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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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弗的哥哥霍伊特对此十分担忧。马弗被警察抓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驾驶执照被吊扣了两次，每次30天。霍伊特1940年9月就报名加入了陆军——这之后很久美国才真正被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他在军队里已经学会怎么遵守军纪，他觉得弟弟当兵之后也能受到正当管教。
　　霍伊特的女儿苏珊·梅尔尚对我说：“有关马弗叔叔加入海军的事儿还有个故事呢。”他的另一个女儿卡罗尔补充道，“对啊，奶奶对我说，是爸爸说服马弗叔叔去当兵的。”
　　马弗后来接受了哥哥的建议，于1943年7月28日报名参军了。他当时5英尺9英寸高，重129磅，蓝眼睛，戴副眼镜。是海军带领马弗走上了正路，对此霍伊特感到很骄傲。但他却未曾想到弟弟将有可能不会活着回来了。
　　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开飞机还是有一定危险的。飞机引擎有可能突然起火，或者在半空中就停止运转，而且导航技术也非常的初级。因此，对于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来说，能在距地面数千英尺的高空为国效力就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来自得克萨斯州奇尔德雷斯的华伦·厄尔·沃恩就是那种随时都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他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哈罗德·沃特斯说：“华伦·厄尔是个不要命的家伙。他喜欢生活在边缘的那种刺激。我想他应该会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他生活的方式就应该是那样的。”
　　我和他表姐埃塞琳·古德纳聊天的时候得知，叫他名字的时候不能只叫华伦。我问她，“那你们是怎么叫他的？”她答道：“华伦·厄尔，你得放在一块说。”
　　30年代的奇尔德雷斯是得克萨斯州西部一座满是尘土的小镇。镇上到处是农民拉满小麦和棉花的骡车。华伦·厄尔的表哥拉尔夫·赛兹说：“那个时候我们很穷，离家10英里以外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
　　在华伦·厄尔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他妈妈埃维。是埃维独自把华伦·厄尔养大的。母亲为他指明了生命的方向，把自己的宗教信仰传给了他，并教他如何明辨是非。在埃维和她惟一的儿子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的另一个亲戚比利·温德尔对我说：“埃维很崇拜自己的儿子，而他也非常尊重母亲。”
　　华伦·厄尔的长相特别吸引人，橄榄色的皮肤，黑头发，高颧骨。他的表姐马德琳·赖利解释说他有切罗基族印第安人的血统。赖利说：“这里面有个故事，早在19世纪初的几年里，几个白人移民拣到了一个切罗基族的孤儿，把他从一个婴儿抚养成人。后来这个孤儿就和我们家族的人结婚了。华伦·厄尔的外祖父看上去像个印第安人，可在他的十个孩子当中，只有埃维继承了切罗基族人的特征，深色皮肤，高颧骨，而且他还把这些都遗传给了儿子。”拉尔夫·赛兹记得他的表弟“非常高，皮肤很黑，很帅”。
　　女孩子们当然也注意到了他的外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处男了。”他的好友哈罗德·沃特斯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那时候不少女生都疯狂地喜欢他。想找个地方干那种事不成问题。我们把车开到城外1英里的地方，每伙人之间都相距1英里的距离。我们就在车里做。当然我们会用避孕套。如果你让哪个女孩儿怀孕了，你就得娶她。这种事儿可没有什么如果、而且、可是什么的。”
　　我对哈罗德·沃特斯说：“真没想到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在性方面就已经如此的开放了。”他略微想了一下接着说，“噢，我们那会儿就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开放。只不过我们当时不像现在的人谈论这么多罢了。”
　　哈罗德对华伦·厄尔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爱玩又胆大的个性。“我们开车去乡下的一个盐洞。谁也不知道那个洞到底有多深。那儿很冷。大伙儿都不愿意进去。我想那里面可能会有搞同性恋的人，我要是进去了准会被揍的。可华伦·厄尔就愣是跳进洞了。”
　　“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哈罗德继续说道，“华伦·厄尔开着车同一辆灰狗巴士公司的公交车较上了劲儿。他差点儿就刮上了那辆车，我坐在车里，魂儿都快被他吓出来了。他就是总喜欢找刺激。这就是他的个性，这就是他的活法儿。”
　　“华伦·厄尔对人非常友善，性格外向。”他还补充道，“他积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他就是那种谁都愿意在他身边呆着的人。有他在，什么都有可能。”
　　华伦·厄尔开的玩笑都是一些小孩子们的把戏，他从不伤害任何人。他会说服哈罗德和他一起排演学校的戏剧，然后让大伙儿不用花10美分买门票，完全免费观看。一次，他还发现了在篮球比赛时卖爆米花的那台爆米花机的存放地点。哈罗德·沃特斯回忆起来：“华伦·厄尔说，‘我去把那扇门改装一下，让它锁不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爆米花吃了。’我们后来真的这么干了几次。每次都塞了一肚子的爆米花，然后再装上一大堆留着路上吃。”
　　哈罗德和华伦·厄尔是特别要好的铁哥们儿。他们俩几乎形影不离，但就是因为这个，哈罗德有一次受到了批评。“一天，校长麦克卢尔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准备受罚吧。’‘为什么？’我问。‘今天华伦·厄尔在学校通往篮球场的过道上抽烟被我抓到了，我觉得你当时也一定在他附近什么地方躲着呢，’麦克卢尔先生说。但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和他在一起啊，可是别人都认为如果他在什么地方出现，我就也一定在什么地方。这事儿把华伦·厄尔逗坏了。”
　　华伦·厄尔在制冰厂和杂货店打工赚些零花钱。他在家是个孝顺的儿子，很听妈妈的话，还时常帮忙做些家务。可她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变得和其他男孩子一样调皮。“有一次埃维坐火车去艾马瑞里奥医生那里看病。”哈罗德对我说，“埃维在橱柜里常放些葡萄酒，是医生建议她每天都喝点葡萄酒的。可我们那天把那些酒都快喝光了，于是华伦·厄尔就用食用色素兑水再添到酒瓶里，以免他妈妈发现。”
　　还有许多事情埃维压根儿就不知道。哈罗德·沃特斯又对我说：“他妈妈离开家的时候就会把车锁在车库里。可是华伦·厄尔私下里自己去配了车和车库的钥匙，而埃维对此一无所知。每次他都会把车上的里程表卸下来，然后我们就开着他妈妈的车到处去追女孩子。等我们把车开回去时，他就会往车上撒些灰尘，这样一来，这部车看上去就像没人动过一样。要知道，在奇尔德雷斯，灰尘可多的是。”
　　华伦·厄尔那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女孩是漂亮的乔·伊夫林·米基。乔·伊夫林的妹妹杰丽还记得高中时，帅气的华伦·厄尔时常用车去接姐姐外出约会。“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杰丽·米基说道，“后来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然而，他们结婚的事要等到华伦·厄尔的事业稳定了再说。1941年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西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读书，课余时间他还在美国海军设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城的飞机场帮忙维修飞机零件。可是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华伦·厄尔开始觉得该是自己报名加入美国海军当一名飞行员的时候了。或许他那时候的想法与来自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韦斯利·托德一样：“在当时，能当一名海军飞行员听起来是件特别难的事。我一直想当个了不起的人，于是就去报名了。”华伦·厄尔是在1943年9月1日报名的，19天之后就是他21岁的生日。
　　“他去服役了，我们都很伤心。”比利·温德尔说，“但他不想让我们总是那么难过。因此常常会给我们讲个笑话什么的逗我们笑。”
　　马德琳·赖利回忆说，“我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的华伦是个结实的小伙子，他穿着那套海军制服非常帅，脸上洋溢着兴奋，斗志昂扬地准备接受眼前充满危险的使命。我们全家都为他感到骄傲。”当她和我说起这些的时候，她的声音哽咽了。过了一小会儿，她又深情地说，“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华伦·厄尔·沃恩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小伙子。”
　　战争结束后，许多日本人都说他们被打败了是因为美国在物质上占有优势。没错，同日本相比，美国能投入到战争中的材料真的是充裕得多。可是，另一个事实就是，美国之所以能打败日本也是因为她拥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小伙子们，比如弗洛伊德、迪克、华伦·厄尔等等。他们懂机械，会摆弄机器，他们胸怀为祖国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这些打了胜仗的小伙子们虽然下巴上还没长出几根胡子，但心里却有着美国人无比坚强的意志。
　　华伦·厄尔报名参军的同一年，另一个英俊但却更年轻的美国小伙子也开始渴望飞行了。来自新泽西州蒙伊弗里姆的吉米·戴伊甚至在连高中都没读完的时候，就想成为班上第一个当上飞行员的人。“吉米可是个爱冒险的主儿，”他的好友戴夫·克肖许多年后向我解释道，“他会到处跑着告诉所有人，他就要成为做某事的第一人了。有时候就好像是小孩子在吹牛。可他总是会坚持到底。最后他会回来告诉你他真的做到了。”
　　吉米·戴伊高中时的相片看上去就像是电影演员詹姆斯·迪安微笑着的样子——满脸的天真无邪，光滑的金发向后整齐地梳着，轻轻地咧着嘴笑。“吉米很会穿衣服，”他的同桌卡斯·该隐回忆说，“他穿的衣服都不错，而且搭配得也很好看。说实话，我那时候还真的特别迷恋吉米呢。”
　　蒙伊弗里姆是一个有1500人的小镇，离卡姆登很近，离费城也只有7英里远。戴夫·克肖记得蒙伊弗里姆是“一个乡下小镇，有几条土铺的街道。外界的一切都与这里无关。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什么热闹的节日，镇上甚至连个酒会都没办过”。
　　戴夫讲道：“冬天的时候，每当看到有汽车陷在房前的泥里，我们这帮男孩子就会端着煤灰冲出去。我们把煤灰倒在轮胎下面，这样一来我们推车的时候轮胎就不会打滑。我们飞快冲向陷住的车，是因为一旦我们能把车推出来，就能拿到点儿小费。”
　　“那时候，”他解释道，“我们周日上午去主日学校，下午和晚上去教堂。星期天是做礼拜的日子，要按上帝的旨意做事。我们从来没喝过酒，也不能玩纸牌、看电影，女孩子们不能化妆，也没有卖淫的。大人们教我们明辨善恶；我们唱《古老的十字架》这样的赞美歌。如果说大人们有什么担心的话，那么《国家地理》杂志在他们心目中就算得上是对我们最坏的影响了。”
　　蒙伊弗里姆虽然很小，但对于一个乐于冒险且处处想出人头地的乡村男孩儿来讲，的确有很多的机会。戴夫告诉我，“镇子外面有一条小河，你必须先走过一片林子才能到那儿，要想开车则根本过不去，那个地方真的好像与世隔绝一样。那条小河里流的是另一个镇子排出的污水。水面上漂着绿色的泡沫，河边竖着块牌子，上面写着‘河水已污染，请勿在此游泳，以免感染伤寒症’。可我们才不理会那牌子呢。但那河水真的很脏，大约5英尺深。圣枝主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那天我们去了那儿。河水冰冷，水面下可能还有危险的垃圾碎片漂浮着。吉米问我们大家谁敢跳下去。接着他就第一个跳了下去。他就是喜欢冒险，你要是想找个人去尝试什么新鲜事物的话，去找吉米准没错儿。”
　　还有一次，在一条很深的沟上面架着一块很窄的建筑用木板，吉米打赌他能第一个骑自行车从上面通过。“结果他人仰车翻了，”戴夫说，“而且是头先着地。我们把他从沟里拉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摔得迷迷糊糊的，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有一次，吉米和他的一帮朋友心血来潮，心想如果能偷偷闯进一家搬家存储公司的办公室，那一定会是件很刺激的事。“我们并不想偷东西或是搞破坏，我们就是想感受一下身处那种我们本不该在的地方时的胆战心惊的感觉。”戴夫说，“我们在办公室里呆了10分钟就出来了，与其说是怕警察还不如说是怕被我们的父母发现。我还记得是谁第一个从窗户爬进屋子的——当然是吉米。”
　　在吉米就读高中的1943年年鉴中，他的同班同学们是这样称他的，“班中情圣看上去，他喜欢追到了女孩就甩掉。”然而埃塞尔·琼斯和吉米约会过，她记忆中的吉米其实是个温顺的男孩，并不像年鉴中说的那样。“我们甚至从未接吻过，”她说道。伯妮斯·莫西尼回忆说，吉米那个时候总是“坐在我家门廊上琢磨着那些他想要约会的女生。我记得他爱上了一个啦啦队队长，可那姑娘对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吉米不仅是个乖儿子，还是个好哥哥。罗尼·戴伊比哥哥吉米小6岁。他回忆说：“妈妈总是对哥哥说，‘你不用走到哪儿就把你弟弟带到哪儿，他还是个小孩子呢。’可吉米却不介意，他和他的朋友们常带着我去看高中的橄榄球比赛。”
　　罗尼回忆起“吉米头脑里总是有个小算盘。他会在杂货店里以10美分3块的价钱买一些糖块，然后再以每块5分钱的价格卖给邻居家的小孩。他每天要去送报纸，在电影院里领座，然后还利用上课前的时间为邮局去送电报。他所有的零花钱都是自己赚的。他精力非常充沛。爸爸妈妈都为他感到由衷的骄傲”。
　　罗尼对我讲道，有一次吉米拿到了订阅杂志的订单，因此赢得一张陆军对海军的橄榄球比赛门票。可吉米却并没有安心地坐在那里观看比赛。“他一到球场就开始卖电视报。”罗尼说，“结果一场球下来，他带回家的是卖报赚的钱和脑海中射门时的几个瞬间。”
　　因为吉米的这种精神可嘉，蒙伊弗里姆商会为他颁发了一个奖项，证书上写道：“鉴于该学生优异的学习成绩及其突出的人格和品质，该奖项授予毕业班中在‘职业准备赛’上成绩最佳的学生。”
　　年鉴上写着，“吉米是商会奖项的获奖者，是班中情圣，曾担任校报《鹦鹉》的撰稿人，还出演了学校的戏剧《你不能把它带走》，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参战情结。在第56页上是家长教师协会写给毕业生的《祝贺1943级毕业生》。”贺词的第二段这样写着：“在国家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该为国效力，并以此来回报祖国所给予你的一切，这是你无上的荣耀。有朝一日你会自豪地对全世界宣告：当我的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我曾挺身而出保卫了她！”
　　吉米非常想当班上第一个说出那些话的人。况且他又是那样的向往在蓝天上飞翔。很显然，有了飞机是可以打赢这场战争的：就连吉米的那本年鉴的封皮上都醒目地画着一个代表胜利的大“V”字，背景是一团团汹涌翻滚的云朵，一架飞机翱翔其间，身后划出长长的一道线。
　　“他太渴望飞行了，”戴夫·克肖说，“在木制品车间里，我们为军队的识别课制作各种黑色的木头飞机模型。”吉米每天都在那里削制模型，然后给模型上色。这让他有了想当飞行员的念头。他最终说服了父母同意他去当兵。可不同以往的是，吉米在学校里并没有透露这件事。”
　　“上课的时候老师点名，可点到吉米的时候没人答应，”克肖回忆道，“吉米就这么消失了。”
　　詹姆斯·戴伊，也就是吉米，于1943年2月17日在费城报名参了军，那时候他只有17岁，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20磅。就在两年后的同一天，这一幕又将重新上演。
　　吉米就那么消失了。
　　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错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不愿意国家在军事预算上投入过多，也不愿意美国再次被卷入海外战场上的战争。美国是个完全孤立的国家。整个30年代中，美国国会曾分五次颁布一系列正式的中立法来使国家远离战争。
　　当阿道夫·希特勒听到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地拍掌欢呼起来，宣称说，“现在看来，这场战争我们是赢定了。我们的盟国日本在过去的3000年中从未被击败过。”
　　德国和日本凭借其强大的地面部队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但希特勒和裕仁天皇都没有听取过美国人的意见。到底该有一支怎样强大的军队？到底能指挥得了多少人？——在这些问题上，前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告诉他，美国只有拥有庞大的地面部队才足以应付日德带来的威胁。但罗斯福并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去招募数以千万的美国人打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德国人并不会像一次大战那样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大规模地残杀美国兵。尽管经利·米切
　　尔已经去世了，但他的话还牢牢印在罗斯福的脑海里。现在，日本和德国是在为昨天投资，而罗斯福则是在为明天投资。他让那些军事专家们的梦想破灭了，他并没有建立一支由3500万人组成的军队，而是把这一数字缩小到不及原来的一半。他还缩减了原计划拨给陆军和海军的预算，然后把这部分钱投入到了建设空军上去。
　　当这个战争总司令要求每个月要造出4000架飞机时，他的顾问们都在想，应该是一年内才能造出4000架吧。毕竟这之前的两年中，美国一共才造出800架飞机。但罗斯福很快纠正了他们。罗斯福对战争的设想将靠那些飞行员小伙子们去实现了。

　　第八章　非常任务
　　如果现在你们当中有谁不想去的话，只管告诉我好了。因为你们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
　　——吉米·杜立特尔；引自《洛杉矶时报》
　　1941年12月21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两周后，罗斯福总统将他的军事智囊团请入了设在白宫二楼的私人书房。罗斯福的“三大将”分别是不苟言笑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和蔼可亲的陆军航空司令亨利·阿诺德以及专横跋扈的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将军。这三位掌管陆海空三军的将军随时准备着派遣军队和调拨军事装备。他们成天研究地图，统计数字。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十六位，位于葡萄牙、瑞典、瑞士、罗马尼亚之后，对于美国而言到处都存在着挑战。
　　然而，罗斯福对这些具体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他用心去感受美国的脉搏，经过把脉，他明白了这个国家此时最最需要的是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背靠着从威克岛到菲律宾的保护屏障，珍珠港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了偷袭。美国在一天之内受到了如此令人沮丧的打击，这样的事情决不允许再次发生。
　　罗斯福请求他的顾问们想办法将敌人“从珍珠港赶出去”，并且要派美国的飞行员去轰炸日本。马歇尔、金和阿诺德认为总统的这种想法不可行，根本不予考虑。他们知道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美国同日本一样，军械库里有两种基本型号的飞机：陆基飞机和舰载飞机。舰载飞机体积相对较小重量较轻，因此可以在较短的航空母舰跑道上起飞和降落。它们的大小正适合做战斗机和轰炸机，但就载弹量来说，舰载飞机就比不上它的老兄陆基飞机了。陆基飞机更大更重，也能飞得更远，它需要更长的飞机跑道才能起飞。但如果一架重型地面轰炸机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话，就可能会将航母上的木质甲板击穿。
　　舰载飞机的航程远远小于陆基飞机。日本空军在袭击珍珠港后马上得以抽身且基本上毫发无伤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事件发生的太突然。而日本人现在的警惕性很高，一旦美国的航空母舰接近日本岛的话就会被探测到，进而必将遭到攻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的陆基飞机可以从苏联远东地区飞往日本。可是约瑟夫·斯大林正为了本国的生死存亡在欧洲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他表示苏联在对日战争中将保持中立，拒绝了盟友美国的飞机从苏联境内起飞的要求。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然而，罗斯福却仍然坚持要轰炸日本。为了鼓舞民心，他要让全国人民看到这一记漂亮的本垒打。他知道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曾在宣战书中大肆宣扬，“胜利的关键在于必胜的信念”。而美国人在受到了战争的冲击后，此刻最需要的就是用信念来打一针强心剂。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罗斯福只要一见到他的军事智囊团就劝说他们接受他的想法，他认为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凌辱，只有轰炸东京才能雪耻。可是，这个想法怎样才能得以实现呢？没人知道。
　　后来有一天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金将军的一个助手在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检查已经油漆好的飞机跑道。海军飞行员们用这个跑道练习运输机的起降。就在这时，一队“米切尔”（即B…25“米切尔”双引擎陆基轰炸机，以比利·米切尔将军的名字命名）从头顶飞过，这位海军军官注意到了这些飞机疾飞而过时投射在甲板上的影子。他突然意识到：一旦远程陆基轰炸机能够从航母上起飞又会怎样呢？无论美国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