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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六十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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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他们一直跪到傍晚，得到的却是皇帝身体不适让他们回去的圣旨。赵焕情急之下说道：等到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陛下您还能说因为自己有病而让他们退回去吗！就是在这么危急的关头，万历帝还是不理朝政，而且从此衔恨赵焕。赵焕不久之后去世，朝廷没有给他任何恤典。
一些正直的官员屡次给万历帝上疏谏言，有的写得很激烈。有一个官员叫雒于仁，他写了一个奏疏，叫《酒色财气四箴疏》，就是批评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样俱全。万历皇帝很生气，要严厉处置他。多亏一些官员挽救才得幸免。这些官员说，如果您对他加以重刑，外界会误以为您真的有他提到的那些毛病，还不如显示您的宽大包容，让他离开任所削职为民算了。结果，雒于仁被斥为民。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
万历皇帝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万历亲政之初，阁臣还敢提出不同意见。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处理意见，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驳意见。如万历帝册立皇太子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臣）万死不敢奉诏”，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萎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有句话叫作“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
第二，宦官肆虐。明初朱元璋令镌铁牌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永乐帝在靖难之役时，宦官为他立了大功，此后重用宦官，遂为明朝埋下后来宦官干政的祸根。万历帝长期不理朝政，见不着大臣，上来的奏章又不批，也就听不到大臣的声音，那他的意旨就只能通过太监传达。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一些正直的官员上疏请求严惩不法的宦官，结果大多反招祸尤。我举一个例子。太监陈增为矿税太监，骚扰山东，弄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山东巡抚尹应元劾奏陈增二十大罪，却遭到罚俸的处罚（《明史？宦官二？陈增传》）。
其实，认真说来，历朝历代的情况大同小异。宦官专讨皇帝的喜欢，忠臣则规劝皇帝的过失，所以皇帝大多喜欢宦官的阿谀谄媚，而不喜欢忠臣的耿直良言。只不过万历皇帝厉害罢了。
因为朝中大臣不能跟皇帝直接沟通，官员升迁制度也混乱，朝廷中一些大臣就自立门户。于是，朋党竞起，互相倾轧，势同水火，扰乱是非。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党争日烈。
第三，党争激烈。先是出现东林党：“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明史？宦官二？魏忠贤传》）后来，楚党、浙党（大学士沈一贯始）、齐党等相继而起，后又出现阉党。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朋党已成，各持己见，互相攻击，搅得朝政是非难辨，乌云翻滚。后面将要讲到的辽东大员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的任免、升降、荣辱、死生等，都同党争有直接的关联。
《尚书？益稷》曰：“股肱堕哉，万事隳哉！”从朝廷上下解体，宦官肆虐，党争日烈可以看出，万历朝后期，特别是最后20年，可以说是中枢瘫痪，出现严重的朝政危机。不仅如此，万历朝中后期，政府财政状况，也是非常糟糕。
二、财政枯竭
万历腐败怠政，又挥霍无度，造成财政枯竭。具体说来：
第一，军费浩大。三大征：平啺葜遥ǚ岩�200万两；援朝抗倭，花费银700万两；平定播州之乱，花费银300万两。总数大约有1200万两。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是加重了国库的负担。
第二，宗禄沉重。明朝的宗室，吃国家俸禄。开始时，朱元璋的子孙们还比较少，但经过200多年的繁衍，人越来越多，宗禄就成为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了宗禄的情况和局面的严峻：他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dàn），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于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出！于是林润沉重地警告说：“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ɡòu）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不可不为寒心。”这个事情，发生在万历后期，说明大明帝国已经养不起宗室这些子孙了，这座大厦有倾覆之危，这个王朝有陆沉之忧。
第三，加派赋饷。钱粮不够，就只有加派赋饷。万历时，加赋白银520万两；到崇祯时不够，又加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总数是2480万两。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百姓身上出。这样做不就是竭泽而渔吗？不就是逼民造反吗？后来东北的辽事，西北的民变，万历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了祸根。
第四，税监横行。当时除户部掌管国库的钱财外，皇帝也有自己的金库，这笔钱叫“内帑”。万历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就派矿监、税监、盐监、珠监等，到全国去搜刮。下面举几个例子。
陈奉，御马监太监，到湖北，“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有数千人沿途高喊鼓噪、投掷石块；他的党徒“直入民家，奸**妇女”，激起民众公愤，万余百姓咬牙切齿，包围陈奉衙署，一定要杀死他。陈奉逃入楚王府。民众气愤地将其党徒16人投入江河（《明史？宦官二？陈奉传》）。
马堂，天津税监，纠集地痞无赖抢掠中产之家财物。民众非常气愤，远近罢市，有万余名州民放火烧了他的衙署，打死他的同伙37人（《明史？宦官二？马堂传》）。
杨荣，到云南，“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冤民万人烧了杨荣的房子，并将其杀死投入火中，又杀其同党200余人。万历帝得到奏报，难过得好几天吃不下饭（《明史？宦官二？杨荣传》）。
高淮，尚膳监太监，也就是御膳房的太监，后来出任辽东的矿税使，横行霸道，对巡抚、总兵任意呵斥，很多人起来要把他撵走，但是不行，因为他后面有皇帝支持。
其实，万历不是不知道矿税之弊，而是明知故为。《明史？沈一贯传》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万历帝忽患病。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万历帝说：我病得很重了，但是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我的孩子就托付给先生您了，请您把太子辅佐为贤君。原来设矿监收矿税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大殿还没有完工。现在可以停下来，派出去的太监都召回吧。他说完这番话，沈一贯哭了，太后、太子、诸王都哭。沈一贯赶紧出去拟旨。当天晚上，阁臣、九卿都在朝房值班。第二天，万历皇帝又缓过来了，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叫太监赶紧找沈一贯，把那个谕旨追回来。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几个大臣都说不行，天子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下发。沈一贯稍一犹豫，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20人。宦官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沈一贯一看这阵势，只好交还圣旨。其实太监也不是都赞成皇帝收回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就据理力争，气得万历皇帝拔出刀来要杀了他。但是田义仍旧坚持己见，毫不退缩。这时候太监拿着沈一贯交还的那份上谕回来了。后来田义见到沈一贯就啐他说：“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就是说：您要是再稍稍坚持一下，矿税就撤了，为何这么胆小怕事啊！
三、边务废弛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中央王朝强盛的时候，边防就强固，边境就安宁；相反，凡是中央王朝衰弱的时候，边务就废弛，边境就多事。可以说，边防问题，是中央皇朝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个缩影。万历帝怠政，造成边务逐渐废弛，辽东局势日益严峻。
第一，边疆大吏，备受掣肘。朝廷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影响边疆大员。明朝辽东官将的任免、胜败，都同朝廷的党争密切相关。如熊廷弼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三次赴辽，很有建树，但因为党争，先被排挤下台，后被掣肘失败，最后落得个“传首九边”的下场（以后要讲到）。
第二，宦官监军，祖制少有。派太监到前线去监军，虽不是明朝首创，但太监监军所造成的危害，却是较前代更甚。这些太监，从小被阉割，生长在宫廷，不了解军事，不懂得兵法，不熟悉民情，更不懂地理，却在前线指挥一切。督师、经略、巡抚、总兵等都要听监军太监的。打了胜仗，功劳都是他们的；吃了败仗，全是经略、巡抚、总兵的责任。明朝后来辽东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太监监军。
第三，欠发军饷，官兵哗变。军饷不按时发，以辽东为例，有一次竟然长达三个月没有发饷，兵士到了没有饭吃的程度。有的士兵把衣裤卖了，换点粮食吃；有的士兵干脆抢老百姓的粮食吃；有的士兵甚至夺马料吃！管火药库的官兵把火药私自卖给努尔哈赤，换点钱买粮食吃。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将领死的死，降的降，缺员严重，“残兵零碎，皆无人统率”。兵士则是身无片甲，手无兵器，装死扮活，不肯出战。招募上来的兵，多数都是无赖之徒，不习弓马，有的早晨从这个军营里报名领了安家月粮，晚上又跑到另一个军营报名去了。朝廷派来的援军，也是滥竽充数的多，战斗力很差。所以，这五六万辽兵，眼看着留下来难免一死，各营逃跑，在在都有，且“望敌而逃，先敌而逃，人人要逃，营营要逃”。不仅逃跑，有的还因为军饷等问题闹事，甚至哗变。
第四，兵器朽坏，滥竽充数。在辽东的行政中心辽阳，有一次检阅3万官兵，有2万人头戴着毡帽，破衣烂衫，没有武器，拿根棍子。明军打萨尔浒之前，官兵在练兵场上训练，拿着槊（ｓｈｕò）稍一抖，槊头就掉了。要杀牛祭纛（就是祭旗），刀是锈的，捅了三刀，才把牛杀死。这个刀怎么打仗啊？
第五，骑兵羸弱，杀马而食。辽东原有战马数万匹，兵败之后，一朝而空。剩下的马瘦弱不堪，不光是政府粮草供应不上的原因，许多骑兵故意给马断绝草料，有的甚至将马杀死，为的就是找借口不上战场。
第六，辽东百姓，人人思逃。明辽东军战败之日，辽、沈百姓放声大哭，人人思逃。逃难的饥民，吃草根树皮度日，草根树皮吃尽，竟然有父子相食者。
而正当万历皇帝骄奢**逸、醉生梦死的时候，世界上别的国家在做什么？
俄国 沙皇伊凡四世，已经召开了首届俄罗斯全国会议（时年19岁），并开始向西伯利亚扩张。这个时候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域归明朝奴尔干都司管辖，同俄罗斯并不接壤，俄罗斯向西伯利亚东扩，后来才出现康熙皇帝的雅克萨自卫反击战。
英国 向海外扩张——成立东印度公司，建立北美殖民地，国会讨论国家重大问题。
法国 在加拿大建魁北克城，国会讨论社会改革问题等。
再看国内，东北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已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他创立八旗，建立后金，统一女真各部，绥服漠南蒙古，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并发布“七大恨”告天，向大明皇朝挑战！
此时的明朝像大海航行中一艘船体裂缝的巨船，正在歪斜地下沉着！大学士、首辅叶向高看到了万历皇帝的朝政危机，他说：“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拾也！”（《明史？叶向高传》）万历朝政危机在当时有一个集中的爆发点，这就是所谓辽事，即辽东的边事、辽东的战事。而与辽东边事、战事密切相关者，有一位辽东总兵李成梁，我们下面就要讲到他。
附录：
《明史？王元翰传》载其上疏，极言时政败坏。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今华宁）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官给事中。为人骨鲠正直，意气凌厉，极言时政弊端，尝以谏诤自任。其疏陈万历弊政八端曰：
辅臣，心膂也。朱赓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可痛哭者一。
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
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
被废诸臣，久沦山谷。近虽奉诏叙录，未见连茹汇征。苟更阅数年，日渐销铄。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痛哭者四。
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平居冻馁，脱巾可虞；有事怨愤，死绥无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师十余万兵，岁靡饷二百余万，大都市井负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驱使赴敌哉？可痛哭者五。
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只章疏耳，今一切高阁。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无济，第存此议论耳”。言路惟空存议论，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
榷税使者满天下，致小民怨声彻天，降灾召异。方且指殿工以为名，借停止以愚众。是天以回禄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禄剥万民也。众心离叛，而犹不知变，可痛哭者七。
郊庙不亲，则天地祖宗不相属；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无事者。且青宫辍讲，亦已经年，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可痛哭者八。
帝皆不省。
第四讲
成梁守辽
关于李成梁守辽，下面分四个小题目分别介绍，就是北边防务、遏制蒙古、打击海西和局中之局，以利于大家了解和认识李成梁守辽的功绩和不足。
一、北边防务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金陵（今南京）建立明朝。当时，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沿运河北上，攻打元朝的都城大都（今北京）。徐达临行之前，请示朱元璋说，元主如果北逃，是不是要穷追不舍，除恶务尽？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朱元璋做了明确回答。《明太祖实录》记载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就是说，元主北逃，你不要追他，听其自然。所以徐达夺取大都后，对蒙古军队没有穷追务歼，这就使故元蒙古主要的军事力量没有被完全摧毁，“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元主退回漠北地区，自称“大元”，史称北元。北元蒙古不甘心于失败，不时犯扰内地，企望再次入主中原，恢复元朝，从而给后来明朝北部边务带来长期困扰。终明一代，蒙古骚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明朝建立之后，为加强北部防务，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1）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就是都城由原来的金陵（今南京），迁到北平（今北京），由天子亲自守国门。（2）大修长城，构筑防线。（3）设立“九边”，驻军防守，等等。“九边”的这个“边”，不是国界，而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塞外草原文化中间的一条大概的界限，九边的防御和战守，完全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战。“九边”就是沿着长城，由东往西，分别设立的九个军事镇守防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固原镇、宁夏镇、甘肃镇。辽东镇的设立是在洪武初年，其辖地，主要是今辽宁地区，不是辽河以东的狭义概念。在辽东，洪武初年设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进行军事防御和军事屯田，建立起军事组织系统。辽东都司设都指挥三员：一是都指挥使，管全镇的军务；二是都指挥同知，管军事；三是都指挥佥事，管军屯。都司下设卫：有卫指挥使、卫同知、卫佥事；卫下设所（千户）：正千户，管全所军务。一名副千户，专管军事。另一名副千户，专管屯田；千户所下设有堡（百户）、台（总旗）等。辽东镇是由朝廷派总兵官镇守，派巡抚、太监等在辽东监镇。辽东镇有严密的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从鸭绿江开始，往西大约有1000公里。
辽东镇的防御体系，以城堡为依托，以军队为防守。
辽东防御城堡，分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城五级，组成防御体系。
镇城：有两座，一座是辽阳城，为辽东都司城，是副总兵和巡按等的驻地；另一座是广宁城（今辽宁北宁市），为都指挥使分司城，是巡抚及总兵驻地。初期都指挥使司在辽阳，都指挥使司分司在广宁。巡抚和总兵驻广宁，因其更靠近蒙古，军事地位格外重要。后来满洲兴起，隆庆元年（1567年）辽东军政重心移到辽阳。
路城：辽东镇下设东、南、西、北、中五路屯兵城，就是路城。东路辽阳城（兼），南路前屯卫城，西路义州卫城，北路开原卫城，中路广宁城（和镇城合一）。
卫城：各路下分管二十五卫，有些卫单独建立了防御性的卫城，如宁远卫城、铁岭卫城、沈阳中卫城、金州卫城、复州卫城、海州卫城、盖州卫城等9座。后来袁崇焕镇守宁远卫城，这里发生过许多历史故事，以后将要专门讲到。
所城：卫下计有127所，所依托的城为所城，其规模较小。以下要讲到的抚顺，就是个所城。
堡城：也称台堡，有107座。
镇、路、卫、所、堡，众多城池，依托长城，构成一个强固的防御体系。辽东的军队，实行卫所制。设总兵官一员，协守或分守副总兵一员，其下有参将、游击、守备、备御等。卫所的建制，据《明史？兵志》记载，一个卫的驻军大体上5000人上下，一个所的驻军大体上1000人上下，下面还有百户（100人上下），再下面是总旗（50人左右），再下面是小旗（10人）左右。约相当于现在的军、师、团、营、连这么一个体系。后来实际兵员数有变化。这样，辽东镇组成了一道井然有序、层次分明、互相联系、依托长城的强固防线。辽东镇的总兵一任一任很多，跟本书关系密切的一个总兵就是李成梁。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李成梁守辽前后30年，他经营的辽东战守格局，一直影响到明末。
李成梁，生于1526年，死于1618年，享年93岁。他的先祖在朝鲜，明初内附，就到了辽东，后来落籍到铁岭，因军功授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李成梁出身将门，史载他“英毅骁健，有大将才”。但李成梁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富裕，不能袭职，直到40岁还是诸生。后来得到一位巡按御史器重，资助他到北京，才得以袭职。后因军功，升为参将，又升为副将，直至升为总兵官。李成梁升任总兵官之时，恰恰是在张居正当国的时候，大体就是万历元年（1573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这段时间。张居正对内整顿朝政，对外支持戚继光和李成梁。所以李成梁和戚继光都有所作为。直到现在，当年万历皇帝为李成梁敕建的牌坊，还矗立在今辽宁省北宁市。李成梁两任辽东总兵，第一次守辽22年，第二次守辽8年，前后30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遏制蒙古；第二，打击海西。
二、遏制蒙古
在明朝，蒙古主要分为三大部：一，厄鲁特蒙古，在西部，通常称为西蒙；二，喀尔喀蒙古，主要在北部，通常称外蒙；三，漠南蒙古，就是在大漠以南，通常称内蒙。其中重要的部族有鞑靼部、瓦剌部、兀良哈部、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各部分合，相互交错，彼消此长，极为复杂。
正如上文说的那样，此时蒙古的军队还有百万之众。这样一股强大的势力直接威胁着明朝首都北京：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己巳之变，史称“土木之变”，蒙古瓦剌军队打到今河北怀来，俘虏明英宗，然后攻打北京；明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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