提出的观点：将国际标准施加到这些公司身上，其他公司就会趁虚而入，取而代之。对此，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以期改变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解决的办法是赋予这些发展中国家一定的权利同时，也必须使其承担一定的责任，其中一条就是必须遵循自然资源开采的国际标准。如果西方消费者迫使大型石油公司采用国际标准，那么反过来，石油公司也将对它们的政府（美国、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让政府与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协商。西方社会不得不把提供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机会，建立在它们遵守国际化标准的前提之下。提高它们对最底层10亿人发展的兴趣，总比让它们丧失兴趣要有意义。
如果存在某些国际的最低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就能在资源租金的问题上有所帮助，比如与欧盟所建立的最小标准相类似的标准。我将从有关媒体的规则谈起，因为这是最有效的审查手段。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中，可能最主要的媒体形式还是电台以及正在逐渐普及的电视。发生在秘鲁的一个罕见而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Fujimori）的政府极其腐败，腐败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于后来那个被指控为是所有腐败案件帮凶的秘鲁情报局局长弗拉迪米罗·蒙特西诺斯（VladimiroMontesino）决定将这些龌龊事一一详细地记录下来，才能确保他不至弄混。这份记录现在为政治腐败提供了一个在数量上的突破口，斯坦福商学院的约翰·麦克米兰（JohnMcMillan）对这些记录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显示了藤森政府是如何对每一种具有约束限制作用的权力制衡机制进行系统性破坏的。藤森政府贿赂国会议员、法官、新闻编辑，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职员。哪里有约束因素存在，政府就对哪里进行破坏。记录中所写的预备支付的金额，可以反映出每一种约束因素的重要性。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些政治赃款的数额不仅令人毛骨悚然地见识了腐败政治统治的严密体系，也让我们明白了在反抗腐败政治的斗争中哪些才是真正重要的。秘鲁政权在哪里花掉了大量的金钱，哪里可能就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当诸如议会、法院等官方的构成性约束机构也被收买时，政权就无需再依靠重金贿赂来腐蚀它们了。当报纸也被收买时，情况也是一样的：变成了一个月花费几千元，而不再是上百万。在支票上溜走的0都被用来收买电视台去了。秘鲁有10家电视台，政府为收买它们每月要花费近100万美元。这笔巨款自然也换来了一份令他们放心满意的合同——每天晚上电视台都会优先播放由蒙特西诺斯预先过目的新闻，并且还会随时根据他的需要进行调整。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电视新闻正是至关重要的控制、约束的手段。可收买10家电视台是否过于极端了？并非如此，事实证明政府真的应当这么做。现在大家都知道，藤森政府当时只把心思放在收买9家最大的电视频道上，而认为第十家电视频道，一家只拥有一万余名用户的小小的财政卫星频道，根本不足为虑。结果这便成了藤森政府垮台的原因。有人向这家电视台泄露出一段蒙特西诺斯向一名法官行贿的录像，这家电视台便在自己的电视频道中播放了出来。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自各方面的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因此，在秘鲁，对政府行为加以约束的最关键的手段就是媒体。而在众多媒体中间，电视又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在很大最底层10亿人国家中，电视仍没有得到非常广泛的使用，还没有成为最关键的传媒手段，最常见的仍然是无线广播。所以在权力制衡机制当中，我还是为无线广播留下了一席之地，作为无法被政府的垄断性控制完全掌控的重要手段。广播电台的建造十分便宜，政府对于它们的准入限制也比较宽松，所以很可能会有太多的电台，以至于政府很难尽在掌握。
第三部分 第36节：逆转边缘化地位的贸易政策
第十章逆转边缘化地位的贸易政策
总的来说，我并不希望富裕国家为发展问题而沉溺于负疚自责。我认为这种自责十分做作，而且往往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了实质性的问题。富裕世界的公民不应为最底层10亿人的绝大多数问题而受到责备；贫穷仅仅是在经济失调之时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过，我仍然要将一些责任归咎于富裕世界的公民，他们应该为其对贸易政策的忽视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负责。你个人可能对贸易了解甚多，倘若果真如此，那你就属于少数份子；因为大多数富国的人民都对贸易几乎一无所知。下面就列举一个例子。
2004年秋，英国最为人们所信任的慈善团体、基督救助会（ChristianAid），发起了一次耗资巨大的倡导活动，向处于底层的国家宣传贸易政策。在〃自由贸易：有人热爱它〃的口号之下，资本家被描绘成一只骑在非洲农妇头上的猪。一个基督教慈善团体竟然散播着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象，这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也是调查研究中有趣的一笔。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易装癖〃并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问题的关键是，这一信息是如此荒唐可笑。贸易政策属于经济领域，而非政府组织对这一领域根本就是不甚了了。
2005年秋，基督救助会加强了宣传活动。贸易倡导成为了核心议题。该协会宣称，非洲为减少贸易壁垒，已经花费了2720亿美元；虽然它们耗费的资金如此惊人，可是贸易壁垒的改善效果却并不显著。这份发布在基督救助会网站上的数据，来源于其自行委任的〃一位经济学专家〃的研究结果，这一结果还经过了〃一组专业人士〃的复审。我对此颇感惊讶，于是给基督救助会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们则及时地将研究报告和专家小组构成的名单发送过来。总的说来，我认为基督救助会的说法多少有些罔顾事实——身为最有威望的慈善团体之一，这当然十分不幸。他们委任的那位所谓的〃专家〃，原来只是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的一位年轻人。这个学院是个坚定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院，这种学院在全英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根据我在Google学术搜索上的查询结果，这位年轻人从未公开发表过贸易方面的文章。不过，他先前倒是写过一篇谴责国际贸易政策的论文，不过并未发表。这篇论文号称被一家名为CEPR的机构所认可。CEPR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的缩写，该中心可以说是英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研究机构。论文若想得到它们的认可，其作者必须是该机构的成员，而且要求水平极高。而我随即发现，认可这位年轻人论文的〃CEPR〃，原来并不是那个常驻伦敦的国际知名机构，而只是美国的一个小机构——〃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forEconomicandPolicyResearch）。我并不是说这其中有任何处心积虑的歪曲；但是我确实被这个缩写误导了。也许我们还可以寄望于〃专业人士小组〃。可惜，他们原来只是由论文作者自己选出的两位先生，而且两人的在国际贸易方面都并不在行。于是，英国就是为了这样一项全国最大的慈善活动花费了上万英镑。全国的基督徒将捐款交给一个他们自以为毋须置疑的机构，而整个活动就以一篇从未发表过的论文作为基础。我觉得是时候将这篇论文交给有关部门重新核查了。作为一名国际贸易学博士，我虽然不能自称是真正的专家，但是我至少还知道真正的专家都有谁。于是我将这篇论文发送给3位国际顶尖的国际贸易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Bhagwati），他是科菲·安南（KofiAnnan）的贸易顾问，可以说是尚在人世的最杰出的国际贸易学专家；伦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托尼o维纳布尔斯，他的研究我们在本书的第6章已经有所介绍，他目前也是隶属于英国援助机构的国际开发部的首席经济学家；最后一位是诺丁汉大学教授大卫·格林纳威（DavidGreenaway），他是该大学全球化中心的主任，也是《世界经济》（TheWorldEconomy）杂志的编辑。他们一致认为该项研究是严重的误导，最后，我们给《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写了一封联名信以示告诫。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是单纯由缺少头脑的热情所导致。通常情况下，贸易政策是很难理解的。也许是基督救助会没有做足功课；也许是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渗透进该协会的宣传部门，就像20世纪80年代英国工党所遭遇的事情那样。一位工业贸易署（DepartmentofTradeandIndustry）的专家的说法是我听到的最令人沮丧的解释，我想最好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他是这样说的：〃他们知道那是垃圾，可这样做有利可图。〃就像我写的那样，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是基督徒头脑不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渗透？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出于共同市场的考虑？你需要查看该协会的网站，自己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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