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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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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暴吏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则是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比北宋更严重，神宗赵顼时，国家赋税收入每年６０００多万贯，是北宋的最高额。 南宋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年），税收也达６０００万贯，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年）增加到８０００万贯。南宋统治地区不到北宋的２／３，税收反而增加，可见赋税剥削多么残酷。再就土地的情况看，北宋初年官僚地主的土地限额是３０００亩，宋朝的政策不抑兼并，南宋时有数十万亩地的地主为数不少，这都是侵吞农民的土地得来的。而且官僚地主有地无税，农民无地却要纳租。有人说南宋农民所受的剥削是“剥肤摧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 ”，这并不夸张。
策论中提到的和籴，则是南宋政府剥夺人民的特有手段，它像直接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绳索一样。和籴是官府按户主的田产多寡摊买粮食，由官府定价，当然低于市价，甚至分文不给，纯属剥夺。从表面上看，文天祥传 ？１８？好像富人负担多，穷人负担少，实际上不是这样，富人向地方官纳贿，自然少派或不派，负担大多落在穷人身上。每次和籴颁布，都有不少人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文天祥说：“东南民力竭矣 ！”这是真实情况。
第二个问题，关于人才和士习。文天祥认为“士习厚薄，最关人才 ”，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风败坏。他说 ：“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校艺于科名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校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竞奔于世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士风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 ！”这段话把南宋士人风气败坏描绘得淋漓尽致。南宋士人追逐名利是不择手段的，当时国家忧患重重，士人忧国忧民的不多，想升官发财的却不少。有一种人是借议论国事来猎取虚名，博得一官半职的。理宗时候，这种情况也很普遍。贾似道看透太学生的这个特点，用做官、赏钱收买他们，他们也就为贾似道歌功颂德。当时有人写讽刺诗说：文天祥传 ？１９？“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 。”由此可见一斑。另一种人是借道学做官。当时朝廷提倡道学，有人以讲道学为终南捷径，以谋求官职。他们不谈国计民生，终日只讲天理性命，正心诚意。朝廷也希望他们这样，以免议论国事，惹事生非。这种士人对国家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陈亮向皇帝奏称：今世儒生，自以为得正心诚意的圣学，其实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国家奇耻大辱，漠不关心，群聚埋头拱手高谈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么。朝廷委任庸人，笼络小儒，敷衍度日，臣不胜愤慨之至！这把士人的堕落和朝廷用人政策的错误，作了大胆的揭露。
文天祥对这种士风十分不满，他提出必须改变士习，发扬正气，才能发现可用的人材。他主张对青少年要有正确的家庭教育，除了读书，还应恪守封建道德。他还建议国子监的学生既要学习经学，也要学习治国之道和边防、水利等科目，使学者不是只图浮名，而要能办实事。这种见解在当时来说，是很可取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兵力和国计。文天祥认为两者是互相影响，有密切关系的。他承认当时确实兵力不足。他说，宋和蒙古发生战争以后，前线东起东海（黄海）， 沿着淮河、襄樊，西至四川，处处都须要屯兵设防。调两淮的兵到东海守城，两淮的兵力不足；文天祥传 ？２０？调荆州的兵警卫襄樊，则荆湖兵力不足；调江淮的兵入川，下游兵力也不足。兵力不足，国家自然就弱了。要变弱为强，就得招兵。招兵要发饷，财政机关却拿不出钱，确实是矛盾。但文天祥反问，难道国家真的没有钱养兵吗？不是的。他指出主要是国家没有计划，除交纳岁币银绢以外，从没有订出保证军需的政策，饷项来源自然困难。他指出皇室、大臣和寺观的挥霍浪费，是国家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那些“照耀湖山”的“琳宫梵宇 ”， 建筑时争奇斗巧， 要耗费多少银子呀；宫廷中“霓裳羽衣 ”，“靡金饰翠 ”， 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皇帝对贵戚近侍“量珠辇玉”的赏赐，是国库的沉重负担。国家的钱都花在这里，养兵的费用还能有多少呢？ 他尖锐地指出：“盖天下之财专以供军，则财未有不足者 ”，只有“急求所以节财之道，则财计以充，兵力或于是可强矣”！
文天祥对这三个问题的对策，概括来说，就是纾民困，淳士风，节国用，这些都是正确的。他的建议是匡时救世的良言。一个２１岁的青年，能提出这样的对策，是难能可贵的，显出了他具有蓬勃的朝气。
但是对于第四个问题， 他说：“臣闻外之虏寇，不能为中国患，而其来也，必待内之变；内之盗贼，亦不能为中国患，而其起也，必将纳外之侮。盗贼而起于通虏寇，则心腹之大患也 。”所谓“盗贼”是指文天祥传 ？２１？起义农民。在他看来，女真、蒙古军事贵族的南侵不是不可战胜的，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认为内部有农民起义才招致了他们的南侵，则不符合事实。北方民族南侵，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的上层军事贵族出于贪婪而实行战争掠夺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原政权腐败，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并不是农民起义造成的。他把农民起义看成是更大的威胁，主张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时候，首先应剿灭“肘腋之蜂虿，怀袖之蛇蝎”的起义农民，这完全是错误的。比如他举例说李成勾结杨么，成了绍兴年间国家的大患，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南宋统治者对杨么的诬蔑。事实是伪齐皇帝刘豫命李成派人送金帛文书向杨么招降，被杨么严词拒绝，不久又派来３０多个说客，带来更多的财物，企图诱惑义军，起义军把他们全部杀死，投入江中。文天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起义农民的仇视。这种思想使得他不能联合农民起义军来抵抗蒙古铁骑的进攻，阶级偏见蒙蔽了他的聪慧。
对四个问题提出对策以后 ， 文天祥还建议应当“重宰相”、“收君子”。重宰相就是要皇帝严肃纲纪，整饬吏治，改变政出多门的现象，排除外戚、宦官干政擅权。收君子就是主张任用正直的士大夫管理国家政事，听取公论，奖励直言。他认为凡是因直言被贬文天祥传 ？２２？官的，应当召回复职。
这篇御试策还有一段精彩的议论。题目中指出对策用词要“勿激勿泛 ”，也就是说，既不要措词激烈，危言耸听；也不要泛泛而谈，言之无物。文天祥对这几句话非常反感。 他写道：“臣等尝恨无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积，幸见录于有司，得以借玉阶方寸之地，以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将明目张胆，謇謇谔谔，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 ？”这说明文天祥主张议论要尖锐泼辣，击中要害，认为这是臣下忠心的表现，实际上是要求皇帝采纳逆耳的忠言，重视社会的公论，不要厌恶大臣的犯颜直谏。他还说：“然则臣将为激者欤？ 将为泛者欤？抑将迁就陛下之说，而姑为不激不泛者欤 ？”这几句与其说是对皇帝的反问 ， 无宁说是提出了抗议，在廷试中居然敢于诘问皇帝，反映了文天祥的刚直性格和对国家的耿耿忠心。这些事实也反映了文天祥参加进士考试，猎取功名不是唯一的目的，他所切望的是皇帝能采纳他的主张，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国家强盛。
文天祥的这篇《御试策一道》的确是一篇优秀论文，体现了他在哲学和政治方面的思想观点。文章直文天祥传 ？２３？言论政，从自强不息、改革不息的观点出发，向朝廷提出了不少建议，对朝廷的缺点和错误也提出了善意的规劝。文章有理有据，切中时弊，提出了对策，显示了文天祥的满腔热情，非凡的胆量和出众的才华。
考完之后，考官开始阅卷，试卷上的姓名是密封的，看完后排好名次。几天后，被录取的试卷送到理宗手里。
宋理宗一份一份地阅读着，按照当时的规矩，被录取试卷的顺序，是以成绩高低排列的，文天祥的卷子被列在第七。
当宋理宗读到文天祥的策论时，他连连拍案叫道：“妙，妙，写得好，切中要害，国事的确是被一些糊涂官吏给弄糟了 。”
理宗本是个不学无术的昏君，国家形势的每况愈下，他有直接责任。但这次从出御试策题目，到选取进士，他偏偏耍了个花招，想要掩人耳目，让大家认为皇帝是英明的，而国家不景气都是昏官太多所致，所以如今要选些有胆识的人来做官。文天祥的文章，之所以被理宗看中，原因就在这里。而主考官王应麟则是南宋的著名学者，他仔细读了文天祥的文章后，也赞叹不已， 对理宗皇帝说：“这篇策论文格调高古醇厚，犹如历史的明镜，作者的忠肝义胆犹如坚硬的文天祥传 ？２４？钢铁磐石，我为皇上获得这样的奇才而恭贺 。”理宗急切地问：“他是何方人氏？ 这篇策论理应排第一，怎么排在第七呢 ？”
王应麟一听，正中下怀，因为在评卷时，他提出此卷应为首卷，却遭到其他人的反对，现在天子提出点为头名，他为何不乐！ 忙说：“我等有眼无珠，不识金玉，罪该万死 。”
王应麟于是打开密封条，“ 文天祥”三个字跃入眼帘。
理宗觉得十分吉利，笑道：“ 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于是，他拿起御笔，在文天祥的卷子上写上四个字：“头名状元”。
公布进士名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天，集英殿里热闹非凡，大小官员及考生都等候着皇上驾到宣布结果。理宗来了，登上大殿，亲自唱名：
“头名状元——文天祥，第二名……”
待二名榜眼、三名探花这三鼎甲的名字唱完，理宗皇帝又亲自赐给这三人袍笏，再赐御馔。然后，让他们披红戴花，骑上高头大马，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到繁华的街道上。路旁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从人们的眼神中，文天祥看出了百姓对他的期待。此时，他除了荣耀和激动的感觉外，更多的感想是：今后要为国家、为百姓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文天祥传 ？２５？
文天祥在这次考中的５６９名进士里名列第一，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尽管弟弟这次没有考取，父亲也无比兴奋。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准备为国施展才华的时候，陪同他前来考试的父亲不幸患急病在临安去世。这是多么沉重的精神打击啊，文天祥失去了父亲，更失去了一位严师，他伤心得几乎要昏厥。按照封建社会的陈规，父母亡故，儿子需守孝三年，文天祥当然不能例外。在一个阴雨天，他和没有考中进士的弟弟文璧护着父亲的灵柩回乡去了。
文天祥传 ？２６？
第三章 阻迁都奏斩奸贼
宝□六年（１２５８年）八月，文天祥服丧期已满，有人劝他上书宰相求官，但他却毫不在意地说：“ 着什么急呢 ！” 吉州知州有心替他向朝廷提出申请，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这两年来，随着对朝廷内部认识的深刻，文天祥已经不热心出来做官了。当时，理宗在朝廷中重用的是董宋臣和丁大全两人。董宋臣是理宗的内侍宦官，最善于讨好献媚。为了供理宗享乐，他不惜花费重金在宫中修造芙蓉阁、香兰亭，招进舞女倡优，因而很受宠爱。丁大全则靠巴结董宋臣爬上去，当上了参政知事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大权独揽，不顾国家安危，为图私利，干尽了坏事。人称丁大全有四罪：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由于朝廷仍是坏人当道，好人自然倍受排挤，因而，朝政更败坏了。
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正月，弟弟文璧要赴京应试，于是文天祥就陪他走水路，取道长江，一起来到临安。五月，文璧殿试中了进士，文天祥也由朝廷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三年前，文天祥中进士后因父丧没有行门谢礼，因而这次要补行文天祥传 ？２７？之后才能赴任，就这样又拖延了一些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国家形势紧急起来。
一年前，蒙古军就开始南进了，他们兵分三路，从不同方向推进，准备时机成熟后，给南宋以毁灭性打击。而丁大全为了粉饰太平，既不如实向理宗皇帝报告军情，也不积极准备御敌。等到理宗突然发现蒙古军要渡长江攻打鄂州（今武昌）时，一下子慌了手脚，朝廷里一片混乱。
胆小如鼠的宦官董宋臣，极力劝理宗皇帝迁都四明（今宁波），以避开蒙军的进攻。他振振有辞地说：
“四明靠海，如果蒙军逼近，可以乘海船逃走。当年金兀术渡江时，宋高宗就是由临安到四明，乘海船才保住性命的 。”
要不要迁都，理宗一时拿不定注意，他让大臣们计议。
军器大监何子举对吴潜提出：“若上行幸， 则京师百万生灵，何所依赖 ？”
御史朱貔孙也说：“銮舆一动， 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之盗贼蜂起，必不可 。”
据说，理宗曾就迁都问题征询吴潜的意见，他问吴潜：“蒙古兵日益迫近，计当如何 ？”
“只得迁都暂避 。”吴潜直率地回答。
“卿家如何 ？”理宗又问。
文天祥传 ？２８？
“臣当守此御敌 。”吴潜认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只要皇帝安全，国家一时有难，还是有希望的。自己身为宰相，守土有责，当然不能离开京师。
想不到这句话竟引起了理宗的疑心，他毫不留情地反问：“卿家想做张邦昌吗 ？”
张邦昌比秦桧更加声名狼藉，在南宋是人人唾骂的汉奸。理宗的猜忌，吴潜觉得这不仅是对他的不信任，而且也是极大的侮辱，他再不愿说话了。
这时朝廷中笼罩着失败、逃跑的气氛，南宋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迁都消息一传出，临安城里顿时闹得风声鹤唳，达官贵人都收拾行装，准备逃往别处，一般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个紧急关头，文天祥觉得不能不挺身而出。他预料到自己职卑言轻，皇帝未必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还没有就任，不能用职衔向皇帝上书，便以“敕赐进士及第”的身份，写了那篇著名的《己未上皇帝书》。
在这篇奏章中，文天祥揭露了董宋臣的罪行，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此议如果实行，“六师一动，变生无方 ”，“京师为血为肉者，今已不可胜计矣 ！”他认为董宋臣恶贯满盈， 不把他处斩， 举国上下的怨怒无法消解；中书的政令不得施行；敢于直言的贤才就有所顾忌，不敢出来任事；敌人的气焰不会被打文天祥传 ？２９？下去；将士的忠义之心不能激发起来，国家的祸患就没有平息的日子。
这些慷慨激昂的议论，不只是发自文天祥的肺腑，也是朝野许多正直之士的公论。当然，即使立即处斩董宋臣，矛盾也不能得到解决，局势也不会立即好转，但他希望理宗通过对董宋臣的处置作为开端，表示有悔悟的心迹，从而刷新政治，激励人心，挽救宋朝的危亡。他特别对理宗提出忠谏：
“方今国势危疑，人心杌陧。陛下为中国王，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六军百将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励其勤，斫案以奋其勇，天意悔祸，人心敌忾，寇逆死且在旦夕 。”
这段话很尖锐，很有气魄，却也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 ”，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蒙古崛起以后，成吉思汗率大军二十万进入中亚，灭亡花剌子模，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顿河流域草原地区，所向披靡。窝阔台继任大汗后，东征高丽，南灭金国，又派大军远征欧洲，在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先后建立了窝阔台、察哈台、钦察、伊儿四个汗国。但是蒙古和南宋的战争已进行了２５年，虽然蒙古兵也曾饮马长江，侵入南方，但东南半壁江山并未沦丧，文天祥传 ？３０？四川许多地方和京湖一带都还在进行抵抗，说明了灭亡南宋并不容易。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西部、南部山峦重叠，河湖布列，不利于骑兵的纵横驰骋。特别是南方需要水战，蒙古兵和北方兵都不习惯，力量较难施展。如果宋军据险抵抗，蒙古兵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六军百将之雄，非小弱也 ”，这也是事实。军民的反击是蒙古征服南宋的重大障碍。２０多年来，蒙古兵虽然打过许多胜仗，但也多次遇到激烈抵抗，吃过大亏。如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阔端率兵入侵四川时，利州（广元）守将曹友闻在青野原、大安两次击败蒙古兵。嘉熙元年（１２３７年）口温不花和察罕率军进攻黄州，被孟珙击退。第二年，宋朝任命孟珙为荆湖制置使，孟珙出兵三次，连战皆捷，接连收复信阳、樊城、襄阳、光化等军事要地，荆襄形势为之一变。也在这一年，察罕率兵围攻庐州（安徽合肥），在巢湖造船，企图进攻江南。 宋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和精锐部队扼守淮河要地；六合人赵时哽率领两淮民兵参加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攻势受挫，转而进犯滁州（安徽滁县）。 知招信军（江苏盱眙县北）余Ｘ提精兵救援，蒙古兵乘虚进攻招信军，被余Ｘ回师猛击，死伤无数。这时，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击蒙古军营寨。这支侵扰江淮文天祥传 ？３１？的蒙古兵，终于在官军、民兵的联合攻击下，损兵折将后北撤了。
四川军民的斗争也同样取得多次胜利。合州钓鱼城的大捷就是一次典型战例。淳 二年（１２４２年），余Ｘ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设立招贤馆，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播州（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建议在重庆北面钓鱼山等处修筑山城，又在嘉陵江、沱江沿岸险要的地方修建山城十余处，因山筑垒，屯兵聚粮，据险防守。蒙古兵几次入侵，都被宋军打败。这次蒙哥亲率主力部队进攻重庆、合州（四川合川）时，余Ｘ已经死了，知合州王坚坚决抵抗，蒙古兵猛攻数月不下。蒙哥亲自到城下指挥，王坚用大炮猛烈攻击，蒙哥被打成重伤，回军营后就死了。文天祥上这封奏章时，蒙哥已经死了四个月，因为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他还不知道。
激昂的士气，可贵的民心，说明如果朝廷能因势利导，指挥得宜，要击退蒙古兵是完全可能的。文天祥的分析是有根据的。
在奏章中文天祥还提出四项积极的建议：
第一，“简文法以立事”。他建议朝廷摒除礼仪上的繁文褥节，“用马上治”，即实行战时体制。具体做法是皇帝应在宫中选择一个地方，每日和两府大臣议论军国大事，并“博采四方之谋， 旁尽天下之虑”。文天祥传 ？３２？他认为如能做到上下如一，天下事就没有办不成的了。
第二，“仿方镇以建守”。他认为宋初矫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弊，削弱地方的兵权、财权，这虽然避免了藩镇尾大不掉的现象，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 一旦有事，州县的力量有限，守令权力微弱，无法调动兵马进行有效的抵抗。如能建立地方镇，辖几个州，选用知兵而有名望的人任事，许以调度之权，地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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