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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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评如潮
迄今为止，这是讲述中国革命的最佳著作。
《　时代周刊》　
当代中国植根于它的历史。时于中国举措与态度的兴趣使人强烈产生追溯它的过去的愿望。在这充满挑战的心智探险中，此书无疑是你最好向导。
《华盛顿邮报》　
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格局宏伟，能博能精，资料繁富而剪裁精当。各阶层读者，只要他愿意，都可从中纵览这一“从远处看上去庞大而神秘的国度”。
《　出版家周刊》　
综观全局，理路清晰，历史演变叙过如无愧于美国的中国史泰斗的称誉。
《　底特律评论》　
一部清晰、意义深远的大家之作，推理大令人惊奇且中肯，全书洋溢着一位谦逊的资深学者的惊人之笔。
史景迁
精警生动的文笔，得心应手的叙述，熨贴入微的观察，费正清在此展现了学术大家的最高智慧。
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
以最恰当的语言表达他对中国最彻底的了解。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这部融会于心的著作必将持久流传。
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
致中国读者
费正清
因为我写这本书是为美国读者大众的，现在由我的老友和过去的同事刘尊棋为中国读者大众译成中文，我非常高兴。他用最好的中国文字把我常常使用的通俗美国式英文翻译出来，我是有最大信心的。不用说，在任何意义上，刘先生对于我有时候发表出来的成问题的关于历史的见解，不能负任何责任。
前言
人人都说，为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重要的；但是谁为这件事做了些什么呢？总应该有人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19　世纪的中华帝国，同1911　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和l949　年以来的人民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不少关于这两个世纪的书了，主要是近4O　年间出版的，但是为了学者，还需要专门一些的著作，而把广泛的见解留给教科书作者、通俗读物作者和类似的那些常常不太内行的人去拼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不必顾虑自己的名声会受到什么影响的、够退休责格的教授。在那样的基础上，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连贯起来写，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帝制时代的机构，可能以新的名目重新出现。例如古代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加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后来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土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一个认真的学者会在这种比较中找出毛病来，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不需负责任的劲头。为什么不呢？每一代人都学会了他们要扮演的最后角色，无非是当下一代人进门前用脚殊踏一下的垫子；这是值得也是应尽的一种义务。
这本书涉及的范围如此广泛，当然也就使工作不得不在有限的规模里进行了。不管是谁着手把一个古代文明国家转变成现代化社会的过程，压缩到一本可读的书本中，他都得用高度的概括来对待制度、趋势和运动，而不能讲人民的生活。中国各个人汁于现代如何反应，除了有选择的个别情况外，只能提示一下。不过我尽力用美国的非汉学家读者容易看懂的语言，把中国人的经历表达出来。
19　世纪和20　世纪的中国人民―　他们不仅是文化上而且是政治上的爱国者―　有着从看起来优越的地位的经历，一下子可耻地坠落到一种卑劣地位，接着又长期继续进行民族复兴的狂热努力，现在总算是成功在望了。一旦完全看清楚这点后，将来这就会是一切时代中最戏剧化的故事之一。在过去的185　年中，中国人民走了一条唆岩坎坷的路，里里外外都充满莫测的变化。来自外面的，有五次外国侵略战争，从1839…1842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到1937　一1945　年的八年日本侵略战争。虽然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些外来的攻击（除日本外）比起相同时期的五次革命的内战来，规模都不太大。这五次内战，第一次是1850…1864年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伴随而来的起义，全都以失致告终；1911　年辛亥革命，是政体的变革；1925…1928　年的半途而废的国民革命，为的是团结反帝；l945…1949　年的国共内战；最后是1966…1976　年毛泽东发动的拍年文化大革命，那是革命激情和自作自受的民族灾难两者混合的高峰。把这些错综复杂的运动，放在它们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一齐加以论列，确实是一个挑战。不用说，如果没有许多其他学者的协助（本书末尾虽然向他们致意，但不够充分）；　我是不会动手应付这一挑战的。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本论著，主要由于1936　年以来，我就在世界上这一伟大的研究生院中，它使汉学研究与史学研究融为一体。而这个研究生院中，人才都是以哲学博士制度这种特殊的形式发挥作用的。特别是1946　年以后，一本书接着，本书建筑起一座真知灼见的大厦，使初学的人为之倾倒，老教授为之目眩。在这些英文出版物中有很多来自中国、日本、欧洲和别处的文献和学术论著。这些资料，我没能一一利用。但是我想到，如果我都加以利用，那结果恐怕是这书就看不得了。
正像一位乡村牧师说的：“这粥熬得不错，有它就够了，算了吧。”　
01　了解中国的革命
如今你从上海飞进中国，就能看见人们生活得多么靠近自然界。整个长江三角洲装点着大小湖泊和横七竖八的水渠，呈现一片绿色的田野。甚至村庄城镇也都为绿色的树木和农家周围的作物所覆盖，而代替汽车路的，是银色的灌溉水田的渠道。这个三角洲，至少在7　的年间是世界最大的粮食产地。直到100　年前，这里生产的“贡米”还被用狭长的木船经运河拖上两三千里去养活北京，而今夭它养活的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　上海。
你从这个灰色的都会往西南飞，很快就会越过许多山冈，它们都被平整为梯田，山上一层一层平整得如此的整齐，以至稻田里的水全流不下来。人们在这里重新建造了大自然，就像美国人用筑路机一劳永逸地重建了落基山一样，只是没有使用机器。这些梯田正是人类筋肉所能创造的纪念碑。长江以南由于年复一年雨水的冲积而形成许多广阔的湖泊，看起来就像中国山水画里的内陆海似的。中国内地虽然离开海洋很远，但是这些景象却成为中国绘画中真实的“山水佳境”。今天有幸在中国旅行的人，从空中俯视中国大地，透过云雾，看这些湖光山色，就更显得浩瀚无际，神奇莫测。另一方面，你如从上海向西北飞往北京，很快就会经过干旱的华北平原，看到下面星星点点的村落，像我们美国中西部那样，在大麦田间每隔一两里就有些农舍。每一处农舍通常会有一幢白色的住屋和一个大牛棚，周围是防风林。中国村落周围泥土的墙边也有一丛丛树木，相隔也是大约一两里远。不过近年来美国的衣阿华州和堪萨斯州的农舍房屋日渐绝迹，而面积相差不多的华北的村落却发生了人口爆炸。过去一个村子靠精耕细作养活200口人，现在却得养活义幻来口人。人口过多使得中国人民生活穷困，再没有比这个景象显得清楚不过了。
我们怎样来看清这个有10　亿人民的中国的形象呢？把一张中国地图盖在美国地图上面，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大小差不多。但是密西西比河流泻在美国中西部以至美国的南方，而长江这个更大的水系流泻于华中，到东头即注人太平洋中，我们的北部和中部大草原诸州在过去100　年间变成了新的国际粮仓，而中国人连吃饱饭都不容易。中国更多的地方是干涸的沙摸和荒山秃岭，可耕地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而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按人均计算的贫穷同我们是一大差距。
第二个差距是比较微妙的―　那就是中国在同一个地方的延续性。西欧的大西洋文明以及南北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向西移动，从雅典到罗马，又到马德里、巴黎、伦敦而至纽约。而在中国，相应的移动只不过几百英里，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然后又转到北京。中国粼X　心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那就好比使徒摩西在华盛顿山上接过了经牌，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建筑在波士顿附近的崩刻尔山上，汉尼拔跨过了阿勒格泥河，凯撒征服了俄亥俄，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在芝加哥行加冕礼，梵蒂冈俯视着纽约的中央公园一般。换句话说，中国的景物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我们则完全不然。
当然，美国的文化之根，同样可以追溯得很久远，追溯到地中海的古老时代，和中国同样古老的时代。但是美国人的先辈是带着他们有选择的文化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土，因此获得两大好处：一是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对比有较好的优势；二是对传统的束缚来说，有较大的自由。这就使我们发展了个人主义的模式。它又刚好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黎明时刻激励我们发明许多机器。中国人原来在技术方面是居于中世纪欧洲之前的，却忽然发现他们自己落在人家后头了。他们现在正努力赶上去。但是现在还有第三个问题妨碍着他们，就是他们不得不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实行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新的运输、工业和交通技术，在西方是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而在中国却存在从外国引进的问题。例如19　世纪后期的铁路时代促成了整个美国的统一，而中国的江河湖泊和运河网络却世代相袭，在南方就不感觉建设铁路怎么样迫切，担心招来外国势力侵人的保守心理也延缓了在华北的铁路建设。此外，我们那空旷的中西部地区因实行农业机械化而变成了世界的面包篮子，拥挤的中国人则只得年复一年地把秧苗插到世界最大的水田中去，用双手来养活他们自己。
同时，两个庞大的体系把中国这个国家紧紧地捏在一起―　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制度。3000年来这两者相互支持，并生共存。根据象形文字记载，早在公元前1850　年，军事和僧侣统治阶级就指挥群众在商朝古都郑州、安阳（今河南省）用夯土的办法修筑城垣。群众用锄犁耕地，上层士绅则收租敛税，从此就成为中国农村的典型。
100　年前，当铁路和麦科米克牌收割机建设着美国中西部时，在中国的河南省却投有人要它们。官吏阶级和他们的同伙―　当地士绅，都是读孔夫子的经书教养出来的，书里没有提到过什么蒸汽机、收割机之类。农民们如果不去锄地、用镰刀割庄稼，怎么打发他们的日子？这对今天河南的马克思主义官僚分子来说，还是一个天公地道的问题。
波士顿罗塞尔公司的约翰？　莫雷？　佛布斯在19　世纪4O　年代后期拿他在中国口岸做茶叶和鸦片生意赚的钱，投资到更赚钱的美国中西部，先创建了密执安中央铁路，接着又投资到芝加哥、勃灵顿和昆西。与此相对比，一个1875　年在上海任总督的清朝官吏把外商建造的短短12　英里的第一条上海到昊淞的铁路买下来后，很快就拆掉了。这个官吏，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祯，当时还是一个革新派领袖人物。他曾上书给清皇帝说，他不能容忍英国人同中国合营一条铁路，连共同管理也不行，中国必须控制自己的现代化事业。此外，当地人也强烈反对筑路。
这一类事件说明，中国在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方面实行现代化之迟缓，是它的巨大惰性的一部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这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的结果，有些至今还在起着作用。首先拿自然地形和人们对它的适应―　就是生态学来说吧。早期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北方，离海洋较远。最古老商朝的都邑建在黄河流出群山，开始向《　心英里长的华北平原区域奔流的地方。同时代的埃及和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巴比伦）的文明则成长于连接海洋的大河。黄河则不然。黄河流人华北平原，带着10　％的泥沙，而没有山谷将其引导下去。为了防洪，年年都得及时筑堤，但筑堤的结果却使河床越来越高，以致高出两岸的陆面，河堤随之加高，终于决口为患。因而黄河人海，有时在山东半岛以北，有时在半岛以南。它从来不是一条大的运输河道。
和早期中国的内陆封闭状态相对比，地中海盆地的各族文化就不同了，如脖尼基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以及他们在海对面和小亚细亚的敌对者，还有罗马人和他们在迎太基的敌对者，都不一样。西欧的大西洋文明，当它开花结果成长为民族国家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有幸迅速地从通到海洋的半岛或大小岛屿上走出来，自然地变为海上从业者。在水上经商成了民族成长的引擎，直到后来欧洲一个个民族都漂洋过海，在近代建立起殖民地和帝国。
当欧洲各民族这样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却用稠密的人口填充他们美丽的国家。因为古代中国人没有什么海外的去处，没有强大的对手和她进行贸易交往，也不怕遭受外敌的人侵。
中国内向爆炸的办法是用稻米喂养中国本上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人口。在一定的地块上，靠稻子和灌溉生产出的粮食总比早地上种的谷子和小麦要多些，所要的就是许多靠大米过活的手脚利落的工人而已，不过每个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很低。种稻子就意味着中国农民用锄头和水牛把水田犁好，把稻谷撤下，然后用手插秧、收割。这种种稻方法从来都是以劳力为主的。中国南方都是以稻米为主粮，其他作物比起稻子来都是次要的。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是政府、地主和农民各自束缚于自己担当的角色，分出阶层，难于改变。耕作只能是小规模的，不容许机械化，经济尺度不容更动。小小的技术改进和改良稻种能够增加产量和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不能改变耕种者同地主和收税者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在干早的华北和欧洲，农业是比较艰苦些，容易遭受自然灾害，但同时却易于耕作多样化，进行集中管理和大规模经营。不仅如此，在人口较少的欧洲，大面积旱地耕作早就开始用马了，它为后来机械化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结构和实体向更高的水平改变做了准备。
中国人口的密集产生了各种社会影响。农业按各家各户进行，都得由家长说了算。在不实行长子继承制的社会里，所有的儿子们都分享家长制的权利。中国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庭集体的一部分，一般都不能出走海上，既不能单独去发财，也不至于死于杂疾百病。中国人总是作为他家庭中忠诚的成员生活着，非常关心亲族关系，对于辈分、男女性别和身分的区别很是敏感，从古代起，女儿都是嫁到别家去，儿子则将媳妇娶进自己家里来。妇女是从属的成员。虽说这些区别只是程度不同，主管全家的家长和不幸的儿媳妇在别的社会也是有的，可是在中国社会，由于在一块土地上聚集着许许多多家庭，就发展起来一些特异的制度。在这些制度中，中国这个国家有其最特异之处。在最古老的有记载的时代，国家的统治者是一个最有权威的家系头头。他和他的亲人、帮手们变成了治国的能手。后来这个统治者就不再是一个凡人，而能同他的祖先和其他看不见的自然力量互通音讯。他借助于杀牲祭祀，代表人民就商于已故的祖先，正如甲骨文的卜辞所显示的那样。中国文字首先出现在甲骨上记录的卜辞，卜辞记载了统治者的祥符吉光和从祖先那里获得的浩命。这样，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和宗教信仰体系和文字书写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样形成起来的国家权力就包容和利用了文化。在政府里辅助治理的绪绅们通常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中国内向爆炸的结果，简而言之，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孔子以及其他诸子百家试图向统治者进言，建议怎样治国平天下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已经在想着，社会团结在一个统治者之下是保持和平最好的办法。西方多头制的类型在中国没有多少机会出现。没有任何教会能独立于国家之外，各个边远省份也不能成为单独的国家。这种形势产生了两个重大的歧异。第一是古代的中华帝国必须建立官僚政府的各种职能。汉代朝廷派遣官吏在一定时期内管理一定的地区，由朝廷发给薪棒，而额定的租税则通过一种通信制度，在中央政府监督之下汇给朝廷。官僚制度允许中央集权，但需要训练有素的士绅充当官吏。在七世纪欧洲处于黑暗时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创造了考试制度：想应试做官的人必须刻苦学习，熟读经书，并且证明自己是忠于君国儒家的原则。同时，他们学会了通过制定一种互相担保从而互相监督的“法家”体系来控制居民。
中国内向爆炸的第二个结果是：艺术和文明技艺较早地繁荣昌盛。农业官僚社会从全国人才库中选拔出一群士大夫，他们成为史家、艺术家、鉴定家、哲学家和幕僚官佐。从7　世纪到12　世纪，唐宋两朝蓬勃而起的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证据不仅是宋代的山水画及朱熹等人的理学，还有那一长系列的“中国第一”的科技发明。正如弗朗西斯？　培根很早就提出的，塑造欧洲近代史的三大技术业绩是印刷术、航海的指南针和火药。这三件东西都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的。当代的李约瑟博士在他的12　卷《　中国科技史》　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在科技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结果是中国在文化上达到了比东亚所有其他地区都更优越的地位，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
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如果现代化事业能从当代经验中―　譬如在美国―　实行起来，人们就不需要那么费劲，用不着废弃圣母玛丽亚和基督教圣父，用不着否定自己祖先的价值和接受外国模式。
当然，“现代化”从来不能孤立地进行。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这就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有其国际影响，各国人民都不能不受到同样的刺激，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在这个基础上，中国革命已经在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体中导致了中国和外国因素的某种共识。但是千万不要一下就得出结论说，他们变得像我们了。自然也有人会争辩说，在数目字的和某些无法控制的社会弊病压力下，我们还不得不变得像他们呢。诚然，迄今为止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国外，但到将来我们大家面对面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平衡有一天会转移呢。
在比较世界史中，中国更是处于不发达的领域。首先，在政治平面上，中国是现存最古老的寰宇帝国。它过去曾是一个依恃官僚行政和崇奉皇帝、靠军事征服的农业社会。汉代的中国和罗马帝国同一时期，在规模和成就上也可以相互媲美。特别是从1644　年到1912　年的中国满清统治可以和1526　年到1858　年的印度莫卧尔王朝，以及1600年到18　能年日本的德川幕府，还有1613　年到1917　年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相比拟。它也可以比之于14　世纪到20　世纪的奥托曼帝国。
第二，就世界经济的平面而论，开创近代历史的欧洲扩张不仅仅是对东印度群岛香料贸易的反应，也是对中国输出贸易中的茶叶、丝绸、陶瓷和其他艺术品和奢侈品的反应。欧洲人之所以比较机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之所以开创欧洲和印度以至于和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只不过显欧洲人是“无所有”之人。他们寻求的奢侈品和香料都在远东，不过，等欧洲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在南洋的扩展已经进行多时。中国派远征队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蒙古人还在征讨中，而在其后30年间，即明朝在1405年到1435年开拓海域时没有紧跟下去。中国这个国家没有在海外搞殖民地化，虽然利用季风航海到东南亚是很容易的。不过中国的航海家和商人倒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开展了活跃的贸易。l644　年明朝灭亡后，没有回国的中国人在逞罗建立新国家的过程中担当了领导的角色，另外也有人在马来亚和印尼置产落户。在葡萄牙和荷兰帝国征服之下，中国的许多中间人―　当地商人、有租借权的人、银钱振客―　在殖民场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　世纪中叶廉价的中国劳动者向美洲移民时，不过是中国人大批漂海外流的开始，中国从来没有助长或利用这一形势。由此可见，中国肯于低声下气进入国际关系和外交世界之前，早已跻身于现代国际贸易关系之中了。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