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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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时，他还穿着便服和拖鞋。日本海军的电码非常复杂，在截获的电码中，罗切福特和手下的人只能读懂其中的15％。尽管如此，有这15％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在杜立特尔空袭之后，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AF”。多少个失眠的夜里，罗切福特反复猜想，这个“AF”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或者是个什么地方呢？
　　罗切福特的直觉一向很准。他猜“AF”就是中途岛，在5月的早些时候，他就做好了铺垫。他在中途岛电台设有一小队卫兵，那时候他们的淡水快用尽了。两天后，罗切福特侦察到了日军一条电码说“AF”的淡水用完了。瞧，果然猜中了！他得出结论：中途岛将会成为日本海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实际证明，罗切福特的这一发现是太平洋战争中情报部门所取得的最有效的一次成功。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的舰载飞机与一队低空飞行的美国飞机发生了激战。日本飞机未曾想到，美军还有另一队高空飞行的俯冲轰炸机跟在后面。日本的零式战斗机飞得很低，几乎和航母甲板同样高度，他们击退了第一波美军飞机，而这样恰好为高飞在上的第二波美军飞机清空了战场。这一次，上帝又站在了美国一边。
　　“我一路冲下去的时候，没有一枪一炮对准我，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来了。”飞行员迪克·贝斯特回忆道。“我把飞机拉高，看到我们打出了第一炮只见粗粗的一股浓烟从整艘军舰上冒出，至少有200英尺那么高甲板下的情况一定糟透了一艘航母就这样毁掉了。即使是现在我还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天的那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5分钟后，3艘日本航空母舰都遭受到了美军俯冲轰炸机的致命打击；第二天美军又击沉了第四艘日本航母。6个月前美国在珍珠港遭到了偷袭，这次在中途岛美军飞行员共击沉了日本6艘航空母舰中的4艘。
　　山本的美梦破灭了，日本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失败了。在中途岛大战之前，日本拥有6艘大型航空母舰，而美国只有3艘。可在这次战斗中，日本失去了4艘航母，6艘其他军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300多架飞机连同机上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起被美军击落——日本的海上力量被大大削弱了。美国的空军力量在5分钟内就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正如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所说，“中途岛海战之后的两年内，日本的造船厂加班加点工作，想再造出6艘航空母舰。但与此同时，美国却增加了17艘，此外还有10艘中型航母，以及86艘护航航空母舰。这些数字频繁出现在各种战争资料中，也注定了日本在战争中的下场。经过了长时间的艰苦战斗之后，这一点最终得以证明。”
　　然而，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中途岛战役中，日本水手从水中捞起了三名美国飞行员，并残忍地杀害了他们。其中两名被绑上铁链扔进了海里，另外一名则被日本兵用斧头活活砍死。
　　
　　1942年8月28日，在杜立特尔空袭中被俘虏的八名美军飞行员被带上了法庭，因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接受“审判”。“他们用日语宣布了我们受到的判决，”鲍勃·海特说。“我们并不知道那最终判决究竟是什么。翻译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刚说完，我们就被带走了。”
　　10月14日，来自得克萨斯州罗伯特李的28岁的迪安·霍尔马克、来自南卡罗来那州达林顿的23岁的比尔·法罗，以及来自堪萨斯州勒伯的21岁的哈罗德·斯帕茨被告知，他们在战争中犯下了罪行，第二天就要对他们执行死刑。当时，这几个小伙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已经于1942年8月13日通过了敌军飞行员处理法案。这项有追溯力的法律规定，那些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美军都要被处以死刑。所有八位飞行员都被判为死刑，但鉴于天皇的“仁慈之心”，另五位飞行员得以减刑，被判为终身监禁。”然而那5名免于一死的飞行员并得不到“战俘”那样的对待，他们被定为战争罪犯。一条军规声明，“对战犯的处置办法将不会依照普通战俘的标准，即使有交换战俘的规定，这些战犯也不能被遣返回美国军队。”这些已经成为日军的官方政策了，所以这些飞行员必须得死。
　　日军的狱卒给迪安、比尔和哈罗德准备了笔和纸，让他们最后给家里写封信。
　　迪安当时虚弱的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给在达拉斯的妈妈写道：“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只是告诉我，说我很有可能被处死。我怎么也不相信我是个战俘，原以为我会一直被这样照顾着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还试着与他们合作，因为我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我的角色已经扮演完了。”
　　比尔给他在达林顿寡居的妈妈这样写道：“别为这事儿感到忧伤。您要记得，上帝会让一切好起来的，我们会在他那里再次见面的。”在另一封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他写道：“对我而言，你就是我的惟一，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比尔感谢她“让我这一辈子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好姑娘”。他还补充道：“请常给我妈妈写写信，安慰安慰她，因为她一定很需要你——她觉得你是个好姑娘。”
　　哈罗德给他鳏居爸爸写的是：“如果说我长大后这些年里得到了什么的话，我愿意把它们都送给您，还有，爸爸，我想让您知道我很爱您，愿上帝保佑您。您要记得我是个战士，是为祖国战斗而死的。”
　　战争结束后，人们在日本的军事文件里找到了这几封信。事实上，监狱的办公人员根本就没有寄出这些信。
　　1942年10月15日的早上，三名被宣判有罪的飞行员小伙子被铐住双手运往了上海第一公墓。前一天晚上，木匠们已经钉好了三个木头十字架，而眼下已经把它们插在了刚刚割下的草堆上，相互间距20英尺。
　　监狱长立田走近他们三个。“我对他们说，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你们也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当你们被处决的时候，也就是你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会赋予你们荣誉。我还让他们三个祷告，于是他们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就开始祷告。我说，‘你们马上就要被绑在十字架上了，绑好之后，人的信仰和十字架就连为一体了。所以，请相信上帝。’听到这些他们笑了，说他们很清楚这些。我接下来又问他们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们说没什么要说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全部对话。”
　　比尔、迪安和哈罗德被带向了十字架，然后背靠着十字架跪下了。卫兵们为他们取掉了手铐，并把他们的手腕绑在了横木上。他们的脸上被蒙上了白布。卫兵们还用黑笔在白布上画上一个“叉”以标明前额的中心位置。
　　射击班站在20英尺开外，边上的神道教祭坛里燃着熏香。“各就各位！”指挥官喊道，“开枪！”
　　三声枪响后，三位飞行员小伙子的头猛地往后一撞。鲜血立刻喷了出来，瞬间将蒙在脸上的白布染红了。
　　四天后，日本用英语广播道：“那些美国飞行员残暴无情，丧心病狂他们向我们的非军事设施投下燃烧弹和炸弹，毁了我们的医院、学校和百姓的房屋。他们甚至在俯冲的飞机上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学生。他们被抓获以后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依照军事法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则报道中说出了三位飞行员的姓名，但并没有提到他们受到的刑罚方式。
　　太平洋战争进行到那个阶段，日本早期的优势大部分保留了下来。1941年末，日本军队已经夺取了太平洋上最西的美军基地威克岛。美国1942年2月在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发动的反击削弱了山本的作战力量。美国的飞行员为了拿下新几内亚群岛的腊包尔同日军打了几场硬仗，日本当时正在把腊包尔改建成他们最大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但美国并没有成功。1942年5月在珊瑚海战役中（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对航母的战役），日本有两艘航母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他们还是经受住了打击，且巧妙地战胜了盟国的军队。
　　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海军飞行员接受训练，准备投入到广阔太平洋上的战争中去。这些飞行员将要在那里参加战斗。没错，他们是士兵，但他们却并非由于身上发达的肌肉受到重视，而是因为他们有聪明的头脑。一大批战士们所受训练的内容不仅是怎么提高飞行技巧，还要学习相关的知识。这些小伙子们要学会导航、航位推测法、地图分析以及处理各种细小的机械难题。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海军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由训练场和征用的大学校园组成。训练设施被发送到全国各地。飞机场本身并不占太大的地方，飞行员们的居住区面积同陆军和海军的相比也是差不多大小，但在练习空降的时候，飞行员们就需要宽广空旷的空地来进行训练。
　　那些即将投入空战的战士们需要数平方英里的得克萨斯天空充当他们的训练场；那些俯冲轰炸机在布满岩石的加州山脉上空呼啸飞过，寻找空旷山谷中已画好记号的训练靶子，然后朝靶心投下炸弹；鱼雷轰炸机飞翔在墨西哥湾蓝绿色的水面上，练习如何打中那些训练用的救生筏，或用机枪射中拖在训练机身后的靶子套。所有这些飞机里面，机枪手都是膝盖贴着脸颊蜷在炮塔里随着飞机一起旋转，而炮塔下面的无线电技师则在那里发送摩尔斯电码。
　　飞行员当时的地位很高，受到很多女孩子的爱慕。但每个硬币都有另一面。很多时候，飞行员是个很残酷很危险的职业。比如你的一个朋友在坠机事故中被烧死了，当你看到马铃薯田里那堆冒着黑烟的烧焦了的尸体时，自然感到悲痛欲绝。当你亲眼看到伙伴们在一次夜间飞行中从地平线上消失而俯冲到海里的时候，心里难免痛苦万分。即使是在地面上，当你看到昔日好友不小心被身后高速旋转着的螺旋桨削掉了胳膊时，也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平时，飞行员们之间很少谈论这些事情，但其实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些小伙子们知道，当他们能对别人造成致命打击的时候，他们的职业对自己来说也是致命的。
　　在1942年11月21日那个极冷的冬日早晨，18岁的航空军校学员乔治·布什第一次独自驾驶着一架训练机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机场上起飞了。“没当过飞行员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第一次独自飞行时的喜悦之情的。”布什后来解释说：“我们单独飞行过的人都觉得飞上天时自己有10英尺那么高，非常了不起。”
　　布什当时驾驶的是一架斯特尔曼N2S飞机，这是一种开舱式复翼飞机，又称“黄色警告”。阿奇·克拉普回忆说，它之所以被叫做黄色警告是因为“我们那些新飞行员是很危险的，其他人最好当心点。因此这种训练机被涂成了明亮的黄色”。很多斯特尔曼N2S飞机在训练时都坠毁了，有时候学员们把它戏称为“洗衣机”，因为很多训练者在驾驶失败后都被“洗掉”了，也就是被淘汰了。但是这种飞机很结实也比较安全，所以被选作训练机，尽管它的座舱不是封闭的，在明尼苏达的冬天里飞行常常会感到异常寒冷，但这一切对布什来说却算不上什么。他非常喜欢驾着飞机在冷风中呼啸而过的感觉，这让他想起小时候在缅因州的时光，就像坐在一条小船上。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战争对他来说还只是历史书中出现的字眼。
　　“第一次独自飞行对你而言，就好像爸爸第一次对你说你可以开着家里的车出去一样，”来自西雅图的比尔·康奈尔告诉我。经过几周空中和地面训练之后，你就可以独自驾驶飞机飞行了。你所操作的每一步都是第一次。耶西·诺尔在前往太平洋参战之前是个教练员。“我把他们带上飞机后，就开始‘手把手’地教他们，”他说。“训练机上有两套操作装置，一套给飞行员学员用，一套给教练用。学员把手放在操纵杆上，脚踩在踏板上。在我起飞和着陆的时候，他就可以感受到我是怎么操纵飞机的。轮到他的时候，他便通过模仿我的动作‘完成操作’。当然，我的手和脚是决不会离开控制装置的，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他的每一项操作是正确且安全的。”
　　布什后来回忆起学习飞行时的经历，“我在踏上飞机的那一刻并没有太清晰的想法，但我就是想当一名飞行员。我在地面上已经学习了很多知识，通过了导航测试，了解到引擎工作的原理。然后就上飞机了，身边还有教练指导。他告诉我该做什么。用多大的劲儿去踩脚踏板，往这边转。我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去操纵飞机。剩下的就是个功夫活儿了。渐渐地，就会感觉到高度的存在，就会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当然还要学会怎么使飞机停下来，等等。我非常喜欢这些。飞行时的感觉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感觉都无法比拟的。”
　　“当你的教练对你的表现表示满意，确保你已经不会出事儿的时候，就会允许你自己开了。”阿奇·克拉普说道。“这回轮到你自己了。你的教练会教给你点新东西，然后他就站在地面上看你飞行。慢速旋转、翻筋斗、怎样在快速旋转后稳定下来，等等。你得让你的飞机听话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每个飞行员单独飞行过之后，经验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了。”海军飞行教练罗伯特·班塔解释道。“经验成就飞行员。最好的飞行员经验也最丰富。我们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在空中练习。”
　　“就像开汽车一样，”利兰·霍尔德伦说。“不同的是你要在三维空间里运动，而不是在二维的空间里。开车时你只能向左或是向右。但开飞机时你还可以飞上或飞下。”但对有些人来说，即使是这样的比较也没有感受过。来自密歇根郊区的约翰·勒伯夫回忆道：“我学开飞机之前根本没开过汽车。事实上，我是在有了400小时的飞行记录之后才开始学开车的。”
　　相对而言，空战还是比较新型的战斗方式。与其说它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但那些飞行员小伙子们却学到了一系列的进攻性和防御性动作。其中有些看起来很简单比如翻个筋斗，或是做个横滚——这些都是特技飞行中才有的旋转，可以用来吓唬那些缺乏信心的敌方飞行员。但其他动作就要复杂得多了。急跃升就是在飞机上升过程将飞行方向调转180度，如果转不好的话，就会导致机毁人亡。伊麦曼翻转就是将半个筋斗和半圈旋转结合起来，这样既能使飞行员的飞行高度上升，又能将方向调转为朝向敌人的方向。但如果这个动作做得不到家的话，飞机就会失速，发动机的动力一旦停止，就会为敌军的机枪扫射提供绝好的机会。飞行员们学会了如何选用最佳动作来对付敌军的各式飞机。打个比方，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易于操作，机动性强，至少在战争初期时比盟军的飞机飞得高。在飞行速度不超过每小时250英里的情况下，它的快速移动、转弯和旋转动作都可以完成得非常出色，并带有很强的威胁性。但美国的飞行员小伙子们渐渐发现，这种零式战斗机的机翼尽管很轻，但其形状只适合升高，并不适合做俯冲的动作。当速度超过每小时300英里的时候，日本飞行员就难以驾驭他们的飞机了。只要美军能使空战时的飞机保持较高的高度（这样就能找到俯冲攻击的机会，而高度较低的话，就会促使他们采取爬高策略）和较快的飞行速度，就能够占据明显的优势。零式战斗机还设计出一种急转动作，但向左迅速旋转时的速度比向右旋转时的速度要快。飞行员们注意到了这些攻击中的方式，并充分利用敌人的那些弱点。随着战斗的进行，他们最终可以消灭掉那些经验不够丰富的和飞行技巧不高的敌军飞行员。
　　海军飞行员每按照训练大纲完成一项，训练人员就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和评估，以确定他们学到了“真东西”。如果他们有哪一项操作完成得不好就会被淘汰。“很多人不具备飞行员应有的身体协调能力。”乔治·布什的教练泰克斯·埃利森对我说，“我们会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然后把那些不适合开飞机的人淘汰出去。”
　　这些初学飞行的飞行员必须得懂力学和物理学。“你得明白机翼和螺旋桨的工作原理。”飞行员查理·布朗对我解释道，“机翼的下端是平的，而上端则是呈弧面的。飞机飞行时，机翼上端与空气接触面积较大，因此产生了向上的浮力，使飞机能够在空中飞行。螺旋桨的桨叶是呈角度安装的，这样当它旋转时可以卷入空气，产生推动飞机的动力。所以，靠机翼的形状升起飞机，靠螺旋桨的旋转推动飞机。”对飞行员来说，有些知识是必须掌握的，因为这些知识与他们的生命安全密切相关：如果速度不够，飞机就升不起来，但如果在不合适的角度速度过快又会导致灾难性的事故。
　　查理·布朗回忆道，最难掌握的飞行技巧就是着陆。“当你飞到终点时，你开始减小发动机马力以减慢飞行速度。这样一来，空气给你的向上的力就会减小，你就可以慢慢降落了。每架飞机都有相应的失速速度。你在着陆时的速度要比失速速度快一点点。就在你快接触到跑道时，把操纵杆向后一拉，飞机的机头就会翘起来，这样飞机就会慢慢停下来，着陆也就成功了。”
　　每个飞行员都要学会如何着陆，而海军飞行员的着陆方式是最危险的。对他们而言，航空母舰就是一条又窄又短的跑道，待飞机升空后它就航行到其他地方了，有的时候在起飞时，甲板还会以5英尺至16英尺的幅度上下颠簸或左右摇晃。降落到甲板上也是一桩难事。军舰甲板上扯着很多钢索。飞机在甲板上降落时必须放下尾钩来挂住这些拦机索，这样就会阻止飞机继续向前滑行。正如查理·布朗描述的那样，“当你紧急降落在甲板上时特别希望能钩住一条绳子。”哈罗德·韦格纳对我说：“有人用仪器给现在的飞行员作过测量，发现他们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时的心跳速度比在作战时还要快。”
　　“你是怎样在航母上降落的呢？”我问乔治·布什。他狡黠地笑了一下对我说，“非常小心”成功降落的关键就在于飞行员对降落信号员的完全信任。降落信号员通常是一名经验老道的飞行员，他用手中的板子给即将降落的飞行员打信号。这些用来打信号的板子就像个半截的网球拍，表面缀满了彩色的布条。有了这些布条，信号员在挥动信号板时就不用担心甲板上刮起强风导致飞行员看不清信号了。“你完全依赖信号员的指示，”乔治·布什说。“你飞得太高了，你的速度太慢了，这些他都会打出信号告诉你。当他打出‘降落信号’时你才可以降落。你把自己的安危完全放在他手里。”查理·布朗解释道：“降落信号员会打出‘降落信号’或是‘重新降落’的信号。看到降落信号你就可以降落了，但看到重新降落的信号时，你就要开足马力再盘旋上几圈后才能再次尝试降落。一旦他给出了降落信号，你就不可以再继续飞了，否则就要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战斗机飞行员洛厄尔·伯纳德给我讲述了夜间在航母上的降落情景。“在白天降落已经够我们受了，”洛厄尔说，“但在没有任何灯光的漆黑夜里练习着陆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哈罗德·韦格纳记起了一次极其恐怖的夜间降落：“那天晚上没有星星，我看不见海平面，没有灯光，根本看不见海水。我们独自驾驶飞机飞行。有两架飞机都开进了海里。当我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真是太恐怖了，浑身都是冷汗。”
　　飞行员在空中战斗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棒球比赛中的四分位，但一支球队里还需要有其他队员。比如那些经过特别训练的无线电技师、雷达员、地面机械师、机枪手、投弹手等。只有这些人齐心协力共同战斗才能使一架飞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
　　战舰飞行员主要有两种。阿奇·克拉普告诉我：“你必须想好自己究竟是当个战斗机飞行员还是当个轰炸机飞行员。”战斗机轻盈速度快；轰炸机个头大，允许较大的载荷量。但这两种舰载机都比陆基飞机要小。
　　比如战斗机飞行员华伦·厄尔·沃恩驾驶的就是一种单座快速飞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击落敌军的战斗机。在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前几个月里，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哈韦空军基地接受了海军飞行员老兵们的严格训练。
　　华伦·厄尔开的是沃特F4U—1A，这种飞机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海盗”。该机型的速度很快（每小时超过400英里）且极易操控，“海盗”飞机的大小刚刚好（长超过33英尺，翼展41英尺），并且很结实。机上可装载6挺50毫米口径机枪，飞机本身重量14000磅的，使这种比日本飞机更适合空战。（从缴获的日本飞机来看，我们发现日本人通常不会给飞机加上装甲，为的是使它们保持较轻的重量，从而在较慢速度下易于驾驶，但一旦被狠撞一下，就立刻机毁人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