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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三卷－挥师决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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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险恶形势下，蒋介石任命郑洞国兼任刚刚组成的第1 兵团司令官，并接替吉林省主席一职，从此留在了长春。
1948年3 月18日，也就是郑洞国到长春就职的前一个星期，林彪、罗荣桓下令进攻长春，以第5 、7 、8 、9 、10等五个独立师进逼长春近郊，对其形成初步包围，主力部队则以大兵团集中作战与攻坚战为目标，进行军政大练兵，并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除将88个二线独立团编成五个独立师外，其余人员全部补充主力部队，野战军亦按扩大的新编制进行了整编，以适应大兵团集中作战的需要。
对于毛泽东坚持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林彪有自己的想法，他主张东北野战军配合杨成武、罗瑞卿兵团，自北向南，先打长春，后打沈阳、锦州，将东北之敌逐个歼灭。
林彪对先打锦州顾虑重重。他认为，锦州城防工事坚固，又有15万重兵把守，如果像1947年夏季攻势打四平那样，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将造成被动。四平撤退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部队基本上是轻装。要打15万人严阵设防的锦州，必须有足够数量的重武器，和六七十万人的后勤供应，这样庞大的供给需要大量汽车和油料，如果油料耗空或遭空袭，大批机械化装备将要丢给敌人，部队就难以安全撤离战场，而陷于危险境地。加之大军南下，沈阳的20多万敌军从侧后打过来怎么办？若华北傅作义部东进出关，关内、关外的敌人联合夹击，包了“饺子”怎么办？
古今中外，没有不讲“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指挥员，但在“有把握”与“无把握”之间，是很难把握的。林彪一生指挥打仗，把谨慎作为自己的信条之一，除非不得已，他是轻易不违背这个原则的。
眼下，国共两党两军将展开第一次大决战，林彪在反复的思考，在双城堡的青砖地上不知踱了多少圈子，炒熟的黄豆不知吃了有多少。
电报谈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绝。毛泽东和林彪，一个离开延安，在陕北转战华北途中，一个在东北黑土地很不起眼的小镇，纵论着战略大决战。
林彪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心先打长春。林彪认为，打长春便于集结兵力，便于解放区支援。同时，长春的敌军也比锦州少好几万，而且打下长春，可以免除后顾之忧，便于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可是，从战争全局看，十万国民党被围困在长春，是蒋介石下不了决心从东北撤兵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打掉了长春，就等于打掉了蒋介石的一个沉重包袱，为他定下撤兵关内的决心，从而得以保住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也是毛泽东最为担心并极力防止的。
尽管毛泽东指示得很明确，要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但是林彪始终认为“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1948年4 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致电中共军委。电报说：“估计敌目前在东北基本方针为集中兵力固守沈、长、锦三大城市，藉以阻止我军入关并企图利用辽河、太子河的掩护，经辽中、台安相机打通沈阳、锦州间的汽车路的交通。”
据此，东北解放军在目前进行的政治。军事训练结束后，拟于5 月中下旬集结九个纵队攻打长春和阻击援敌，力求在半月左右时间内打下长春，结束战斗。他们预计，若在锦州附近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敌人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严重困难。为此，他们建议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或进行休整，准备今年秋冬两季，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大仗。
对于毛泽东早先提出的南下作战问题，林彪等人的电报指出：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防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阻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退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土气必然下降，逃跑必然发生。在我军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打仗，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好。
电报最后写道：“以上是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林彪关注的主要是东北，而毛泽东看到的是整个中国战场。毛泽东的兵法是，局部要服从全局，在这一点上，其他战略区的领导人都能自觉地服从全中国战场这个大局。
林彪的计划报到西柏坡，毛泽东看后非常不满。他把燃着的一支烟在手中捻碎，对周恩来道：“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看林彪他是胆子越来越小，2 月就叫他南下北宁线，两个月了还是这个态度，要不然我去东北算了。”
周恩来看一会儿电报说：“主席，我看只能原则同意他们的计划，再次申明南下北宁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理解林彪，理解东北野战军。身处局部战区的指挥员，要想理解更高一层的战略意图，有时需要时间和战场情势的变化。同时，毛泽东不能不爱护东北野战军这支由十万人起家，历经浴血拼杀而发展壮大起来的百万雄师。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是毛泽东手中的一支王牌利剑，不能硬性驱使这把剑去不情愿地碰撞一块顽石。因此对林彪这种不同见解，毛泽东选择了商讨和等待。四天后，他起草中央军委复电给东北野战军说：18日电悉。
（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
（二）我们可令杨（指杨得志——引者注）罗（指罗瑞卿——引者注）杨（指杨成武——引者注）（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八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三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删（5 月15日）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展普（5 月20日）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
（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是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的电报极有分寸。他同意先打长春，但不等于放弃了他原来南下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南下北宁线作战是最好的一着棋。但是，由于此时蒋介石还没有最后下决心从东北撤退，战争态势也还没有到达最紧迫关头，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先打敌人重兵据守的长春，以取得大城市作战经验，为尔后打更大规模歼灭战创造条件，也不失为一着可行的棋。
毛泽东尽管同意先打长春，并为此作出了相当周密的部署，但是他并未放弃南下的决心，这是他开战以来一直关注着的战场。他认为，只有从这个地方开刀，才是对东北国民党军要命的一击。
从4 月开始，东北局、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就利用冬季攻势结束后的间隙，相继召开了政治工作、省委联席会议和参谋、军事工作等一系列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解决“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问题，解剖分析四平等城市的攻坚战例，为强攻长春进而解放全东北作思想上、组织上、技术战术上的准备。明确1948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在军事上是重点部署攻克长春。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前线指挥所，其中第一个前线指挥所就是专为攻打长春成立的，并且印发了长春市区国民党军分布图、工事图等军用地图。
5 月24日，林彪、罗荣桓下令以第1 、9 纵队及五个独立师的兵力奔袭长春。
不日，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精兵强将：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副司令员陈光、陈伯钧，参谋长解方。
就在林彪下令奔袭长春的前两天，郑洞国指挥长春守军沿西郊大房身机场方向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出击行动。
这一仗，郑洞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部队遭到严重损失，近三个团被歼灭，最糟糕的是丢掉了机场，长春、沈阳间的这一惟一的空中交通被彻底断绝了，郑洞国和守军只好龟缩在市内，再也不敢轻易大规模出击。
东北解放军占领机场后，在水泥跑道上埋下炸药，炸了几个大坑，将跑道破坏，接着严密布防，控制了机场。
这一仗，对于郑洞国和长春10万守军来说，既是不幸的，又是万幸的。林彪的这个计划，原本是要一举拿下长春的，但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的方法，同时作为东北解放军最高军事首脑，对于如此重大的作战行动，林彪没能亲临前线指挥，对长春敌情、地形都没有弄得很清楚，就匆忙下令发起攻击，结果只在外围战斗中歼敌5000余人，占领了大房身机场，自己付出2000人伤亡的重大代价，最后不得不停止攻击。这无疑延长了长春国民党守军的军事存在。
4．大战前夕蒋介石东北频频易帅
整个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形势非常不妙。蒋介石在控制东北战场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顾虑重重；在兵力部署上，以关内为主还是以关外为主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在东北选将问题上，在大决战的紧要关头几易将帅。这样，东北国民党军愈显被动。
1947年夏，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林彪、罗荣桓的指挥下，继“春季攻势”胜利之后，又发动了强劲的“夏季攻势”。
8 月，国民党军东北行营副帅、败绩频频的杜聿明愁肠百结，一病不起，蒋介石不得不任命参谋总长陈诚兼东北行营副主任。
这位靠在蒋介石面前挑灯夜读而发迹的陈诚，与胡宗南。汤恩伯同称为蒋军“三大红牌”，是极受蒋介石器重的“干练之臣”，素有“热衷权势，不甘寂寞”之称，国民党朝野上下都知道此人有“五抓”的名声，即抓兵、抓人、抓权、抓势。抓机会，总之是争权夺利、好大喜功。遗憾的是，此人的野心远远超出其能力，志大才疏，统军无方。
如今，这位骄横刚愎的陈司令仍然恶习未改，仗势老蒋对他的赏识，霸气十足，一到东北，就口出狂言，要在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一切失地。大有灭此朝食，将“共军”、异己一勺烩尽的气势。
派陈诚到东北，这是蒋介石早已谋算好的一箭三雕之策：一是可彻底收回陈诚指挥全国战事的权力，完全由自己来干；二是希望走马换将，改变东北被动局面；三是给陈诚挽回面子的机会。
陈诚到东北时，正值东北解放军夏季攻势刚刚结束，秋季攻势尚未开始的空隙，东北战场上相对比较平静，因此使陈诚得以从容地整顿军队和部队人事。他以整肃军纪政纪为名，撤销了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规定作战指挥由行辕直接指挥，独揽了东北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就连一向受蒋介石器重的郑洞国也只成了一个挂名的副主任。陈诚接连撤换了辽宁省主席徐箴、第71军军长陈明仁、第52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12师师长刘玉章等在内的一批官员和将领。最为滑稽的是，陈明仁刚刚因死守四平街有功而被蒋介石授予最高军功章，现在陈诚一到反被撤差查办。
一切整顿就绪之后，陈诚调兵遣将，跃跃欲试，准备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对于今后的作战方针，陈诚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失策是未把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以西的解放军彻底肃清，致使关外与关内的联系始终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他决定贯彻机动防御方针，积极发动攻势。结果，却因优柔寡断、动摇不定而在东北解放军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中一败涂地。最后，陈诚在请求辞职时痛心地承认：“我来东北五个月，没有任何作为，损兵10万，师以上指挥官被俘30，失城18，人口500 余万”
其实，陈诚的检讨还是保守的，东北解放军两次季节攻势，一共使东北国民党军损失近20万人，其中包括精锐之师新五军。
陈诚到东北，无疑加速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灭亡。东北国民党军的再三失败，也注定了陈诚在东北的时间不会长久。
1 月10日，蒋介石亲自来到沈阳，整肃军纪。这天，他身穿一件美国海军绿夹克，夹克上没有领子，一副丧气的样子，活像南京灵谷寺里跑出来的老和尚。会上，陈诚不得不支吾着承认自己的罪责，说：“新5 军失利，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位，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原本就不想整陈诚，最后说：“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
陈诚清楚自己不能再在东北干下去，便让其夫人、宋美龄的干女儿谭样向宋“干妈”求情，向蒋介石吹吹枕边风，快将陈诚调回南京。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决定让卫立煌去东北接换陈诚。
卫立煌在国民党一班老将中都很有威望，哪能受蒋介石、陈诚的愚弄，听到命令后，从上海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难以从命。
蒋介石决心已下，不愿收回，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一干人马登门作说客，劝卫早赴沈阳。
最后，卫立煌到底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勉强答应。临行前，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召见卫，一见面便急不可耐地对卫立煌说：我已听到张群、顾祝同反映的情况，我考虑后，认为须作五点交待：一、你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营主任；接任后，如不能挽回局势，无责任；二、我有给陈诚的亲笔信，信中说明在卫立煌没有掌握必要的东北军情以前，陈诚不得离任；三、稳定东北局势后，可增加一个新的兵团，兵团军以上的人选可由卫立煌保荐；四、空军要全力支援，暂定20余架C46型大型运输机，专为东北三大据点运送给养；五、政府决无放弃东北之意，外间传闻都是谣言，等春暖后，政府积极增调三至四个军先至锦州。
2 月5 日，陈诚在人主东北5 个月后，悄然飞回南京。他望着飞机下烽火连天的东北大地，既负气，又辛酸，最后嘴里竟蹦出一句“东北局势这么糟，我又有多少办法？”
5．卫立煌固执己见，蒋介石无奈让步
蒋介石在与毛泽东的决战关头几易东北主将，使得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处境日益艰危，解放军在东北的主动地位日益稳固。这年年初，毛泽东打乱了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战略部署，蒋介石为解放军空前规模攻势所震惊，连续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确定了紧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他自我安慰说：东北和华北是两个定心丸，吃了就心安了。接着，在东北主力是否南撤的问题上，蒋介石又一次举棋不定。到了1948年春夏，国民党在东北的形势已是发发可危。
国民党军50万余人被东北解放军分割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几个互不连接的孤立地区内，控制东北的总面积只有3 ％，并且士气低落，补给困难。长春、沈阳两座城市基本靠空投物资提供补给，情形十分严重。
这种险恶的形势促使当初曾声言东北势在必得的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要撤出东北大军。1948年2 月2 日这一天深夜，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形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随后，新闻界即传出蒋介石要撤离东北的消息。结果，蒋介石的“探测气球”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东北籍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反对放弃东北，一批批“东北民众代表请愿团”也跑到南京，呼吁政府不要放弃东北。蒋介石为情势所通，只得放弃撤离东北的打算，表示国民党将以最大决心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扭转不利局势。
1948年4 月，蒋介石在伪“国民大会”上作施政报告时又说：今天东北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国民党政府国家力量的存在。显然，他在这里对东北问题的考虑更多地着眼于政治方面的需要，他要的是一种象征。正如后来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在解释这一点时所说的那样：“政府很难做出一项决定。从军事上说，撤退是合理的，但从政治上说，则是不行的，因为那会遭到在关内的几十万东北流亡者的反对，其中有的还在政府任要职。我记得有一次蒋委员长对我说，这正是他的困难。在政治以及军事争端的复杂局势中，总有些无法估量的因素，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更难找到简单的解决办法。”
不久，蒋介石在兵力部署问题上同东北国民党军主帅卫立煌发生了分歧和争论。
尽管蒋介石决定坚守东北，但对于东北的兵力部署仍然想采取向南收缩的方针。他的计划是：以现有兵力固守长春，将沈阳主力移至锦州，打通沈阳至锦州的交通线。这样，既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东北部队的后勤供给，又可控制辽西走廊，背靠华北，把解放军挡在关外，万一形势不利，还可以从陆上或海上从容撤退。
应该说，蒋介石的这一方案在保存东北实力，使东北主力部队置于一个比较机动的位置上，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卫立煌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方案，他看重的是沈阳。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资格高级将领，蒋氏对他既倚重，又不太放心。因此，他虽然名义上掌握东北国民党之党政军大权，但在许多情况上，并不能完全做得了主。
卫立煌到达东北后，吸取陈诚失败的教训，采取持重态度。他分析，依现有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进攻则力量不足，但若防守一些战略要点，力量还是有余的。所以，当务之急是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于是，上任伊始，便主张重新整军，固守东北，提出所谓“固点、联线。扩面”，“重点不重线”等作战方针，要打通沈锦联系必须补充东北兵源，使在解放军冬季攻势中受损的部队恢复元气；同时必须从华北增兵锦州，由锦州、沈阳同时对进，否则沈阳南下部队有被东北解放军层层切断，分别包围歼灭的危险。此外，卫立煌还强调，将主力集中于沈阳，足可以牵制住大量东北共军，从而解救华北的威胁。
1948年2 月初，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解放军向辽西、辽南发起猛烈攻势，在东北各据点防守的国民党军队阵脚大乱，各地迭电告急。蒋介石也格外焦虑，再三电令卫立煌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并打通沈锦线。但卫立煌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是围城打援，消灭国民党东北军主力，故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所以不管蒋介石的催逼和四周的风云变幻，仍然坚持自己的既定主张，把主力纷纷集中在沈阳附近，一面大力收揽人心，补充兵员和装备，一面加意整军经武，检查督促各部进行军事训练和实战演练。
蒋介石与卫立煌的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其间蒋多次下令卫立煌南下，卫都不肯实行，卫立煌多次派东北要员南下说服蒋介石接受其固守沈阳的计划。最后，蒋介石不得不让步，同意了卫立煌的计划。其实，无论是卫立煌，还是蒋介石，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觉，以为国民党大兵团集结，解放军无重武器，无攻坚大城市的能力，因而可以固守东北。无论重兵集结于沈阳还是集结于锦州，基本力量解放军是消灭不了的，一旦时机成熟，东北国民党军还可配合关内战场组织反攻。
蒋介石一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解放军的力量。
事实上，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形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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