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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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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年以后，欧洲人开始威胁中国，其原因主要是他们不接受儒教。过去征服中国的蛮族统治者改变了统治权而不改变其制度。欧洲人相信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多元制，而中国天子则根据钦定的儒家学说统治天下。这一点就能捆住中国，不让它和外部世界的多元统治齐步前进，因为儒教社会是以皇帝为金字塔尖顶的寡头专制。事实上皇帝是残存到新的民族国家时代的世界古代统治者的最后一人，而且是不容侵犯他的一点权力的人。“理”胜过世上一切物质的“气”这一儒教原则，使得皇帝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孔子的根本设想是：所有人的（关于妇女以后再说）本性是好的，且有内在的意识。因此人是可以教育，能受感动的，特别是能因道德感化而做正确的事。第二个设想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引导人们接受和遵从他的权威。“以德治天下”的道理要求孔子式的统治者非常关心自己有一个好的形象，很不喜欢有人批评，特别是书面的批评，因为那是比较难以消除的。皇帝不愿意有一个人批评他，而愿意每个人都和他同心同德，都来帮助提高他的形象；对上天，他是人间的至圣；对祖先，他是孝子，是至高无上的行政官，正义的主宰，是总司令，是文艺的护持者甚至实践者。最后，他是这样的“天下一人”； ― 其一举一动都使全人类和宇宙保持同一旋律。他必须是怎样一个人啊！
而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的人。“太阳国王”路易十四（1643 一1715年）年方5 岁即登宝座而使全欧为之咋舌，但他却自166l 年统治到马萨林枢机主教死了以后的1715 年。康熙皇帝8 岁登极，自1669年统治中国至1722 年。他的孙子乾隆为了不超过康熙的在位时间，统治到印岁让位，实际他继续执政了3 年，至1799年死去。这两个长达60年的君主任制，每个都5 倍于罗斯福总统的任期，给清朝的稳定打下了基础― 也许是过分了些。
专制皇帝乾隆修订了大型类书（百科全书），把全部中国文学编成36000卷的《 四库全书》 ，同时删去他认为不适当的2300篇著作。他把自己的御玺盖在所有最伟大的绘画上，还发表了43000首诗和其他题字等。他不屑做小事。到他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65岁时过分喜爱一个相貌周正、年方25岁但贪婪无度的满族随身卫士和坤，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他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有组织的贪污使和坤大发横财，聚敛达15亿美元。这在1800年确是一个大数目。
乾隆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准，也留下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他治下，国内长时期保持和平，人口实际增多一倍，而没有相应地扩充政府的行政机构。在他剿灭边疆叛乱的“十大武功”之后继之而来的是9 年的（ 1795…1804年）“白莲教”起义。乾隆之治艰巨得令人难以为继，也难于让人清理。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1769…1820年）感到极为困难，到了道光时，国家简直内患重重。
要了解1821 年以后道光治下的情况，我们必须照例先简略看、一看早期西方观察家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毕竟存在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就是我们以为发生过什么事。我们若不考察一下我们先人为主的看法便很难着手论述。所以让我们先看看研究中国的专家们某些说明性的看法吧。
03 一些理论上的提法
“最早有人推断说，中国人起源于古代以色列“失踪了的部落”。从那以后，一代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提出过他们自己的看法。那些世代相传下来的理论累积尽管空泛甚至无意识仍不免成为我们解释说明的“保留节目”。这是个现成的百宝囊。让我们最好看看大致的分类吧。
首先是传统的“例外论”，它强调中国和“西方”或外部世界间的差异，例如书写制度之不同。例外论是汉学家长期以来的口头禅。
第二是颇为相反的，也是现在人们极力肯定的“比较社会学”，它认为中国社会有和别的各种社会所共同的特点，诸如家族血缘关系。这种看法中有一种小的分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欧化”法，例如试图在中国找出欧洲史上各期的特征― 诸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另一非主流看法，即爱国的中国人努力从中国历史特征中找出可以和西方类比的事物― 例如加世纪初期有一个“中国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这些提法的差别，都不在于中国历史的主要事实，而在于它们各自的解释不尽相同，即怎样用事实配合证实事件的某种模式。
总的来看，把中国和欧洲历史一比较，就出现许多差异。例如，中国人口随着1949 年工业化以来增加了一倍，但是在工业化以前很久的18 世纪也已增长了一倍。再举一例，中国学术界自清朝中期以来，采取了比较批判的和独立的观点，但它完全没有对于世代沿袭下来的聪明智慧提出根本性的怀疑，或创立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一种新的世界观。再者，1789 年法国大革命使民族国家发扬光大，并用暴力扩展了法兰西国家势力。与此相对比，1949 年中国革命以后，虽然外界预料它会对外侵略扩张，它却出人意料地没有这样做。（中国1950年参加朝鲜战争，主要是为了保卫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1962 年在中印边境的战斗，也仅是防御它的边界主权。）不管是社会心理还是事件的模式，都不能证明中国和欧洲有什么相似之处。俄罗斯革命常被用来和中国相比，但它们的差异至今还是显而易见：布尔什维克首先夺取了城市，然后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中国共产党则相反，先农村而后攻占城市。单拿欧洲做比较，很难帮助我们了解中国革命。这本是卡尔？ 马克思的一种看法，应该多加宣传，这会省去很多麻烦。
了解这些思潮之后，我们就容易推断将会出现“修正主义”或重新评价之类想法，正如世界上一些比较成熟的近代史研究单位开始做的那样。有一种倾向是从更早的时代去找寻一些人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的根源。这样，关于中国19 世纪“落后”问题，例外论者归咎于国内的原因，例如说中国国家没有进行“现代化”，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把它归咎于外来的以剥削为务的“帝国主义”。这种争论多涉及程度问题。例如，满清（ 1644 一1912 年）缺乏现代化的价值观和建立现代化制度的能力，而在同时，满族人也乐意安抚以1842 年以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体现的帝国主义，以此延长他们的统治。此外，通商口岸外国特权的经济效果如何，看法也有不同。有些方面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压迫”的，另一些方面又有刺激作用。帝国主义就像是一种药，一方面能治你的病，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你搞垮。
对上述解释有一种评语，即这些解释是如此之高度概括，以至于不分中国此一地和彼，一地，此一时和彼一时，对其差别都不加以适当的考虑。这种情况引发了人们对于一定时期地方历史的研究。‘这倒是研究中国这么一个庞大而地方各异的国家的聪明办法。可是这却叫一个想描绘“中国革命”的叙述历史学者碰上了实证和解说之间的重大矛盾。没有办法，只好“小心从事”。当代的中国学者中还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先从外界知道较多的事物人手，再及于外界知道较少的内部事物，从对外关系的“冲击”开始，然后再看中国对这种西方冲击的“反应”。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就是― 举例说吧― 把现代史定为从1832 一1842 年鸦片战争开始。
在西方世界，革命一般发生在诞生它们的文化中。一般说来，革命首先是政治变革，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变，这种变革有时候也使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成为可能。我非常怀疑，当人们讲到中国的“革命”时，是否忽视了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这种看法有～一个前提的设想，就是中国文化确实不同于给世界很大影响的欧洲文化。例如在中国文化方面，直到最近，民族主义（一般文化中的政治主权思想）很少被认为与（忠于一定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文化主义是一致的。像汉文书写制度一样，中华帝国是整体的、包罗万象的。这些疑问就使我想到，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用“转变，，这个字来概括，更精确一些？然而，我能看出，“转变”这个词，除了用在宗教方面之外，不像“革命”― 我用这个词来概括中国整个现代历史过程― 那么激动人心。
以上是现在流行的各种看法，我们按这种思路继续推论。加世纪中国大革命的产生于19 世纪的灾难，而其根源却在18 世纪。当然这种往回追溯的想法，可以很快把我们推到史前的商朝时代（在某些方面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纠正那种把中国历史的重心说成在中国以外的外国人手中的重大谬误。事实远非如此！灾难之所以降临是因为中国不像日本，没有对西方重力的吸引做出反应。
对于中国人的行为，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喜欢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历史学家为说明中国政治弱点而提出一种理论，即中国旧社会是依身分高低或主从关系而组成的。人们之间，上下关系多于横向关系。儒家的五常关系中只有朋友之间是横向的关系。养育孩子就强调权威。幼子常受溺爱，但对他的管教也比较严。他不是去自立，而是变得依靠别人。相互依存中渐渐有了主从间的上下关系。结果一个青年，当处于依赖地位时，就被训练成一种附庸角色，一旦处于权威地位则摆出权威角色的样子来。到后来一个人如处于权威地位，而不以权威行事，对作附的人不发号施令，勒令听话，他的权威地位就会减弱。
这种类型的关系辗转影响到个人重视私人关系，不但是对上级或下级，即使对身份相同的朋友，都可以同时变为有用的人。当安全或保密依靠这类关系时，个人就不能去单独负责。影响所及，就产生相互对等行为的必要。对一个朋友、上级或下级，送个礼物或做了什么好事，就产生对等的义务，也许不在同时，而是将来要办到的。结果是创造出一种对特定的人都有特别关系，而不是别的人也共同遵守原则的人事圈子。每当一个人在个人关系和抽象原则之间不能兼顾，必须择一而行时，他只得选择个人关系。
上级的典型作风是独断专行。当然这特别指的是旧政权的官场，因为那时官吏身分属于最高阶层。加上知识分子一向把体力劳动看作禁区，这便意味着旧式官吏不应获取技术知识，更不要知道机械手艺，只应安于做通人，一切技术事项都是由下属处理。
在官吏阶层，文字的训练和经书的研读产生了精美的文赎，有时须用工楷誊录，但不讲求实行与否。官场书写和传阅文件，却只期望别人执行他们的计划。计划也许是根据可悲的无知做出的，可是还得传达公布。官僚更关切于他们自己派系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实行中的各种方式程序，而不顾在公众中实施的情况。一个属员典型地不对一个上司加以批评，以免上司的威信受到损害。
由此可见，西方意味的腐化，就铸在中国的实休中。官府享受的特权之一，就是一个官吏应该靠做官发财。这同中国收敛田赋的古老习惯是一致的。所有收税的官员只需完成定额，超过定额部分划归他们的腰包或机关。所以一个官吏只要适当完成了定额，在职务中怎样肥了自己，就没有人追究谴责。此外，官吏的福利靠的是他的上司和他私人关系圈子里的人，他自然没有兴趣考虑他的下属和他的圈子以外人们的福利。
由此可见，在这种政治类型中，忠于原则的派系是例外。派系之存在基于个人关系，而其目的是提高权威人物和派系中依靠他的那些人的权力。派系之争，不属于意识形态，而是非常个人的。
结果之一是在下属和官吏层下面人民群众中产生消极被动状态。权威人物不应、也不能加以侵犯，因此冲突不可能通过互相讨论或妥协来解决，除了村一级的少数体面人物之外。批评会危害权威，所以不可能加以容忍。这样，民族的统一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思想的多样化会使它受到危害。
解说中国政治，还有一点要继续说说。因为旧中国是多靠伦理、少靠法律治理的，所以伦理方面意见一致是把事情捏在一起的必要的凝固剂。在旧基础上的中国政府的成功，必须有体现在一种正统意识形态中的公众道德观和对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的领导地位的尊崇信念。
这个理论关联到近代的地方政府。到l900年左右，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皇帝与大臣（广泛些说，在皇帝与上层士大夫，包括在职与不在职的官吏、省和通都大邑中的高层人士以及大地主家族）之间体现得非常明显。类似的关系也存在于地方上与农村和产业有渊源的上层士大夫同低级士大夫（在初级科举考试中有功名的，有的是“捐”出来的大商人）之间。低级士大夫利用他们的身份在处理当地事务时是普通百姓的上级，并监管许多公务如修理墙垣、寺庙，管理渡口和江河堰坝，必要时实行救灾、放贩，以及在上层士大夫指示之下进行的类似的管理活动。总之，上层士大夫有较高的官吏身份和权柄，以下层士大夫的保护人和监督人身份活动，下层士大夫则以普通百姓上级的身份处理农村中的公共事务。在理想的构图中，伦理义务和相互负责的连续统一体，从头到底贯串在社会中。
这种旧秩序在近代社会的破裂，开始于“现代化”过程从城市到农村缓慢而又具有破坏性地发展之时。上层士大夫搬到现代化的城市里住的时候，就把田产交给他们的管家替他们收租纳税，他们只在城里遥控。这个趋势就在上层和下层士大夫之间造成一种断裂，渐渐让后者为所欲为，给他们机会腐化和盘剥农民。到了20 世纪，特别自1905 年废止科举考试之后，地方绅士变成村里的强人和恶霸，他们凭借权势，勒索敲诈。他们的横征暴敛反转过来使他们与普通百姓越来越疏远。低级士绅本来是维护和承认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依附的，现在变得无法无天，只求自己富裕。加世纪以来税捐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这就导致了一个道德共同体和建筑在它上面的政治制度的崩溃，新的组织形式必然要出现。
关于中国人的动机和行为还有其他解说。上面这种理论是当前比较流行的，当然它也不能代替所有揭示出来的已知事实。
现在我们的叙说就要按照各方面的演进程序进行下去了。首先，20 世纪初的中国，新事物和旧制度之间、人口和贸易的增长同政府与学历制度裹步不前之间的紧张形势变得日趋严重。
其次，由来已久的内优外患的影响导致19 世纪末期保守的王朝政府和外国通商口岸的特权势力同时并存的局面。
第三，帝国主义时代在19 世纪如年代达到高峰后，改革和革命的运动开始互相竞争和交叉进行。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现代化与价值观念和休制相对缓慢的社会变化两者之间竟争起来。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标志着探索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进程。
第四，这些努力之间，发生着此起彼落的现象。物质变化和文化变化之间，在技艺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现在1911 一1913 年、l923…1928 年和l946…1949年三次革命斗争中。这个斗争在人民共和国（ l949…1985 年）仍在进行着。
以后各章将要表明：过去的帝国政府和社会怎样对付那些无法克服的困难，如何在面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改变时开始分崩离析。
04 条约时代以前商业的增长
我们稍微再想一下，就能看出19 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奥秘理解得多么肤浅。归根到底，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物质进步的倡导者；物质进步是他们经验中最激动的事物，而且他们在中国又没有看见管道和蒸汽机。帝国政府没有设法使用现代统计。通商口岸的外国人不说中国话，他们也不到内地旅行，住中国客栈，不跟当地商人在他们的会馆堂屋喝茶聊天。中国人缺少枪炮火器和其他现代物质设施，所以西方的“中国通”们，以他们对中国事物的有限见识，很自然地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傲慢感。他们普遍认为：他们看到、闻到和听到的中国― 拥挤、散漫、外表不洁净的中国― 显然是“中世纪”的，因而是“落后”的。这些“中国通”― 商人、传教士和领事们，是当时最早的一批观察者，因而也就产生了传诵一时的博雅高论。现代西方汉学家同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一起，正在探索回顾中国古代的成就和弱点。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中国当代的学术权威不会像19 世纪先行者那样，被后来居上的人所超越。
来自近代学术界的第一种矫正性的理论是对帝国主义的重新评价。霍布森、列宁和本世纪初的其他人依据新的经济科学对历史做出了唯物主义论的阐述。在专心致力于剥削的帝国主义者心目中，最重要的就是财政的剥削。更微妙的作用如现代化，技术转让，体制的建立，以及民族主义精神，都不是同等重要的事。事实上，实际的记录现在看来是很复杂的。在某些情势下帝国主义确实是剥削的，但在另一些情势下它倒更像是一种发展的粗糙形式。有时候它甚至在物质上对你有好处。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创痛是心理的。对于任何具有自豪感的民族来说，它最令人感到羞辱，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弊害。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观念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主要输人物。让我们留意一下它在中国现代史上造成的奇异的不平衡。我们可以看看几个演进的阶段：
l ．侵略的欧洲列强记录了它们的“武功”：从英国的鸦片战争（1839 －一1842 年），英法联军的人侵（ 1856 一1860年）； 19 世纪即年代中法对安南的战争，到1895 年日本甲午之战的胜利和1895年反对义和拳的“人侵”。外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回忆录和政府档案。H 。 B ．摩尔斯在1900年以后从英国的“蓝皮书”上摘录了关于中国的记录，并颇为恰当地称之为《 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 。然而，这本书成了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主要著作，其中有一章甚至专讲太平天国起义，因为这场起义涉及到了英法关系。
2 ．近代中国历史学者以摩尔斯的著作开始，进一步编出一本与英国“蓝皮书”相似的中国著作。在鸦片战争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本世纪30 年代，道光皇帝致林则徐总督的谕旨被披露出来，而在广州与林谈判的英国舰长C ，义律从维多利亚女王政府收到的训令，却在如年前的184O 年就发表过了。中国方面就是这样慢慢赶上去的。
3 ，对外交往研究强于内政研究这种不平衡现象，还不止如此。2O 世纪3O 年代至60 年代间，中国政府抛出了好几卷“中国近代史”，而外交方面仍抢在前面。显然中国的外事关系吸引了更多的官方注意力，而且拿得出容易发表的档案。但是中国社会和国家的实际经验如何呢？是不是对外关系事实上压倒了国内关系呢？或者是外国人先有这样想法，中国的爱国者后来才想到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停下来先看看19 世纪的中国和18 世纪的欧洲。自然，一个人总要以土生土长的事物概念应用于新的研究领域，否则我们就不能分析它。但是这样做，常使我们去找（或不去找）我们想寻求的东西。
当我们观察1800年的中国社会时，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惊人的矛盾现象是：社会的体制机构，特别是政府，表现出极差的应变能力，而人口和经济方面，却在经历着迅速、巨大的增长。直到最近，这种矛盾现象仍不大为人所注意。它可以被称为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无论在19 世纪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思想中，还是在那场侵略的最后阶段出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国近代史都是从l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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