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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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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935 年到达西北的殃西省，在这一地区的西边是沙漠，东北两面是黄河。陕西是一块黄土高原，被雨水冲蚀成许多沟壑。因没有汽车路，容易防守，但缺乏粮食，人口稀少。要不是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军也许把红军剿灭掉了。为了准备抗战，东北军阀被调到西安一带打共产党，但他们宁愿攻打已侵人他们老家满洲的日本侵略者而不肯打共产党。1936 年12 月他们捉住了蒋介石，迫使他接受r 统一战线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然后才释放了他。
1928 年革命处于低潮，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段时间共产国际还指导中国的革命，但到了1935 年，俄国训练出来的成员就开始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所取代了。这不是由于什么阴谋，而是因为毛发现取得政权的关键在农村。这是扎根于他对普通人民的思想、需要和利益的感情中的。他所主张的“群众路线”，真是要求革命由普通人民来指导和支持的。外国输人的学说只能是次要的。人民的话必须仔细地听取，才能更好地吸收他们、动员他们和掌握他们。共产国际指示的相对失效，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也发生了。中共白区党组织许多次试图组织工会，动员产业无产阶级，用罢工手段来控制城市，都毫无成就。这个工作的主要组织者是另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知道什么是可能办到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此人就是后来领导华北城市工作的刘少奇。他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左派文艺运动，发挥艺术手段和吸收学生到革命运动中去。他也是从经验中学会放弃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的。刘少奇在中共革命方法的中国化方面和毛泽东取得了相同的成就。
1937 年刘少奇同毛泽东在延安会合时，第二次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建立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到1935 年夏季已成为莫斯科的路线。它一方面反对法西斯在欧洲的崛起，另一方面反对日本在东方的侵略。毛然而赞成的是一个除蒋介石以外的全国统一战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把中国从日本侵略下救出来，它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土地革命。但是毛不愿意放弃后者而集中全力于前者。他极力主张两条战线的斗争，通过发展苏维埃根据地既抗日又反蒋。为了表明诚意，中共发动了一次东征，把部队推进到山西，以便更快地接近东边的日本。正在这时候，共产国际给毛发出指示，要他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周恩来便去庐山进行谈判。当国民党和中共最后订立了统一战线同盟时，毛已开始战胜留在中共内部的28 个布尔什维克。毛没有立即和国民党联合起来，而计划在苏维埃地区以全国名义与日本作战，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如果这个战略得以实行，中共就会以它自己单独的武装力量发展根据地和人民的支持力量，同时驾驭民族抗战的浪潮。毛泽东的民族共产主义的基础已经奠定。
14 抗日战争和内战1937…1949年
在日本人侵中国的八年中，中国人口较大的一部分在日本的占领区，主要是沿海和沿铁路的城市。另一个较大的部分是在国民党地区，即“自由中国”。中国的三个部分中，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共地区，它的首府是延安。历史学家自然都是渊源论者，喜欢追本溯源，而中国的未来在延安。以此之故，关于日本失败以及国民党失败的研究，都不及对于中共兴起的研究多。成功是有创造性的，有趣的，失败则是悲惨的，沉闷的。归根到底，谁还需要它们呢？此外，延安地方小，考证也少些，讲起来也比形形色色的被占领区和“自由中国”容易些。所以我们不免带点偏见开始，几乎忽略掉日本占领区，粗枝大叶地概述一下“自由中国”，集中谈谈中共的中国吧。
国民政府抵抗日本八年中遭到的灾难是人为的，主要当然由于日军的残酷破坏，但也由于国民党对它的艰苦境况的对付办法。只要日本一打起来，恐怕什么也挽救不了国民党中国的失败。有一个因素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国民党领导层采取的方针。
南京政府于1938 年迁往武汉，后来又穿过长江三峡，迁到四川省的重庆，这样就切断了它自己的根。它的海关税收和销到上海的鸦片贸易税收，全部给截断了。‘它那些辛苦培育、经过现代训练的行政官员都变成了由另外一些国民党土著人物跟省军阀和土豪形成的反动联盟― 那些旧中国残渣― 所统治的难民。重庆政府在中国西部尽力叫地方军阀听话，避免搞乱地主在农村建立的社会秩序。国民党政权从中国的中央政府降为深山沟里的逃难政府。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人在重庆负责的话，他们就会慢慢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叫军阀们动弹不得，叫地主们完蛋。四川省和法国或德国一样大，是可以变成一个打退日本、收复中国的根据地的。但是历史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对于革命太没有信心，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
“自由中国”抵抗日本的精神，从1937 年开始即使全世界为之振奋，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像同情西班牙共和国派与佛朗哥作战一样。这为那些力图实现中国生活现代化的人提供了努力的机会。中国新兴的自由教育体系，在校址和设备方面遭受到惨重的破坏。很多学生迁往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教职员们跟他们一块儿到了那里。从北京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从天津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同时，燕京大学和其他基督教院校则集合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这时候国家资源委员会己经在后方开办了一些矿山和工厂，长江下游许多工厂也拆卸下来，陆续搬到后方内地。知识分子和政府公务员以极高的爱国热情，忍受背井离乡之苦，放弃沿海城市生活的各种方便，学会在内地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不幸的是，虽然他们是现代中国主要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希望却落了空。这是因为政府的无能，也是因为环境太落后之故。
国民党政权解决问题是靠一些短期的变通措施，无法增强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少量的物资和人，主要沿长江以北的陇海铁路线，从日本占领区进来，也有一些从香港航空运进来，到1941 年香港失陷后也就断了。那个时期重庆政权还能够征集到粮食充当田赋，以维持它的行政机构。负责发展工业的人搞了几个兵工厂以支持抗战。日本轰炸重庆，激起了人民抗战的热情，但在同时，统一战线的情绪越来越低。重庆的激进知识分子纷纷逃往北方的延安。随着局势日趋恶化，中共有更多的人渗透到“自由中国”来。国民党的组织者对于知识分子也就越发高压戒备。
蒋介石及其政权之顽固保守和在南京的时候一模一样。他们觉得战争只是军事单位的事。大学教育是为将来用的，因此用不着动员学生为战争努力，只要发给奖学金，让他们学习就行了。识字运动当然不去提倡，公共卫生服务根本不到农村去。旧中国统治阶层的人在农村中依然离开群众远远的。经过迁移的国民政府总是觉得它自己处于潜在的敌对环境包围中。作为“下江人”； 他们都是离乡背井，等待回到沿海城市去。早年民国搞城市的现代化，但农村的原有机构并没有打烂。相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西方留学的自由派现在却和法西斯头目、最忠实于蒋介石的党的领导同居共处。党和政府的秘密警察千方百计努力保持现状，越来越把自由主义者看成潜在的颠覆分子，因此要牢牢看住他们。他们设立许多训练中心，把教授们分批集中起来，要他们忠于三民主义，结果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敌对情绪。用强硬办法对待学生、出版家以及其他似是而非的敌人，一步一步扩大了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而政府还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呢。
四川 省除了陪都重庆周围的水浇稻田外，大部分是高山和激流，气候潮湿得令人极不愉快。没有暖气设备的地方，冬天很冷，夏天极热。除了缺乏一切现代生活的便利外，还得加上弄得人寝食不安的通货膨胀问题。
国民党不像共产党那样住在农村，而是生活在钞票印刷机旁边。这种短视的应急办法造成的通货膨胀，一步一步耗尽了财力，使所有上层人士意志消沉。总而言之，一切事实都证明国民党政权不可能以创造的方法改变它战时的命运。在1945 年抗战结束时，还是那些老大的党魁们在政府各部之间调来调去；没有新的一代人接替他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暴露了它早期就有的弱点，只是程度上更加厉害而已。它和四川、云南以及广西各省军阀当权者之间糟糕的关系，使它花去不少力气去镇压或对抗各种派系。因此重庆要想扩大地方自治，也十分困难。云南这个变成”自由中国”空中门户的省，省政府就能不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大部分军队驻在省内，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改变这种做法。结果，在1945 年以前，国民党警察无法镇压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职员争取联合政府和反内战的运动。l 洲石年一位领头的爱国教授闻一多被暗杀一事证实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政权的普遍不满。在蒋介石统治下，当权者根本没有人民参加民主的概念。战争初期他们还设置了一个国民参政会作为一个简单的顾问机构，以便动员自由主义者参加战争。后来国民党连这个也包办去了，不要这个自由意见的传声筒。
国民党在对待农民方面也一点都不高明。虽然通货膨胀开始时因为抬高了农作物的价格，使农产品生产者得到一些好处，但是这点好处很快就被苛捐杂税抵消了。地方政府派下千百种名目繁多的税款，主要为了维持他们的行政机关和填塞私人的荷包。例如，有所谓“新兵草鞋税”； “新兵养家费”； ”高射炮手训练税”； “驻军取暖费”，等等。下级收税官员想得出什么名目，就收什么税。
在这一切负担之外，还得加上国民党征兵征粮。本来，摇役是军队随便什么时候要就得供应的，然而中央政府又授权军队司令部向农村就地征粮。结果是1942…1943 年河南省灾荒时，军队和居民都没有吃的了。横征暴敛还是没有止境，结果很快发生饥民起来打死官兵的事件。灾荒当然意味着囤积居奇，造成大量公开贪污腐化，终于是一片混乱，不可收拾。不幸的结果是政府没有增加一点财源，贪官污吏则乘通货膨胀之机大发横财。战争终了的时候，“自由中国”几个省里都快爆发农民起义了。
与此同时，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中共都在打两条战线的战争，一面打日本，一面互相打。打日本的战争是在北京城外于1937 月7 月7 日爆发的。紧接着同年八九月中，中共和国民党就缔结了统一战线。中共同意停止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对地主土地的强制没收，同时把红军改编到中央政府统辖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允许中共在几个城市设立联络办事处，在重庆出版《 新华日报》 ，并派代表参加国民党的顾问团体（国民参政会）。从这时起，统一战线的形式是成立了。红军现在改名为八路军，周恩来为中共常驻重庆代表。在1938 年参加武汉的过渡政府之后，他在世界报纸上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和代表。
统一战线协议中的条文，在纸面上没有受到破坏，但是事实的发展和原来的期望相反。国民党派到中共地区的参谋，延安不予接受，八路军继续独立作战，虽然国民党给了他们少量的津贴。同时，中共建设它的根据地，维持社会秩序，采用互助组之类形式鼓励生产，继续吸收贫农积极分子，使他们逐渐取得压倒富农的优势。党员人数由1937 年的4 万人，扩充到1945 年的120 万人。武装部队从1937 年的9 。 2 万人增加到19455 年的91 万人。不过，在总的增长中，1941 一1942 年期间也发生了一些迟缓和失误。
在华北的广大地区要控制和指导中共的广泛组织，需要忠诚和守纪律的党员；在农村要有有经验的干部或积极分子。每个根据地需要供应品的自给自足，还需要无线电报传递消息，以便在分散的情况下保持集中的控制。表现在政府组织方面，党的中央委员会有点像旧时代的帝国那样，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12 个部；同时还有五六个地区组织，如华北局、西北局、中原局等。这些地区局里也有相应的机构，分别对延安中央委员会下面对口的部门负责。由首府延安各部发给地区分局所属部门的指示，都必须根据“一元化”原则经过分局领导转发，或至少要使分局领导完全知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延安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充满阳光的、愉快和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士气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正如斯诺和其他美国记者向世界报道的那样。中共领袖之间那土生土长的民主，和重庆是一个惊人的对比。中共在统一战线方面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此外，美国援华物资从来没有真正达到他们那里。
缺乏接触使外国自由主义者认为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是把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结合起来的灵活性。作为近期目标，他在1940 年提倡新民主主义作为包容所有中国拥护中共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作为长期目标，他逐步发展党的组织，包括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同时，中共在动员华北农民的过程中使真正有实力的骨于很快成长起来。
日本自然是动员群众加以打击的很好目标。人侵的日军沿铁路线实行封锁，虽然筑了许多碉堡，但也无法封锁住封锁线内外之间人员和货物的来往。一般说来，他们的封锁倒给中共的动员提供了方便。至于中共在这一形势下的成功是由于简单的爱国主义，还是由于共产党的学说，这倒不是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中共已代表了民族共产主义而不是共产国际；中共的理论产生于农村中的实践，另外也在世界解放的大前提下吸引了知识分子。中共在边区和在华北各地发展的解放区政府中，首要的原则是党对干部的思想控制和纪律的实施。党的思想指导必须把毛的长远原则和他的战略灵活性结合起来，因为中共的领导机关距离延安都很远，不能不大部分靠他们自主地决定问题，即使有一些无线电通讯设备，也是靠不住的。第二条原则是发现并满足农民的需要：首先是当地的和平和秩序；其次是对人民友好的军队，协助农民干活，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收割粮食，和村民交朋友；第三是从当地的贫农中和因种种困难受挫折的有才能的人中吸收积极分子；第四，是实行经济上的改良办法，如组织互助组种好庄稼，有组织地搞运输，用合作社办法生产消费品等。除了这些努力之外，第三个阶级斗争的原则就出现了，即必须采取一种很策略的方式。因为华北的地主比华南好不了多少，他们通常执行当地公众的领袖功能，而又和当地的秘密会社和旧日兵痞相勾结，组成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国民党早年在华北的一些地方就拥有这些力量，因而也有人信服他们。中共对这个问题搞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三三制”办法。设立地方的小规模的参议会，中共只控制1 乃的议员，剩下2 / 3 由国民党的人和无党派的独立分子担任。在这个基础上，由于中共的优越的组织纪律性和忠诚心，自然容易让他们在实际活动中成为领袖人物。由于他们的威信受到群众拥护，他们就可以在他们一向支持的各种经济生产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了。土地改革只有完成了三方面的准备才能进行：军事控制，经济上的改良措施和农村中积极分子的培养。在这些进程中，关键是发动舆论来反对当地的地主恶霸，动员村民用革命手段谙责或用这样和那样的办法清算掉他们。经过这些步骤之后，对所有土地加以评估，对每个农民按富农、中农、或无地的农民分出等次，将土地重新平均分配给他们。如果这样重新分配没有争议了，村积极分子就开始按照党的领导精神加以训练。意思就是：只要他们能团结起来，尽自己能力工作，人人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这个新的团结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任何个人都不能做出什么成绩，但是只要把个人利益贡献给共产党代表的公共事业，他们就可以完成重大的事业。这时都会赞扬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人人都能畅所欲言，但是党做出决定后，大家就必须遵守。这一套办法，如果在美国新英格兰州的市议会肯定是没有用的；但是在华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有实行地主或外地官僚的政府统治，所以这种办法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在这里勾画得清清楚楚：党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提出解决方案，按照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原则，向他们做出说明。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概念，是真正适合中国传统的一种民主，上层官吏只要真正把心放在当地人民利益上，自然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来管理他们。
这样，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肯定了中共对中国农村群众的动员，而这样一来，就给予中共在全中国大多数人民居住的农村（虽然不是城市）以新的权力。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战的决定时刻，中共就能够领导组织起来的民众，支持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的城市堡垒的优势力量。
中共的扩张和他们在整个华北甚至长江流域根据地的建设，到1940年发展到一个高峰。日军沿着铁路线扩大他们的控制范围，沿线大约每隔三英里建筑一个大型碉堡。他们从这些驻兵点派出部队侵犯农村。他们的问题可能同后来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一样。空中力量和火炮不如装甲列车和机枪运用得广泛。但是日本军队好像后来美军在越南和苏军在阿富汗那样，面对着一个在农村中控制大多数非本国人口的间题。他们在那里的生存一半依靠伪军，一半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火力。用常规的阵地战是打不败日本军队的，只有用游击战法才能消耗他们的实力。日本军队对付游击队的办法是扩散他们的据点网络，不断加强封锁线，以孤立和切断游击队，把他们饿死。
为了对抗日军的压力，中共军事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彭德怀发动了一次从1940年8 月开始的号称“百团大战”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整个华北的铁路线都不断被切断，碉堡群被粉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的一次主要进攻战，可能当时延安不太知道。几星期之后，中共的显然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后来实行武力报复，增加驻军人数，实行“三光”政策― “杀光、烧光、抢光”，并且不再区别一般农民还是八路军，遇到什么都消灭干净。碉堡成干地增加起来，凡是破坏过的农村都驻上兵。这次屠戮和破坏的目的，是要粉碎中共在华北的整个阵地，孤立起小的地区，接管中共已经建立政权的大部分县政府。它是一次极大的灾难，这以后中共没有发动同样的攻击。
同时，中共在长江地区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扩张，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报复。国共之间本来交涉好新四军大部分从江南转移到江北，但是1941 年1 月，指挥部所属几千名中共部队在行军中遭到埋伏，几乎全军覆灭，形成所谓“新四军事件”。虽然国共双方都不承认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因为形式上维持着它对双方都还有利，但是破裂已成为事实。
这些挫折使延安政权碰上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和日军的封锁阻断了差不多全部贸易，通货猛涨，整个政权不得不压缩，以求生存下去。延安本来收的农产品税非常之低，194l 年因天时不利，农作物歉收，政府只征总量大约10 ％的税。没收地主的粮食已经耗尽。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动手，力求自给。棉布之类消费品都自己生产。大块荒地开荒种粮，开发渠道，灌水浇地。粮食增产了，牲畜增多了。总而言之，用尽各种方法大力发展生产的结果使经济危机终于克服。
与经济恢复相平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最终奠定，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毛过去读的马克思主义书不多，1936 年到延安以后才有些空闲时间。斯诺访问毛泽东时看见他很有兴趣地研读着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不久后他就发表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话，并写出了《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由于28 个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消除，他演说辩证唯物论的用意是表示他有理论领导的能力，虽然那讲稿比较粗糙。不管怎样，毛着重讲矛盾问题、“对立统一”问题，表现了他的独创性。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很深的根源。
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工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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