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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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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轮到岩竹所在的那艘军舰了。“一枚鱼雷击中了我们的船，”他回忆说。“船上的人都陷入了恐慌。我赶快跳了起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被压在下面。我看到我们的船裂成两半，很多士兵和船一起沉入了水中。”
一艘小货船救起了幸存下来的人，船上载满了士兵。小伙子们身上都裹着厚厚的一层盐，个个体力不支，船上找不到任何遮阴的地方，夏天的太阳无情地炙烤着他们，而且一滴水也没有。“有个家伙竟然把自己的尿都喝了，”岩竹先生回忆道，“还有一个人说他喝了海水，结果比不喝还糟。”
第二天有人大叫，“鱼雷！”船上的人都看到了鱼雷身后拖着的白色尾迹，但船长将船突然转向，避开了它。“我永远都记得当我们看到那颗鱼雷时的尖叫声，”岩竹先生说，“那是人们面对死亡时发出的哀号。”
一场暴雨缓解了士兵们的干渴。他们全都张着嘴躺在甲板上。在父岛登陆时，岩竹接到的任务是和一伙人去挖地道和洞穴。他们被告知，美国人最后一定会打到这里来的，岩竹现在必须靠手中的铁锤和凿子来挽救日本。
随着美国强大的航空母舰航行得离家越来越远，飞行员小伙子们渐渐意识到，战争就快来了。起初对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所做的那些假设和想象，现在就要变成真正的现实了。虽然日本人不太可能主动发起进攻，但他们那种“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惊人决心却表明，他们还是一个致命的敌人，飞行员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上头告诉我们，如果一旦被日本人抓到了，他们就会为了得到情报使劲儿折磨我们。”
正当吉米·戴伊乘着“本宁顿”号航母快要到目的地时，他一贯的乐观精神突然不见了。吉米得出了和弗洛伊德·霍尔同样的结论：他回不去了。为了缓解心中的痛苦，吉米给他“亲爱的老爸老妈”写了封信，信中说他们是他的好爸爸、好妈妈。
您和爸爸从来都不阻拦我做任何事。你们让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是我想要却没有得到的。
我的家不仅仅是个家，我的好朋友们都知道我家又干净又漂亮，我可以把好朋友带回家里，而且他们一定能受到你们的欢迎和最好的款待。同时，我们在家里还可以玩得很高兴，不像别的同学在家里时就像呆在瓷器店一样处处要小心翼翼。我想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有这么幸福的一个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多爱这个家。
吉米还提到了格洛里亚·尼尔兹，就是坐在沙发上温柔地搂着他的头的“那个女孩”。他在信中说，是“命运将我们分离”。他从来没有明说，也没有明确地写过“我将不会回来了”，但在这封信中，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知道如果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会特别难过，”他对父母说道。他说，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报名参军是他自己的决定。“我去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并不害怕去打仗，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吉米继续写道，他还告诉父母要坚强：“上帝与你们同在，他会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振作起来。我记得无论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你们总会说，‘我们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结果就真的解决了，所以我这次也一样。”最后一段他写道：“就写到这儿吧，再见了。上帝会保佑你们，让你们活下去的，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在一起的。”
对于一个要去打仗的年轻人来说，想到自己一定会死的还真不多见。当时流传着一个小故事，说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战前接受任务时，长官对他们说，“你们三个当中有两个不能活着回来了。”这时，他们三个当中的每个人都看着另两个人，心里想着，“那两个倒霉的家伙。”
在我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曾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我从来没听到过他们当中有人说，“我想我要在战斗中牺牲了。”而且我也从来没听过哪个活下来的人说起“他告诉我他可能回不来了”。调查中，我发现只有四个人说过他们再也回不来的话，他们是硫黄岛的升旗手迈克·斯特兰克和哈伦·布洛克以及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和吉米·戴伊。他们都曾对身边的人说过，“结局一定就是这样的。”他们四个说过自己会死，结果他们四个都说对了。
吉米从来没有对格洛里亚·尼尔兹说过他的这种想法，于是她继续定期给他写信，每晚枕着他的照片入睡。那是吉米穿着海军制服拍的一张特写照片，照片上的吉米有着迷人的蓝眼睛，好看的典型美国人的相貌。格洛里亚把这张照片放在了相框里。圣诞节的时候，她给吉米寄去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条围巾很漂亮，我正好能买得起，”她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我觉得他围上那条围巾一定很好看。”
格雷迪·约克和吉米·戴伊同在一艘船上，他也给家里写信。吉米知道信件检查员能看到他信里的内容，所以不敢写太多，但他却一遍又一遍地写到他有多么想家，那是些看了让人揪心的句子，比如“我觉得你们一定没有我这么孤独”。在一封信中，他按照实物飞机的样子画了三架飞机，他问妈妈，“您觉得我会成为一个画家吗？如果我这儿有颜料和画笔的话，我就会给您画张好看的图画。”
当舰队离战争越来越近的时候，格雷迪每天就安静地坐在那里画画，画那些天空中呼啸飞过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但他的画却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外表光鲜的飞机，事实上却是带来死亡和毁灭的机器，它们归根结底是战争的工具。这些飞机对日本人来说则意味着他们在面对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时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
就在格雷迪画画儿和想妈妈时，日本的一部新闻短片把无人岛描述成了“适合屠杀美国鬼子的地方”。还有一本杂志上宣称，如果越来越多的美国鬼子“被送进地狱，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清净”。
格雷迪·约克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敌人，敌人把他当成了一个野蛮的鬼子。但这个19岁的小伙子从来没有在信中说过他当时有多害怕，他只在最后一封信的最后的一句话写道：“为我祈祷吧！”
第十二章 航母战争
你的头脑告诉你不要上那架飞机，因为你将会死得很难看。但我们的头脑也告诉我们必须要为祖国做点事情。
——罗迪·道尔
载着飞行员们去打仗的航空母舰就像一座座漂浮着的美国小城。船上的小伙子们有地方看医生，也有地方剪头发。每天早餐喝咖啡的时候还可以看看船上当天的报纸。他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自己想看的书，也能在综合商店里买到想要的东西。水手们的日常工作很有规律，做礼拜、吃汉堡、玩篮球、洗热水澡，还能看电影。他们睡在干净的床铺上，穿着定期清洗的制服。
呆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一点儿也看不出他们是处在战争中。太平洋战争的战场是历史上最大的战场，航母舰队浩浩荡荡地航行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上。由于距离遥远，路上航行就要花掉很多时间。美国的士兵们从西海岸的海港出发，航程相当于从纽约到洛杉矶再折返那么远的一段距离，最后到达太平洋战场。
当厄尼·派尔看到在西太平洋岛屿上的战斗机被带回到珍珠港时惊讶不已，“这就像花两个星期把一架滩头阵地战斗机从意大利的安尼奥一路开回堪萨斯城一样。”
航行距离远是航母战争不同寻常的特征之一。欧洲战场的战斗中也有飞机参与作战。但那种战争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无非就是那种摸爬滚打，冷酷无情又不可开交的战争。但太平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这样的一场战争：飞行员们在铺着台布的餐桌上就餐后，马上起飞投入战斗，而飞机则有可能会被突然击落。飞机在这场战争中给数百万人带去了苦难，而飞行员们却几乎连敌人的模样也没见过。
飞行员是航母上最重要的乘客。他们可以使舰队富有攻击力，也能保护舰队的安全。过去那种大型舰船之间互相开火短兵相接的战斗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经过远距离飞行后抵达战场投入战斗。而这些容易受到空中打击的舰船可以靠船上的飞机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我们在船上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无线电技师乔治·弗莱施纳说道。“除了在飞行中我们有事可做，其他时间就是闲着了。我们会在指定的某一天飞行三至四个小时；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飞行任务的。我们真的感觉不到自己就是船上的一分子，反倒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件附属品。”
由于飞行员在战斗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他们在船上的住宿条件也最舒服。“和在陆地上比起来，我更愿意呆在船上。”飞行员沃尔特·斯通布雷克说道。“在航母上，你住在装有空调的营房里，条件又好。房间虽小，但却整洁有序。你还有一张书桌。而且吃得特别好。有人每两天为你洗一次衣服。你还可以剪头发。我在岛上的朋友们住的是帐篷，在泥里排着队用铁盘子吃饭。我在船上过的可真是一流的日子。桌上铺着亚麻台布，吃饭时使用的是精美的餐具，简直就像是在五星级酒店里。还有一点就是，船上的一切都特别干净。每架飞机都特别干净，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机会被弄脏。”
机枪手和无线电技师都是士兵，他们和飞行员们住的地方是分开的。“我们把军官们的营房称作‘上帝的国度’。”乔治·弗莱施纳回忆道。海军中，士兵和军官是被严格划分开来的。他们之间不可能有过多的交往，在船上，他们各过各的生活。“就连我们上船的时候，走的都是不同的踏板——士兵和军官们各走各的。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敌对——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在航母上有一个地方是所有人都可以去的，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他们都可以去“准备室”呆着。“准备室就像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人的又一个家。那儿既是办公室，又是教室，还可以是电影院，或者是客厅。墙上有公告牌、图表、地图、海报，还有简报指南。”准备室相当于一个“控制中心”，所有人都在那里接受任务，进行战后汇报，有的时候还可以闲呆在那里。“我们在那儿看书、玩闹、打牌、玩多米诺骨牌、下跳棋、熨衣服、休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文斯·卡纳扎说道。“准备室每天都24小时开放，”弗莱施纳补充道。“军官们坐在前面，我们坐在后面。我们不和他们打交道，甚至不和他们一起玩牌。”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解释说，“尽管我们和那些士兵们共用一个准备室，但等级制度还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军官，他们是飞行员。”
“准备室里非常舒服，”文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安乐椅，就像你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样，就是不像现在这么软。每把椅子下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存物柜，休息室后面还有更衣室，我们的飞行服、降落伞背带、手枪、小刀都锁在那儿的柜子里。”飞行员们都知道这些柜子对他们来讲是多么重要。“我们在准备室里就是不停地讲话，我们整天坐在那儿就是不停地聊天儿。有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那个时候都聊些什么啊？”罗迪·道尔回忆道。
“准备室外面是一间小厨房，”无线电技师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说，“我们随时都有东西吃。那些没去飞行的人总会为那些外出飞行的伙伴们准备一些吃的东西。那儿有三明治、咖啡、牛奶和果汁。”“我们常吃的一种快餐就是把罐装咸牛肉和腌菜搅和在一起，然后夹到肉糜糕里，放在盘子上就着三明治或者饼干一起吃。”
但这些只是我们在准备室里吃到的东西。士兵们的一日三餐通常是在食堂里吃的。“我们吃脱水鸡蛋拌番茄酱，”文斯回忆说，“我们常吃斯帕姆午餐肉，加上菠萝、番茄和卷心菜；吃煮牛肉、牛肉干，新鲜土豆泥或者脱水土豆泥，罐装蔬菜，还有一种用牛肉饼和腊肠做的肉末。”
乔治·弗莱施纳说道：“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们吃不到任何红颜色的果酱，只有橘子酱。我总是在想，是不是哪个橘子酱生产商贿赂好了船上的什么人，他把我们的果酱都给垄断了。”
“我们在受到袭击时，”文斯说道，“他们就会把食堂关闭，理由是保卫食堂。他们会把水壶、蓝色瓷咖啡壶，还有两加仑的豌豆汤或蔬菜汤放好。那些咖啡壶被悬系在一根绳索上，这样船体摇晃的时候，那些壶也跟着一起晃。”
“我们一旦遭到袭击就会立刻冲到飞行甲板上去，”文斯继续说道。“每次都有人不断地告诉我们‘把甲板让出来！’于是我们跳到甲板上一阵手忙脚乱之后，还要再回到上面。这样一来，飞行甲板上就总有上百号人在那儿。而平时，我们本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但要我们不在甲板上待着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给那些机枪手们加油，每当他们打下一架飞机，我们就会高声欢呼。我们是普普通通的美国孩子——喜欢橄榄球、棒球，也喜欢这种刺激的游戏。”
出去打仗之前，飞行员和空勤人员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空中战斗情报员身上。“这些情报员会告诉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罗迪·道尔说。“情报员是个聪明的家伙，他会告诉你目标是什么，在哪里，怎么找到目标，目标建筑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袭击没有成功会发生什么状况，如果不得不跳伞的话该怎么做。”
“当有哪一组人完成一次袭击回来的时候，”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说道，“他们就会给剩下的人讲述他们的经历，每个人都听得非常认真，这些人对你的所见所闻特别感兴趣。毕竟，他们紧接着也要去飞行了。”在返回的飞行员当中有个规矩，拉尔夫回忆说：“每次我们袭击回来后马上就去医务室，然后我们会喝上一小杯两盎司的威士忌让自己神经平静下来。”每次平安归来时，感觉心都快跳出来了。
航母上的飞行甲板是个异常危险的地方：上面旋转的螺旋桨随时都有可能削下你的胳膊，挥发性的燃油随时都可能被点燃，炸弹也随时都可能爆炸。在甲板上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像跳芭蕾舞一样精心设计好每一个动作。“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有团队精神的行动就是在航母上面。”飞行员波特·戈尔登说道，“在航母上，我们工作日程的紧张程度比在地面上要高四到五倍。每个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日程安排行事，这种紧张的神经要贯穿一天24小时。”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错误都会引来灾难：一个螺栓松了就会造成飞机在起飞时操作失灵，然后爆炸成一个火球；飞行员在降落时提前几英尺着陆都会造成飞机撞到航母而坠入海底；飞机在枪林弹雨中降落也是极其危险的。灾难出现的可能性随时都存在，这就需要飞行员靠迅速的反应来避免事故的发生。机组成员斯帕奇·弗雷泽尔记得当时亲眼看到一架鱼雷轰炸机着陆时，炸弹舱中一枚点燃的炸弹掉在了甲板上。那一幕可怕极了，斯帕奇立刻就吓呆了。这时，一个叫巴格莱昂纳的甲板水手“就像棒球比赛中二垒手那样向前滑去，肚子着地，趴在那里。他从皮带上拿下扳手直接把弹体上的导火索钳灭了——整个过程他就一直趴在那里没站起来，随后他把炸弹抱起来向身后扔去。炸弹先是砸在了飞行甲板上，然后弹到了水中——‘砰’的一声，爆炸了。整个过程在不到10秒钟内就完成了。”斯帕奇说，“如果当时没有他，我现在就不能在这儿给你讲这些了。”
事实上，头脑稍一疏忽都会造成严重损失。1945年3月，一名飞行员从“伦道夫”号航母上起飞，但是很快就报告说出现了紧急状况，原因是油压在逐渐下降。他得到指示让他在“约克镇”号航母上降落，那里已经准备好接收飞机降落。这位飞行员升空后已经架好了机枪，还额外准备了一箱机油，也就是飞机机身下面携带的那种可丢弃的“副油箱。”但是由于当时他太紧张，竟然忘了把机枪关掉，也忘了在降落之前把副油箱丢弃。
着陆成功了，但当他的飞机尾钩挂住拦机索时，飞机虽然停下来了，可副油箱却掉了出来，一直向前滑去。装满了航空燃油的油箱滑过了旋转着的螺旋桨，燃油马上就被引燃了，甲板上顿时火光冲天。于是水手们快速跑上前去控制火势，但却遭到了飞机上机枪的袭击。“那个飞行员在降落时本能地向后拉了驾驶杆，结果导致机枪的扳机也被扣动了。机枪不停的朝甲板和船上的建筑发射出大量的50毫米口径子弹。”后来，被严重烧伤的飞行员和七名中弹的水手被火速送往医务室。
乔治·布什记得当时看到一名飞行员掉下的一条腿在甲板上滑，到了他面前停住。那架鱼雷轰炸机的尾钩没能钩住拦机索，所以飞机撞到了一个金属防护栏上。那条腿就“颤抖着从他的身上掉了下来。那个可怜的家伙只剩下了一条腿。我们这些站在那儿的年轻人都吓坏了，这时候，那个大个子的飞行员‘走’了出来，对船员们大喊道，‘好啦，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一下，’然后所有人一下子就又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一切就是这样进行的。阿奇·克拉普给我讲述了他看到一位好朋友死去时的情景：“有个家伙燃料用完了，结果就在船边上掉进了海中，”他说道。“他还试着打开座舱罩，结果没打开。我们当时认识他有一年时间了，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淹死了。”
当然，离开航母后更加危险。
“有一次，我们几艘航母上的200架飞机都在空中飞行，但当时的能见度为零，”机枪手罗伯特·阿克布洛姆回忆道。“你当时根本看不见自己的手，而且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撞到什么。天哪，好多飞机撞到了一起，死了好多人。真让人感到后怕——你连自己的手都看不到，那可真是一次危险的飞行。”
导航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那时的飞行员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通讯工具和导航设备。在苍茫的太平洋上飞行确实是件有挑战性的事情。很多飞行员起飞后就再也没回来，有的人是因为迷路了，有的是燃料用尽了，还有人被高射炮打中后坠毁了。很多幸存者们心中都有许多令人痛心的经历。
1945年2月17日那天，飞行员乔治·梅纳德的飞机受到了日本防空火力的猛烈袭击，他知道自己无法返回航空母舰了。飞机上的无线电不能用，但同他一起飞行的另一架飞机上的驾驶员用手势告诉他，如果他现在跳伞的话，下面的美国驱逐舰会接住他。
然而当梅纳德打开座舱罩时，那罩子一下子飞到了空中，连在上面的绳索从他胸前拉过，把它牢牢地固定在了座椅上。现在梅纳德只能用膝盖控制着他那架不停旋转的飞机，心里想着到底怎样才能活着出去。他试着拿出小刀，然后开始割身上的绳索。“先是割断了一股，”梅纳德回忆道，“然后又割断了一股，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最后，整根绳索都被割断了。这个过程花了五分钟时间，但当时竟觉得有一辈子那么长。”
他最终跳伞逃出来了，但他身上的救生背心在空中就意外地开始充气了。这使他无法把手指头放在胸前的皮带上解开降落伞的背带了。当他掉到水面上时，风把它的降落伞吹开了。他发现自己就像一枚导弹似的掠过海面，脑袋在海浪中穿行。“我想，好吧，如果我把自己的呼吸节奏调节成和海浪的拍打节奏相同的话，也许就能坚持得久一点，这样就能等到驱逐舰把我救起，”他回忆道，“我尽可能那么去做，但后来，我的呼吸没办法跟得上海浪的节奏了，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个情景就是，我抬头看着四五英尺之上的水面，想要呼吸。于是我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像一个变阻器瞬间熄灭了所有的灯，我一下子浮出了水面。”
后来“陶西格”号上的船员钩住了他的降落伞，把他拽上了船，但从医学角度来讲，梅纳德在上船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的脸和指尖都呈紫色，呼吸也已停止。但经过人工呼吸后，他竟奇迹般地有了反应，终于活了下来。他准备有一天能再度飞向蓝天。
1945年4月8日，“伦道夫”号航母上的飞行员杰伊·芬利在冲绳岛附近的水域被击中了，他在一阵眩晕中跳伞了。当他恢复知觉时，发现自己正在水下15英尺的地方。“我很高兴我是头朝上脚朝下的，因为如果反过来的话，我就会一直掉到水底了。”芬利挣扎着给他的救生筏充了气，然后就蜷缩在上面，浸着五英寸深的冰冷海水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掀开身上的雨布。我向海平面直接望去，看到的全是水。我又往高处看了看，依然全都是水。接着我又往更高的地方望去，结果看到了更多的水。多可怕啊！我随着波浪起起伏伏，可我竟然一点也没感觉到。”
芬利在他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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