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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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如果得不到外来的帮助，肯定只好受穷。长江三角洲水田灌溉区的农民，生活水准一定高。另外一个不平等的因素是农村人口不准自由迁人城市。结果是城市里就业机会多，收人也比较多。这些好处也会蔓延到城市四周的郊区，但距离不会很远。
l　976　年后在着手农业改革时，计划者们承认过去的农业管理工作犯了错误，首先表现在鼓励农民单纯重视粮食生产方面。所以主要的改革在于除粮食生产外也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农民的副业产品可以在当地自由市场上贩卖，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收人。另一种管理＿L　的改革是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个名词有很多解释，但都是根据合同进行生产，我们也可以叫它“合同制”。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实验后，通常在生产队（常常就是一个村）由队长同一个个农户签订合同。生产队管理人员（干部）定出一个总的计划，然后跟各个农户签下合同，规定这户农民可以使用多少地。合同规定出生产指标和给这个农户的报酬。结果是把记账的会计工作从生产大队拿到生产队（通常是25　户的一个村）去做。把责任下放到各个农户，对农民生产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力，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多劳多得，而不是眼看着把生产出来的东西集中，大家一块儿去分。土地不许买卖，但是可以在此条件下使用。农户不再向国家缴粮，而是耕种一块地，交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给生产队。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制），现已普遍实行。以前毛泽东主义是用精神鼓励当做刺激，只要求生产多少多少粮食，而禁止任何副业生产―　说那是“资本主义”。显然，那是一种抹杀现实需求的意识形态泛化的蓝图。
这一项制度上的改革造成很大的区别。地方当局不再集中从农民手中按指标收缴粮食，农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出卖他们自己养的猪和鸡了。现在全村农民都可以共同计划怎样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和增加收人了。农民发现搞副产品比种粮食有利得多，因此中国现在又开始根据收益的比较进口粮食了―　虽然这样做不要很久就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
无论是谁，如果从此得出结论，以为中国农业看见了光明，要学我们的样子，即搞“资本主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合同制必须看成是中国“国策”的最新阶段，所谓“国策”就是怎样组织农民以改善他们的福利并富强国家。中国统治阶级有史以来世世代代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合同在半商业化的农业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于生产。就是那么简单。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国策”学者，毫无疑问是理解和肯定这些组织农民群众的新方法的。
那么，革命为农民取得了什么呢？人日众多而土地短缺，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劳动量没有办法减轻。地主阶级被经管生产队的干部取代了。区别就在于农民的想法、行为和机会。在毛泽东主义的时代，通向教育、公共卫生和较好的技术的门户已经打开。绝对平均主义的学说使农民更清楚地看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潜力，即使20　世纪80　年代合作化已经取消，富裕的农民增多了，也还如此。
经济的发展：工业
邓小平经济政策中最引人注意的改革，是他在对外贸易、技术和投资方面的“对外开放”。回顾一下180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感到它就像一只时钟的摆动。在19　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订立不平等条约以前，清政府的政策表面上把对外贸易和接触看成是无所谓的样子。广州海关报告中有的时候就没有茶叶和丝绸的出口数字。暂时禁止丝、茶出口是为了对外国人施加压力。但是丝绸和茶叶这些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产品到了新开辟的沿海“通商口岸”以后，就成了中国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　世纪末期和加世纪初期，对外贸易逐渐缩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举例说，点灯用的煤油成为一个大宗进口项目。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方面加以全盘的考察。但是一般来说，中国现代化之迟缓倒使中国甚至可以在40　年代的“自由中国”内地如中共的延安地区，保持一种自给状态。
总而言之，自给自足思想是中国从明朝到清初一贯承袭下来的排外思想的一部分。19499　年以后中共提出的自给自足论，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邓小平在1908　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不代表中国的长期传统。它也不能同美国当年为替代帝国主义政策而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比拟，同时也和苏联关门搞工业发展的模式相对立。
中国的投资政策，甚至在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仍然是简单模仿苏联的方式。基本的设想是：第一，投资和产值的比例是固定的，即投资的增长必须和产值的增长保持一致，历年都应如此；第二，对外贸易不重要，输出消费品以换取外国资金不在考虑之中。从这些设想出发，工业化的道路是投资越多越好，消费越少越好。换句话说，重工业将建设起未来，而消费品则推迟未来。在20世纪20年代和70　年代，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将国民收人的大约30％用来投资。中国这种走向自给自足的企图，是有意避免外国资金的进入。
随着时间的前进，资本和产品的比例渐渐增长起来，就是说，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要投放更多的资本了。当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下降，而投资继续增长，留下来为消费用的数额，显然难以增长了。由于国防费用的开支增加，工人刺激力的减少，铁路建设越来越困难原因，生产也受到了阻碍。不仅如此，工业设备渐渐老化，60％需要更新。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央统一计划过于僵化，产品供求不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产品失掉市场，企业出现净亏损。1976　年以后好几年之间，苏联式的工业战略还在继续，大概一部分原因是计划人员被撤换掉了。义幻位高级经济干部中至少100　人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后留在原职的不过1　/　4　。
1979　年以后中国采取了在内地建设重工业的政策，同时停止了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国的投资。苏联式的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地方和省的每一个生产部门都直接隶属于北京的主管部门，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你差不多可以感觉到这是回到乾隆年代，只不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要在集体化农业、中央统一规划和在内地的重工业（为国防安全起见）基础上实现快速的工业发展罢了。到20世纪70　年代，重工业、内地省份和北京的权力机构这三个既得利益方面依然控制着经济政策。虽然工业生产萎缩，消费品生产还是没有人理会。1908　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使人回想起孙中山的那个很不现实的发展铁路的理论。例如，东北的大庆油田已经变成主要的石油生产中心，于是乎提出再开发这样10　个油田，不论是不是有石油开采得出来。
直到1979　年计划工作的战略才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重点放到农业和向外国输出的消费商品的生产上来。重工业由于能源相对的紧缺，无论如何非控制不可了；轻工业则靠外国投资的帮助加以发展。
这些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仍然提倡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市场，如农业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增强了生产的刺激力。在富裕的农民经济在农村兴起的同时，工业企业也大步向前迈进了。工业实行责任制后，权力就更多属于经理，而不属于党委会。国营企业将不再把所有的利润（以及亏损）都交给政府，而是记到自己的账上。虽然要支付高额的利润所得税，他们仍将余下的部分投到增添设备和提高职工福利的服务上去。
旧制度的一个弊端，就是干部们喜欢汇报建设较快的小厂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不愿意汇报大厂的情况。政府针对这个弊端制定了附有利息的贷款办法，而不再一次拨付资金。发放带利息的贷款是为了鼓励成本核算，而不在是为了单纯追求产量。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从销售产品的收人中征税，所以它们愿意投资于利润较多的消费品工业，而不愿投资于利润较少的交通运输和重工业。有一个时期，地方政府生产全国钢铁的2/5和水泥的2　/3　。为了增加利润，提高工业如矿冶和电信的生产力，中央计划工作者订出了一种抓“重点”的制度，动员有关的政府部门特别努力去完成。
允许地方工厂将它们的利润留成，这种新的刺激办法产生的效果之一，是使相当多的基建项目从中央政府的预算划归地方政府机构处理。现在发现，基建项目不能都由中央统管。过去那种不管项目完成情况如何均是一次性拨款的办法已改为由基建公司投标，中标者负责去弄一切需用的原料。
这样一来，1908　年以后，力量的平衡就摆回到：（　l　）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投资；（　2　）因此，外贸本来就比较活跃的沿海城市进一步振兴起来；（　3　）重点在于发展消费品工业和发挥地方的首创性，使经济工作不完全由中央控制。各省和地方政府有了机会以后，它们很快发展起消费商品的轻工业生产来满足市场需要，但是物价结构仍由中央控制，并没有按市场规律完全自由浮动。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竞争，不仅造成轻工业的大量扩张，也带来许多副作用。如基本供应品的短缺，劳动成本的提高，一个地区封锁另一个地区产品在它的地区销售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人减少，从而影响运输线路、水电站和矿冶方面的建设。一般说来，与这种扩张伴随而来的似乎是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官办企业，而不一定能提高效益和劳动生产率。
研究当前工业的发展，不属于历史学者的职业范围。在这里如果装模作样公布扮世纪功年代中国的生产和贸易数字，只会降低我们论述的可信性。在不和《　中国商业周刊》　竞争的情况下，让我只指出一个增长的指数，这就是银行业务的分散化以帮助信贷的扩张。1949　年以前，中国政府的财政一般说来是非集中化的。与此相反，加世纪父年代人民银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严格控制钞票发行和信贷．它也限制外汇和国际贸易，储蓄和商业资金都是高度集中管理的。
1908　年邓小平的改革给了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一定的活动范围，信贷需要大加扩张，这就导致了银行系统的非集中化。中国人民银行变成好几个专业银行的中央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这些专业银行分别管着工业和商业、外汇、国际投资、农业、保险以及基建等。人民银行和它的附属机构不再负责拨款，而发放贷款时可以自己制定利率，以鼓励效益。这个做法是为了控制人员的任用以及不让官僚机构的地方政治势力任意做出决定。但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的规模本身已经成为一大问题。例如专管基建的银行有2700　个分支行，职工有46700人；工商银行有3000多个分支行，职工达30　万人。后者不仅负责向工商企业贷款作流动资金，而且还鼓励工厂设备的技术更新，以提高产品和效率。工业的财务经营还借助于发行股票，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设立一个证券交易所。
用历史的眼光看邓的改革
从一个政策的极端到另一个政策的极端，这种摇摆是中国的一种特征。例如，在毛泽东主义的运动时代里，有时候采取一种路线造成了过火的影响，然后又通过一个新的运动，加以改正。你也可以看到，有时候动员搞社会革命，有时候又要巩固经济发展。在一个革命和变动的时代，一旦时钟的摆动摆过了头，再摆回来，就不容易回到原先的位置。但是，“摆回”到先前的、也许是更好的时刻已经成了永恒的政策基调。按这个尺度衡量，邓的改革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看来，邓的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中国它们却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正常和适当的。不错，它们是偏向现代型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纪录常常是向前迈两步，向后退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跨人国际生活领域，一般是不可逆转了，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会有出人。
一个是中央控制问题。仅仅因为中国面积太大，中央控制是不是将要变得不可能了呢？苏联实行中央集中的指令性经济，有过不少困难，但是中国人口四倍于苏联。中国在过去帝制时代曾有很大的组织能量，那是很明显的，但是一般来说，多是表面的。20　世纪需要更有渗透力的政府，那么，中央控制和地方首创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化了。在北京有五十个左右的部委，分别归五六个职能系统，各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一个自上而下直线的附属机构从首都到各省直到县乡，这样一个机构需要一大群地方干部担任生产队和地方企业的管理人员。旧的帝制时代的官僚机构是通过下层士绅管到村，现在是大大膨胀起来的人员来经管一个指令性的经济体，还要管群众动员和监督系统。单单这样庞大的机构和众多的人员就会形成官僚主义。在行政方面只好为了适应地方的需要而常要求中央打折扣。结果就会发生尾大不掉的现象，这无疑会阻碍中国的前进步伐。中央对地方企业丧失控制，是继对物质资源控制的非中央化而来的。在国家对地方企业所需要的原料和供应物资只能提供1　/　3　的情况下，企业自然就不那么听话了。
中央控制减少后的一个副作用，是地方上腐败程度增大了。“升官发财”的观念毕竟在中国土壤里是根深蒂固的，随时都可以发芽滋长。在毛泽东主义时期，地方干部驱使民众干这干那，是按照教条主义方式。但是在责任制时期，地方干部可以以官员身份进行投机倒把，利用地方关系，勾结其他集体企业的经理人员共同腐化，坑害政府。由于单位是自负盈亏，在财务上可以自己做主，那么腐化的方式就不仅是制做假账，偷税漏税，甚至可以利用单位的钱投资于其他非法贸易，订立共同作弊的假合同，搞黑市买卖，做房地产投资，用超额投资进行重复生产等，以前经理人员试图从人民手里拿去财物，现在他们却从国家经济中捞取好处了。邓的改革使外国事物重新出现在中国。中国不得不打开门户去参与世界经济事物，这使人回忆起19　世纪的一些事情，虽然帝国主义是被废除了。不久就要有十四个左右主要的口岸开放出来，允许外商投资，这种权利是外国人直到1896才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外国人在中国依然享有特权，首先是因为他们持有外国货币。上海和香港这样的繁华商场，现在又加上香港附近的深圳等特别经济区，都是为吸引外国投资或建立合营企业而开办的。
虽然排外主义不大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它可以和腐败问题一样助长毛式的排外反应。“勤俭”之说是孔子思想的要点。毛泽东提倡的艰苦朴素、高度原则性的平均主义，只是重复了孔子的观点。但是它可以给反对邓小平开放政策和反对物质主义的自给自足论者火上添油。当然，对付这种返祖式的反应，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机制。
法律和其他问题
有一种创议，就是争取建立现代法制。开展对外贸易和建立合资企业迫切需要有律师来处理合同和商业纠纷。这里有一个很值得从历史背景来议论一下的问题。中国行政一向都有法典―　管官场有行政法，管老百姓有刑法。晚清法律改革家以及30　年代的国民政府都试图创制比较完备的现代法典。与此同时，看起来好像用以取代君主专制的宪政论也在政府和各党派发表的很多文件中加以首肯。但是法律在普通群众生活中依然很少起作用。上衙门打官司通常是要避免的。地方纠纷由有关各方调处仲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也制定了宪法和几种法律，但是“法律至上”的话却难以找到，因为最高权力在党手里，而它的政策自然常有变动。在毛领导下，有一个时期法律和道德混合在一起了。符合道德的行为根据党的标准可由政府表扬，而不道德的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帝制时代孔孟之道加以处罚。结果是法律和政策完全吻合，毫无二致。违反党的政策，就是非法。
1981　年定下了一个新的政策，要建立一个与党分开的真正的司法休系。不仅外贸方面需要法律专业人才，而且国内经营管理也需要法律专业人才。国营企业都变成了独立的会计实体，它们的经理自负盈亏，独立处理合同和投资问题。有人估计，这些企业将使用奶万名法律咨询人员。
1982　年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关，一切法律由它制定并且由它执行。总而言之，人民代表大会被赋予大得多的权威和特权了，至少表面上如此。1959　年撤销的司法部重新设立了，人民法院分为四个等级：最高、高等、中级和初级。到1984年总共约有l　；　5　万个法院和7　万名法官。与各级法院相平行设立有相同等级的人民检查机构以及职业律师，这些律师都是政府的雇员，他们被指定做被告的辩护人时，主要是试图为被告辩护减刑。中国还没有设立“无罪推定论”的制度。
新的法律制度除了规模有限外，人事方面是从零开始的。1985　年有2O　个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了法律系，一共录取了大约13000名学生。现在有巧个法律研究所。法律知识的普及，是由司法部和报刊等传播媒介做的。但是，既然司法人员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派的．立法和司法的职能就没有多大区别，同时两者都受党的制约，因为整个政府都是党领导的。实际上法津系统并不独立于党及其政策之外。
邓小平的法制改革中存在一个问题：国家公务员是否可以受到行政程序的保护，不致再受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民粹主义运动那样的任意攻击？我们大概可以估计，中共法制的发展，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任意使用权力，而不在于保证个人的人权。一个基本原则是党的控制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是它的工具之一。这当然令人回忆到皇朝的统治，而不是现代的多数表决制。中国从依照伦理的统治，改革为依照法律统治，固然迫切而且困难，但更迫切、更困难的，是如何降低人口的增长。在这个问题上官僚机构是有作用的，而且事实上是不可缺少的。1984年人口的增长率是平均每一对夫妇生2　。　3　个人。在10　亿人口（其中年人比重特别大，这是从毛时代继承下来的）的基础上，即使按这个低的增长率推算，到创X　力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1　亿。目前中国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的1　/　3　到1　/　4　，人均占有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占有水资源的1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努力争取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以期把出生率降低到1　。　7　％　（正像人类其他事情如规定作家的截稿期限一样，目标总要定的比原来希望达到的程度高些）。不管现在这个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运动成就如何，要使中国人口到加印年控制在巧亿之内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今天的现代化和中国继承下来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一家一个孩子会使旧的家庭价值观念发生危机。如果没有儿子魔养老龄父母和尊敬祖先，那么就得叫女儿做这些了。这就威胁到父系家长制了。
当然，人口过剩是一个世界问题。考虑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无控制的人口孽生的情况以及新的美国膜拜胎儿的宗教，看来温和的出路是没有的。如果是这样，人类生育的不合理性也许会升到核物质的高度。我们知道个人的生命只能极有限地做出有意识的目的性规定，至于人类社会的生命就更难对它做出有意识地目的性规定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做出一个极必要的努力方面处于在全世界领先的地位。
在这同时，邓小平政权似乎正在避免那种过去压倒过蒋介石的麒武主义。现在军队方面虽然比过去更强大了，但还依然处在听党指挥的位置。曾经总数约为40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　其中300万是陆军部队―　现在已经缩减了。解放军对国境以外的攻击力量还是有限的。例如相当大的潜水艇队似乎专注于沿海防御；空军则着重于防御性的空中截击，而不侧重于战斗轰炸机。虽然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在1967　年爆炸了一颗氢弹，但它的导弹储备数目大约只限于必要防御的义幻颗。高级统帅部不愿搞’‘星球大战”等幻景，也避而不搞军备竞赛。国防是在搞现代化，但是现在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国在发展公海上的舰队或者要派出像蒙古帝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式的远征军。汉族统治者很久以前就决定不能派兵征讨长城以外的蛮族，要出征也必须在几十天内完成任务，不能劳师远征，以免弄得供应短缺。到外国去冒险（像明朝在l405一1433　年间派大批航海船队到印度和非洲那样）一般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耗费的资源太大了。
但是，美国人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想化以前，不要忘记它依然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想象极权主义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就婚姻、家庭、工作和玩耍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