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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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俄国的往来曾经要凭借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派到莫斯科学习的几千名学生，而前者的影响直到2O　世纪20　年代才开始。中国人跟俄国共产党人虽然相知很深，却不一定会变成真正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不会忘记斯大林在加世纪20　年代曾给过他们错误的劝告，并且在1945　年曾经同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为俄国在满洲的利益服务。总而言之，中俄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脆弱的。中国一旦发展起它自己模式的民族共产主义，这种关系就会解体。有一个事实可以促使这种关系瓦解，这就是中国有朝一日当真在经济发展中需要外援时，美国及其盟国能够比苏联提供多得多的供应。这是25　年后今天的看法了，可是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美国当时为什么不能看到这种可能性呢？在当时国务卿杜勒斯长老会式的讨伐“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长征中，曾把以莫斯科为首、触须伸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阵营看成铁板一块。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冷战斗士们（包括一大部分美国公众在内）看来，中国人决不会摆脱俄国极权主义的控制。同样，越南共产党人也不会同中国共产党翻脸，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都属于一个庞大的世界性集团。
说我们当时的理解完全错误，甚至是愚蠢和无知，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聪明些或加息灵通些了，但是我希望如此。
中苏间的分裂，在2O　世纪5O　年代末就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来。l957　年毛主席第二次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4O　周年纪念时，说了一些吹捧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优越地位的话和一些比苏联在发射人造卫星时所愿意听到的更好的话，例如说这件事表明了“东风压倒西风”和帝国主义世界末日屈指可数，等等。这个时候，中苏之间签订了好几项关于技术交换、包括核弹的援助协议，而且还有一万名左右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帮助工业建设。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大受苏联教育和文艺模式的影响。这时俄语已成为他们的第一外国语。俄国文学、艺术以及建筑都受到欢迎。
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之后，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了。他于1958　年和1959　年两次到北京，和毛谈得很不融洽。赫鲁晓夫认为毛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异端论者，他的判断不足为凭。赫鲁晓夫对于毛在大跃进中竟然夸口说中国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会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大为气愤。尤其叫赫鲁晓夫冒火的是，l958　年毛计划向厦门对面国民党军队驻扎的金门岛投弹轰炸时，竟没有告诉他，理由是那“完全是中国的国内事务”。这就抹杀了一件事实，即美国与台湾有同盟关系，正像中国与苏联一样，而且这个被称为内战的事，可以引起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对抗。当时赫鲁晓夫正在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谈判一个临时性维持现状的协议。在台湾海峡的危机问题上，苏联拒绝支持中国同美国对抗，当然也就不会兑现以原子武器支持中国的诺言。到1960年中期，赫鲁晓夫突然从中国撤走所有苏联专家，并且带走他们设计的图纸。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即向苏联共产党发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攻击。这一个分裂是很严酷的，因为中共和苏共原是信念相同的，现在则互相指责对方背叛，彼此再也不能相容了。
历史上的大跃进
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在还是处在大人物主宰的阶段，毛泽东和领导层中同他相关联的人物站在舞台的中心。在他们的两翼，有几百万帮助他创造历史的积极分子，再外面的街道上，才是成亿的中国人民。这当然是写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历程，特别是当研究工作不得不从国外以引证领导人的言论开始的时候，尤其如此。有些突破性研究已出现了，对于其他领导者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的研究资料已在积累起来。过一定时间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地情况的编述、农民的不满、干部的情绪以及反映中国人民极其复杂多样但真实经验的作品。有些作品是要将实地调查和大量的个人回忆录结合起来方能写出的。
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甚至和他自己的群众路线都不相一致。他在2O　世纪50　年代中期实行农业集体化时旅行全国各地的活动被宣传为“让他亲手切一切农村的脉搏”。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到农村考察，我们都不可以断言他是和当地干部一块儿谈话，而不是和农民单独谈话。他不会比一个外国旅游者更能够撇开伴同他们的地方当局而同当地人谈话。可是他一定能够感觉得出来当时民众的感情并有相应的反应。因此我们有理由理解革命中的民众因素。毛在他的部队前面站得多么远呢？
最为重要的是，大跃进是在农业集体化几年后发生的事，这个集体化是经手操办其事的地方千部坚定不移和全心全意工作的结果。千百万人民，男人和妇女，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都是政治积极分子和管理人。他们既是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又是在革命中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是利用革命创造出来的机会，从群众中崭露头角的。在社会结构上，他们的地位一般地说来是和帝制晚期和民国初期的下层士绅―　包括那些隶属十L　层东家的管事、“不在乡”地主、地方小官吏、地方帮派头目、农民协会头目、军人以致其他曾经向农民催租征税、征兵、派工、甚至横行霸道的人―　相当的。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帝制时代末期这些下层士绅怎样蜕变成土豪、小恶霸，不再依附那个时候的在城市里的上层绅士阶级的情况。
实在地说，整个土地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共下部取代下层士绅旧的残余分子的过程。在实质上和生命力上，他们代表一个新的政权；但是从结构上讲，他们更深地渗透到农村生活中，而且他们代表了党的权威。下层士绅们在当地地位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自发性，而中共干部则因代表更高的权威而达到统治地位。另外‘一种看法也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农村中的新的积极分子一旦响应了号召并发现他们通过农业集体化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就要做事情，而且准备做更多的事情。大跃进是很难刹车的，因为积极分子把农村重新组织起来以后，他们必须继续于下去。
“解放”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要不断解放下去。
这个场景中的一部分，是青年们有机会在世界上出头露面了。在20　世纪50　年代末期和60　年代初期，中国变成了一个年轻人的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和过去决裂，急于竞争，猎取显赫地位。你可以设想一些别的动机使他们如此，不一定是自私自利或物质方面的动机。！日的对农民生活的束缚解除了，识字运动普及了，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都可以激发青年们参加一仲高尚的事业和为它们自我牺牲。
但是，展望中国的历史，大跃进看起来就像是某一项古代巨大工程的最新版本。明朝重新凿通大运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成都附近修建美国B　一29　重轰炸机基地，都是从农村中召集民工干起来的。一个村长就可以奉命召集多少民工在几天以内（譬如10　天）完成偌大的工程。村民们就会带上粮食和铺盖卷，搭起席帐睡在工地。他们就地做活、吃饭、睡觉，把活干完后一道回家。当然在劳动程序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安排，但是总的说来都是一样，挖土装筐，挑起扁担，把泥沙、石块运走。大跃进中修闸建坝、挖掘运河，不过是古代建筑重大工程（例如史前建设的安阳、郑州等都城）的翻版而已。指挥这些庞大劳动力，是统治者的特权。毛使用这样的权力，是很自然的。
不但如此，农村中下级干部指挥生产时常有不切实际的情况，例如种地时要把土挖得越深越好，结果盐碱渗到土地面上；复种太密结果没法收割，等等，说起来这些还是从过去上层阶级一些治国方略中教导农民的经典理论提炼出来的呢。
至于把农民的生产组织改为生产队或公社之类，也不仅仅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大跃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北魏时期，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有过各种农业改革。我们现在还有不少东西须向历史学习哩。
在2O　世纪6O　年代最初几年，经济上经过一些整顿恢复之后，中国革命的下一阶段又转向内部了。不错，在1962　年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纠纷中，经过印度的长期挑战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一场漂亮的速决战。但是随着中苏论争进一步激化，中国力图组织非洲和亚洲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反对苏联的活动则遭受挫抑。周恩来访问非洲各国．没有得到什么成果。同时美国在l965　年大规模武装干涉越南，但允诺不在陆地上侵人越南北方，因而避免了一次朝鲜式的中美冲突。毛在对外关系上各方面都不能如愿以偿，显然认为现在又是改造中国人民，大干一场的时机了。
17　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外面的旁观者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件荒唐怪事。你怎么也想不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毛主席突然游泳横渡长江；10　多岁的“红卫兵”在城市里横冲直撞；昨天还是最高官吏，今天却像囚犯一样在街上游街，然后就是穷凶极恶的残酷迫害。．1966一1976　年成了中国的“失落的10　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任何观点看，都是历史上最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一。对西方观察家来说，它甚至把中国变得比寻常更神秘了。大约有一亿人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中很多是受害者，而五亿左右的人可以说是受到它相当大的影响。怎么会发生这样超大规模的，而且至少在初期是由中央统一领导的运动呢？这一场巨大的波动过去还不太久，很多情况还不为人所尽知，更不为人所理解。但是已经有人做了一些出色而又艰苦的开头工作。我们这一章的任务是描述一下事件的进程―　主要是政治历史方面，但我们也必须分析某些背景因素，么便有人想了解它们是怎么发生时做个参考。
“文革”的生要经过
“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　年末到1969年4　月。让我们先说说主要情况，然后再回过头来详述。一些著名的政治学家将其各方面的情况大略描述如下：
第一，在1966年6　月以前，毛派和中共党的机构间的矛盾逐渐紧张起来。毛显示了他的厉害，把党、政、军中几个出众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对派）撤职或降职了。这就导致1966年8　月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做出决议，不管什么地方发现“修正主义”都要进行广泛斗争加以打击。
第二，从那时起到1966年底止，毛派发动了“红卫兵”运动。这是“知识青年”（中等学校以上毕业生）公开发动的时期，所有教育系统和党的机关都关闭了。在1966年8　月至11　月间，l000万红卫兵在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队支援下，乘火车免费来到北京，在那里接受了六次大检阅。红卫兵在全国城市横冲直撞，“消灭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场运动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而又没有一个统一的群众运动能够取代它。
第三个时期，从1967　年1　月到l968　年中期，红卫兵开展夺权行动，政府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毛又试图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群众团体、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三方面合组领导机关。但是这种组织并不能控制全国，于是“红卫兵”派别间“武斗”升级，“革命派”与“保守派”到处公开发生战斗。直闹到1968　年中期，毛下令制止了红卫兵武斗，并命令人民解放军出面恢复秩序．；　
第四个时期，从1968　年夏季到l969　年4　月，重新建立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这个时期军队发挥了主要影响。最后，l969　年4　月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实际上许多最坏的过火行动是在1970一1971　年军管期间发生的。这时被称为“四人帮”的那些人继续掌权到1976　年毛逝世为止。
学者们对于以上四个时期中许多穿插的情节巳取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里总结这些成果已超出本书讨论的范围，似不甚妥。中共这些内部冲突的史实，充满外界难于看懂的专用名词―　如最初的“十条”（　1966年8　月）；　“二十三条”（　19655　年1　月）；　“十六条决议”（　1966年8　月）；　“一月二十三号指示”（　1967　年），等等。这些是标志各个派别斗争的不同时期的简称。与其条分缕析地钻进它们的细节，不如对它们的背景做些叙述，例如：毛的独特身份和他的个人权力，他对人民解放军的依靠，军队政治化以及红卫兵中发生的分裂，等等。
毛的个人权为
我们美国人要了解毛泽东，很要费一番想象力。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具有出类拔萃的天赋。毛能成为卓越人物的秘密在于他曾经有两个不同的经历：一个是反叛领袖的经历，另一个是现代“皇帝”的经历。他取得了后者的权力，但他显然仍然保留着前者的自我形象。简单地说，在中国，权威总是自上而下的，即使按照群众路线，也是这样承认的，而且一旦中共取得政权，它的领袖就变成神圣不可侵犯，位于所有人之上。他不仅仅是受尊敬的人，而且被公认为是全组织中每一个人的上级。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么多东西都是毛创造出来的，以至于可以认为它是他的创造物，所以他当然有改造它的特权。只有当我们认定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我们才会想象得出为什么中共领导会任凭毛怎样对党进行破坏和改造都跟着他干。
在人民心目中的这种独特地位使毛有可能认为，党内出现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是革命的一种失败，而且救治的办法必须是恢复平均主义，尽管他自己处于和别人极不平等的地位。这种暴君态度同欧美政治正相反，因为在欧美，最重要的掌权者通常是人们批评的重要对象。换句话说，毛在公认的权力结构中享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虽然他也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例行程序。这就好像是上帝耍政治把戏一样，所有的牌都擦在他的一边，要出什么，或不出什么，一切由他自己决定。
但是毛自己想过他做的是什么事么？也许它可以概括为要使“民主集中制”更多一些民主，更少一些集中。他看到新的官僚主义阶层承袭了古代君主专制政府的高高在＿卜的作风，而农民群众一如既往仍处于社会底层，受新的权势人物的盘剥。毛为了打击这个倾向，需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使党倾听农民的要求并做出反应。这种新的“眼睛朝下看”的管理方式可以借助于非中央集权化完成。地方的决定不能完全听凭北京的官僚主义者。政府的月标应该是地方农民群众的福利和教育。不能是简单的“富国强兵”那一套官样文章。追求这个目的，就会使革命失败。
这种想法全盘否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教导，即群众应该由审慎训练出来的、忠贞博雅的大臣、部长及其辅佐官吏、将校军官以及有特殊权力的党的组织者所治理。毛对于“修正主义”的定义，就是它放弃了革命的目标，接受了特殊地位以及特别聚敛了世俗财物，等等，这些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复辟。
毛在发起和操纵这些社会动乱时，常常对现存机构进行本能的攻击，尽管这些机构是他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他的逻辑集中在他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他觉得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在继续进行。在中国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有苏联做榜样的。在苏联，社会主义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官僚主义政府、、他似乎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认为青年学生是可以动员起来，向现存机构的弊害发动攻击，并且使中国免受修正主义之害的。这是一种可供操纵的群众运动形式。他的经验告诉他，这种运动是社会变革的发动机。实在讲，毛在发动和引导城市青年时，把在党内干部中整顿党风的一切原则都弃之如敝展。事实上他向和他一道从延安来的领导者都宣战了。他操纵局势，使得中央委员会的以及其他的指示决议全按照他需要的加以通过批准。毛使党的领导人遵守一切服从党的领导的纪律，从而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也包括在某些关键时刻他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显然常常对于毛在肃清党内同事过程中某些不公正和不切实际的企图，尽自己的力量加以缓和、弥补。忠诚于党的中央领导层，没有能够预见到是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们。
不错，当局势严重到不可控制、暴力横行时，毛几次设法收揽缅绳，但没成功。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他不曾预见的东西。虽然具体数字说法不～，但党的干部被清洗的，大约有的％。有人估算受迫害致死的约40　万人。在1977　年“四人帮”受审判时，法庭指控那些罪魁祸首罗织罪名迫害了70　多万人，其中迫害致死的约3　。　5　万人，更多的人身体和精神致残，还有许多人自杀身亡。
人民解放军的角色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能力，主要背景在于武装部队的支持，因此，让我们停下来看看人民解放军中军事专业和政治思想两部分间长期存在的竟争。回顾往事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红军最初奉行的是“政治挂帅”的原则，即”专业军人应服从政治委员”的原则。在苏联，随着总参谋部的发展壮大，职业军人一派的势力逐渐占了上风。
在中国，也曾出现过差不多同样的情况。蒋介石在广州创建的黄埔军校，在北伐中打了头阵。但是l927　年国共分裂后，蒋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系统，没有依靠群众协助打游击战或“人民战争”。与此同时，中共在丛林湖泊间则采取古代中国农民和土匪惯用的战法―　小规模的游击以及在某个特定地区内同农村居民结合在一起。不过，在江西，曾有十多个中共军队指挥员一度表现出单纯的军事思想。他们中有些人曾在莫斯科学过军事；有些人吸收了苏联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则在当时就同他们相反，他始终热烈地主张动员农民群众进行“全民战争”。
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批军事指挥员专心致力．J　＝专业化、组织工作和军队的纪律。他们根据需要担任了政治和军事的领导职务。在中共发展到夺取全国政权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分别指挥着五个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由彭德怀领导；第二野战军在西南和中原，由邓小平领导；第三野战军在华东，由陈毅领导；第四野战军在东北，由林彪领导；第五野战军，也称华北野战军，由聂荣臻领导，在北京夭津地区。这些野战军都有某些地方基本部队，某些指挥的连续性，以及某些共同的经验。本来这些搞得不好都会形成“山头”或“帮派”，以至于互相争斗。但是中央军事领导（毛、周、彭和其他人）审慎地调换人员，防止了帮派主义的发展。那些政治领导人本身也担任过指挥员，知道怎样维护统一。
到了加世纪60　年代，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虽然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抵御外国列强的国防任务，但在国内却同时担当着支持政治机构的基本角色。全国大约有38　个“主力”军，分驻在全国11　个军区。这些主力部队是相对于地方部队而言的。地方部队分布于28　个省军仄，它们装备较差，｛仁要负责地方防务，例如动员民兵和生产建设兵团。民兵分布在全国各地，不是作为野战军训练的。人们记得晚清帝国有一种叫“绿营”的军事组织，就是以小部队分布在各个地方，以维持地方秩序，很少动员起来作为统一的作战力量。“主力”的作战功能是交给“八旗”，即满、汉和蒙古正式编制的部队完成的，平时完全不参与民问生活，而是主要用之于譬如乾隆时期镇压中国边境的“七大战役”之类。
正像过去军事总揽于皇帝之手～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权力掌握在主席兼三军总司令手中，他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中共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r　三个基本部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另外一个类似帝制时代的做法是安排部队耕种一些田地并经营一些工业生产，使他们达到某种程度的半自给状态，多少有点像古代的屯垦制度。
军队的平衡和控制，统一由中央军委下面的总政治部负责，它掌管全军的党和政治工作；总参掌握整个指挥系统；后勤则隶属国防部，掌管全军的轴重、供应和行政事务。周恩来总理原来就是蒋介石的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是人民解放军中很多军官的老师和前辈，他的学生中有几个是在“十大元帅”之中。结果是党渗入在解放军的各级领导之中，他们中间很多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讲到林彪兼任了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在他的下面已经十分政治化了，足以形成毛泽东从下面搞革命的主要支持者。在这个形势下，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各主力军虽各自由其本军的政委领导，但各省军区的部队则听命该省省委书记及其他领导人领导。这样，各省省委第一书记通常兼任军区的政治委员。这种政治军事的控制网络，在儿方面发挥着它的作用，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