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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全译-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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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肖以遭祸”，所以就连“经传篇数”也被说得神乎其神，如说《春秋》纪鲁十二公，是取法于一年十二个月，而《春秋》则为年名。他的结论是：“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
本篇所谈的五经原委，是研究两汉经学源流的可靠资料。
【原文】
81·1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注释】
五经：参见25·17注。
蚤：通“早”。
汲汲：形容心情迫切的样子。
正：纠正，考订。粗粗：浅陋。
【译文】
儒者解释五经，大多不符合五经的真实情况。先前的儒者不见它的来龙去脉，凭空编造许多虚妄之说。后来的儒者迷信前辈老师的说法，遵循旧有的解释，把那些辞语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就急于当老师教人，及早做官，迫切地争着往上爬，没有时间集中精力用心钻研，以考订核实五经的本来面目。所以虚妄之说流传不绝，真实面目被埋没而不被发现，五经全都失去了它真实的面目。《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史事比较容易弄清，只要对有关五经题目方面的各种浅陋说法略加纠正，便可以弄清有关经书内容方面的微妙解说。
【原文】
81·2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11），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12），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13），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14）。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15），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16），征为古文《尚书》学（17）。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18），空造百两之篇（19），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20），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21），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注释】
二十九篇：指今文《尚书》二十九篇。
李斯：参见21·12注。
济南：郡名，在今山东西北部。伏生：即伏胜。参见61·8注。
孝景皇帝：汉景帝。参见9·12注。“景帝”当为“文帝”之误。《史记》、《汉书》皆云派晁错向伏生学《尚书》的是汉文帝。下同。
始存《尚书》：指开始设立博士官，教授《尚书》。据《后汉书·翟酺传》，立《尚书》博士是在汉文帝时。
晁错：参见39·8注。
倪宽：参见10·10注。
孝宣皇帝：汉宣帝。参见11·5注。
河内：郡名。参见36·7注。
各一篇：据《隋书·经籍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王充说“一篇”，实际上《说卦》原本合《序卦》、《杂卦》为一篇，是同一回事。逸《书》一篇自来认为是《泰誓》，唯逸《礼》一篇不知为某本某章。
（11）博士：指汉武帝时开始设立的五经博士。
（12）孝景帝：本书《案书篇》作“孝武帝”。有关的史书记载亦互有出入。
（13）共：通“恭”。鲁共王：参见61·1注。
（14）得百篇《尚书》：据《汉书·艺文志》，鲁共王拆毁孔子住宅所得的用古文字写的《尚书》，于当时通行的二十九篇之外，多出十六篇，计四十五篇。
（15）中：指宫中藏书之处。
（16）孝成皇帝：汉成帝。参见11·5注。
（17）古文《尚书》：汉代《尚书》的传本有两个，一个是今文本，一个是古文本。今文本由伏生传授，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所以叫今文《尚书》，也称为“伏生本”。古文本就是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尚书》。这部《尚书》是用不同于隶书的古文字写的，因此叫古文《尚书》。又称“孔壁本”或“壁中本”。
（18）东海：郡名。参见34·14注。张霸：参见55·9注。百篇之序：指一百篇《尚书》残存下来的各篇的序言。
（19）空造百两之篇：参见36·8注。
（20）秘百篇：指宫中秘藏的一百篇古文《尚书》。
（21）白：上报。当：古代判罪叫“当”。
【译文】
解说《尚书》的人，有人认为它有一百零二篇，后来遇到秦朝焚烧《诗》、《书》，遗存下来的只有二十九篇。说秦朝焚烧《诗》、《书》是对的，说《尚书》本来就有一百零两篇就错了。《尚书》本来有一百篇，是孔子用来传授学生的。遇上秦朝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五经，济南郡的伏生抱着一百篇的《尚书》隐藏在山中。汉文帝时，开始设立博士官传授《尚书》。伏生从山中出来以后，汉文帝派晁错去跟伏生学习《尚书》二十余篇。伏生年老死去，《尚书》因此残缺不全。晁错将《尚书》传授于倪宽。到汉宣帝时，河内郡的女子拆旧房子，得到失传的《易》、《礼》、《尚书》各一篇，把它们呈奏给朝廷。汉宣帝交给博士们传阅，这以后《易》、《礼》、《尚书》又各增加了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了。到汉景帝的时候，鲁共王拆毁孔子的教授堂来修建宫殿，在墙壁中得到了百篇《尚书》。汉武帝派使臣去取来看，没有谁能读懂，于是就把它秘藏在宫中，外间不能得见它。到汉成帝时，征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东海郡的张霸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凭空编造出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把它献给汉成帝。汉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尚书》来校对百两篇本全都不相符合，于是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问治罪。司法官吏上报张霸的罪当判死刑，汉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没杀他，又爱惜他的著述而没销毁它。所以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流传在世间，传阅见到它的人就说《尚书》本来有一百零两篇了。
【原文】
81·3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五经总名为“书”。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书百家语者刑（11），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家之书也（12）。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经谓之书矣（13）。
【注释】
博：通“■（bó柏）”。古代的一种棋戏。博戏：这里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引文不知出自何书。
子路：参见8·3注（15）。子羔：参见26。19注。费（bì闭）：春秋鲁地，在今山东费县东北。宰：地方小官。
以上事参见《论语·先进》。
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本书《语增篇》当为“三”。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
咸阳宫：秦都咸阳城内的皇宫。
博士：参见3·3注（13）。
仆射（yiè夜）：官名。这里指博士仆射，是博士的长官。周青臣：参见25。18注。淳于越：参见25。18注。
卒：同“猝”。田常：参见29·8注。六卿：指春秋后期晋国的范氏、中行（hánq杭）氏、知氏、韩、赵、魏六家世卿。他们掌握晋国大权，后因相互兼并，范、中行、知三家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
黔首：老百姓。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谓。
（11）诸：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本书《语增篇》“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当为“诗”字，形近而误。
（12）诸家：寻文义，当为“诗家”之误。
（13）本句下“谓”字为“诗”字之误，而又与“经”字互倒。经谓当作“诗经”。
【译文】
有人说秦朝焚烧诗书，烧的是解释《诗经》的著作，《诗经》本文并没有被烧毁。《诗经》被烧掉的正是它的诗本身。“书”，是五经的总名称。传上说：“男子不读经书，就会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思想。”子路让子羔去费地做县宰，孔子说：“这简直是害人子弟。”子路说：“费地有老百姓，有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社稷，为什么只有读书才叫学习呢？”这些都证明五经的总名叫“书”。传授的人不知道秦朝焚烧诗书的起因，所以不了解烧书的实际情况。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设酒宴，七十个博士上前为秦始皇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进前称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认为秦始皇不封赐子弟，终有一天会出现像田常、六卿争权那样的祸乱，就无法挽救，讥讽周青臣的称颂，称之为阿谀奉承。秦始皇把淳于越的议论交给丞相府去评议，丞相李斯认为淳于越的建议不能采用，因此说诸生的议论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迷惑与混乱，就命令史官将五经全部烧掉，有敢于私藏诗书及百家著述的就判刑，只有博士官才能收藏五经。可见五经都烧了，不光是烧掉了解释《诗经》的书籍。传闻的人相信了只烧“诗家之书”的说法，看到焚书令中的“诗书”二字，就认为烧的只是解释《诗经》的书籍了。
【原文】
81·4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译文】
传授的人也许知道《尚书》被秦朝所焚烧，而认为二十九篇是其中在当时已经亡失没有被烧掉的部分。真像这种说法的话，《尚书》二十九篇，就是秦焚书后的剩余了。七十一篇被烧成了炭灰，为什么二十九篇唯独会遗留下来呢？伏生年纪大了，晁错跟他学习《尚书》时，恰好学得二十多篇，伏生死了，所以唯独二十九篇出现在世间，而七十一篇亡失了。本来亡失的是七十一篇，反而说成是二十九篇亡失了。
【原文】
81·5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
【注释】
曰斗：上“曰”字当为“四”字之误，而又与“斗”字互倒。文句应为“法斗四七宿也”。斗：北斗星。四七宿：即二十八宿。参见31·13注。
安得法乎：意思是二十九篇的篇数只不过是碰巧遗留下来的，怎么谈得上是“法斗四七宿”呢？
阙：通“缺”。残缺。
立法：指编造效法星宿的说法。
章句：章节句读。
三百篇：《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取整数而言。
【译文】
有人说《尚书》的二十九篇，是效法天上的北斗星和二十八宿。四七二十八篇，另外那一篇说成是效法北斗星，所以有二十九篇。《尚书》在秦朝灭绝，其中存在能见到的有二十九篇，怎么谈得上是效法星宿之数呢？汉宣帝时，得到散失了的《尚书》和《易》、《礼》各一篇，《礼》、《易》的篇数也才补足，又哪会有所效法呢？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缺遗的有七十一篇，单单为二十九篇编造效法星宿的说法，怎么行呢？有人解释说：“孔子另外选了二十九篇，唯独二十九篇有所效法。”这大概是一般读书人的解释，不一定是传记上的明文。二十九篇残缺不全，就有传授它的人，根据这个不完整的篇数，编造出效法星宿的说法，既失去了圣人的本意，又违背了古今的事实。经书有篇数，就像有章节句读一样；有章节句读，就像有文字一样。文字具有一定的意义以构成句子，句子具有一定的数目以构成章节，章节具有一定的体例以缀结成篇。篇就是章节句读的结合。说篇数有所效法，这就是说章节句读也有所效法了。《诗经》古时候也有几千篇，孔子删去重复的篇数，订正而保存下三百篇，如同《尚书》只有二十九篇一样。说《尚书》二十九篇有所效法，这就是说《诗经》三百零五篇也有所效法了。
【原文】
81·6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记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注释】
十二月：意思是《春秋》记载了鲁国十二个君王的历史，是效法于每年十二个月的。十二公：指春秋时期鲁国的十二个君王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公。
人道：指儒家所主张的道德规范。浃（jiā加）：彻，周全。
王道：儒家称以“仁义”治天下叫“王道”，与“霸道”相对。
善善：表彰好的。恶（wǖ务）恶：谴责坏的。
近：接近。这里是比得上之意。引文参见《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三军：参见8·8注。六师：这里指国家军队下面按六个师进行编制。《周礼·夏官序》：“二千有五百人为师。”二千人：指六师有一万二千人。古代有一种说法，精良的军队只要一万二千人就足以战胜敌人，横行天下。
诗：据下文“贤者作书”例，当删。
科条：这里指文章的章节。
【译文】
有人解释《春秋》，说是效法每年十二个月的。《春秋》按鲁国十二公编年纪事，如同《尚书》有一百篇一样，一百篇无所效法，十二公怎么会有所效法呢？解释《春秋》的人说：“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人道’周全，‘王道’完备，表彰好的，谴责坏的，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没有比得上《春秋》的。”如此说来，通过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为人之道和治国之道正好全部讲透了。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攻伐敌寇，横行天下了，有令即行动有禁即停止，不一定是效法了什么东西。孔子编写《春秋》，只记载了鲁国十二公，正像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样；将士有一万二千人，正像《春秋》纪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样。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组成一国的军队，那么孔子通过《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纪事，也完全可以阐明自己的道理了。论说此事的人喜欢把道理说得神乎其神，把意义夸大得毫无边际，认为不这样做就会遭受祸殃，所以经传的篇数，都被说成是有所效法的了。考订核实根本，评论那些文章的含义，孔子编写《春秋》和那些贤人写书，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圣人写经，贤人写书，意义和道理讲尽了，文辞完备了，就构成了篇。他们编写一篇，就把同一个种类的内容归在一起，把章节互相连接起来。如果种类不同，论说不一样，就另外写成一篇。意义不同文章就不同，事情改变了篇目也就更换了，根据事情的意义来写作，有什么效法模仿的意思呢？
【原文】
81·7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记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注释】
赤制：指汉朝。按阴阳五行说，汉朝是火德，而五色之中与火相应的是赤色。中数：半数。为赤制之中数：按谶纬说法，孔子作《春秋》是为汉朝制法，而断十二公，是表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已尽，一姓不得再受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是孔子为汉朝预先制定的享国年数的一半。五纪：指岁、月、日、星辰、历数。
邪：表肯定，同“也”。
三世：“三世”二字不当重，或即下“三世”二字当作“三八”。
说：据文意当为“设”。五十年：实际上鲁隐公享国十一年。
【译文】
有人解释《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认为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又解释说这是汉朝享国年数的一半。又解释说这二百四十二年，为人之道周全，君王治国之道完备。如果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这个说法正确，那么所谓把“人道”、“王道”讲透的说法就不对了；如果说所谓把“人道”、“王道”讲透的说法正确，那么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说法就错了。二者互相冲突而想确定它的含义，圣人的本意又怎么来确定呢？凡是记载事情而标明年月日的，是为了记得详尽以表示对事情的重视。《洪范》用五纪、岁、月、日、星，是记录事情的文字，不是效法模仿的说法。《春秋》记载鲁十二公享有君位的年数，总共有二百四十二年，这些就成了确立中寿三世说的根据了。实际上，孔子记载鲁国十二公的历史，是认为十二公的事情正好足以阐明“王道”。根据中寿三世的说法，而中寿三世的年数正好是由十二公的享国年数才凑足的。如果根据记载十二公的事情足以阐明“王道”，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为了凑足中寿三世的年数才出现的。如果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取三八二十四之数，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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