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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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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 open challenge to science）。二十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十九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
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洪秀全三十一岁（一八四三）于广州三度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的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期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
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包括国、共两党）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君不见今日朝中邓小平等「八老」都在靠气功师保健、保命；但是他们对风起云涌的民间气功组织，马上就要下禁令了。气功何伤哉？「聚众」犯法也。因为在中国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传统里，「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闹学潮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管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镇压。有机枪、有坦克，杀它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鸟兽散，佚机再聚。没机枪，没坦克，又招安无方，那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
洪秀全的「老三篇」
再者洪秀全在丁酉年（一八三七）「升天」时所看到的哪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小说《乌盆记》里的包公，或《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等到他再度翻阅六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他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份，把《圣经》窜改了七十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
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迨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生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一八四四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的还认为他悟道不深。因此他于一八四七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
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的，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历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
理由是这样的：
我们这宗已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却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也可说是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上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是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了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它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籅风水、阴阳五行、三教九流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筹，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最近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六三四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
治「穆斯林神学」（Muslim theology）的可兰经学家们，认为先知穆罕默德之下凡，是上帝派他把阿拉伯民族由泛神转向唯一真神的救世主——亦如摩西之感化犹太；耶稣之感化欧洲白人也。偱理类推，则洪秀全便是黄种人的穆罕默德了。不幸的是洪秀全所遇的「曾妖」，却远比穆氏当年在麦加所遇的异端，要强大的多，所以太平天国，就没有「鄂图曼帝国」那么幸运了。
「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
有些太平史家认为秀全在一八四七年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之前，未读过《新旧约》，此点笔者亦难苟同。不用说上述老三篇（秀全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的作品）；非有《新旧约》根底不能写出，犹忆笔者于五十年代之初，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所编之《中国文化史精义》计划翻译太平天国史料。在太平《幼学诗》中便碰到「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的诗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学诗》（载《太平天国诗文钞》，该书有），则改为「有知与无知」。我当时翻译，本可舍难就易，但自觉「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几经周折，才把割字译成circumcise。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盖在古犹太民族之社会习俗上，男性在幼儿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实在是一椿极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
《幼学诗》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文献。诗中呈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观。如所咏「妻道」一篇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强调的还是儒家的三从四德和大男人主义。但是它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却已相当深入了——基督教对无割之民，并不歧视。所以秀全在晤罗孝全之前，便早已学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的古怪教义了。
「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
所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的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琼斯堂」的生活。
洪秀全、冯云山早期所追求的显然也只是个「琼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二人一到紫荆山便写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见《太平天日》）。他们并没有与满洲皇帝争天下的大志。
后来杨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会，想建立一个「小天堂」，可能还是这个意思。不过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在人间建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们可能就开始羡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
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极之前早就出现了。
金田「团营」是什么回事？
且看我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它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后来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团营以后，又怎样的一步步造起反来呢？
原来广西省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械斗成习，聚众滋事，早已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导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
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一千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安定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洪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散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萎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内，而企图大举了。
【附注】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官书故意写成亚溃。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
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一八五○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三百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籍教主三十八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铮熳Ｒ环！健竿蚴倨鹨濉梗率瞪弦彩鞘潞笞贩獾摹�
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对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
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喜欢写「诏谕」的教主。他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师辞》或《讨武曌檄》、《讨粤匪檄》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二十余年之后，竟被封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金田起义既没有个确切地点，而且没个确切日期，也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他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潞笞肥鏊担骸副静挥矗弈喂俦趾Γ坏靡讯嗫挂病！刮蚁胝饩浠埃笾率强尚诺摹�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近年美洲发生「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其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永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一八五一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 、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胁则愈来愈大，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境界。三月二十三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极，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一八五一年九月窜入永安至羿年四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举动便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为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二十），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罗」等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满清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在广西，尤其是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太平军盘踞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一万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挡。攖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的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三十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赤匪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
倒霉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攖其锋，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张献忠传》，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长沙。围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汉阳；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奠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的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旄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的太快了。四年前还只是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千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
*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脱稿于纽约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六期
三、预言书中的蒋毛与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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